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代价惨重的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东乡上池自然村人）。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后任地方官多年。
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王安石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变法。
1070年，王安石升任宰相。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阶级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和1076年，王安石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王安石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客观地说，王安石是个一心想为皇帝效力尽忠的臣子。他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皇帝分忧，给国库增加财政收入。赏识他的神宗皇帝是个既好大喜功又昏庸无能的君主，为了对北方蛮族用武以震国威，他非常需要资金支持。而王安石则自命财政奇才，以为仅仅通过改变纳税征兵制度就能使国库充盈，国家强盛。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就有了备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
这次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许多元老重臣的集体抵制。司马光曾当面指责王安石：“你之所谓变法，只不过是从老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这笔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朝廷手里。无论你实行什么新法，或者给这新法冠以什么名称，你所做的只是把百姓手里的钱拿过来转交给朝廷罢了。”
客观地说，司马光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王安石的财政能力再强，也不可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出新的财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巧立名目不断加重百姓负担。
在重重阻力面前，王安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引经据典，与神宗皇帝谈起了“小人之阻挠”。他对神宗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能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王安石的这番话显然是藏了许多心机。首先恭维神宗皇帝是个大国之君，然后含沙射影地贬低当朝高官“无贤德能臣”，同时以知心体贴的语气劝谏其“无明确政策与用人不专”，接着暗示自己是“非常之才”、只怕“受小人之阻”，最后又以“弃职”相威胁。总之，在想尽办法向皇帝表忠心的同时，也把对手统统预设成了“小人”。
中国的士人文化是非忠即奸，神宗自然也认同他的“小人”说，马上回答：“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四凶（共工、驩兜、三苗与鲧）。”
王安石抓住机会，继续发挥，试图对“小人”一击毙命，为自己扫除一切障碍：“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到了这个时候，王安石其实已经开始和神宗讲条件了，要么你除去当朝“四凶”，否则，我这个“贤良”必将弃官而去，而你也就别想取得尧舜那样的丰功伟业了。
当时神宗20岁，涉世不深而雄心万丈，哪经得起王安石这么盅惑与威胁！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一遇到那些老臣们进谏的时候，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四凶”的影子来。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大规模党争由此开始。
几乎所有的名士重臣都按照王安石的说法划分成了“流俗”与“通变”两派，双方互不相让，互相攻讦。凡是王安石不喜欢的，或是与王安石持异议者，都被他称之为“流俗”派，而支持他变法的追随者与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
在王安石的追随者当中，除了他的亲属就是无耻小人。他们惯于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其中以李定、吕惠卿为代表。李定为了保住官职，隐瞒母丧不报，这在倡儒重孝的社会，不仅属大逆不道，而且是欺君罔上。吕惠卿则是个大奸臣恶的野心家，表面支持王安石变法，暗地里却一心想取而代之，竟在王安石与神宗之间玩起了离间计。王安石变法八年，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以致最终崩溃。
这场轰轰烈烈、鸡犬不宁的变法终于结束了，平民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士人阶层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变法期间，司马光、苏东坡等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罢官治罪；在变法之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也遭清算。神宗的强国梦彻底破灭了，只剩下满目疮痍。
第二节 后宫的变法天平
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了！这让习惯了文治的仁宗有些紧张，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官门，保护仁宗，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这一夜之后，曹皇后在史书上留下了生动的形象。
宋仁宗一生中有三个皇后，第一个是郭皇后，他们是“包办婚姻”，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而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第二任皇后曹氏。
曹皇后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大多时候，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和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唯有“夜半平宫乱”，才显示出她将门之女的非凡胆识，令宋仁宗大为佩服。
外戚干政是所有帝王都小心提防的。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其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辞去军职。
在朝廷，曹家没有一个高官；在后宫，皇后没有争过一次宠。张贵妃仗着得宠，越礼提出要借皇后的仪仗出游，而曹皇后并不介意。得意忘形的张贵妃回官后向仁宗炫耀，仁宗十分生气，狠狠地训斥她扰乱礼仪。
可一旦涉及到国家问题，曹皇后就十分主动。“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热闹的元宵气氛。而曹皇后觉得这样做一来铺张浪费，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于是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让仁宗打消了这个念头。
轰轰烈烈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此时，曹皇后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为日后她极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之源。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
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顺利。仁宗无子，继承人空悬多年，皇族和大臣暗潮涌动，各有人选。自幼被曹皇后领养在宫中的赵曙，一直徘徊在太子位置的边缘。即使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可其位子也并不稳固。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起来的政局却因为两个人得以平稳过渡。一个是宰相韩琦；另一个，就是刚刚升为太后的曹氏。
仁宗死时，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嚎啕大哭，她忍泪而起，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都装做仁宗在世的样子。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奉命进宫。两人安排好一切，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但事情还没完，英宗就病了。
这个在皇宫中战战兢兢十余年的新皇帝，终于不堪长期心理压力而精神失常了。仁宗大殓当天，他神智不清地呼号奔走，不能成礼。韩琦没有办法，只得向曹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渡过。英宗康复后，她才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
英宗在位四年就死亡了，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张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
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懵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此时，朝中还有不少“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和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为走捷径，爬仕途。宋神宗与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的确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第三节 凶悍震主的皇后李凤娘
李凤娘是宋光宗赵惇的皇后。她天性悍妒。有一天，光宗洗手时，看到侍奉其浣洗宫女的手特别白皙，十分喜爱，禁不住伸手触摸，啧啧称赞。几天以后，李皇后就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盒，说是闻听君王喜爱此物，妾特意取下，以奉君上。光宗听了十分欣喜，打开食盒，赫然发现里面盛的竟是那位宫女被砍下来的双手！震惊之余，几乎晕厥。
当时，光宗后宫除皇后外，还有黄贵妃、张贵妃、符婕妤等妃嫔。黄贵妃本是孝宗谢贵妃（后立为皇后）的侍女，光宗初为太子时，孝宗因见他缺少姬妾服侍而把黄氏赐给他。光宗对黄氏宠爱有加，即位后便立为贵妃。可是，李皇后实在不能容忍黄贵妃得宠，于是趁光宗离宫祭祀之时，派人谋杀了黄贵妃。当时光宗已卧病在床，听到黄贵妃暴亡的消息，病得更重了。张贵妃、符婕妤两人，也因皇后嫉妒而被下令改嫁平民，相比惨死的黄贵妃，她俩可算是幸运多了。
李凤娘还几次离间孝宗与光宗父子之间的感情。光宗最初即位时，没立嫡长子赵扩为皇太子，令李凤娘忐忑不安。一次，她趁刚刚病愈的光宗在宴席上醉酒时，请求光宗立已封为嘉王的赵扩为皇太子，以帮助光宗处理政务。光宗也觉得挺有理的，但他坚持请示父亲孝宗后再行册立。可是李凤娘不听，愤然而去，又不许孝宗等人面见光宗。孝宗一连几天没能见着儿子，便向李凤娘询问皇帝的病况，李凤娘于是托辞光宗多病，要求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以辅政。但孝宗认为光宗才即位不久，连政事也没熟悉，却把政务都委托于儿子，实在于理不合，因而否决这一建议。李凤娘觉得孝宗处处针对自己，于是回宫向光宗哭诉说孝宗不想立太子必定另有企图。光宗被蒙在鼓里，以为孝宗别有用心，于是气得以后不再朝见孝宗。她对太上皇的态度，令全朝哗然。
庆元六年，有算卦之人指点李凤娘会有灾厄，于是李凤娘穿上道袍，虔心事佛。只是她再难逃此劫了。同年六月，李凤娘病死，终年56岁。
第四节 真实的武松
在《水浒传》中，武松因打虎而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说《水浒传》里说，武松是山东清河县人，在家中排行第二，又叫武二，绰号行者。他幼年父母双亡，与兄长武植（人称武大）相依为命，由武植抚养长大。武松长得仪表堂堂，行侠仗义，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因为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猛虎，因此被阳谷县令任命为衙门捕头。武松因嫂嫂潘金莲与当地富户西门厌勾搭成奸并害死武大郎。武松获悉真相后，将潘金莲和西门庆杀死，因此获罪流放孟州。后几经周折，投奔梁山，成为“三十六天罡”之一。后来宋江接受招安，远征方腊，武松因此断了一条臂，不想回京城，就在杭州六合塔出家为僧。
在历史上，武松确有其人。在《浙江志》《杭州府志》《临安县志》等地方志里都有关于武松的记载。
这些记载表明：武松本来是一个跑江湖的卖艺人，浪迹江湖，后来到杭州献艺。当时的杭州知府高权偶然见到武松，看他武艺高强、相貌奇伟，就邀请他加入杭州府，做了一名捕快，后因为立功被提拔为提辖，很受知府高权的赏识。不久，高权因为得罪了权贵被罢官，作为他的心腹的武松被解职赶出了知府衙门。新来的杭州知府名叫蔡銎，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儿子，他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地人称之为“蔡虎”。出于义愤和为民除害的愿望，武松决定刺杀蔡銎。有一天，武松埋伏在蔡府门外，等到蔡銎出来时，便飞快冲上去，猛地抽刀向蔡銎连砍几刀。蔡銎当场毙命，武松则被蔡銎手下围攻擒获，因遭重刑惨死在监狱里。杭州百姓感激他为民除害，把他的遗骸葬在杭州西泠桥畔。后人还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题写“宋义士武松之墓”。
武松的墓一直在杭州，后人为了纪念他，举行过不少活动。
第五节 两宰相争娶寡妇事件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十月，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两位宰相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则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洛阳。这件事的缘由，竟是因为这两位宰相争娶一位寡妇而起。
这位寡妇，就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薛惟吉的父亲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还是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
这位才子娶了一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薛惟吉改过自新。但他也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柴氏是薛惟吉的后妻，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而且平时跟薛惟吉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样一来，薛安上不干了，就到开封府状告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向宋真宗汇报。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柴氏的说法却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件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接着，柴氏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向敏中卷了进来，真宗只得质问他。向敏中承认确实花了钱买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这一问使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与向敏中不和，这时也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于是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御史台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贯。
不久，经过真宗亲自过问，审理结果出来了：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点旧怨，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柴氏不但不能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真是赔大了。两位宰相争着娶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她有钱。
第六节 真实的“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是指王重阳的徒弟马钰（丹阳子）、丘处机（长春子）、谭处端（长真子）、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太古子）、刘处玄（长生子）和马钰之妻孙不二（清静散人）七人。
王重阳是道教重要派别全真教的创始人，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便改名知明。又因喜爱菊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
王重阳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侵，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青年时代，他曾于天春年间应过文、武试，得中文、武双举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孱弱，苟且偏安，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
抗金失败后，王重阳掘地穴居，称之为“活死人墓”。七年后，王重阳走出活死人墓，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到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被宋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弄得丧失人心的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创立了全真教。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过程中收纳了许多弟子，其中又以马钰、丘处机等七人为翘楚，人称北七真。
王重阳死后，全真七子在北方广泛传播全真教，并且各立支派，即马钰遇仙派、丘处机龙门派、谭处端南无派、刘处玄随山派、郝大道华山派、王处一全真派、孙不二清静派。这其中，又以邱处机及其龙门派影响最大。
丘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道号长春子，是道教龙门派的创立者。在金、宋、元交替时期，以诗、医、道三术而名满天下的邱处机，是各方拉拢的对象。在先后拒绝了金、宋皇帝的征召后，他于1220年，不远万里，远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觐见成吉思汗。邱道长不远万里，为的还是中原百姓免遭屠戮。
当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向邱处机询问长生之术时，邱处机不像通常道士那样怂恿成吉思汗炼丹求仙，而是坦言“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
成吉思汗虽然心中无限失望，但没有责怪丘处机，反而对他的坦诚极为敬重。在丘处机逗留期间，成吉思汗给他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在军务闲暇的时候，成吉思汗还经常向丘处机求教养生之道。
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年之后，丘处机自北印度回归中原。虽然当时战事频仍，成吉思汗还是派出骑兵五千，予以护送。为了表达对丘处机的尊崇，成吉思汗赐丘处机虎符玺书封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蒙古入主中原之后，丘处机到燕京修道。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师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到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候，继丘处机执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还凭借丘处机留下的虎符玺书，庇护了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第七节 文武双全的宋高宗皇后
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生于1114年，在她12岁那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派兵大举南侵，兵锋直指北宋的都城开封。赵构当时还只是皇帝的弟弟康王，临危之际奉哥哥宋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
这时的赵构已经有了正房邢秉懿和两位侧室田春罗、姜醉媚以及五个女儿，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家带口，所以赵构的一家老小就留在了自己的王府里。
赵构当时19岁，领命之后想早点见到金兵统帅。抗金名臣宗泽苦口婆心地劝阻道：“金朝要你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还有什么用，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赵构动摇了，害怕自己有去无回，死在金国，便停下来驻扎相州（今河南安阳县），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终于攻陷开封，北宋政权宣告结束，宋朝皇帝、大臣、宗室、新科状元等三四千人全部做了俘虏，包括赵构的一家八口。不过好在赵构还在，于是北宋王朝就有了续集——南宋，他在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南）即位，康王殿下升职成了皇帝陛下，年号“建炎”。而他的倒霉哥哥宋钦宗和倒霉父亲宋徽宗就升职成了太上皇和太皇太上皇。
赵构刚刚即位，金兵就打了过来。赵构一路南逃，后来在杭州安了家，并开始充实后宫。在这种情况下，1128年，吴氏被挑中进了皇宫。
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国强兵压境，内有兵痞、刁民时不时地捣乱，这时的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铁盔，腰挎宝刀，整天跟随赵构身边充当保镖。而赵构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对于能给自己安全感的吴氏，他自会记在心里。
1142年前后，金兵再次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入侵，赵构吓得一度入海避敌，途中还写信给金兵统帅，请求给予怜悯。和以往一样，吴氏依旧坚定地守在他的身边。赵构念于她的功劳，封为和义郡夫人，跟着到了越州又封为才人。此后，吴氏开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不久就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之所以没有升为皇后，是因为赵构心中还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元配邢氏（邢秉懿）。
可惜邢秉懿没等到重逢的那一天，就于绍兴九年（1139年）去世。而赵构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要迎回生母韦贤妃时，才得知邢秉懿已死，此时中宫（皇后）已经虚位16年。为了祭奠这位发妻，他辍朝数天。
好在吴氏十分贤惠，她不仅不吃醋，还对归来的韦太后孝顺有加，亲自伺候起居，恪尽一个儿媳的孝道。吃了那么多年苦的韦太后突然见到这么一个乖巧的儿媳，欣慰不已。经过她的一番劝说，赵构于1143年正式册立吴氏为皇后。
之后两口子恩恩爱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1162年，赵构在一片不满声中禅位于宋孝宗，吴氏被尊为寿圣太上皇后。退位后的赵构身体一直硬朗，活到1187年才死。1197年，在寡居10年之后，吴氏病死，终年83岁，谥号“宪圣慈烈皇后”，葬于永思陵。
第八节 北宋大臣的“胖瘦香臭”
北宋的许多官员虽贵为朝廷大臣，也照样改不了自己的脾气秉性，在个人形象和行事作风上，各有特色，各不相同。
宋太宗时曾任安州知府的张齐贤是个有名的大肚汉，吃饭时狼吞虎咽，而且喜欢吃大肥肉块，完全没有吃相。张齐贤的饭量有多大，没人知道。有一次宴请宾客时，厨师想看看张齐贤到底能吃多少，就偷偷在一边准备了一个大木桶，张齐贤每吃完一种食物，他就把一份相同分量的食物倒进桶里。结果，宴席还没结束，大木桶就盛不下了。而当时的大诗人晏殊正和张齐贤相反，不但饭量小，而且吃相讲究。晏殊每顿饭只吃半个薄面饼，先用筷子慢慢把面饼卷起来，然后抽出筷子，手指轻轻捏住面饼的一头，细嚼慢咽地吃，那种文雅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盛度和丁谓都是浙江人，在宋仁宗时都曾为翰林学士，又都属于当时著名的文人，但两人却长相迥异。丁谓长得身小体瘦，脸如刀削；盛度却是身宽体胖，肚大腰圆。有一次，宋仁宗命盛度起草诏书，盛度竟然因太胖而弯不下腰，不得不求皇帝给他找来一张大桌子。
宋仁宗时还有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一个是任馆职的窦元宾，一个是翰林侍读梅询。窦元宾不修边幅，长年不洗澡，身上难闻的气味让人不堪忍受；梅询喜欢清洁，满身香气扑鼻。为了保持香气持久，每天早上梅询都要焚两炉香，然后用衣服把香气罩住，双手抓紧袖口不让香气消散，赶紧出门办公，到馆舍坐下后，再把袖子张开，香气慢慢飘散出来，不一会儿，整个房间都香气弥漫。
后来，人们把这几个人的特点总结出来，形容为“盛肥丁瘦，梅香窦臭”。
第九节 宋朝官员的跑官风气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穀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间，置身阶下的陶穀赶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穀此举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又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以“与孔子同寿”。
从宋真宗时起，官场奔竞恶习全面抬头，致使真宗不得不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专门下诏，令御史台纠察奔竞的官员。但是此法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势头。
到了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僚借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执政的王安石。当时有个名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甚至在王安石上厕所时也尾随，轻执王安石的衣服尾带，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真是无耻至极。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梁师成读后大喜，将他推荐给了皇帝，数年后，王安中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时，宋高宗朝的权臣秦桧，孝宗朝的权臣赵汝愚，光宗、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后来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秦桧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秦桧则来者不拒。而韩侂胄时期，有官员为了巴结他，不惜学狗叫。有个叫程松的人，为了讨韩侂胄的欢心，甚至甘愿将自己的小妾献出，并为其取名曰“松寿”，取祝愿韩侂胄长寿之意。
更为可笑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很多新的官场专用语。
第十节 宋朝文人的糜烂生活
宋朝是一个不杀文人的朝代，还是一个普通人科举及第后，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必须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据说，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甚至引起了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
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整个社会蔓延着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文人也不例外，它们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吕蒙正没有功名时，有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却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来吃。后来，他做了宰相，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的意思是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顿饭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
这种气氛，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朝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大臣们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中放浪形骸。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还有从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之手笔。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可以向书中索要，这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是一条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很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
神宗时期的宰相的月俸禄为300千（钱），副相为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和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到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以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好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无产者、工商户、乡户地主、自耕农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重要。
第十一节 《岳阳楼记》背后的内幕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志的范仲淹，为国为民实行新政，不辞辛苦，不惜得罪权贵，堪称封建士大夫中之佼佼者，享誉后世。但这样一位以“公”著名之人，也未能免俗，为了自己的好友滕宗谅，曾经徇“私”。
滕宗谅就是范仲淹在其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称道的“巴陵太守”滕子京。滕宗谅，字子京，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交好甚厚，感情颇深。滕宗谅在泾州任上，曾花费公款16万缗，遭到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怕连坐者太多，索性一人担罪，烧毁账籍，灭掉相关姓名。销毁了证据，两项归一，罪不可谓不小。参知政事范仲淹不能眼见好友治罪，不惜徇私，力救之，初议止降一官。但梁坚的上司御史中丞王拱辰愤然不平，论奏不已，决不罢休。最后，还是没有治罪，贬谪到岳阳（巴陵郡）。
滕宗谅到岳阳后，为彰显政绩，决定重修岳阳楼。官府贴出告示，民间有老债要不回来的，可以献给官府，由官府出面收回。官府讨债，谁敢不给！不长时间，就收钱近万缗。滕宗谅亲自掌管这笔钱，不设账籍，不许旁人过问，用来修建岳阳楼。楼成之后，花费很多，滕宗谅自己也收入不少。
岳阳楼建成后，滕宗谅为粉饰治岳功绩，请名人为其舞文弄墨。范仲淹不管岳阳楼的来历如何，也应邀写成《岳阳楼记》，开篇即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其实，当时岳阳一带民不聊生，滕宗谅到任一年也没有起色。范仲淹不能不知，违心赞颂，还是为滕宗谅私交所累？
第十二节 香艳的女子相扑游戏
在宋代，相扑开展得相当热闹，不仅有男人参赛，更有女性加盟，是坊间颇受欢迎的一种大众娱乐形式，连皇帝都愿意到民间乐园“瓦子”一睹为快。
女子相扑在当时堪称京城开封的一绝，是最能吸引看客眼球的一项娱乐表演。相扑是个力气活，极具竞争性，“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光这些香艳加粗犷的艺名就足以引人好奇，再加上硕大无比的玉体相互角力，而且是赤膊上阵，在那个时代，想不叫座都难。
当时的女子相扑多安排在男子相扑前进行，主办方的目的是热场子聚人气。身怀绝技的女相扑选手们在擂台上惊艳一立，立即会招揽成群的看客。最吸引人的看点还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选手们劲爆火辣的装束。这些女子个个轻装上阵，据称袒胸露怀是该项活动的一个游戏规则。这种十足的“肉搏”表演，可称其为人体艺术展示。
见多识广的皇帝也不顾高贵身份来凑热闹。嘉祐年间的一个上元日，宋仁宗赵祯偕后妃到宣德门广场与民同乐。当时，广场上正进行热闹的百戏表演。宋仁宗无意中发现了火爆进行中的女子相扑表演，一下子就来了兴致，很投入地观看起来。女相扑们的靓丽风采和精湛技艺打动了仁宗，他当即指示对这些选手赐银绢予以奖励。皇帝的赏赐令选手们感奋不已，表演愈加卖力，精彩场面不时出现。
女相扑们的胴体秀让仁宗着实受用了一回，却激怒了负责为圣帝写起居注的史官司马光。他认为仁宗此举太不应该，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上演这种“裸戏”本已荒唐，皇帝不仅不取缔，反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带头观赏，不但自己看，还让后妃们一同看，有伤风化。于是愤然递上一道折子对仁宗的“不检点”提出公开批评，并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对此类伤风败俗的演出开展一次集中“扫黄”行动，严令“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
尽管司马光的批评建议使宋仁宗心里不爽，但宋仁宗却不好反驳，毕竟纲常伦理做天子的应该率先垂范。由于司马光的强力舆论打压，在京都风行一时的女子相扑游戏从此大为收敛，以致最终销声匿迹。
第十三节 宋代的屠牛禁令
牛是农耕时代宝贵的社会财富。无论是小农家庭，还是朝廷，对牛大多关爱有加。宋代法律规定严禁屠杀耕牛。要杀，也必须向政府报告原由，由官家统一来杀。
编订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的法条。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伤致残，只要影响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杀死罪对待。如果杀死自家养的牛，则要劳动改造一年半，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但在一些地区，老百姓不仅不把禁止杀牛放在心上，而且还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乡皆食牛”的壮观景象。
那时候，宫廷以吃羊肉为美，老百姓却以牛肉为上味。受利益驱动，不少想捞一把的投机分子积极挥起屠刀。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给。据记载，从洛阳到开封，公然买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
在吃牛肉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都选择了做睁眼瞎。在他们的姑息纵容之下，法律只是法律，食欲得到空前解放。
之所以不落实朝廷部署的屠牛禁令，地方官是为了增加地方收入。说到底，是为地方造福。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的行径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打着因地制宜顺应潮流的旗号，开征牛肉税。
其实，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保护耕牛的理念没有错，但各地区情况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产资料，甚至与家养鸡鸭没差别，杀来吃肉，谈不上有多影响农耕。
放开屠牛禁令，打开牛肉市场，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一方面丰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作为地方父母官，造福于民，造富于官，何乐不为。
可惜，1031年，山东莱州知州张周物特立独行，对这个事看不过去，就跟仁宗打了个小报告，说官家明明禁止杀牛，却还要收牛肉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从宋初到仁宗时，糊了70多年的窗户纸终于被捅破，牛肉税自此废止。
第十四节 宋代的防疫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多种不和谐的杂音，瘟疫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在宋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了40余次大规模的瘟疫，平均七八年爆发一次，相当频繁。
好在宋仁宗主政时，宋朝迈入了鼎盛时期，国家具备了与瘟疫对抗的强大的人力、物力基础。而且宋仁宗心地善良，特别关心民间疾苦，一旦发生瘟疫，他都亲自过问。据《宋史》记载，1054年京师大疫，仁宗当即令太医配置药方，并从自己的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犀牛角，其中一只是极为名贵的通天犀。身边的侍从认为通天犀比较稀罕，宫里都拿它当宝贝，希望能够留下给皇帝自己用。仁宗却说，我怎能不拿百姓当宝贝而拿这么个物件当宝贝呢？当即命人拿去磨碎，掺入药中救济患者。
此外，仁宗还命令太医挑选高明的医疗人员赶赴疫区，根据病人的实际病情配发相应的药品，以防止穷苦的患病百姓被江湖游医欺骗，耽搁了诊治。
对于瘟疫，王安石很有见识。他曾经指出，人口密集是造成疫病流行的重要原因。
每逢灾荒，北宋朝廷都要开设粥厂救济灾民，一般来说每天向成人提供免费粥一升，小孩儿减半。王安石认为，这么做虽然救济了不少嗷嗷待哺的灾民，但也造成了大量灾民长期聚集、生活在粥厂附近，使得周围的卫生条件十分糟糕，瘟疫时有发生。他建议把舍粥变成舍米，让灾民领米回家，减少人口聚集，也就防止了瘟疫爆发。
然而，与之矛盾的是，虽然王安石能够认识到灾民聚集导致卫生变差从而引发瘟疫，他对自己身上的泥污却毫不在意，好像个人卫生再差也不会致病。
《宋史》记载，王安石自称节俭，衣服和脸脏了都不洗。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王安石脸很黑，仆人担心他有病，于是找大夫咨询。大夫瞧了瞧，说：“王大人脸黑不是有病，那都是长年的污泥！”
这要是放在平时倒还好说，顶多让身边的人受点视觉和嗅觉刺激，但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不注意个人卫生就有点危险了，一来自己容易患病，二来容易传染给他人。特别是后者，王安石的同事们肯定比热锅上的蚂蚁还急。
在解决这个安全隐患上，有两个人立了大功。一个是吴冲卿，另一个是韩持国。他俩和王安石是同僚兼好友，别人的话王安石不一定听得进去，他俩的话肯定听。
为了帮助王安石，更为拯救全体同事于危难，吴韩二人与王安石约定，三个人一两个月就一起去公共浴池洗浴一次，洗完还要更换新衣服。衣服由吴韩两家轮流提供。
王安石一共洗了多少次澡，换走了多少套新衣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他自称洗完澡出来看见新衣服就穿，从来不问哪里来的。想必吴冲卿、韩持国也不会在意这些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