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苏”成功秘诀
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轼，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被人们称为“三苏”。因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故“三苏”全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据记载，苏洵、苏轼和苏辙这三个成功男人背后，是和苏洵的妻子，即苏轼和苏辙的母亲程氏分不开的。程氏生于1010年，眉山人，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四川眉州是一个望族大户，家境非常富有，使程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而通经史，有气节。
程氏在18岁时嫁入苏家，当时苏洵年仅19岁，是一个未知世事的懵懂少年。程氏嫁入苏家后，两人婚姻生活曾一度过得十分艰难。于是，有人建议程氏求助于自己的娘家，但却被有志气的程氏一口拒绝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靠她家维生的闲言碎语。
据传说，苏洵从小很不喜欢读书，不知自强和上进。婚后依然没什么改进，照旧到处游荡，不懂得挣钱养家，一度使得从富家嫁过来的程氏抑郁不乐。也许是在妻子程氏的百般苦劝之下，苏洵忽然在他25岁那年幡然醒悟了，决定发奋读书、自强自立。
对苏洵的幡然觉悟，程氏甚是喜悦，自然分外支持。程氏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公婆，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还在眉山城南纱谷行街上租来一栋宅子，经营起布帛织物的生意。
据记载，程氏嫁到苏家后一共生了六个子女，但只有苏轼、苏辙兄弟俩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苏洵长期读书游学在外，程氏兼主内外，除了持家，还亲自承担起对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家庭教育。程氏不仅教苏轼兄弟识字，也特别注重对儿子的品德育。苏轼的性喜直言，就与程氏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不无关系。
苏轼、苏辙在母亲的教育下，两人年纪很小时就博通经史，继而同中进士，又同登贤良方正科。然而，当他们兄弟俩高中进士时，母亲程氏却于同年四月初八孤独地离世。
程氏，苏洵、苏轼和苏辙这三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一位令人难忘的中国古代伟大女性。
第二节 苏轼秘事揭秘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也是豪放派词人代表。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苏轼生于宋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宋嘉祐元年（1056年），21岁的苏轼首次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次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宋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宋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之时，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疏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是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子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疏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但宋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宋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徽宗即位后，苏轼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苏轼于宋元符三年（1101年）被大赦，复任朝奉郎，在北归途中死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66岁。
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苏轼，其后世影响不在屈原、李杜、韩柳之下。而他的大度，尤为人所叹服。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当时传闻，他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苏轼即作回信，表示不咎既往。
苏轼与章惇有“同年”之谊。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和章惇均为同榜进士，并做了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之后，因为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至惠州。绍圣四年，再贬苏轼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
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迫害下，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可谓凄风苦雨，备受摧残！2000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苏轼身心备受伤害。这样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无论放在哪个人身上，都是难以释怀，刻骨铭心的！但落到苏轼头上，既不想翻历史的旧账，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反而用“更说何益”一笔带过。这种宽宏大量，实属罕见。
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并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到了把苦难、冤屈、创伤留给自己，把友谊、关爱、真情都付于别人的境界。
20余年的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
在宋朝，文人携妓、喝花酒，似乎是常事，苏轼也不例外。《东坡乐府》存词300多首，其中，直接题咏和间接涉及歌妓的，多达180多首。苏轼的“歌妓情缘”，只限于“畅饮和吟诗听曲”。他对于歌妓，抱有的多是一份同情和仁爱。
据说，苏轼一生遇有歌妓酒宴，便欣然参加。但苏轼并不特别迷恋哪一名歌妓，他只是喜欢酒宴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对于歌妓，苏轼十分随和，“乐而不淫”。常做的事，却是为歌妓题诗，或者脱籍。
有一次，在黄州为苏轼送行的宴席上，一名歌妓走到苏轼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苏轼并不认识这名歌妓，但他慨然应诺，立即吩咐研墨，提笔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至此，却停下来，与朋友继续吃饭谈笑。在座的人大为惊讶，觉得苏轼的诗也不过如此。李琪走上前，请求苏轼把诗写完。于是苏轼复提笔，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整首诗，音韵和谐，对李琪的赞美恰到好处。李琪，这一无名寂寂的歌妓，也因此名垂不朽。
苏轼从黄州到汝州的途中，经过润州。润州太守许遵为他设宴接风。官妓郑容、高莹陪侍。郑、高二人早有从良之心，于是就请苏轼为她们向太守说情。苏轼点头答应了，但他在酒席上却一直未提此事。两名歌妓心急如焚，临别时赶到苏轼的船上再次恳请。苏轼便拿出一首《减字木兰花》交给她们，其词曰：“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对她们说：“你们拿这首词去见太守，太守一见，便知其意。”果然，太守览词，莞尔一笑，便随了两人落籍从良的愿望。
这首词，乍一看并无高明之处。其秘密就在每一句的开头一字。将每一句的开头一字连起来读，就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落籍，就是除去妓女名籍；从良，是指妓女出嫁嫁人。
苏轼先后娶过两任夫人，第一任夫人名叫王弗，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乡贡进士王方的侄女。苏轼结婚时19岁，这一年王弗16岁。按苏轼自己的说法，他本想过隐居生活，既不想娶妻也不想做官，只是迫于家庭压力，才不得已结婚考进士。不过王弗进了苏家，伺候公婆无微不至，让苏轼很感动。更让苏轼吃惊的是，王弗没读过书，只是在他读书时喜欢陪在他身边。而当他偶尔有所遗忘时，王弗竟能把一段段的文字背出来，这让苏轼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签书凤翔府判官，带着王弗赴任。苏轼是个有口无心的性格，在官场上混容易吃亏。王弗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丈夫很留心。苏轼接待客人时，王弗常躲在帘后听，客人走后，她很快做出判断客人是否可交。可惜好人不长命，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刚从凤翔回到汴京，王弗便因病去世了。后来，苏轼又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熙宁二年后，苏轼相继担任过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刚到湖州没几天，就遭奸人陷害蹲了大狱。王闰之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没有跟随苏轼赴汴京狱。几个月后，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久王闰之由苏辙护送到黄州。王闰之和她堂姐王弗一样聪慧，她甘愿和丈夫过清净的农家生活。元丰八年（1085年），跟随了苏轼20多年的王闰之因病医治无效，死于汴京。
苏轼身边还有位丽人也姓王，叫朝云，是他当杭州通判时收入室中的，那年朝云才12岁，是杭州的歌妓。王朝云跟着苏轼也没少担惊受怕，发配黄州、流放惠州，都在苏轼身边。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王朝云死于惠州，年仅34岁。
苏轼一生接触过的女人不止这三位。王朝云死后，苏轼身边还有侍妾碧桃、榴花相伴。关于碧桃、榴花的记载比较缺乏，其真实性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节 王安石吃饭轶事
在北宋的宰相中，王安石的邋遢是出了名的，除了个人卫生一塌糊涂之外，在吃的方面也不拘小节。
据说有一天，宋仁宗心情很好，决定开一场“赏花钓鱼宴”，把够级别的京官都请到御苑，领略一番原汁原味的皇家情调。当时王安石的职务是“知制诰”，负责草拟诏书，管机要的重臣也在被邀之列。
“赏花钓鱼宴”的娱乐项目有赏花和钓鱼两项，聚餐前来宾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以尽雅兴。王安石对花不感兴趣，他选的是钓鱼。早有内侍将备好的鱼饵盛在金盘中置于茶几上。鱼饵中掺了不少各种香料，不要说鱼，就是人也会抵挡不住诱惑。王安石闻到了香气，竟鬼使神差地抓起一粒鱼饵放进嘴里细嚼慢咽起来。这一尝居然对上了他的胃口，遂一发不可收，竟将一盘鱼饵吃了个精光！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仁宗耳中。第二天，宋仁宗很纳闷地对宰辅讲了这件事，并说：“王安石这人真是怪啊，误食鱼饵一粒也就罢了，可他生生吃下一整盘，不近情理嘛！”
其实不只这件事，王安石不近情理的作风是一贯的。别人请他如此，他请别人同样如此。
王安石做宰相后，有一天，他的儿媳娘家一个姓萧的亲戚到京城拜访他，王安石很有礼节地为客人安排了接风宴。第二天，萧公子盛装如约而往，兴致勃勃等着入席，可是午饭时间都过了，主人却没有一点开饭的动静。萧公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但已经约好了的，又不敢不辞而别，只好耐着性子等着。过了好一阵子，王安石终于请客人入座。落座后的萧公子一看餐桌，那上面只有酒。萧公子心里虽不爽，也无可奈何。
几杯下肚之后，终于上了两个胡饼，外带几块猪肉，这就把主菜上齐了。随后上主食，下饭的是一小盆菜汤。这便是今天王安石宴请客人的全部菜单。
萧公子是富家子弟，平日好吃好喝惯了，面对宰相的“盛宴”，尽管肚里已空，却没有一点下筷子的动力。但不吃几口又觉得对不住亲戚的盛情，无奈之下，只勉强把胡饼中间的部分吃了，而把四周部分丢下。王安石捡起萧公子丢弃的饼边有滋有味大吃起来。萧公子见状惊愕不已，二话没说就赶紧起身告辞了。
第四节 “伪君子”朱熹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一代大儒朱熹在一夜之间被整得斯文扫地、声名狼藉。没过几年，朱熹就在一片“纳尼为妾”、“伪君子”、“假道学”的唾骂声中悲怆地与世长辞。
那么，历史上的朱熹究竟有没有“纳尼为妾”？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此事还得从“庆元党案”说起。《宋史》卷三十七记载：“十二月辛未。金遣完颜崇道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
这段记载说的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之事。沈继祖罗列朱熹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这后两条是指控朱熹贪色好淫，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作宠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他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身孕，疑是“翁媳扒灰”所致。据此，沈继祖主张将朱熹斩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庆元党案”，无疑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宁宗时的外戚韩胄一度把持朝政，朱熹挚友、时任宰相赵汝愚则是其独断朝纲的主要障碍。韩胄欲打击赵汝愚，却又顾忌其门生故吏众多，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便谋划通过设立“伪学”之说，同时打倒赵汝愚、朱熹及其门生。本来这篇奏章已授意时任监察御史胡草拟，后胡升任太常少卿失去言官资格而暂时搁置。恰好沈继祖升任监察御史，韩胄便私下让胡将奏章转交沈继祖，由沈负责上呈。最终的结果是宁宗帝原则上“准奏”：赵汝愚遭谪永州，朱熹被弹劾挂冠。宋宁宗还当朝宣布道学为伪学，禁止传播道学。之后还把道学先生视作“逆党”进行清洗打击，被朝廷列为“伪学逆党”的官吏多达59人，朱熹自然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领袖。由此，迫使朱熹的众门生作鸟兽之散，或藏匿自保，或改换门庭。
照此看来，似乎应该是韩胄、沈继祖、胡等人蓄意谋害朱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宋宁宗为何忍心对自己的老师、当朝大儒下此狠手？其实，问题正出在朱熹自身。
朱熹是个书呆子，秉性过于耿直，宋孝宗时期就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得罪过一批权贵。宋宁宗即位后，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朱熹出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既当皇帝顾问，又任皇帝老师。当时朱熹已经65岁，照理应该知足守己。但他却是倚老卖老，总想当皇帝老子的家，还敦促皇帝别让那些左右近臣把自己架空了，惹得皇帝很不高兴。
试想，有哪个皇帝愿意听一个老学究总在耳边喋喋不休地指责自己的过错？于是，宁宗很客气地说：“您年岁大了，我担心您难以站着讲授，还是去做个宫观官吧！”但朱熹还是不知趣，又动不动以辞官胁迫皇帝。宁宗只得无奈地挽留道：“辞职之事，恐怕不合乎朕优待您这样的贤者之本意。”
朱熹的言行也引起韩胄一党的嫉恨，并将其视作眼中钉。于是便出现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奏折，宁宗随即下诏撤朱熹职、罢掉宫观官，连门人蔡元定也被遣送道州编置和管束。
更要命的是，朱熹还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数条，表示要悔过自新。这份认罪表，也一直成为后世攻讦朱熹“伪君子”的主要话柄。
一代大儒，弄得如此狼狈不堪，斯文扫地，朱熹自己应该负几分责任呢？
第五节 “滑头”宰相赵普
在北宋初期的宰相中，赵普是比较特殊的一位，除了与赵匡胤关系特铁外，还和赵氏皇族的其他成员打得火热，尤其深得赵氏兄弟的母亲昭宪太后的青睐。皇室的核心机密，别人掺和不得，赵普则是例外。
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第二年，昭宪太后身染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将赵匡胤和皇家的心腹赵普召到病榻前口授遗嘱，大意是要吸取后周“主少国疑”丢掉江山的教训，要求赵匡胤不得传位于儿子，只能传位给弟弟。赵匡胤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长兄和五弟早亡，只剩下两个弟弟——三弟赵光义和四第赵廷美。昭宪太后临终前给他设计的传位线路图是：赵匡胤传位给赵光义，赵光义传位给赵廷美，再由赵廷美传位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或赵德芳。因担心儿子们不遵此命，昭宪太后导演了一场“金匮之盟”的游戏，让赵普把她的意图以盟誓形式记录下来，“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昭宪太后生怕日后生变，皇家没人认账，就让她最信赖的赵普做证人，让他在盟誓上签字画押，这才放心去了。
赵普是“金匮之盟”的三个当事人之一，昭宪太后之所以把皇室的核心机密宣示于他，主要目的是想要他在其中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宋太祖赵匡胤十分听话，果然把皇位传给了赵光义。然而，赵光义却没能遵照盟誓把皇位传给赵廷美。这其中，赵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扮演了一个不厚道的角色。
按说，昭宪太后如此信任赵普，赵普理应倾力回报，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在忠厚和滑头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宋太宗赵光义早就看赵廷美不爽，传位于他总觉得心有不甘，如果不传位给赵廷美，赵普这道坎则不能通过。于是，赵光义找了个机会试探赵普的态度：“赵爱卿，朕这皇位是该传给儿子还是传给兄弟呢？”
赵普是绝顶聪明之人，对赵光义的心思早就心里有数，遂面不改色心的回答道：“陛下，这事太祖已经失误，难道您还要再次失误吗？”显然，他在用暗示法为太宗指点迷津。
其实，宋太宗要的并非赵普的提醒，而只是一个态度。现在好了，赵普的表态让他吃了定心丸。
最不幸的是赵廷美，如果按照昭宪太后定下的调子，他是有机会做皇帝的，但赵光义与赵普的不谋而合粉碎了他的帝王梦。他不但做不成帝王，就连做个普通人都难。宋太宗容不得他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赵普指使开封府李符上言猛参赵廷美。结果，赵廷美被贬到了偏远的房州（今湖北省房县），最终忧悸而亡。这件事，赵普的落井下石的确有失厚道，难怪《宋史》这样说他：“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
第六节 真实的名臣寇准
一说到北宋名臣寇准，许多人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身穿补丁衣、腰悬醋葫芦、清廉简朴到了极点的寇老西儿形象。
历史上寇准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宋史寇准传》中描述道：“（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寇准为什么会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寇老西儿呢？这就要从老百姓的心理来分析了。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理想化地把忠诚清廉与简朴贫困联系在一起，遂建立了一个忠臣必然清、清官必然穷的等式，好像不做苦行僧就不是清官似的。
从历史上来看，寇准是个名臣、忠臣。特别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南下攻宋，兵锋直抵黄河北岸，北宋朝野震惊，许多人甚至主张放弃都城南逃。此时，是寇准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反对南迁，这才使军心渐渐稳定下来。在射杀辽军先锋萧挞览，挫败了辽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之后，寇准又主持谈判，以相对有利的条件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国与中原王朝近百年的战争，开始了宋辽之间100多年的和平时期。
既然是名臣、忠臣，寇准就该清贫。于是寇准的酒肉宴席没了，蜡烛也熄灭了。
事实上，寇准的“奢侈”与清廉并不矛盾。要知道北宋大臣的待遇是很好的，其宰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
应该说，寇老西儿只是一个存在于虚幻世界中的圣贤，而寇准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第七节 真实的奸臣高俅
在《水浒传》中，高俅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他以一市井无赖的身份出场，因为具有很高的蹴鞠技术，被喜爱蹴鞠的端王所赏识。在端王登基成为皇帝后，高俅便飞黄腾达，很快官至太尉。他陷害林冲，手段之毒辣，心计之精巧，让读者瞠目结舌！120回《水浒传》结束，108条梁山好汉被高俅阴谋陷害几近死绝。
高俅（？—1126年），历史上确有其人。但真正的高俅，与《水浒传》中的描述相差甚远。据南宋王明清所著的《挥麈后录》记载，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他为人乖巧，擅长抄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而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而高超的蹴鞠技术只不过是他多项旁骛的杂学之一。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端王赵佶（后来的徽宗皇帝）的姑夫。王诜是一个“书画高手”，与在端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
有一天，王诜和赵佶一起等待上朝，赵佶忘了带篦子刀，就向王诜借篦子刀修理鬓角。王诜的篦子刀很漂亮，赵佶很喜欢。刚好王诜有两把一样的，第二天就让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高俅到时，喜好踢足球的端王正在踢球，端王就邀高俅一起踢。这一踢，让端王大为欣赏。于是派人给王诜传话：“谢谢你送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就这样，高俅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不久，哲宗去世，端王赵佶成了大宋的皇帝。徽宗赵佶有心提拔高俅。但大宋朝提拔官员有一套制度，并不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来。七品县官要有进士出身，而高俅没有功名，文官这条路走不通。
徽宗赵佶就让高俅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徽宗让高俅先到下面去“镀金”，并没想他真的能建功。边帅刘仲武等人知道高俅是皇帝派下来“镀金”的，便格外帮衬。恰好，高俅在边关时，大宋朝在边境打了几个胜仗。高俅升迁的资本，当是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并最后做到了殿帅，掌管禁军达20多年。
高俅主掌大宋军权时，大宋军队早已没了战斗力。高俅不完全是靠踢一脚好球而身居高位不衰的。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很有些手段。
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时，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高俅曾主持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吹吹打打，后面花样百出，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高俅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年）打了败仗，因为有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他的仕途没有受到影响。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蔡京等人残酷迫害苏轼及其家属，高俅对苏轼一家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伸出了援手，他不忘苏氏，每当苏轼的子弟入都，则给他们资助，颇为时人赞许。
高俅与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奸臣童贯、蔡京等人也非一党。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徽宗南逃到了泗州后，童贯、高俅也赶到了泗州，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不久，童贯与高俅发生了冲突。童贯护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后来，高俅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当时随从徽宗的童贯等“六贼”，后来都被宋钦宗处死并枭首。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他的下场比童贯、蔡攸（蔡京长子）等人幸运。
《水浒传》中的林冲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高俅迫害他的情节同样纯属虚构。从史书、文人笔记等现有资料来看，历史上确实有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但不像《水浒传》所写的有林冲、李逵等一百单八将，更没有那么多生动的戏剧性场面。
宋江起义的时间是宣和元年（1119年）到宣和三年。起义地区在太行山以及山东、江苏北部一带。镇压宋江起义军的也不是高俅，而是北宋名将张叔夜。高俅也没有参与征讨方腊起义军，没有参与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
高俅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
第八节 欧阳修的大度与绯闻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北宋吉州庐陵（今属江西省永丰县）人，曾继包拯接任开封府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为人耿直，放荡不羁，对同僚刻薄有加，宽容不足，以至于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但这样一个对同僚刻薄的人，却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大度，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当时还没有名气的曾巩给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赏识不已，他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巩擅长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悉心教导。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鸣天下。
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27岁时才开始发奋读书，后来进军科场，却接连落榜。苏洵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烧了，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说，在文章方面，他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于是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立即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写得特别精彩，随即呈给欧阳修阅览。欧阳修读过后，认为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名。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名。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是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的。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欧阳修活了66岁，做了42年的官，一生三次被贬，两次与范仲淹有关，还曾两次遭遇绯闻。
欧阳修第一次被贬是在1030年5月。当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批评宰相结党营私，任人不唯贤，结果反遭诬陷，贬至饶州。欧阳修对范仲淹主张改革、为政清廉向来尊重，公开发表言论表示支持，结果也被贬到湖北夷陵。
欧阳修第二次被贬是在1045年秋，与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有关。
欧阳修第三次被贬是在1067年，当时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国丧期间，欧阳修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贬至亳州。
欧阳修遭遇绯闻，起于第二次被贬前。
1043年，仁宗亲政，面对内忧外患，他号召群臣出谋献策，改革吏治。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得到了仁宗的赞赏。短短几个月，范仲淹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担任副相。在“庆历新政”推行过程中，越来越尖锐地触及既得利益者，必然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有人攻击范仲淹搞派系斗争，利用少壮派打击元老派，闹得仁宗不知如何收场。次年6月，西北边事吃紧，仁宗正好趁机让范仲淹去守边。
1045年新年刚过，杜衍被罢相，富弼被免职，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作鸟兽散。欧阳修公开为改革派鸣怨叫屈，惹仁宗不悦。但仁宗爱惜欧阳修的才能，不想拿他怎么样。此时欧阳修的朋友田况由真定改任秦州，仁宗就让欧阳修临时代理真定府事宜。可是，一个险恶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始作俑者就是谏官钱明逸。
钱明逸嫉恨欧阳修，欧阳修在参与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了钱氏的祖宗，即吴越国王钱氏家族。
钱明逸将诬告欧阳修私吞财产的状纸递到开封府。开封府尹杨日严阅状而窃喜，因为他主政益州（今成都）时，大肆敛财，贪污官银，曾遭到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状纸经开封府递达朝廷，宗仁即刻让人调查，结果查无实证。但钱氏家族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攻击欧阳修，制造了“盗甥”和“私从子妇”的绯闻。
“盗甥”事件是诬陷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氏不久便守寡，张氏前妻留有一女，欧阳修将她们接到家里抚养。其外甥女长大成人后，嫁给了欧阳氏远房侄子欧阳晟，但她不守妇道，与家仆私通，被人告发。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乱伦，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
尽管仁宗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并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盗甥”事件之后，那些小人又编造出“私从子妇”的绯闻，说欧阳修与儿媳乱伦。
经历两次绯闻的打击后，欧阳修心灰意冷，淡薄仕途，多次要求退休。1071年，欧阳修回到了安徽颍州，次年便去世了。
第九节 长胡子太监童贯
历朝历代，皇宫中有数以万计的太监，但“长胡子”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宋徽宗赵佶的宠臣广阳郡王、大太监童贯。
童贯，字道夫。他的一生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这几项记录是：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太监；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太监；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使外国的太监；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太监。
《宋史》中有对童贯的外貌描述，他有三大特点：一是他的胡子只有稀稀拉拉的十几根；二是他不但英俊，而且很魁梧；三是他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一眼望去阳刚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
童贯为人很有度量，也能仗义疏财，出手相当慷慨大方。只是他仗义与疏财的对象都是后宫嫔妃、宦官、宫女以及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身边的近臣。这样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他还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皇帝的意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皇帝欢心。
童贯净身入宫时，便拜在同乡、前辈太监李宪门下做徒弟。李宪是神宗时期的著名太监，在西北边境上担任多年监军，有些战功。童贯读过4年私塾，有些经文根底；跟随李宪出入前线，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加上他曾经10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
徽宗登基时，童贯已经48岁。宋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他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上升的通道。内廷供奉官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但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可称得上是老谋深算，意味深长。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进太尉，领枢密院。从此，童贯位列三公，手握重兵转战于西北边陲，与外族夏、辽、金周旋10多年。
宣和二年，宋徽宗派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15万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多天，杀起义军7万多人。童贯因战功被封为太师。
宣和七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被封为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太原。当时，金国已灭辽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便由太原逃到汴梁，并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疏劾蔡京、童贯等6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其实辽金之怨非童贯所结，边隙也非童贯所创。童贯掌握兵权20年，在与西夏、辽和金的战斗中还算尽力，并没有投敌误国。北宋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毁。
童贯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监出身，加上骄恣而为，上下结怨。宋徽宗禅位之后，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1126年），童贯被一连三贬。七月时，童贯贬吉阳军（今海南崖县），又诏数童贯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澄追而斩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随员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及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斥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随员一刀砍下头颅。
第十节 好色英雄辛弃疾
宋代词人辛弃疾是个英雄，当年23岁的辛弃疾率领50余骑突袭5万人的金营，活捉了叛徒张安国，押回建康处决，还策反了1万余名士兵归宋。这事轰动天下，使他名重一时。
但辛弃疾同时也是个好色之徒，他一生中受到过六次弹劾，这些弹劾理由主要有三个：好杀人、好财和好色。如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当年秋天，浙东安抚使韩侂胄就告了他一状：“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辛弃疾又被免官，失望地回到江西铅山瓢泉，锄田耕草，打发时光，两年后就郁郁而死。
辛弃疾的身体十分强壮，精力非常充沛。据许多史料记载，辛弃疾除了妻子范氏，还有整整、香香、飞卿或者阿卿、田田、钱钱五六个侍妾。其实，辛弃疾的侍妾绝对不止这些。
清冯金伯《词苑萃编》中云：“京畿有二漕，一吕晋，一吕正已。晋家诸姬甚盛，必约正已通宵饮。吕婆一旦大怒逾墙詈之，晋子一弹碎其冠，事彻孝皇，两漕即曰罢，吕婆有女事辛幼安，以微事触怒逐之。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冯金伯说，吕婆之女曾事辛弃疾，因为一点小事被他休了。
随着年纪渐老，辛弃疾就是身体再强健，也应付不了诸多的女人。于是，他遣散了一些侍妾。他的《临江仙·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就是送给遣散的侍妾阿钱的。《后斋漫录》记载的“辛稼轩有姬曰钱二，年老遣去，为赋《临江仙》赠之”可能说的就是这件事。他遣散侍妾粉卿，也写了一首《鹊桥仙·送粉卿行》。
辛弃疾的好色不仅仅是妻妾成群，他还经常和一些身份不明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他的《南乡子·舟行记梦》云：“欹枕舻声边，贪听咿呀醉眠。梦里笙歌花底去；依然，翠袖盈盈在眼前。别后两眉尖。欲说还休梦已阑。只记得埋冤前夜月，相看，不管人愁独自圆。”这首词记述了辛弃疾的一次船上的艳遇。另一首《霜天晓角·旅兴》云：“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这一首词说的应该是辛弃疾的另一次艳遇。
辛弃疾甚至还不时光顾妓院。元代郭宵凤《江湖纪闻》中记载：“刘过，字改之，辛稼轩客之。稼轩帅淮时，改之以母疾辞归。是夕，改之与稼轩微服登娼楼。适一都吏令乐饮酒，不知为稼轩也，令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归，即以为有机密文书，唤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轩欲籍其产而流之，言者数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缗为改之母寿，请言于稼轩，稼轩令倍之。稼轩为改之买舟于岸，举万缗于舟中。”辛弃疾和刘过去嫖妓，与一都吏令争风吃醋，辛弃疾官大压人，狠狠地敲了别人一杠子。
第十一节 沈括与悍妻的故事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人。他和王安石一起排除万难并肩作战致力新政。沈括当时负责北宋财政部门的改革，他顶住一切压力罢免了六位不作为的官员，轰动一时。致力改革的同时，他还负责兴修汴河水利工程，身体力行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晚年的沈括归隐到镇江，他把烟柳画桥、溪流潺潺的居所命名为“梦溪园”，潜心作学问，写出了包罗万象的《梦溪笔谈》，成就了科学巨人的英名。
然而，这样一位英才却经年遭受家庭暴力的打击，血泪斑斑。真不敢想象，他对这样常人无法忍受的生活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
沈括的妻子张氏是京城人，父亲是朝廷命官。熙宁二年，张氏的父亲看沈括聪明勤勉、谦虚谨慎，就把女儿嫁给了丧妻的沈括。
沈括毕竟是有经历的人，加上张氏年轻貌美又有贵族气质，沈括处处依着张氏。张氏的跋扈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有一次，沈括不知为何惹怒了张氏，张氏冲上来一把揪住了沈括的胡子，沈括看到面前那张狰狞可怖的脸，下意识躲闪着，张氏紧紧拽着胡子不松手，沈括往后退想要挣脱，顷刻间胡子和下巴分离，沈括的下巴鲜血直流，家人们吓得捂住眼睛，不忍看这血腥的一幕。
这之后，沈括每次听到张氏的声音，就忍不住浑身战栗。梦溪园八年时光，沈括就是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中创作完成了《梦溪笔谈》。这本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著作笔触不乏幽默诙谐，捧读令人忍俊不禁，不知沈括在叙述这些的时候，是否脸上有伤、心中有泪？
沈括到镇江八年后，张氏去世了。朋友庆幸沈括终于摆脱了苦难，沈括却哭得很伤心：“张氏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张氏死后，沈括的健康每况愈下，朋友们经常陪他散心。有一次在江边他们又说起了张氏，沈括一言不发抬脚就要跳江，幸好被朋友拉住了。
张氏让沈括如此留恋，想必一定自有她的妙处。
第十二节 “手搏状元”王嗣宗秘闻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是科举大比之年，经过层层考试获得最后殿试机会的举子们来到皇城的讲武殿，接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御试。在规定的时间内，举子王嗣宗和陈识同时最先交卷，而且两个人的答卷都非常优异，但状元却只能有一个。于是宋太祖下了一道圣旨，让王嗣宗和陈识当殿比武，优胜者即为该科的状元。
圣旨一出，两个举子就在金銮殿上大打出手。几个回合下来，王嗣宗一拳将陈识的帽子打落，胜负立分。赵匡胤当殿宣布王嗣宗为该科的状元。由于王嗣宗的状元是靠“拳头”得来的，所以他就有了一个“手搏状元”的雅号。
获得状元之后，王嗣宗被任命为秦州司寇参军，这本是一个不大的官职，不过是让他先历练一下，可是他却偏偏认真地干了起来。当时的秦州知州、侍御史路冲是一个酷吏，为政苛急，百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其他的官员迫于他的淫威，没人敢说什么，可王嗣宗却不管那一套。有一次，他在拜见路冲时，直言不讳的指出了路冲为政的各种不足之处。路冲恼羞成怒，当场就把王嗣宗抓了起来。之后，他又纠集了一帮泼皮无赖诬告陷害王嗣宗，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幸好朝廷派出的审案官员王廷范能够秉公执法，查出了王嗣宗确系冤枉，才让他免了一场无妄之灾。
经过这一次牢狱之苦，初涉官场的王嗣宗秉性不改，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指责起皇帝来了。
当时的北宋皇帝已经换成了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他暗中向各地派出了许多特务，潜察地方官员的动静。本来皇帝对地方大员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王嗣宗却不管那一套，他抓住了几个特务，把他们解送到京城，并上奏章道：“陛下不去委任天下的贤俊，却相信这些猥琐的小人，让他们做耳目，臣认为真是不应该啊！”这一下可让宋太宗下不来台了。太宗大怒，立即派使者将王嗣宗抓到京城，下进监狱，停发俸禄。宋太宗毕竟不是个昏庸的君主，他主要是不满王嗣宗蛮横的态度，只想教训他一下，并不真想要他的性命。不久就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官职。
这之后，王嗣宗做了多任地方官员，不管在哪里都做出了一番政绩。他为人刚毅，不信邪，经常对地方上一些劳民伤财的迷信活动进行整治，改变了一些地方的民风。由于优异的治绩，王嗣宗累官至御史中丞，进入了中央高层。
虽然官居要职，可王嗣宗直率刚劲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经常口无遮拦，让其他朝廷大员下不来台，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他为人过于豪放、不拘小节，在皇帝面前常有失礼的行为，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再次外放，结束了第一次短暂的京官生涯。
到了地方，王嗣宗的能力再次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帮助百姓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所到之处皆治理的井井有条。两年后，王嗣宗再次以极佳的政绩上调中央，出任枢密副使，成为了国家的副宰相。
这个时候，北宋的皇帝已是宋真宗赵恒了，而王嗣宗的顶头上司枢密使则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名臣寇准——一个跟他一样自负、刚毅的人。这两个自大的人碰到一起，结果可想而知，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两个人是能够谈到一起的，最后宋真宗只得将王嗣宗第二次外放出京。
第二次离开京城的王嗣宗再也没能回朝做官，最终以左屯卫上将军、检校太尉致仕，结束了他长达50多年的官宦生涯。
王嗣宗一生历仕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为政严明，政绩卓著。但是他“手搏状元”的出身，又使他为人粗鲁，常常口出不逊，不能够容身于朝堂之上。但纵观中国1000多年的科举史，王嗣宗绝对是产生的最离奇、最有特点的状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