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国，最有兴趣的当然还是看大学。虽然懒惰，但大学总是要去的。可遗憾的是，不管是首都的波恩大学，还是历史悠久的海德堡大学，甚至曾经名动天下的柏林大学（今一分为二，即原属东德的洪堡大学、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都没有国人想象中的那种学府象征——高楼威严、围墙四列。街边不起眼的一栋楼，就算是一座大学了。在我，习惯了国人的思维方式，真有些出乎意料。
波恩的城市甚小，却不乏有意思的风景。而这风景之最，恐怕还是位于市中心的大学广场（Universit？tsplatz），也就是波恩大学的所在地。以前也曾来过这里，还在附近的一家宾馆住过一夜，记得第二天起来颇早，出来兜兜风景，绿树遍地、满目清爽，感觉甚好。德国大学与国内不同，不是那种有高森门墙、烫金校名的类型，相反，有一种尘世间的平淡，有一份知识人的冲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周大片的绿荫地，如同舒展的肢体，静静地包容着偌大的广场，当时只觉得空气清新、精神爽朗，感慨不已：学子们真是有福了，摊上这么个读书的好地方。
此次旧地重游，却并不仅仅是为了贪恋这没有门墙的大学风采，而是很想去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可惜我虽数度来德，但几乎少有自由活动，要想独自深入大学图书馆乃至查找资料，实在颇有难度。于是找到了正在波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周君，他的夫人是波恩中国学生会的主席，甚为精干与热情。她陪我坐了有轨电车（S-Bahn）到大学去，其实他们住的地方属于德国的大学生宿舍（Studentenheim），颇为宽敞，好像至少是两室的，距离大学并不远，平时骑车即可到达。这次为了陪我，便坐车了。她一路上告诉我，在德国当大学生是如何的好，有很多福利，诸如乘车、租房等等，说得我也很是艳羡起来，能做学生真好！我们在波恩大学图书馆忙活了半天，即便得到秘书专家的相助，终究也没能查出王光祈的任何蛛丝马迹；档案馆则闭门不接客，只能是徒唤奈何了。好在我并不是专为做课题而来，凭兴趣而已，既然查不到，那也不能辜负大好时光，初雨渐晴，又有田女士这样一位好向导，便在这大学城附近转悠起来。
波恩大学里有一块很大的类似操场的绿荫地，颇似大学的交流中心一般。很多的学生，年龄各异，或围坐、或斜躺、或运动、或步行，都有意无意地以这里为中心，构成了一幅让人觉得特别和谐的图卷。惬意、闲适、悠然，种种对于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至于见到年长的学生推着德国制造的高质婴儿车，孩子探着稚嫩的脑袋，挥舞着小手，则觉得特别的开心。在这种氛围内的学习生活一定是迥异于国内的狭窄空间中的“大学时代”吧！我们上大学时是八人一间小屋，四张上下铺的双人床。现在据说好些了，但似乎改善也是有限。
波恩市政厅就在大学附近，说是市政厅，其实是一栋很矮的楼房，与四周房屋相连，形成中间一个尚算开阔的广场，比起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自然不在同一个等次上。但可不要小看这地方，据说肯尼迪、里根等要人来此地，必在此发表演说，挥手致意。我也曾在此“效颦”一回，故作伟人状，不过终究是“客串”而已，幸得台下无人注意。
附近有商店，大的如Kaufhauf之类。田女士告诉我这里的金首饰很精致，且价格公道，不妨买些回去。可惜我对此道不通更不感兴趣，宁可逛到菜市场去看风景和人情，未免辜负了女士的一片好意。菜市场有点类似国内的自由市场，堆积着新鲜的蔬菜，都是从附近的郊区新运来的，卖菜人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德国人完全不同，脸上洋溢着健康的红光，身手显得矫健而有力，说话也没有那么细致与清楚，大声吆喝的也不在少数。当此光景，不小试身手，总觉过意不去，便买了两公斤的橙子，很小的，倒也不贵，大约才五个马克。拎了打包的橙子，该离去了，但却又禁不住回望一眼这热气腾腾、喧嚣热闹的德国菜市场，在人口不多的波恩小城，这样的场景可真是不容易见到。
友人曾邀在附近的咖啡馆中品卡布奇诺（Cappuccino），坐在楼上，看下面菜市场的风景，再举首望西下的夕阳，感觉甚好。又想起马致远的那首小令，道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其时风景相似，却半点没有断肠人的感觉，倒是颇有些异国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味道。当时谈话的详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很是开心，也真是很难得在异国他乡能有那样的闲情逸致，花上些马克，在咖啡馆中观夕阳西下、论天下大事。
波恩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小城，大约也就几十万人口，尚比不得国内的一个大县城，但在德国却属于中等城市。波大的历史虽不悠久，但却不乏名人的身影与踪迹。好像两个“马克思”都曾在此学习，一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卡尔·马克思（KarlMarx），一是西方社会学界奉为领袖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仅此就足以使波大自豪的了。当然，作为中国人，我关心的更是本族先贤在此留下的足迹。首先进入眼帘的，当然要算是王光祈（1892—1936）。他可算是一代奇人，早年在国内即以组织“工读互助团”而闻名遐迩。1920年时，他又作为《申报》、《时事新报》、《晨报》的特约驻德通讯记者来到德国。其实，主要目的，还是藉记者之名，而行留学之实。他在此学习德文和政治经济学，初时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3年却改换门径，去学音乐了，1927年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4年以《中国古代之歌剧》在波恩大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病逝于波恩。前前后后，王光祈在德居留长达16年之久，为传播德国和西方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撰著如《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等专门介绍德国音乐著作，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在其他关于西方音乐论著中，也均主要以德国音乐书籍为主要素材，重点介绍德国音乐学说及其技术理论。而居德的这16年，他的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其表现则为将中国文化介绍于西方，弘我中华经典文化精神。他致力于国乐史的研究和整理，并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乐，如用德文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之歌剧》，还著有《中国音乐史》、《东方民族之音乐》等书。王光祈自述著作的目的是要使中国音乐“侪于国际乐界而无愧”、保存“先民文化遗产”、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使吾民族精神为之团结”。他曾经充满激情地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这些话语，今天读来，仍觉十分的亲切激动，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多少年前，中国学人就已经达到了如此境界，王光祈从五四时期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者，到爱国的留德乐人，以学术报国，以音乐报国，虽然只活了44个春秋，但真可谓是青春无悔，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学人”形象。今日追念先辈，真是感怀无已，只有勉力沿着先贤的足迹前行，方是对先辈最好的纪念。
告别波恩，并不容易，毕竟在此居留近三月，一草一木，一地一景，似都已印刻心中，甚是熟悉亲切。而这小城的宁静祥和，更是在作为国都的城市中无以其匹，虽然柏林已然蒸蒸日上，但波恩的风景与风味，却真的如一壶陈年佳酿，值得细品。好在波恩是要道，来德国，总会再到波恩来的。因为，波恩虽不再是政府所在地，却仍保留着教育科学中心的地位，不用看总理府的富丽堂皇，却总记得贝多芬故居的古朴雅致。当然，最怀念的，还是波恩大学城周际的绿树成荫，晨读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