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剑川一个叫做“海门口”的地方，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一个非常巨大的、足以震惊世界的木桩迷宫，这些神秘的木桩矩阵群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一区域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是什么样的秘密能够如此强烈地吸引着考古队，一次又一次地翻弄这片土地呢？
第一节 神秘的木桩迷宫
剑川县地处云南省的西北部，隶属大理白族。
在史学界素有着：“北敦煌，南剑川”这样的一种说法，地名背后所代表的是：敦煌莫高窟和剑川石宝山，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精品的这两座石窟，同时也是南北两条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深厚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剑川总是能够带给人们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海门口位于云南剑川坝子的南部剑湖的西南部，剑湖水经海尾河从海门口流出成为黑潓江，最终汇入澜沧江，过去的海尾河，河道曲折，海门口剑湖出水口一带常为浅水的沼泽地。
2008年1月，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闵锐率领一支由省、州、县三级人员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在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剥开覆在上部的土层，显露出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木桩。其中，仅DT1802、DT1803两个探方，在100平方米内就有木桩近600根，平均每平方米6根。这一奇异的现象最早是在1957年被发现的，随后，在1978年考古人员又在这一区域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对这一区域的第三次考古发掘。
1957年3月，人们在疏浚海尾河，拓宽河道的施工中，意外地挖到了一棵棵木桩以及大批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铜器。由此，确立了海门口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学价值。
1978年4月，为了进一步弄清海门口遗址的价值，云南省文化局又一次组织人员，对海门口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人们期待着第二次考古发掘能有新的、更大的惊喜，却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主持本次发掘的负责人突然死亡、大量考古资料也下落不明了。
剑川海门口第二次发掘以后，考古人员做了一次碳14的测定，测定的结果是距今2600年，时代大概相当于春秋时代。这个时代与第一次测定的距今3100年，出入很大，相差近500年。相差500年，就意味着从商周时期变成了春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两次测定的数据究竟那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在考古学中采用碳14测定的方法来确定生物体死亡的时间，并由此来推算出相关的年代，这是目前所能采用的最为科学的方法。
剑川海门口口两次碳14测定的取样标本都是那些发掘出来的木桩。一切所有的谜团全都集中到了这些神秘的木桩之上。
然而，当揭露出来的木桩越来越多时，木桩的排列却显得越来越杂乱无序、疏密不均，而且长短不齐、大小不一，木桩的用途和性质也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历史上的西湖是剑川的第二大湖泊，有河道与剑湖相连，在西湖的周边也曾经多次有过发现大量地下木桩的报告，并出土了一些与海门口遗址相同的石锛、石锥、石斧、石刀等器物。
通过科学的考古勘探，第三次海门口考古发掘最终确定：木桩集中区面积达2万至2.5万平方米，遗址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海门口遗址的面积之大，足以令世人感到震惊。
虽说目前所揭露出来的这个范围，还仅仅只是海门口遗址的一小部分，然而，面对着这个由一棵棵木桩组成的迷魂阵，置身其中，探坑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这些木桩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一个大胆的猜想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终于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考古专家分析，这些才露头的小木桩，可能和工具有关系，工具不好使，只能砍小的木桩。随着向前发展，后来就用劈出来的木桩。最晚的几根比较大的木桩都是经过了加工、砍削的，而且桩柱都比较粗，这一类的木桩都打得比较深，因为技术进步了。
根据木桩的形态、大小，人为加工的方法、程度、出露地层的层位早晚以及木桩之间相互的叠压、打破关系，最终，将出土的四千多棵木桩分为了早、中、晚三个时期，四个大类。
似乎，已经找到了破解这一迷魂阵的法宝，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却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人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钉下这么多的木桩，而且，一钉就至少钉了500多年？这些木桩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对此，人们有过种种不同的猜测和看法，关于这些木桩的性质和用途，从发现至今一直争论着。
起初，当人们看到这些直立的木桩时，木桩从海尾河西岸的陆地上，一直延伸到了海尾河的河道之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用于加固海尾河堤岸的防洪设施，随着一些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文物的大量发现，人们又渐渐趋同于“这些木桩与人类生活建筑有关”的观点。
第二节 远古的“干栏式建筑”
上古传说，有巢氏为避免族人遭野兽侵袭，教人构木为巢，从此就有了房屋。虽然有巢氏其人不一定存在，但干栏式民居确实是从原始的巢居发展而来的。凡是用木材或是竹子为桩柱做成底架，再在底架上建成高出地面或是水面的房屋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干栏式建筑”。
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发现于距今6000多年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片的木桩和纵横交错的木构件，布满了整个发掘区，在一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可以使木桩和木板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榫卯的出现充分地证明了这些木桩和木板是用于建盖房屋的构件。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进行复原，展现出了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形式。
无论是建在水上，还是建在陆地。海门口前两次考古发掘都认为：这些木桩是干栏式建筑的桩柱。然而，仅有大量的木桩柱发现还不足以证明。
诚然，这些木桩和木板上的榫卯的发现，可以用来证明这些木桩和木板是用于建盖房屋的构件，然而，在已经发掘出来的4000多根木桩之中，明显具有榫卯特征的并不占多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保存下来的大多是直立的木桩，建筑物的横向木构件和上部木构件却十分的稀少呢？
有考古队员在海门口遗址的许多地点都发现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认为这个可能跟当时发生火灾有关系。但是，就仅此现象来解释建筑物的横向木构件和上部木构件稀少的原因，还远远不足以令人信服。
下部木桩的密集与上部构件的稀少，形成了及其不成比例的反差，这是海门口遗址考古工作的难点，同时，也是海门口遗址有别于其它遗址地的最大亮点之一。
考古专家认为，如果这纯粹是干栏式建筑，那它用不了这么大的木桩，这里的大柱子有些都有故宫的柱子那么大、那么粗的。
面对着探坑里的这四千多棵木桩，考古人员期望有更多的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
出土的这些木构件，有的榫口、榫头可以很完整地匹配在一起。这些桩柱就是干栏式建筑的下部，这些桩柱和横木的榫就是上部的建筑，这就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的一个建筑形式。
不过现在很难下一个结论，认定这些房子全部是干栏式的房屋建筑。
远古时代的人们大多选择依水而居，干栏式建筑不仅可以避免潮湿，还能够防止野兽滋扰的。
从考古发现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埋在地下的木桩以及底架上的横梁和木板，表明了远古时代干栏式建筑的流行。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中发现的四件青铜干栏式建筑模型，描绘了干栏式建筑的原始特征，展现出了干栏式建筑上部长脊短檐式屋顶的建造形式。充分指证了干栏式建筑这一古老的建筑形制，在云南，有着及其悠久的历史，并一直流传至今。
种种迹象和推断都表明了海门口遗址干栏式建筑的存在。然而，要做出最终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必须确立出建筑的单体形态，搞清楚房屋的大小、形状以及其它相关方面的基本特征，再现并恢复海门口遗址干栏式建筑的原貌。
只有确定了每根木桩的层位，再在同一层位观察这些木桩的分布，才可以确定、探讨哪些木桩构成一个房屋。探方之间的隔墚被拆掉以后，一间房屋的几何形态就清晰地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这是由早期的木桩所构成的一个规则的长方形，并且还用一组木桩将这个大的长方形分隔成了一大一小的两个长方形进行了房屋功能区的划分。这样的形态及其分隔方式与典型的干栏式建筑的基本形制，达到了高度的吻合。
另一间由中期的直立桩柱与上部横向木构件而构成的房屋形态，也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带有榫卯结构的直立桩柱，基本保存完整的上部横木组成的“井”字形构架，都呈现出了干栏式建筑的主要特征，这间房屋比早期的房屋要大一些，房屋结构也显得更为复杂，似乎还留有一道“门”，在这间房屋的地层之中，还发现了一些带有木骨痕迹的火烧土块。
据此可以推断：这间房屋的墙壁是掺入了木骨的泥墙，并经过烧制以便使墙体变得更加的坚硬和牢固。
这两间干栏式建筑房屋单体的确定，无疑使第三次海门口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而，在这两间房屋的旁边还竖立着许许多多的木桩，就像一个个放大了的问号和惊叹号，在考问着考古人员。
这些柱子、桩子是否都是房子，房子是否都是方形的，有没有圆形或者是别的形状，都是一个问题。
专家们认为，海门口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水滨干栏式建筑聚落遗址，其规模和震撼力在世界上也甚为罕见，为研究中国史前的聚落类型提供了宝贵的实例。
干栏式建筑主要用于人类的居所，较少的一部分也用于贮藏粮食等物品，“聚落”则泛指人群聚居的地方，海门口聚落遗址目前所发掘揭露出来的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生活居住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样一个人们生活居住的一个场所，一间人们生活居住的房屋的下面，一根房屋的木桩却钉住了一具骨骸，又该如何解答呢？
这也是在世界上甚为罕见的一个奇异现象，这个孤魂仍旧没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归属，成为了一个始终挥之不去，也无法回避的幽灵，在海门口遗址的上空孤独地飘荡着。
第三节 海口门人的和谐生活
在海门口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刚开始不久，就出土了一枚精工铸造的铜箭镞，不仅再次证明了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的存在，同时还出土了彩绘陶器、木耜、木耙、碳化的粟米。三千多年前的海门口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海门口人是什么样的生活？这里是否发生过残酷的杀戮？这一切疑问的答案，我们只能依靠那些静默而生动的出土器物，让这些承载着风雨和尘埃的先人遗物来为我们复原那段神秘的过往，揭示历史的真实。
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枚有三脊、带銎口和飞翼的青铜箭镞，其高超的制造工艺令人叹为观止，略成圆弧状的箭头与如今的子弹头几乎一模一样，完全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设计要求，极具穿透力。精确等分出的三面飞翼形成三棱的刃口和血槽，与当今三棱枪刺的设计理念同出一辙，极具杀伤力。
在海门口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刚刚开始不久，就出土了这一枚精工铸造的铜箭镞，再次证明了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的存在。
发现这一枚铜箭镞的地层是第三次考古发掘所划定的第四文化堆积层，第一层为现代的耕土层；第二层中含有明、清时期的瓦片、瓷片；第三层中出土了渔网用的管状网坠和少量的铁器，判定为元、明时期的堆积；从第四层开始才真正触摸到了遥远的青铜时代，考古发掘也才刚刚进入到富含惊喜与疑问的重要层位。
我们得要感谢远古时代的人们那一次次的不小心，让后世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古的方式，来恢复出人类那些早已失去记忆的历史。这些承载着风雨和尘埃的先人遗物为我们复原那段神秘的过往，揭示历史的真实。
考古工作者在海门口遗址出土了半块石范，石范是用于浇铸青铜器的石模，石范的发现证明了在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不是来自于别的地方，而是在本地铸造的。这半块残缺的石范应该是用于铸造铜斧或铜钺的，斧和钺都是一种既可以作为兵器，也可以作为工具使用的器具。这些在第四、第五层位露头的晚期粗大木桩上的砍削痕迹，应该就是用铜斧或铜钺砍削而留下的，1978年的第二次海门口遗址考古发掘也为这些推断提供了证据。
1979年，在对海门口遗址第一、二次考古发掘所出土的铜器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除了有几件是红铜器外，其中有十件是青铜器，有一件铜钺的含锡量达10%，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爵含锡量（7%）非常接近，说明当时海门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的核心技术。
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法对殷墟出土的十三件青铜器进行检测时，发现其中的铅具有高放射性成因的特征。而在中国境内与检测结果相近的铅矿，仅仅只发现于云南一地。
由中日美三国联合研究小组，对不同地点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结论是：长江中下游、三星堆以及中原地区的青铜原料都只能是来自于云南。并且是以冶炼后的青铜块从云南运出去的。
冶铸青铜的另一主要原料是锡，时至今日，中原各省以及四川都未曾有锡矿的发现。而云南的个旧却是有史可考的世界上最早开采锡矿的地方之一。
埋藏在云南深山峡谷之中的这些矿藏，在那个行路异常艰难的远古时代，是如何搬运出去的呢？至今仍旧是一个难解之谜。
更大的谜团则是，这些分析检测结果似乎都在暗示着：云南或许有比中原地区更为久远的青铜文明，却始终没有更多的证据出现，海门口遗址依旧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云南最早的青铜遗址。
发掘深入到第六层位后，所出土的铜器只有一些小件的器物和几小块铜料，人们期待的惊喜还没有出现，虽说铜箭镞、铜钻、铜凿等都显示出了较高的加工工艺，却都只是青铜时代早期较为普遍的产物，并未带给人们更多新的文化信息。
第五、六层位中红铜的出土则渐渐显现出了一些铜器时代的堆积特征，结合所出土的其它器物来推断，海门口遗址青铜器时代堆积层位的年代上限，最早也只能是达到商周时期，比夏代的二里头遗址至少要晚了500多年，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双耳罐等一些陶器、木器、石器等器物的出土，使得这些未解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陶器是海门口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最多的遗物之一，仅出土的陶片就多达数万片，估计有四吨之多，第四、五、六、七文化层中都有彩绘陶器出土。从第八文化层开始，一直到最早的第十文化层中，所出土的则是一种泥质和夹沙的磨光黑陶，这种磨光黑陶和镂空的圈足器在云南的早期遗址中也少有发现，无论是花纹还是材质，都明显有别于周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以及后期出现的彩绘陶。
彩绘陶器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发现于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随后在甘肃、青海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有较多的发现。考古人员据此判定，这种在双耳器上绘红彩的风格是受到了来自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地处澜沧江流域的剑川海门口与黄河上游相距遥远，其间高山深谷纵横，还要穿越金沙江峡谷，如此漫长而艰难的传播影响途径，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可思议，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过于大胆了呢！在云南首次发现的这些彩绘陶器，让考古人员们既惊喜、兴奋，又疑惑、难解。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型制奇特的木器，它既像一支木叉，又像一把木耙。窄长的造形，粗大的齿柄，尖锐的双齿，更像是一种农具。
中国最早的农具传说是神农氏所发明制作的木耒和木耜。耒、耜都是用来翻土的农具，下端的形状就像今天的铁锹和铧。
早期的木耒是由一根尖木棒制作而成，随后发展成有双齿的木耒，再后来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板状的刃口，演变为“木耜”。有了耒和耜，就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象征着人类从原始的采集渔猎向农耕生产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件木耜有扁形的板状刃，虽然有一些残缺，但便于捆扎木柄的凹槽仍清晰可辨。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木耜真真切切地就埋藏在海门口遗址的地层之中。
海门口遗址木耜、木耙的出土，证实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有其他类型的农业文明影响到了该地区。那么，这种外来的农业文明究竟给这一地区带来什么新的元素？这些新的元素在今天是否还留有一些遗存呢？
考古人员在第四、第五层位中发现了已经炭化的稻谷，在第六层位中除了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之外，还有一些已经碳化的极像麦子的颗粒，莫非北方的麦子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传播到这里了？
在早期的海门口遗址中不仅出现了木耜，还出现了麦子，这在云南还都是第一次发现，这为中国古代稻麦轮作技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一连串惊人之谜也接踵而来了。
考古发掘队员在其中一个探方里发现了一些已经碳化的粟米（小米），周围还有一个从山上采集来的植物果实。这些碳化粟米发现于第七层，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在大量种植。在这一层，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碳化麦类。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这不仅是在云南的首次发现，也是在长江流域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的第一次发现。人们常说“南稻、北粟”，“粟米最南不过长江”早已经是写入中国农耕历史中的一个定论了。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有粟米遗存的大约有近50处，西起新疆和硕，自西至东，遍及黄河流域；东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西南至澜沧江上游的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莫非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的南界已经延伸到了云南西部了？
碳化稻在海口门遗址早期的文化层第九层中就已经出现，而碳化麦和碳化粟则是在第八层中才有少量的发现。
考古人员结合所出土的其他遗物分析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是南北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遗址早期所呈现出的是干栏式建筑、稻作农业，这样一些典型的南方文化元素的特征，随后，麦子、粟米、农具、彩绘陶等一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元素又相继加入其中。
还有一些尚难以判定出来源方位的外来器物，也散落在海门口遗址的的地层之中。
剑川及其周边地区自古至今都未曾发现有玉石的原料，所出土的质地不同的玉器，只能是来源于外地，而且应该是距离剑川海门口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现出了那时候人们生活的社会半径，已经拓展到了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范围。
那么在当时，海门口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呢？
三千多年以前海门口人所使用的船桨，与当今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船桨完全一样。多支船桨的出土，以及大量螺壳、蚌壳、鱼骨、网坠的出土，表明剑湖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水源地，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水产食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鸟禽隐藏其间，既是鸟禽类生活繁衍的天堂，也是远古时代海门口人取之不尽的禽蛋市场。
考古学家结合所出土的大量木桩柱等相关遗物来推断，三千多年以前距离剑湖不远的陆地上就有着广袤的森林，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在1957年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兽骨，这些兽骨里面有众多的猪骨和狗骨。考古人员初步推测，当时的海门口人已经开始懂得了如何圈养和驯化牲畜。
木制、石制、陶制纺轮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的海门口人已经掌握了最初级的纺织技术，可以利用兽毛等纤维来进行纺织了。
海门口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称得上是全方位的，综合的开发利用。在海口门遗址出土了用小片兽骨制作的发簪，还出土了一些加工精细、雕刻精美的骨角牙器，是所出土的遗物中最有艺术性的器物。
第三次海门口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石器、木器、骨角牙器、铜器、动物骨骼、铁器和农作物八个大类，有编号的小件器物就多达3000余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当时海门口人生产、生活状态的认知，以及对三千多年以前海门口古地理环境的了解。由此勾勒出了一幅男耕女织、渔猎采集、人丁兴旺的原始社会场景；气候温润、森林茂盛、物产丰富的远古自然场景。
在新的证据尚未出现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地推断：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海门口一带，甚至是在整个剑湖的周边区域，曾经生存着一个或者几十个远古的氏族部落，人们依水而居，在湖边建盖起了一间间干栏式的小屋，宽阔的剑湖以及周边茂密的森林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产，他们不仅采集渔猎，还种植了稻米、麦子和粟米，过着衣食无忧、平等富足、和睦友善、幸福恬静的生活，他们宽厚地接纳着南来北往迁徙的其他部族，创造了一个从新时期晚期一直延续到铜器时代中期，长达上千年和谐的社会。
至此，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辉煌文明正在悄然凸显出来，也在轻轻地撩起云南青铜文明诱人的面纱。
然而，那一具被木桩牢牢钉住的骨骸，却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事实，成为了这个“远古和谐社会”之中，最不和谐，也难以被“和谐”掉的一个幽灵。
第四节 木桩下的人骨
海门口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大量残破的陶片，以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大量遗物的出土，都充分表明了所开挖的这个区域，是三千多年以前海门口人集中居住、生活的一个地方。
考古工作者在非墓葬区域的居住生活遗址中清理出了一具人骨，这是在国内同时期的遗址中第一次出现的奇怪现象。
人骨的出现，搅乱了海门口遗址考古工地以往正常的发掘秩序，也搅乱了海门口遗址早先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份远古社会的和谐之美。
支离破碎的骨骸集中在了一根木桩的周围，部分肢骨紧贴木桩直立插在土中，这一诡怪的现象很快就在当地传播开来，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好奇，派生出了种种的猜测。
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墓葬，人骨埋掉以后，就被后期的这根木桩打破，打破以后，骨头就被打得翘起来。
还有学者认为，这有可能在当时是祭祀的一种形式，在骨骸旁边的石头也是当时人们对石头崇拜的象征。
在骨骸的旁边的三块石头都是白颜色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人为雕凿、刻画过的痕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三块白石头是这个探方中除了加工过的石器之外，唯一以不规则的形态遗留在遗址地层之中的石料。那么，这三块白石头与骨骸之间有没有关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们对这具骨骸做出了种种的猜测，其中有“活体祭祀说”、“墓葬打破说”、“偶然淹死说”等几种猜测，它们似乎都有着各自的依据和理由，其中，以当地文化学者为代表的“活体祭祀说”尤为引人关注。法医所作出的“屈体”死亡的判断，更为“活体祭祀说”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对此，也有人提出了早先的“屈体葬”被后期木桩打破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在测绘等具体的考古工作没有完成以前，骨骸还不能出土，木桩依旧牢牢地将他钉在探坑之中。
从发掘的情况看，基本上已经证实他的颅骨是彻底地粉碎了，他的骨盆、脊椎、肋骨被破坏的也比较严重。
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工作者又在这具骸骨附近发现了2具尸骨。一具尸骨变成了三具骨骸，有老有少，尸骨不全，支离破碎，虽然可以排除木桩钉穿人体的残酷祭祀的猜测，却出现了更为血腥杀戮的影踪，在一段股骨上留下了被强力击打后深刻残留的伤痕，还有一个连牙齿都尚未长齐就意外身亡的少年。
三具没了头颅的残骸让人们不禁猜测，在那个远古的时代，他们究竟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考古工作者在其他的探方中又发现了人骨，并且都是人体大腿部位的股骨，有2个盆骨碎片、2个颌骨、60多个趾骨、11根股骨，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第五节 海门口人消失之谜
曾经开创了云南青铜文明的海门口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遗弃了这美好的家园？海门口文明的薪火又被他们带到了何方传扬呢？
考古学家认为，剑川鳌凤山出土的墓葬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半圆形刃的铜钺与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出来的铜钺样子相同，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鳌凤山青铜文化，与剑川海门口的青铜器的发展有着渊源关系。
鳌凤山位于沙溪古镇西南，当年考古发掘的那一片墓地已被荒草掩埋。
沙溪古镇是蜀身毒道和吐蕃古道交汇的重镇驿站，从这里往东可至大理、昆明，转道四川，深入中原腹地；往南可沿澜沧江经普洱等地，再到东南亚；往西翻越高黎贡山穿过缅甸，直达印度；往西北经丽江，过香格里拉，到达西藏拉萨。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得沙溪古镇自古就是南来北往民族迁徙、交汇的主要通道、重要节点。
那么，在历经了2000多年的岁月之后，海门口人的后裔如今还有没有遗留在这里的呢？
整个沙溪有一种统一的倾向性的说法是，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
为什么在今天，几乎所有的沙溪居民，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呢？似乎，那一群在2000多年以前就率先来到了这里的海门口人，已经全部被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来的这些人彻底地置换了。
民族文化学家，本地人的这种说法，是跟明代朱元璋时期的政策分不开的，他们把“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部付之一炬，于是沙溪人皆曰来自南京来。他们当年做了一个文化上的毁灭性的政策，让土著的人数典忘祖，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认为他们的老祖宗来自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
今天居住生活在沙溪古镇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不是海门口人的后裔，一时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海门口人确实就是顺着这条河流，背负着他们所开创的青铜文明走向了远方，艰难地踏出了云南文明历程的第一行脚印，从此云南青铜文明由西向东传扬光大。沙溪，便是他们远行的第一个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