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青铜器上的暴动
宝鸡市考古队在陕西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的一个仅1米见方的窖藏中连续挖出了24件西周青铜器，数量之多，实属罕见。特别是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揭示了西周末年周历王时期的一段极为隐秘的历史。
铭文为什么如此重要？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录来自《史记》，也许由于资料匮乏，司马迁对夏商周三代最语焉不详。
周是三代中距今最近、也最让人捉摸不透的王朝。周达到中国上古文明的顶峰，孔子甚至遵从周制创立了儒家文化。但对今人来说，对周王朝的印象不过“武王伐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等故事，它既没有庞大的夏代二里头遗址，也没有殷墟商代王陵，它留下最多的只有青铜器窖藏。宝鸡作为周王朝的发祥地，是有名的青铜器之乡，而青铜器物上经过研读可以逐渐识别的铭文，几乎成为追寻周王朝仅有的途径。
此次五郡西村考古发现中，最为重要的器物是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尊，它们刻有完全相同、长达113字的长篇铭文。学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解读。
考古队副队长辛怡华凭着多年的古文基础，顺利地确认了一些文字。在这些文字中，有两个字让他大为吃惊。这两个字与西周王朝的一位重要人物召公有关。
召公，西周初年辅佐周王，被封于歧山之南。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常常巡行乡邑、为民解忧，因此在此后的三千年里，海棠树和碑刻一直用来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官员。
辛怡华在铭文中确认的那两个字，其中一个正是召公的“召”字。而另一个字则指向同一个人——周生。
就在辛怡华努力寻找铭文的真相时，考古队队长刘军社也注意到五郡发现的异常。
他在窖藏里面发现了兵器，其中就有矛。除此之外，刘军社还发现，所埋之地只有一米见方，十分狭小，所有器物都被拥挤凌乱地堆放在窖底，给人感觉埋藏极为仓促。难道在窖藏掩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难道这个让奴隶主贵族如此惊慌的事件中还有兵戎相见？
五郡窖藏被普遍认为是在周厉王时期。周厉王就是历史上那位以杀人止谤出名的暴君。
周厉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名声较差的人，在司马迁的笔下，厉王比较暴虐。窖藏和铭文同时出现异常，是否与周厉王的暴政有关呢？
青铜尊上的铭文写道：“唯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職五寻壶两，以君氏命曰：余老止我仆庸土田多刺，弋许勿变散亡，余宕其三，汝宕其二。其兄其弟，乃余献大璋，报妇氏帛束璜一，有司及登两。后周生……”
铭文大意是：周厉王九月初吉这一天，一个名为召姜的夫人接受了一位名叫周生的男子送来的五匹丝帛和两只青铜壶。这名夫人对她儿子说：我已年老，方才送礼的周生因家里多占奴仆和田地，而多次被朝廷告发，他希望朝廷不要收缴他家超出规定的那部分奴仆和田地。如果他家的奴仆和田地超额三分，你就按超额两分处理吧，因为你们是兄弟呀。周生随后又送给召姜玉璋以报答。接着又送给办理此事的官员丝帛若干，玉璜一块以及青铜灯两件。
铭文所说的正是三千年前贵族之间的一场送礼事件，贵族周生因多占田地而遭到告发，为了化解官司，周生带着精美而贵重的礼物找到召姜。因为召姜的儿子是主审官员，周生希望召姜能帮助自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些记录究竟真实吗？我们的理解又会不会有误呢？随着解读工作的深入，学者发现这篇铭文并不完整。首先铭文写道，召姜的儿子负责处理周生多占土地的官司，然而铭文当中对这个关键性人物却只字未提，始终都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和官职。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能够在当时左右司法，扭转乾坤呢？这个人一定不是个小人物。113字的铭文在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算是长篇，如此之多的信息量却没有给出周生官司的最终结果，他送给召姜的礼物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呢？
无独有偶，有人在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簋。在这件青铜器的内壁上也铸有100多字的铭文，这些铭文的行文结构竟与陕西扶风出土的铭文颇为相似。“唯五年正月己丑，周生有事，召来合事。公宕其三，汝宕其二。召伯虎曰：余既讯惟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乱。”
两个器物涉及到相同的人物，还涉及到同一件事。还有相同的用语“余宕其三，汝宕其二”。还有时间先后顺序。两篇铭文所描述的事件，都是发生于周厉王五年，只是月份略有不同，一个是正月（惟五年正月己丑），一个是九月（惟五年九月初吉）。有学者断定这两篇铭文所讲的一定是同一件事。陕西扶风出土铭文中残缺的信息，在耶鲁大学的馆藏铭文中找到了答案。那位收礼夫人召姜的儿子，正是有权左右这场官司的核心人物，他的名字叫召伯虎。
经过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二篇铭文并没有给出结论，周生通过多次贿赂主办官员以及家人，但官司却依然没有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周青铜文物上也有着那种相似的铭文。
“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蒡。召伯虎告曰：余告庆，曰公厥廪贝，用狱讼为白，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庆，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今余既讯有司，曰矦（惟）令。今余既一名典献。伯氏则报壁。琱生对扬朕宗其君休，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孙宝用，享于宗。”
经专家对国家历史博物馆的铭文与陕西扶风出土铭文相比对时发现，记载事件的时间差异竟然有半年。分别是周厉王五年九月，周厉王六年四月，也就是说记录的是在此半年后发生的事，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篇铭文上又一次出现了周生的名字。在这里依然是送礼者的身份，而处理事件的核心人物中再次出现了召伯虎的名字。专家意识到这篇铭文记录的正是之前两件铭文记述中所说的延续。更让大家兴奋的是，在这篇铭文中人们读到了事件的结果。“召伯虎告曰：余告庆，曰公厥廪贝，用狱讼为白，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庆……”
这句话的大意是：六年四月甲子那天，王在蒡。召伯虎告诉（周生）说：“我大功告成了。”（又）说：“止公为你诉讼的事交纳了贝，这场官司平息了，有了结果。（这）也是我父母幽伯羌的命令。我成功了！我就（止公附庸的）土田（数）征求有司（的意见），（虽然）我有记录土田的文书，（因未有定论）不敢封存于官府。现在我已经征求（了意见），有司说：‘遵从命令。’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的契约写好送给你”。周生用玉璧回报了召伯虎。周生答谢称扬我宗君的赏赐，因而制作了祭祀我烈祖召公的宝簋，希望子子孙孙万年珍贵地使用，让它在宗庙里祭享。
三件青铜器铭文，记录了一件真实的行贿受贿故事，让今天的人们初窥到了铭文背后埋藏了近三千年的隐秘故事。
铭文大意记述了2879年前一件复杂的“行贿受贿”案：一位名叫周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因为那个时候，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和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周生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前往周生的庄园调查，朝廷指派的是一位名叫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周生害怕了，他便想到贿赂召伯虎让其网开一面。于是，他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并请召伯虎的母亲以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给召伯虎说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保证事情办成，周生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答应了周生的请求，放了周生一马。为表达感谢，周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珪。
召伯虎在《史记》中有着明确记载，他是一位治国治家有口皆碑，为后人竞相效仿的西周名相。史记记载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昏庸无道，人人都指责厉王的暴政。厉王闻讯大怒，下令对妄加评论的人杀无赦。于是周朝人人自危，无人敢发表意见。厉王大为高兴，以为得到了太平盛世。但作为当时重要人物的召伯虎他痛心疾首，他对厉王劝谏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了百姓发表的言论，恐怕国家也不会长久了。
召伯虎因此在史书中流芳千古，他冒死向厉王劝谏的故事，甚至被选进普通高中语文课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已经家喻户晓。这一警世名言，使后人看到他的开明与气度，也使他在史记中名垂千古。
然而这三篇铭文透露的信息却使召伯虎的正面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置疑。负责办理朝廷司的名臣召伯虎，竟然纵容自己的母亲收受他人财物，并且还许诺为其减轻罪行，逃避法律治制裁。难道《史记》中明确记载的一代名臣，也有着收受贿赂的过去和殉私枉法的历史吗？
在周生土地纠纷官司中，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这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
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天下的大宗，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的诸侯，相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依次类推。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
在这场官司中，周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周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周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周生开脱罪责，多次干预司法。
暴君周厉王禁止言论自由，召伯虎提醒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昏庸的厉王不听，最终被“国人”赶下台，客死他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在这次事件中，召伯虎曾使用调包计保住了太子静（即后来的周宣王）的性命。为了安全，召伯虎带着太子静潜出镐京，逃到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考古人员研究推测，多占土地和奴隶的周生对召伯虎来说是小宗，在大宗召伯虎逃往洛邑时，周生也随之逃走，慌乱之时，就把带不走的青铜礼器藏在居住地，希望卷土重来。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把这些青铜礼器留给了后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三千多年前贵族阶层为逃避法律制裁而行贿受贿的活生生的教材。
第二节 青铜器上的王朝
古代贵重的礼器中，以青铜器最多，古人之所以把青铜器埋藏于地下，主要出于祭祀或是王公贵族死后的随葬品，或为躲避战乱把家族祭器和财物埋入地下的窖穴，如陕西宝鸡周原地区历年发现的大批窖藏青铜器，就是西周末年社会动荡之时公卿贵族逃离时埋下的，以待天下太平之后再回来继续享用，谁知一去不复返，这些掩埋物便成为无主的财物一直存留下来。
2003年1月19日，宝鸡眉县杨家村5位农民在挖土时挖出一座青铜器宝藏。考古专家连夜挖掘清理，发现精美大鼎12尊，出土的27件国宝件件有铭文，总计达4048字。消息经各种媒体传播，轰动全世界。这是第一次发现4000多字的铭文，第一次发现铭文中年月干支、月象四要素俱全，并多次使用，在商周断代工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逨盘是这次青铜国宝之王，优美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气势恢宏的长篇铭文，令人叹为观止。在著名的青铜国宝中，逨盘铭文达372字，其造型精美和铭文之多堪称中国第一盘。在逨盘的铭文中，第一次发现系统介绍一个家族八代世袭，第一次发现记录从文王、武王到厉王及宣王12位王，第一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发现孝王。
令人惊奇的是，发现了一组12件套逨鼎，创中国考古之最。更有趣的是发现铸四三年逨鼎铭文错段，四三年逨鼎记述“逨”因治理林泽有功，被周王室册封奖赏的情况，共314字。在这三段铭文中，专家惊奇地发现，这个鼎竟把第一段铭文和第三段铸错了，这一段2780年前的铜鼎错版铭文让人大开眼界。
还有一只环带纹鼎，出土时，专家发现上面刻的铭文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人刮掉，只留下一些文字残迹，给人以无尽的猜想。难道这只纹鼎是战利品，或是经交易换了主人，或者是偷来怕人发现便刮掉原有的刻记，给我们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青铜何尊堪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精品，专家们称之为“镇国之宝”。何尊是西周早期奴隶主贵族“何”铸造的一件豪华典雅的青铜酒器。铸于周成王五年，尊底有122字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阳修建成周东都的历史，印证了《史记》所载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史实，经专家考证，铭文中的“中国”两个字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称谓。
灭商建立西周政权后，由于商朝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并且与东南夷联合，对西周王朝威胁很大。为巩固西周政权，武王制定了营建洛邑的重大举措。从铭文可知，武王初步营建新都，对于巩固周王朝至关重要，从此洛邑就成了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的国都所在地。
何尊造型精美，纹饰瑰丽，又有重要历史价值，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记年铭的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中的“中国”，就是指西周的陪都成周“洛邑”，意思是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说明了武王想在河南一带建立国都，藉以控制东方的战略思想。
铸于西周中后期的青铜浇水器，它的盖与腹内铸有157字铭文，记载了中国第一个法律判决书。铭文记载一个叫牧牛（管理放牛奴隶的小头目）的人，违背了先前的誓言，状告了自己的上司，法官伯扬父将其判定为诬告，判决本因鞭打一千下、处以脸上刺字的墨刑，经过宽佑减刑，鞭打五百，罚铜三百锊，并让牧牛重新立誓认罪结案。
铭文是西周一桩诉讼案件的真实记录，堪称一部生动、具体、形象的西周青铜法典。但透过铭文，西周把下级状告上级的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动之以刑，在今天看来是不妥的。在案件审判中采用了一审结案的做法，不允许上诉，这就使牧牛走投无路，无法再申诉，酿成一起冤假错案。另外将盟誓当作判决根据，并决定着诉讼能否终止，这更反映了西周法律的不平等性。
卫盉，是一种酒器，在盖内铸有132字铭文，记载了在周恭王三年三月，矩伯为参加共王的太常典礼，与裘卫（掌管裘皮生产的小官）用朝觐的玉彰（一种玉器）、赤琥（赤色的虎皮）等物交换了13田土地（约合现在的1300多亩），荣伯、定伯等执政大臣命令有司主持双方土地交易，这件器物的铭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地契。铭文明确记载了一件玉璋价值贝八十朋，两件赤琥、两件麂韨和一件贲（祭祀时用的披肩、围裙及蔽膝）价值贝二十朋。把贝这种货币作为衡量实物价值的尺度，这在周代青铜器铭文里属首次发现。另外像裘卫这种掌管裘皮生产的小官吏利用自己掌握的手工业产品为自己换取土地，这表明身份不高的庶姓家族经济地位的上升。
卫鼎，内壁铸有207字铭文，记录了周恭王五年正月，裘卫和邦厉君进行土地交易，在有关大臣的主持下，双方立誓，勘定田地疆界，办理交割手续，说明了当时西周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西周早期的土地制度是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和臣下，诸侯在国内又按照宗法关系，分封采邑给卿大夫，由奴隶无偿代耕，除劳役和纳贡之外，不再收取地租，西周早期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奴隶主贵族私人之间，易田租田的事情不断发生，新的经济形式——地租开始出现，说明西周土地王有制形式已经松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出现。
刖人守门鬲，看上去像一个小火锅，但它真正的价值在鬲上守门的人受了砍掉脚的刖刑，史书上就有刖足者守门的记载，这件青铜器是贵族形象化的法律讣告。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不少记载当时的战争，如簋、师同鼎等器物的铭文中记载了周穆王时期征伐北戎的战争中，对获得战功的军官、同等人的奖赏，铸簋、鼎以示纪念。
簋，是目前发现最大的商周时期的青铜簋，其造型之气势磅礴，堪称簋中之王，因为周厉王所作，也叫王簋。其底部铭文124字，堪称金文书法中的精品。
宰兽簋，是周仪王时一位名称兽的宰相家用器，簋盖上126字的铭文，记载了周王让宰相兽去负责管理周康王庙及财产的册命仪式。
还有如貘尊、象尊、鸟尊、鱼尊、蛇形泡、青铜舞人、伯格卣等众多青铜器中，有很多造型精美、工艺绝伦的艺术珍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农牧繁荣的景象。
在众多青铜器艺术珍品中，纹饰和造型最精美的当属折觥。觥是古代酒器，而折觥以吉祥的羊为整体造型，各个局部又是由一条条回龙及蛇、鱼、象鼻、燕子、蝉纹、猫头鹰等上百种不同动物形象组合在一起。动物造型多而构思神奇，整器由云雷纹衬底，图案庄重富丽，使这件青铜器在全世界成为绝无仅有的瑰宝。
在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有很多是酒器，如尊、爵、觚、卣、觥等。觥是斟酒器，觥筹交错指的就是它。西周是礼制社会，在使用这些器皿时都有严明的礼制等级。作为食器的鼎、克、簋组合，又形成严格的列鼎等级制度，即天子吃饭时用九鼎八簋，诸候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卿士用三鼎二簋。在祭祀大典和宴饮时，要敲奏编钟奏乐，称之为钟鸣鼎食。
这些青铜器反映周朝的社会等级，制作时无不追求器形和图案的精美。原始的神秘观念、肃穆的命题，结合浪漫的想象，使这些青铜器散发出震撼心弦的艺术魅力。
第三节 后母戊鼎之谜
收藏于国家博物馆里的后母戊鼎，重832.84千克，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楚国鼎重了将近500千克。那么，后母戊鼎又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
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洹河横贯东西。武官村位于洹水河北岸，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王陵区，后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的。
60多年前，武官村村民一个偶然机会使后母戊鼎重现于世，当时即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这给今天的考古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
根据考古的一般经验，判断器物的年代，可以从器物形制着手。
每个时期的鼎都有不同的造型，比方方鼎，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或者叫细高，越到晚期，腹部就越变得浅一些，腿就变得粗短一些。
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后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
既然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后母戊鼎名字来源于鼎腹内的三个清晰的铭文。经过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三个字，正是“后母戊”。专家认为，“后”为王后的意思，“母”即是母亲，“戊”则是一个人名。这个巨鼎竟然是为一位叫戊的王后铸造的。考古学者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多个“戊”，这个“戊”究竟是谁呢？
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晚商时期必定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这个王后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商人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后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对其金属成分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大鼎的年代和主人身份。
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合金配比不同，找到确定的样本，对比其各种金属含量，只要合金配比接近，就可以确定器物的年代。合金配比的曲线图出来了，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到可以做参考的样本。
商王朝虽然遗留下了大量墓葬，但被历朝历代盗墓者光顾得几乎所剩无几。尤其是王室大墓。几乎都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然而却有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葬，那就是妇好墓。
妇好墓是未曾被盗过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个。也正是因此她的身份才被确定无疑。这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一共重达1.6吨。两个方鼎都有100多公斤，其中一个名为“司母辛鼎”。
研究人员把司母辛鼎合金配比与后母戊鼎做对比，他发现，两者合金配比情况极其相似，那么后母戊鼎就很可能是与妇好同时代生产的器物。而史书上和甲骨文都记载着，“妇好”正是武丁的王后。这样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倾向于，后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一个王后“戊”。
同为武丁王的王后，但后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是它的6倍。如此巨大的差别到底说明了什么？
甲古文中关于武丁之妻“戊”的记载极少。然而关于妇好的记载却让人极为震惊。妇好，主持祭祀、打猎、带兵打仗，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如此非同凡响的王后，墓中的鼎也不过是100多公斤，那么这个千斤巨鼎的主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寻找墓葬成为继续揭开迷题的重要途径。经过了多方的探寻和推测，考古人员终于在当年大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墓葬。
考古队员们在墓道中发现了一堆人头骨，他们期待着墓葬之中可能有更加珍贵的信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里除了几把木质锹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专家们只能根据推测把一个仿制的后母戊鼎摆放在墓中。我们对王后“戊”没有更多的了解，有的只是这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
考古学家认为，最能反映墓主人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的，就是墓葬的形制。这个巨大甲字形墓葬到底说明了什么？王陵区内共有11座大墓，据专家们推测，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为什么王后“戊”可以埋葬在王陵区里？
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的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
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巨鼎。为的就是祭祀他的母亲“戊”。
鼎上的铭文成为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
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
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异常的发现：后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错位的痕迹，四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让考古学者疑惑不解。
研究者对后母戊鼎进行一次X射线探伤。X光可以形成物体的透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大鼎内部密度并不均匀，东侧壁，发现花纹粗糙的地方，厚薄差异较大。四条鼎腿底部相对较厚，竟然无法形成清晰的透视照片。专家据此推测，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可能在铸造时发生了泄漏。在金相显微镜下，后母戊鼎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两种不同的金相组织结构，证明大鼎并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在第一次浇铸时，由于泥范体积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泥范，所以预计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四条鼎腿短了一截。接铸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
如今的后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发现800多千克的大鼎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500千克的鼎都没有。或许这样的工程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艰难。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再次发现了直径1.68米的圆鼎铸鼎遗址。按照这个直径的比例，我们可以想象铸成的大鼎，体积和重量都一定会远远超过后母戊鼎。这说明商代曾经有过更大的巨鼎问世。
后母戊鼎的铸造虽然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对于商代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失误，他们的铸造技术和社会生产水平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
3200多年前的殷商留给我们的是种种的猜测和设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在仅有铜器和石器的年代，古人又是如何创造辉煌的？
后母戊鼎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未解之谜。
第四节 青铜“鬼方”迷雾
一件人头戟，让无数人目瞪口呆，戟上的人头图案，浓眉深目，高耳巨鼻，带着浓浓印欧白色人种特征。有人认为，人头戟上的形象就是古代的“鬼方”部族首领。“鬼方”是商周时期称雄北方的少数民族，铸有他们首领图案的戟，为何会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呢？
白草坡距灵台县城15千米。1967年10月，一个放羊老汉，赶着羊群逐水草而走，到山沟里忽然遭遇暴雨。老汉无处可去，就在悬崖一个土坎坎下暂避。老汉紧贴着土坎，感到背上很硌，就挖了一下。结果，挖出了一件青铜器。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四周。后来，人们在老汉说的地方随手刨出了好几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青铜卣。卣是一种盛酒的器皿，经常出现在贵族的宴饮聚会上。这件青铜卣高40厘米左右，呈圆柱状，上有提梁，身上布满了厚厚铜锈。据说，人们把青铜卣拿到公社革委会后，发现里面还有半桶淡绿色液体，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由于当时人们没有保护意识，竟将半桶液体倒了，让人后悔不已。
甘肃省的考古人员当月进驻了白草坡，考古队在白草坡先后发掘了8座西周墓、1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种青铜器300多件，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堪称“青铜王国”。
依据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其中最重要的是1号墓和2号墓，此二墓和车马坑相距很近，自成一墓区。根据随葬青铜礼器的铭文，可以确定两座墓年代约在康王和昭王时期。两座墓虽然形制属于中型墓葬。但随葬品却是非常之多，仅仅是常见的戈，这里就出土了57件，有10多个类型。这在一般西周的贵族墓地是罕见的。
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兵器出土呢？而这些兵器中为何有一件人头戟呢？这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灵台地处泾渭之间，接陇中，依岐凤，临关中，扼守着丝绸之路东进西去的咽喉。从白草坡沿谷南行五千米，就是泾河最大的支流达溪河。达溪河自西向东去，最后在陕西邠县流入泾河。而沿水而行，正是古道的特点。
殷末周初，这里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和方国，其中最有名的少数民族就是鬼方，而方国则有共、阮、彭、卢、密须、虞、芮等。随着周武王灭商，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众多的方国部族，有的是自成一体，有的则是殷商的同盟。从周武王到周康王，这里的混乱局势持续了100多年，直到周昭王平定了东方诸国后，才腾出手，镇压鬼方等部族方国。周康王的重臣孟曾参与过这些战斗，岐山出土的孟鼎中记载，当时的斩获之多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象。
白草坡控制着各个方国部族东进通向周都镐京的咽喉，又是北方少数民族南来北往的要冲。周康王派遣军队到此驻扎，镇守这个要冲。驻守在此的军队一方面镇压殷商遗民，一方面防备异族东进，守护着西周王朝的后背。
此时，鬼方的势力异常强大。鬼方是一个生活在泾水和洛水上游的游牧狩猎民族。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鬼方异常彪悍，中国古代史书中往往把他们称为“北蛮、蛮方”。
实际上，鬼方并不愚昧。他们长期和商周王朝作战，也和中原各族通婚，可见手段也很了得。黄帝的一个儿子就娶了鬼方之女，还生了6个儿子。鬼方拥有彪悍的战士，畅通的商道，在农耕民族和西方游牧民族中扮演着中间商的角色，可以说充当着反周联盟的盟主。
这件人头戟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件青铜兵器，中间是人头图案，起着刺杀的作用，右面是一个牛首图案，起着隔挡的作用，左面则带着弧形利刃，功能显然是勾割，当时算是一件神兵利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人头图案，人头上的脸型略长，浓眉深目，高耳巨鼻，腮边还有唇形文饰，头发向后梳过去，显然这是个印欧种系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形象。
对于人头戟的来历，人们作出了两种推测，或是军队为了显示武功，用斩杀的敌人首领图案做了这件人头戟；或者是同鬼方作战中缴获的鬼方首领的武器。这个人头像，自然就是鬼方首领的形象。
在一次次同周王朝的作战中，鬼方的势力逐渐衰落，很快被另一个崛起的民族犬戎所取代。相似的一幕幕又在秦人和犬戎之间上演，而深埋在地下的人头戟，则成为鬼方这个民族称雄一时的见证，无言地诉说着曾经的往事。
第五节 神秘的西周叔牝方彝
洛阳馆藏的周代青铜器中，再没有比叔牝方彝更神秘的了。它整体上像座祭祀用的宗庙，彝盖很大，四面起坡，像商周王室宫殿大屋顶。它的全身刻满三层半浮雕花纹，细密云雷纹为地，威猛饕餮纹蜿蜒于器腹和器盖上。最特别的是，它的边角和每面正中都有凸出的扉棱，如同龙脊暴突，令全器立体感顿生，又如刀如戈脱颖，有锐不可当之杀气。难以想象，它本来的作用是酒缸酒坛而已。
1947年秋，洛阳市郊小李村的村民在村西南200余米处，发现了一座近方形竖穴土坑墓，这座墓长3.5米，宽3米，墓室东、西、北三面有高约70厘米的二层台，中部为椁室，墓底有很厚的朱砂，墓底部中央有腰坑。腰坑是商周时期流行的葬俗，一般都设在椁的下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或方形，是殉葬坑。
这座墓经多次盗挖，出土了包括叔牝方彝在内的很多器物。椁室内出有玉器、兵器和大量车马器零件。玉器有柄形器、玉刀等。兵器有戈、矛等。车器有衡、銮铃等。马器有当卢、马面饰、十字节约及各种圆形泡饰等。车马器数量最多，总重量在50公斤以上。
估计玉器是放在死者身旁的棺木之内，车马器原来应当是放在椁盖上的，后来因椁盖坏了，才掉落到椁室之内。在墓室二层台上，还出土了20余件成套的青铜礼器，有6个圆鼎、2个方鼎、4个方座簋、1个方彝、2个尊、1个盘、1个觯、3个甬钟。在这座墓的东北3米处，还发现一座长2米、宽3米、深3米的葬马坑。
可惜这批珍贵的铜器出土后，绝大部分都卖给了上海的外国古董商，流散到国外。
根据知情者的回忆，这座墓葬的形制是带腰坑的墓，它流行于商代，延用到西周初期。而东、西、北三面有二层台的墓，曾见于洛阳北瑶西周早期墓葬，因而专家判断此方彝当属西周早期。
与叔牝方彝同出的器物有方鼎，它形似马槽，两立耳，四条柱足，每面腹部饰乳钉纹。除方鼎外，还有方形铜尊。方鼎、方尊流行年代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铜簋上圆下方，器腹及方座四面均有半浮雕纹饰，纹饰特征与方彝相似，它是流行于西周早期的器物，洛阳市解放后曾在民间搜集到一件铜方座簋，它的器腹饕餮纹风格与叔牝方彝的风格完全一样。与方彝同出的几件方形器物均为商末周初的遗物，这是断定叔牝方彝时代的可靠旁证。
断定方彝年代，最权威依据还是铭文。方彝盖及腹内，均有相同的铭文三行十二字，即“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与方彝同出的几件青铜器亦有铭文，现知道流散国外的一件铜方座簋铭文为“叔牝作尊彝”，另一件方尊铭文内容行款甚至与叔牝方彝完全相同。
方彝铭文中的第一个人物叔牝是什么人呢？
这座神秘墓葬中出土了数件带叔牝铭文的青铜器，表明叔牝是这座墓的主人。按周礼规定，死后使用五鼎以上列鼎和其他大量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来陪葬的奴隶主贵族，其爵位至少是上大夫或卿大夫。也就是说，叔牝应是个高等级的贵族。
据郭沫若考证：“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叔武。”根据《史记》记载，武王灭商后，封叔武于成地。据考证，成地的位置一说在今山东汶上北，一说在山东濮县东南，成叔武在西周统治集团中是有封地的侯伯，与叔牝随葬器物的等级身份相符。
至于方彝铭文中的“王姒”，此为姒姓女子嫁给周王的称谓，身份是周王的后妃。
据相关文献记载，周王以姒姓女为妃者仅有两个，一是文王之妃太姒，一是幽王之妃褒姒。从叔牝方彝的时代看，铭文中的王姒显然不会指西周晚期幽王之妃褒姒，那么只有是指西周最早的周文王之妃太姒，即武王的母亲，也应是叔牝的母亲，所以叔牝才有可能得到她的赏贝。
叔牝方彝上的纹饰是饕餮纹，凌驾、超越于世间存在的具象动物之上的抽象饕餮图案，象征着贵族阶级雄踞社会之上的威严、权势和暴力，是巫师的脑与工匠的手共同创造出来的神的意志的形象化。
叔牝方彝身上，体现出当时高超的青铜冶炼、铸造工艺。它是青铜制品，是红铜与锡的合金，在熔化状态下无微不入，凝时满范，少有气孔，铸器花纹绮丽，坚韧耐用，铸兵器锋口锐利，无坚不摧。
成叔武的封地在成，但他死后为什么埋在洛阳了呢？这要从周王迁都洛阳讲起。
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后，决定迁都洛邑。但武王灭商后不久死去，周公旦为了继承武王的遗志，以为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八贡道里均”，乃营建新邑，是为成周。《逸周书·作洛解》说，成周“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据《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于是成王在即位的第五年就把国都由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迁到了洛邑，实现了武王宿愿。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为宗周，东方洛邑为成周，东西两都并存并重，邦畿千里，紧密相连，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周成王迁都成周，乃命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指今河南陕县），《史记》记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东、西两京各有一套中央政府机构“卿事寮”，周公留居洛邑，辅佐成王，主管东都政务。
周公在总结夏、商两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维护西周奴隶主贵族等级特权的规章制度，史称“制礼作乐”。他提出“以德保国”、“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制定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被儒家尊为圣人。
1963年至1972年，在洛阳市郊北窑村西庞家沟发掘西周时期贵族墓367座，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瓷器、骨蚌器等，其中瓷器大多与青铜礼器组合在一起陪葬，成为我国原始青瓷考古的重大收获。特别是在青铜器铭文中，可看出有王妊、太保、康伯、丰伯、毛伯等西周高级贵族铸作的器物，可见这是一处西周王室贵族的大型墓地。。而出土叔牝方彝的小李村墓地，本身也是一处规模不小的西周贵族墓地，在北窑村东边，两者相距不过两三千米。
当时赫赫有名的周公本来已回到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北），但他得病快死时，还留遗嘱说死后必葬成周。因而，封在成地的成叔武，死后埋在洛阳是十分自然的事。
第六节 雅安青铜难解之谜
雅安是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它有远古而不可探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文物的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到了春秋、战国的青铜时代，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交融与冲突，更为雅安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和历史谜团。
那时的雅安，是什么样的？
现在，随着考古进程的发展，雅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物种类众多、精品纷呈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它们为我们描绘了一段征战、融合、替代的文化发展进程。
谈论起雅安的青铜时代，或许还得从石器时代说起。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时代的早期。那时候的农业生产力，足已养活更多的人类。富足的生活，让人类拥有私产成为可能；而私产的多寡，也让人类产生了阶级划分；随着阶级的积累和强化，以部族首领为核心的“国家”出现了。
当时的雅安，或许有青衣羌（现芦山）、笮（现汉源）、徙（现天全）等部族国家。这些部族国家诞生于何时，是谁在称王，他又是怎么治理国家的？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和本土文化文物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知晓答案。
我们只能猜测，和中原的氏族国家一样，他们已经从“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但小小的部族邦国青衣羌国、笮、徙等，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失去了发展自己本土文化的空间——具有雅安土著特色的文物，并不曾发掘出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和文物中，雅安地域内已经明显受到了古蜀文化的影响。
现在史学界认为，古蜀国大约成立于距今3200年到4000年。《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史料记载的“王”，今天的学者认为实为“部族酋长”。此时，人类文明已经从石器开始进入金属生产时代。但雅安地域内，由于发展的滞后，尚处于石器时代晚期。笮、徙等部族国家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出土文物表明，那时的雅安地域受古蜀文化影响明显。
距今2600年至3200年间，是中原的西周到春秋时期。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宽广的成都平原，造就了古蜀国的青铜文明。而在这时，雅安地域内的部族国家也被进入了青铜时代。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青铜器出现在雅安人的生产生活中。可以想象，面临一个强大的国家，弱小的笮、徙等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依附于它。
距今2300年至2600年间，是中原的春秋后半期和战国时期。古蜀国的青铜文化迎来了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在雅安境内出土的大量带着巴蜀文化印记的青铜兵器、青铜罍、巴蜀印章等文物印证了这一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楚文化开始在雅安地域内出现——他们为了黄金、矿产的开采和东运而来。
于是，此时雅安成了本土文化、古蜀文化和楚文化交流、拼争的重要之地。严道，似乎是三种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
考古工作者在荥经县严道古城出土的众多墓葬和青铜文物中，不但能看到来自中原楚文化的身影，也能看到古蜀国印记的文物。本土文化、楚文化、古蜀文化三种势力在这里交织。
1984年，在一次轰动全国史学界的考古发掘中，在荥经大量的巴蜀土坑墓葬群中出土了1500多件文物。在那次发掘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件带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件大概铸造于公元前475—221年，与古蜀文化联系密切的青铜兵器，比史书记载的成都得名于秦汉时期要早200多年。遗憾的是，在进入青铜时代后，雅安的本土文化萌芽被强大的楚文化和古蜀文化所湮没。
严道，缘何会成为文化拼争的核心之地？
古代荥经曾是“南丝绸之路”的边关重镇，也是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的桥头堡和军事要塞。因此，荥经自古以来就受到各朝政权的重视。青铜罍在荥经县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荥经（古严道）在古代边区的重要政治地位。
罍，是一种礼器。在古代，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作为礼器中的重器，罍象征着国家权力和高贵身份，出现于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等典礼场合，同时也是贵族钟鸣鼎食的高雅点缀。
荥经县博物馆藏有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罍，该青铜罍为古蜀王国遗存，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罍上顶盖及腰部有四耳，按四方布置。罍身腰部以上三分之一处雕有白色纹饰，虽生有部分铜锈，但铜雕纹理仍清晰细密，图案完整可见。罍身腰部下深色部分四面雕有圆形旋转纹饰。这件青铜罍采用了战国时期最先进的铸造工艺——失蜡铸造技术，并镶嵌绿松石。无论是形制、造型还是工艺都称得上是巴蜀文物的精品。
而中原兵器和巴蜀兵器的出土文物，则向我们描绘了一段只能存于想象中的风云跌宕的战争史诗。
荥经县博物馆馆藏有三把巴蜀青铜剑，两长一短，皆为当时古蜀王国军队的单兵近身武器。剑刃呈单向三棱形，薄而坚固，其上有棱带空体镂花。而作为古蜀军队长砍杀兵器的巴蜀戈，在荥经县亦有出土。馆藏的巴蜀戈式样不同，而其中纹饰最细、最具古蜀兵器代表的，当属“虎头纹饰”戈。“虎头纹饰”戈的上锋部较宽，凿有单向棱槽。中段留有方孔，以绑缚绳索固定木质长柄，其上刻有精美的猛虎图案。这种猛虎图案在已经出土的古蜀王国兵器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武器装饰。
在荥经县博物馆馆藏的“卢氏戈”，在戈后部伸展出的无锋部分上刻有铭文“七年，卢氏命韩岁厥工师司马队作余”，乃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所造。当时韩国所造兵器技纯精良，其他各诸侯国都普遍装备了该国生产的兵器，因此这支戈亦有“中原戈”的名号。至于这支出现在遥远西蜀地区的中原武器，究竟是古蜀在和中原各国的交战中缴获的，还是由后来南下灭蜀的秦国虎狼之师带入蜀地的？至今尚无定论。
中原与古蜀国在严道的征战中，似乎谁也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在严道之地，中原文化难以推进，古蜀文明也难以拓展。两种文化的拼争便在雅安、严道沉淀下来。
雅安境内的古人何时迎来了第一件青铜器，同样是一个谜。在考古发现中，雅安境内出土的最早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的，此时的雅安境内，由于发展滞后，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朝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石器和青铜器共存于雅安人的生活之中。
在雅安出土的大量早期青铜器中，兵器占据了很大部分。不仅是雅安的部族国家之争，更强大的国家和势力的拼争也在雅安境内展开。早期的青铜器，更多应用于战争之中。
后来，青铜冶炼技术的普及，使青铜器逐渐出现在生活生产、祭祀仪式中。
那么，诸如青铜罍等精美青铜器，会不会是“雅安造”呢？专家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楚文化进入雅安时，楚国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已日趋成熟。楚人此时将吴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了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楚人西迁，极有可能将冶铸青铜器的技术也一并带过来。
在古蜀国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人像、器皿，似乎也昭示着一个辉煌的青铜铸造技术年代。依附于古蜀国的雅安部族邦国也极有可能掌握了一定的青铜铸造技术。
同样，考古学家推测，当秦统一中国，在荥经严道“邓通铸钱”时，不仅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铜山，也因为这里拥有不逊于中原的铸造技术和铸造工匠。
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宝兴县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坑墓葬，后又发现了西汉时期石棺墓群，在这些墓葬和墓群中都出土了大量铜剑、铜矛、铜戈、铜刀、铜镞、铜凿、铜鍪、铜釜、铜鉴、铜盘和铜饰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做工精致，有的甚至还镀了银，完全可以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具媲美。
考古学家起初也曾怀疑这些出土的青铜器并非宝兴羌人所造，但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又出土了大量的废品刀剑。
这些废品是铸造时未成功的产品，属被铸成坯而未加工的兵器。按常理来讲，废品（包括半成品）一般不会作为流通产品输送异地去销售、交换或相赠的，宝兴出现的这些废品刀剑也就不可能是外来之物，这说明在当时的宝兴已出现了铸造技术和工场。
由此，可以说当时在雅安生活的古人，不仅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工艺，而且其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无数的出土青铜文物，让我们了解了雅安地域的青铜时代，但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历史谜团。其中，最为神秘的也许便是“巴蜀印章”了。
这些神秘的巴蜀印章自出土20多年来，吸引着无数好奇和探寻的目光。细看之下，这些巴蜀印章没有文字，只有图文、符号，都是铜铸，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形或月牙形。
对于这些神秘的巴蜀图语，20多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古代巴蜀人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有的则认为它是巴蜀中各部族的徽号，还有的认为是巫师用以占卜或预言的工具。
历史学家们推论，当时的中央政权开始使用印章管理各种贸易。巴蜀印章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通关证明，在严道的使用非常频繁。
现在业内专家谈及的南方丝绸之路，其路线是以成都为起点，分为两条岔路，学术研究工作也就顺两条岔路并头推进，而途经雅安的西行之路是南丝路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被民间称为青衣道、旄牛道或者零关道（又写为灵关道），此道进入现在的芦山，沿芦山河南下，经芦山县城至飞仙关，往西南经天全东南的两河口，沿荥经河南下至荥经，越过大相岭到汉源，经过西昌，进入云南，陆续进入缅甸、东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直至北非。
如今，根据史学界的分析，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具雏形。几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蜀王，带来了不同的种群与文明，使得成都平原早在几千年前便成为文明的高地。而他们进入或逃离成都平原的路线，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并无太大的区别。由此看来，几代蜀王早于秦皇、汉武，成为丝路最早的开拓者。
其佐证是，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出土的距今3000多年的带有异域风情的金面罩、海贝等文物能与遥远的南亚、埃及联系起来。而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铜器的铜矿原料（或半成品），应该来自云南的某个地方，因为云南是中国铜矿富集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发铜矿的地区。显然，只有道路的畅通，才可能有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
这或许还不是这条道路的最早雏形，有专家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还可延长到有古人类活动的远古时代。但就是在古蜀国和雅安部族邦国迎来青铜时代最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们突然消失了。
公元前316年，经“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的秦国，起兵攻蜀，一并占领了巴国。古蜀国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千古难解之谜。
第七节 草原青铜：铭刻远古辉煌
青铜时代，青铜器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东西交流中的古代新疆更是这样。当铜被提炼出来，制成第一把刀或一支锐利轻便的箭头时，铜制的武器便很快成了古代新疆草原上的利器。游牧部落在辽阔的新疆草原上创造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辉煌——属于草原的铜器。让我们通过遗存的铜器，追溯那遥远的辉煌。
世界冶金史专家认为，西亚一带可能在公元前9000年前就会利用自然铜作装饰品，公元前5600年左右逐步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他们认为中国使用青铜石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殷墟青铜文化时期。
考古发现揭示，公元前2000年前后，新疆地区已经陆续步入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700年，是新疆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与文明社会相联系的，其主要特征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社会生产力随即发生了质的变革。
在罗布泊地区、鄯善洋海、和静察吾乎沟、哈密巴里坤兰州湾子、伊犁尼勒克穷科克等地，都发现了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的遗址。
目前在新疆已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刀、镰、锛、凿、矛、镜、马具以及装饰品等青铜制品，很少见到大型铜器。彩绘陶器的流行是新疆青铜时代的一个特点。青铜冶铸工艺已从单纯的红铜发展到既有锡青铜，同时还掌握了砷青铜合金冶炼技术。
在天山南北各地发掘的史前墓葬和遗址中都普遍发现了铜器。铜器的种类以小件兵器、工具、马具、装饰品为主，后期出现了铜盘、铜武士俑等大型铜器。
奴拉赛铜矿位于尼勒克县城以南3千米的天山山谷之中，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矿采掘冶炼遗址。考古人员发现铜矿井口多处尚存原木支撑井壁，龟背形铜锭含铜量高达60%左右。
尼勒克奴拉塞矿冶遗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随着铜冶炼铸造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冶铜已独立成为专业的生产部门。
经科学检测，新疆地区最早出现的是红铜，青铜则出现得稍晚。此外，还有在西亚和欧洲流行的砷矿。当时流行的铜盘、铜斧、铜镜等不少器形，又与邻近地区的发现存在许多共性，是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
在众多的青铜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件红铜铸成的武士铜像，它1983年出土于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畔，武士铜像空心，高40厘米。
红铜塑造的这位古代武士，高鼻深目，头微微抬起，目光炯炯有神，聚精会神而又无比坚定地望向远处。头戴尖顶大檐帽，帽顶上有一个奇特的弯钩，形状很是特别。或许，这位武士正在校场上听长官的“训话”。又或许，此时半蹲半跪的他正在展示着久远的军姿。
武士铜像上身赤裸，肌肉发达，线条流畅优美。在崇尚勇武的古代中亚草原上，或许雄健的肌肉更能展现一个武士所具备一切勇武的可能。紧闭的双唇和双手紧紧握着可能是武器的东西都表明，只要一声令下，武士具备能力迎接任何意外。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这件精美的红铜武士像被认定为古代塞人的遗物。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美丽富饶的伊犁河谷地游牧着一支部落，史称“塞人”，他们的首领称为“塞王”。后来游牧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迁到了古新疆，打败了塞人，占领了塞人的游牧地。万般无奈的塞王只好带领残余部落民众向南迁徙，最终消失在中亚的崇山峻岭之中，留给后人谜一样的历史。
这件红铜武士像，让塞人部落又一次真切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研究古代塞人的一个切入点。
铜鍑就是一个大口的铜锅。考古工作者在乌鲁木齐南山林场发掘出土了距今约2000～2500年的铜鍑，堪称古代新疆铜鍑中的精品。
它由青铜铸造，双耳高足，造型优美，做工考究。深深的腹体下连着一个喇叭形的底座，外壁上铸有装饰性的图案。两耳有古人挪动携带时的提手，双耳上被铸成蘑菇状。纹饰和“蘑菇”让看似笨重的青铜器物增添了几许灵动雅致。一种悠远的朴拙油然而生。
它到底是谁的杰作呢？
据推定，这件铜器是汉代匈奴人在新疆的遗物。匈奴是曾经活动于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匈奴人吸收了大量先进的汉文化。此时的匈奴人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文化水平，从这件铜器上我们不难得到明证。
公元2世纪，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也曾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波兰等地，曾经发现过和新疆境内相同样式的铜鍑。
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艾丁湖曾发现过一批两汉时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出土了一件虎噬羊图案的铜牌。铜牌用透雕手法铸造而成。图案中一只老虎，尾巴下垂着，挺立的身躯矫健有力，嘴里叼着一只羊。
这种图案化的铜牌可能是种装饰品，古人可能将它挂在腰间，作为一种地位和尊贵的象征；也可能是一种信仰，希望游走在辽远的草原上时，随时得到神灵保佑。
凶猛的老虎在古代新疆草原民族中，既是几乎无法抗衡的猛兽，同时也成了游牧部落崇尚的偶像，因为人们无不希望自己像老虎一样勇猛无敌。
1983年，在察布查尔县乌孙山出土了一件大型人面兽足铜方盘，被考古学家认定为战国时期活动在伊犁河谷一支游牧部落的遗物。长、宽均为76厘米的人面兽足铜方盘让人充满想象。方盘的奇特之处首先在于盘下四足，四足酷似某种动物的蹄子，稳稳“踏在”在地上。当然更奇特的还不在“足”上，而是在足部又铸出的人脸上。为什么要把人面和兽足两种不统一的形象铸成一体呢？我们似乎很难揣测这个远古部落当时真实的心理，但在当时的中亚草原上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人们赖以生存的动物和人本身更重要了。
这个奇特的大方盘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这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曾经的发达和辉煌。它无疑是用来盛放食物的，那么在两千多年前金属器物异常匮乏的时代，谁才会拥有这样大型的铜器呢？无疑，只有部落的首领或者那些贵族才是它的主人。
这令我们想象到如下情景：在凯旋的盛宴上，在祭祀的庆典上，摆在毡帐中间广场上的方盘里面盛满了肉。草原上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表达心中快意或者一份比生命还重要的敬畏……
第八节 失踪的传国九鼎
相传大禹为了纪念涂山大会，铸造了气势磅礴的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
商纣王腐败不堪，周武王伐纣而得九鼎。据传9万人方能拉动一鼎，周武王发兵81万人才把九鼎运到镐京（今西安西南），由此可见周王朝初建时的气魄了。后来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辱（今河南洛阳境内），正是要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而由楚国首先发难。
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野心勃勃的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来到了周朝都城洛邑，陈兵于周王室的边境，试图夺鼎。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周王使节王孙满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暗示准备武力夺取。王孙满针锋相对，答以“在德不在鼎”，备述自夏初铸鼎以来，九鼎之归属变迁皆在于德政。并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义正严辞地教训了楚王一通。
当时周王室虽然每况愈下，但作为天下正统之所在，任何一个霸主在尚未强大到足以统一全国时，是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它推翻的。因此，楚庄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兵作罢，从此收回了他的野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国都洛阳一带就盛行一种体育活动——举鼎。每次的举鼎比赛，往往集中着几十个力士轮番进行。场地上有建鼓、铜钹，围观的群众多达数千。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带着重兵去洛阳观看九龙神鼎。秦武王年少骁勇，喜欢举鼎。他手下有知名的三个大力士，叫孟贲、乌获、任鄙，都是举鼎能手，也陪伴着他到了洛阳。其中，孟贲又名孟说，尤为勇猛。九龙神鼎是世上瑰宝，秦武王一看到它，兴致大发，便借此机会与孟贲比试举鼎，以显示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这位年少好强的武王抓住一只龙纹赤鼎猛地举了起来，殊不知此鼎重量过大，终因力气不支，累得双目出血；力尽鼎落，又砸断了膑骨。结果秦武王不治而死，丢了王位。无辜的孟贲也因此获罪，被诛杀九族。
秦武王举鼎伤膑的奇案，就以悲剧的结果载入了古代史册。民间为纪念大力士孟贲的不幸，特地在乐舞百戏中增添了一个举鼎项目，叫“孟说举鼎”或“乌获举鼎”。今山东滕州、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就生动地表现了秦武王举鼎的场景。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已是衰落不堪、奄奄一息。据《战国策》所载，周显王时，秦、齐等大国为了争夺九鼎，不惜兵戎相见。秦惠文王率兵试图夺鼎时，由于齐国的干预而被顶了回去；接着，野心膨胀的齐宣王又图谋九鼎，被周王使臣颜率以没有路径入齐的理由说服。其后战乱之中，德政化身的鼎就沦没于泗水的渊底。对此，史籍记载不一，《史记》中说公元前255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在周赧王死后，取九鼎入秦。而唐人张守节在《史记·秦本记·正义》中补充说：“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秦昭襄王取九鼎，其一飞于泗水，余八入于秦中。”但《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据此，九鼎在秦灭周前便已遗失，那就无从入秦了。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收二说，但又补充说“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将《史记》中“鼎乃沦没”这句话具体化了。
九鼎沦没100多年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嬴政也想起了九鼎。
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行天下，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南登琅琊，歇足彭城。他听说泗水之中，人们还经常能见到鼎的出现，秦始皇喜出望外，以为他有德政而引鼎来，即命1000多人潜入泗水寻鼎。经过苦苦探索，终于发现在深渊尚有宝鼎一只，于是下令捞鼎。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泗水之滨，两岸车水马龙，河中舟楫竞渡，人们正期待着升鼎。鼎出了水，士庶欢腾，不幸的是，拉鼎的绳索被鼎中的蛟龙一口咬断，鼎将得而复失。千钧一发之际，岸上官员惊慌失措，堤上的力士全都栽下堤坡，河中的船工以杆抵鼎也无济于事。结果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鼎又重新落入泗水之中。捞鼎不成，反而使得人心浮动，惊恐不安。这鼎的忽现忽隐，正是一种不吉征兆。就在人们的种种猜度流言中，秦王朝果然在农民起义的热浪中灭亡了。
从汉武帝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而秦始皇反儒尊法，儒家一直对秦始皇持贬低、否定的态度。山东嘉祥武氏祠、沂南、孝堂山，四川合川、乐山，河南新野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石刻等，就以跌宕起伏的构图，栩栩如生的再现了绳断鼎沉的一瞬间，描绘了泗水捞鼎的历史传说，借秦始皇觅鼎得而复失的事件，讽喻秦政的无德。
第九节 齐国的青铜酒器
齐国都城临淄是战国时著名的“国际都市”，这里经济发达，民风淳厚，从国君到平民百姓，皆好饮酒，故当时齐国的青铜酒器制作工艺，也是领先时代潮流，从近年来出土的一批酒器，足可看出当时齐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和国人尚酒的习俗。
比较著名的酒器首推战国时期金银错镶嵌铜牺尊。这件牺尊长46厘米，高28.3厘米，重6.5公斤，仿牛形，筋骨坚实，肌肉健硕，头顶及双耳间镶嵌绿松石，眼球饰以墨精石，全身镶银丝，组成菱形图案，纹理间以绿松石和孔雀石镶饰。在牺尊的脊背中间部位，粗看有一个类似酒壶壶盖的一个圆形盖。仔细一看，原来这个盖被铸成了一只扁嘴长颈禽，禽颈反折，嘴紧贴在背上，巧妙地形成了一个半环形盖钮，两翅平展，羽翎均以绿松石铺填，富贵华丽。牺尊背上盖钮之下，就是把酒倒进去的入口，酒存在牛肚子里。而酒的出口，也就是现代酒壶的“流”，则在牺尊的嘴里，古人用牺尊倒酒之时，酒从牺尊嘴里流出，别有一番情趣。
1992年闻韶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战国墓出土的汲酒器，形如荷蕾的球形器，柄外表为四节竹节形，上、下各饰一周箍状纹，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球形器表饰含苞待放的荷纹。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孔，球形器底部中央有一圆孔，两孔相互贯通。通高65.4厘米，柄外径1.4厘米，内径0.8厘米，球形器腹径7.2厘米，底径3.6厘米。
专家们做过如下物理实验：将其竖直放入水中，柄部在上，荷蕾形居下，发现水由圆孔进入荷蕾内，空气则由方孔排出。当水进入时，用拇指压住方孔提起，汲进之水无滴洒，松开拇指，汲取之水则缓缓流出。实验表明，汲取作用利用了大气压强原理，通过荷蕾器内水压和器外大气压共同作用，使水被汲起或流出。经专家断定，此物为汲取酒浆用的汲酒器，同时也是最早体现虹吸寓意的器物。汲酒器顶端的龙首衔环，也正是以竹节喻彩虹，取“应龙吸水”之意。
这件战国时期的汲酒器，是迄今为止最早使用大气压强原理的例子，比1654年欧洲著名的雷根斯堡实验早近两千年。由此可见，这件青铜汲酒器不但做工精巧，构思独特，更兼具简单与实用的功能，不愧为酒器家族中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
1992年出土于临淄商王村西的蒜口壶酒器，器高35厘米，腹径30厘米，造型精巧的蒜头状酒器，小口细长颈，鼓腹下垂，小圈足，有鼓形盖，上有环形钮，口部为莲花瓣状，腹内两侧各一个铺首衔环。
这三件青铜酒器用途各异，造型各有千秋，精湛的技艺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和古齐国的“泱泱大国”之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