【原典】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译释】
孔子说：“颜回的为人啊，选择中庸之道，得到一个善端，就诚恳实在地牢牢记在心上而再不让它失去了。”
1践行中庸需要内在的自觉性
颜回为人处世选择了中庸之道。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真正继承他衣钵者，颜回几人而已。原因何在呢？在于颜回选择并终身实践中庸。
作为孔门的高足，颜回经常被老师推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庸之道方面也不例外。一旦认定，就用心体认，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这是颜回的作为，也是孔圣人的风范。他“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而一般民众则“鲜能久矣”。在孔门弟子中，颜回以“克己复礼”著称，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他的这一品格无疑是他能够施行中庸的根本原因。
颜回还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的一个优点是沉默不语——听老师讲道，却终日不语。为什么不语？他在思考如何把老师的雄才大略应用于具体实践当中。所以，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而颜回是一个实践家、践行家。孔子有颜回所不及的地方，而颜回也有孔子所不及的地方，可谓教学相长。
中庸之道在颜回身上的体现，一方面是“回不改其乐也”，当然孔子也不改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这乐是大快乐——充沛于心的智慧快乐和审美愉悦，这就是中庸。坚持中庸之道就在于不走极端，甚至在苦中也能感觉到乐，而在乐中能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和忧患的到来。
很多人把规律或道当做外在的一种强迫，总是要不断地要求自己警告自己被动地接受道，但是当把这种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觉性，再去实行道的时候，人就充满了本真的快乐。
《中庸》第八章是针对前一章那些不能坚持中庸之道的人而言的。以孔门高足颜回为例，说明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定不移，符合孔子“吾道，以贯之”的风范，同时也说明只有化外在的强迫性为内在的自觉性，才能坚守中庸的完美品格。
2时刻不放弃追求的目标
一般人在一个月（“期月”）之内就可能违背中庸之道，而颜回永远坚守中庸之道。颜回之所以能很好地践行中庸之道，是因为他用内在的自觉性，把中庸之道当做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时刻不放弃。
无论学道，还是习艺，时刻不放弃追求的目标，坚持始终如一，认准了就干下去，不改初衷，自然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真如俗语所说，老天不负有心人，百炼成钢，功德圆满。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其不朽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里，写了唐僧师徒一行西天取经的故事。《西游记》里所写的孙悟空等人物都是作者虚构的，那些降妖除怪的故事也都是作者虚构的。但在历史上，唐僧实有其人，取经也确有其事。
唐僧，就是玄奘，因他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而被誉为三藏法师，所以又称唐三藏。
玄奘出生于一个官吏家庭，全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隋朝政府在洛阳考选和尚，他在13岁时便被破格录取而出家当了和尚。唐朝初年，他去四川研究佛经，发现汉文佛经译得不完全、不准确，越研究，感到疑问越多，便学习了梵文，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去求取真经。
为此，他又来到了长安，邀约了同伴。本来准备启程了，可是，由于当初唐朝初建，突厥经常骚扰边境，朝廷便严禁私人出境，出国申请未被官府批准，原来约好的伙伴都不愿意去了。但这丝毫也动摇不了他西天取经的决心。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8月，他从长安出发，混在返回西域的客商里，过了玉门关，然后便孤身西行。
可是，他刚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县），便被都督李大亮看管了起来，硬逼着他沿原路返回。
后来，在一位好心和尚的帮助下，才连夜逃出了凉州。
快到玉门关时，他骑的马累死了。玄奘过了五座烽火台后，便进入了荒无人烟的莫贺延碛（音qì）沙漠，这就是号称八百里流沙的大戈壁滩。
他艰难地走了一百多里路后，实在口渴难耐，停下来喝水时，一不小心，皮囊里的水竟全都泼光了。极目所见，茫茫沙漠，一望无际，哪里还找得到一滴水呢？他咬着牙，又极度艰难地走了五天以后，感到天旋地转，昏倒了。到半夜，刺骨的寒风才把他给吹醒了。天亮了，他突然看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块绿洲，便踉踉跄跄地奔了过去。果然有嫩绿的青草，清清的泉水。“阿弥陀佛”，终于得救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苦难历程，玄奘才走出了浩瀚的沙海，来到了高昌国（在今新疆境内）。高昌国王听说唐僧到达，不仅派了使臣去迎接他，而且还请他讲经说法。
玄奘告别了西昌王以后，继续沿着丝绸之路前进。他从天山南路穿过新疆，又从葱岭北隅翻过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穆索尔岭），再经大清池（今中亚内侵塞克湖），到达西突厥叶护可汗王廷所在地的素叶城（即碎叶，今中亚托克马克），渡过鸟浒水（今中亚阿姆河），又折向东南，重新登上帕米尔高原，通过西突厥南端的要塞铁门关天险（在今阿富汗巴达克山），过了叶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整整走了一年，于公元628年夏末，终于到达了天竺的西北部。
玄奘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走进天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受到了一千多个手捧着香和鲜花的和尚的热烈欢迎。
当时，那烂陀寺已经有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寺内常有僧众一万多人。寺的住持（当家和尚）戒贤是位年过百岁的佛学权威，早已不讲学了。但是，这位佛学权威却被唐僧西天求取真经的精神所感动，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情谊，特意收玄奘为弟子，特地为他重开讲坛，用了15个月的时间，亲自给他讲解了最高深、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
在这里，玄奘用了五年的时间，精研了佛学理论。在寺里，除戒贤精通全部经论外，在10000多个和尚里，能通晓20部的仅有1000人，能通晓30部的仅有500人，能精通50部的仅有10人，而玄奘就是10人中的一人，成了博学的佛学大师。
公元636年，玄奘辞别了戒贤，外出游学。他沿着恒河先到了现在的孟加拉国，沿着印度半岛东岸南下，到了和现在的斯里兰卡隔海相望的达罗，又沿着印度半岛西岸北上，访问了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阿旃（音zhān）陀石窟，并曾一度深入印度半岛的腹地。然后，又西进到现在的巴基斯坦，再沿着印度河北上，到了现在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并在这里留居了两年，进行佛学理论研究。玄奘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天竺，被公认为天竺最博学的佛学大师。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带着六百五十多部佛经，历时18年，跋涉五万余里，经西域回到了长安。
这天，长安城人山人海，路两边摆满了香案和鲜花，锣鼓喧天，僧尼数万人排成长队，热烈迎接这位到西天取经凯旋的伟大英雄，并把他带回来的经卷和佛像安放在弘福寺里。
唐太宗被唐僧取经的精神所感动，特地派了宰相房玄龄去长安把他迎接到洛阳行宫里来，召见了他，极有兴致地听他诉说了西域和天竺的见闻，并劝他还俗，帮助自己治理国家，玄奘不肯，婉言谢绝了。
三月初一这天，玄奘从洛阳回到了长安。不久，便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并在慈恩寺修建了大雁塔，作为储经之用。经过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和译员们译出了佛经75部，共1335卷。另外，他还和辩机和尚一起，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游记记叙并描述了包括现在的我国新疆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地域地貌、城市风光、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宗教文化、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材料丰富、内容翔实、文笔严谨、准确可靠，早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对研究中亚、南亚和中国西部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有极为重大的学术价值。
唐玄奘难能可贵，就在于有去有回有始有终，所以他成了万世的表率。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是时刻不放弃追求的目标的积累所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刻苦修习的结果。
3认识到错误就立即改正
颜回“不贰过”，即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颜回不断地去思考、揣摩、实践。正是因为木讷“不贰过”而仔细体道，而且把这个道放在心中，“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且不断思考，不断改正错误，修正方向，所以颜回成功了。正唯此，孔子把颜回看做是自己唯一的同道。他评价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是孔子对学生的最高评价。
每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成功者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不犯错误，而是他认识到错误就立即改正，并能汲取教训，作为宝贵的经验。
秦王嬴政亲政后不久，做过一件非常糊涂的事情，这就是他下达了一道违反秦国传统做法和其本人执政方针的命令——“逐客令”，欲将六国在秦任职的客卿全部赶走。不过，在李斯的劝谏下，秦王嬴政最终撤销了此命令，没有对秦国的统一大业造成危害。
是什么原因使得嬴政一反常态，改变了秦国长期奉行的人才引进政策而下达这项命令呢？原来是东方国家对秦国施行反间计的结果。
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力最为弱小，又紧邻秦国，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首选目标。韩国国君实在不愿意轻易将祖宗传下来的“锦绣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便把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找来，让他肩负间谍的使命西入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转移秦国的注意力，改变韩国行将灭亡的可悲命运。
嬴政亲政第二年，郑国来到秦国，欲替垂死的韩国尽一点力量。在政治上已经稳固住自己地位的嬴政正想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听了郑国的计划，觉得对秦国有利，于是立即征发百姓，由郑国主持在关中东部兴修一条引泾水东注洛河的水渠。
郑国主持修建的这条水渠，计划全长三百多公里，建成后可以溉田四万多顷，工程浩大，确实会占用秦国不少人力、物力，但关中河道则可以改造得更加合理，水渠建成后遍布关中的咸卤地将会变成良田耕地，所以秦王嬴政即便没有识破韩王的计谋，他所做出的这项决策也没有错。这项决定也符合秦国一惯的重农政策。
只是韩王低估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尽管秦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这条水渠，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秦军的东攻计划。而且，当时在秦国兴修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并不止此一项，比如秦王嬴政的陵墓就在修建中，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一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没有完成，它常年用工在十几万人甚至更多。
俗话说“夜长梦多”，最后，韩王的阴谋终于让嬴政发现了，不善制怒的嬴政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郑国抓来，要问刑处死。嬴政气得发昏，朝中一帮长期不受重用的宗室大臣们觉察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秉朝政的好机会。因为，长期以来，秦国一直坚持客卿政策——至少欲有所作为的秦国君主都施行此政策——重用东方有才之士，或委以重任高位，或任为客卿随时谘问，宗室贵族在政治上都没有过高的地位，本国官吏若无大才也只能充任一般职务，掌不了大权。这项制度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长期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政治保证之一。
看到秦王怒气冲天，宗室大臣们乘机进言，称：“各诸侯国来秦国谋事的人，大抵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君主而游说秦国、做间谍的，请您务必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年轻气盛的嬴政犯了急躁的毛病，没有冷静地思考，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名字也被列在驱逐的名单之中。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追随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窗，学成以后西入秦国欲施展一番抱负。他因建议对东方六国施用反间计，拉拢了不少各国名士，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拜为客卿。
“逐客令”一下，秦兵立即堵在各宾客的家门口，不许申诉，押送他们即刻离都。在被秦兵押解出境的途中，李斯乘隙写成一部劝谏书，并设法请人送入宫中，向秦王进谏。
秦王嬴政读过李斯的上书，马上明白自己错了，他赶忙下令收回“逐客令”，并派人从速追回李斯，让他官复原职。
嬴政这种知错就改、见贤求教的特点，是其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的基础，也是他个人能力的重要表现。实际上，秦始皇嬴政的残暴只施加于两种人：一是百姓，也就是依法家理论根本不用关心、考虑的“小人”；二是他所愤恨的人，如行骗的方士，还有敌人等。而于他所敬重的人或对其有用的人，则只有威严，不施暴行，所以对茅焦、李斯、尉缭、王翦等，尽管他们多有“不恭”之辞或举动，但嬴政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他们，甚至连累官免职的事情也没有，相反，始终重用不疑。这就是嬴政与众不同之处，后世帝王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没有，包括唐皇李世民，对魏征不是时有微词，就是动辄要杀他的头。依嬴政的性格特点看，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嬴政有这一性格特点，是他比同时代的诸侯国君主更具威信的原因之一。
现在，李斯在秦王的脑海中再也抹不掉了。秦王为自己这个时代秦国又有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兴奋不已，也为自己因一时之气而险些将秦国推入不测之地而深感后怕。因此，秦王对李斯言听计从。李斯则平步青云，很快官至廷尉，执掌刑狱，并且在秦朝建立后不久升任为丞相。
“逐客令”撤销了，而对于那个险些使秦王铸成大错的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秦王嬴政仍不依不饶，非欲处死以泄其恨不可。幸好，郑国也是一个善辩之人，他对秦王说：此渠修成后，对秦国具有万世之利，关中许多不毛之地将辟为沃野。已经头脑冷静的秦王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不再加罪，命令郑国继续主持工程。经过数年的艰辛，水渠终于建成，从此关中瘠薄之地变成膏腴良田，灾荒减少，秦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直至最终平灭东方六国。
秦始皇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粗暴、残忍、独断，但是他有其十分可贵的一面，就像撤销“逐客令”一样，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他决不扭扭捏捏，而是雷厉风行地改正。这是决策者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这样的事在嬴政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
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因太后苟且事败，怒而迁之雍城，此事在秦国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举国上下议论纷纷，不赞成的人为数不少。余怒未消的秦王嬴政又下令：“有敢以太后之事劝谏者，乱刀砍死，并以蒺藜（带刺的刑具）划刺其脊背和四肢，尸体堆在宫门外示众。”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对待自己的臣下，年轻的嬴政的确手段毒辣。谁知自古忠臣不畏死，仍有27位大臣冒死进谏，但都是空有忠臣之心而无善言之口，嬴政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统统杀死，27具尸体都堆在宫门外。
杀死了这么多人，仍然有人敢继续以自己的口舌赌命，这次来的人叫茅焦。茅焦原是齐国人，不知何时西入秦国，也不知有何才能，虽被拜为客卿，但在政治上一直未显峥嵘，始终默默无闻，不过这次该他露脸了。与茅焦住在一起的宾客，听闻他进宫上言，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
接到茅焦求见的报告，也许是已经杀了27个人使秦王嬴政感到有所触动，这回他稍微客气了些，先派使者出殿提醒道：“不许以太后之事进谏。”茅焦回答：“正是为此事而来。”嬴政命使者警告茅焦：“你没有看到宫门外的尸体吗？”茅焦答：“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如今已经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来就是要凑够二十八之数。我不是怕死的人！”听到使者的回报，秦王嬴政火冒三丈，大怒道：“这小子是故意来违背我的命令的，速速加热鼎锅，把这家伙煮了，我看他如何横尸宫外去充数？马上召他进宫！”说完，按剑而坐，气得满嘴吐白沫。左右全都惊恐万分，为茅焦捏着一把汗。
茅焦进殿，不慌不忙地行过礼，对秦王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享国之人不忌讳亡国；忌讳死亡的人命不久，忌讳亡国的人不能保全。死生存亡之事，都是圣明之君迫切要听到的，不知陛下是否愿意听一听？”秦王怒容微敛，问：“此话怎讲？”茅焦更加放胆地说：“陛下有狂乱乖戾的举动，陛下自己不知道吗？”闻听如此犯上之言，秦王反倒平静了，他问：“都有哪些？我愿意听你说一说！”于是，茅焦历数秦王的过错，说：“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摔死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于咸阳宫，有不孝之行；划刺谏士，有桀、纣之举。天下人听说这些事情，就会瓦解四散，没人再倾向秦国了。我怕秦国会因此灭亡，所以替陛下感到很危险。我的话讲完了，请用刑吧！”说罢，除去衣服，伏在刑具上。
茅焦把秦王嬴政亲政以来所做事情几乎全都否定了。然而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尽管此时秦国军事力量强大，东方六国已经阻止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但是人心的向背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它对秦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着阻碍或推动作用。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加快统一的进程，必须尽最大可能争取人心，赢得政治上的主动，这一点年轻的国王嬴政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虽然怒气冲天但还不糊涂的嬴政听了这一席话，立即转怒为喜。他亲自下殿，一边扶起茅焦，一边说：“赦你无罪！请先生穿上衣服，我愿意向你请教。”随后拜茅焦为自己的仲父，封爵为上卿。
后来，茅焦进一步劝谏：“秦国正在图并天下，而大王有迁徙母太后的劣名，恐怕天下英雄听说，因此而背叛秦国了。”秦王一听现在只有此事尚可挽回，立刻套车挂马，亲率千乘千骑，赴雍城接母。太后极为高兴，回到咸阳后设酒宴款待茅焦，席间对茅焦赞赏有加，她说：“矫枉过正，转败为胜，安定秦国的江山社稷，使我们母子重新相会，这都是茅君的功劳啊！”
秦王嬴政接受茅焦的进谏，将母亲从雍城接回咸阳，此举毫无疑问给他带来了积极效应，至少在秦国内部可以起到操纵人心、安定胜局的作用，对统一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