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自然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大学之道，却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色彩，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具有现代意义西方形式的大学（university），而“道”的含义则更为广泛，我简言之，则为路向何在？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大契机，亦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形成之肇始。1917年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是民国共和时代，但中国的知识者远远未能摆脱传统“亦学亦政”的角色制约，一方面不能忘情学问、穷经皓首，一方面却不自禁地关心政治，承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荣传统。蔡元培掌校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不可“有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年又发表开学演说，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的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一措施连蔡元培自己都颇为得意，称其为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功用确可谓振聋发聩。“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思想的提出，其指向尤在传统政学不分之弊端。贺麟对此评价甚高：“好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大学教育方面，总算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一般学人，知道求学不是做官的手段，学术有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因为学术有了独立自由的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改进，也产生良好影响。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干净土，影响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
从上世纪初叶蔡元培执掌北大到今日，中国现代大学之形成隐约已近百年。所谓学术兴衰，当于百年前后问焉。如今，我们且不论学术兴衰，但问大学之道可道否？中国大学百年，其道何如？其未来又应作何展望？这是我们很想了解的问题，但似乎要搞清答案，实属不易。其实，在我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大学之道之间未尝不可以沟通。大学之为大学，在于大学之大，大学之道亦在大学之大。大，首先意味着大度包容，有大学之气象；大，还意味着大学之“学”大，学问之道，本就无限广大，惟有以“高山仰止”之心情勉力向学，方能敢说粗窥学术门径，故此大学之大度包容必然也就意味着学问的博大无垠。而这气度之“大”与学问之“大”，正共同成就了大学之“大”，学问是抽象学理，但却是人类精神不可没有的根本基石；气度是精神气象，人活一世，最重要的确实是这样的“龙虎精神”。所以，在我看来，大学之“学问之大”与“气度之大”有如一身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不可或缺。学生要在此中涵泳体会者、接受熏陶者，也无非以此二点为其根本，否则也多半会步入歧途。
说来简单，大学之道归结为两个基本点，学理根基与精神气象。但究其实际，实在并非仅如我们想的那般，尤其是如何落实，如何形成这大学之道，其实既待实践之检验，亦尤需要形成完整的思考。毕竟从理论到现实之间，还是有不少的路程要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这组思考当并非完全是书生清议。当今中国，大学改革喧腾热闹，或曰合并、或曰联合、或曰划转……名目不可谓少，大学中人、教育官员、上层人士……参与者之热忱积极，尤其可佩。但追问一句，在这体制改革初告段落之际，中国大学之进步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学理根基得到进一步加强呢？还是精神气象焕然一新？我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一点大学之道？
我并不赞成将中国大学的历史从古代开始计算，因为这些历史陈账，确实难算清楚。就以“中国大学百年”这个题目来论列，或则可以探讨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我的问题很明白，大学之道何在？从西方的历史看，所谓学术自由、所谓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所谓寂寞与孤独、所谓教授治校，都可谓颇显露大学之自我风骨。而看中国百年大学史，却感到既有欣慰，也颇辛酸，从蔡元培掌北大开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西南联大的“烽火育人、坚守学术”，从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到今天世纪之交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百年中国大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沧桑创业路。然而，如果说从蔡元培掌校时代的北大我们看到了大学之道的诸种因子，如大度包容的北大精神、讲究学问高深的研究之道的开创、当然还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筚路蓝缕之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但是，今天我们返观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大学，这些精神因子竟何在焉？
毋庸置疑，与当年草创时期的中国大学相比，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在设备，还是经费上，都远远强于当年。大楼之林立也绝对成倍于昔日。然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话犹在耳边，而在当今的大学校园，我们的学子抬眼望去，却只见大楼林立，不见大师踪影。大学之道安在哉？
大学虽然有它的许多社会现实功用和功能，诸如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但从历史上看，大学作为象牙塔的功能，对于国家民族可能尤其不容忽视。有些东西的历史意义是不必用现实的价值来衡量的，在越来越走向功利、走向市场的社会里，保持一块相对的净土，保持一群能够“袖手谈心性”、钻研学问的读书人，保持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保持他们对于抽象问题、学理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或许会有利国家社会于长远。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学之道才能逐渐重现于大学的校园，复归其原有的含义，让其不成为“消逝的风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撰作《大学论》这一组文章既是出于自己对大学问题本身的兴趣，更是冀望于对“大学之道”的向往和复归，如能得到同道的批评和呼应，则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