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大学思想的归纳可惜只止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实还有很多思维点可以继续发散开去,收益同样良多,譬如说关于高深学问的想法等。我在此略作引申,试图归纳出几条大学校长的基本原则,这里谈第二点:通识教育与高深研究。
高深研究是蔡先生一进北大就提出来的,他在出长北大第一天就在演说中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可以说,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基本要义的把握是非常准确而有洞察力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是不但要具备“学理之高等常识”,更要有“决断之高超见识”的。因为当时北大在人们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而已,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除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度气象之外,强调“高深学问”,树立大学之为“求学”场所,亦非常重要。蔡氏此举,奠定的是作为现代大学的一个基本任务:高深研究。
虽然在我看来,教授的职责意义大致不外乎:延续学术传统、追求高深学术、参与大学管理、保持人间情怀(典范意义)诸端。但就根本点而言,仍然是前两者,即教书育人与高深研究。高深研究确立了教授作为学人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先进,而教书育人则既意味着教授可以承担延续学统之责任,同时师生间的质问辩难也可将学术发展推向深入。所以在强调高深研究之外,不可不注意到另一翼,即教书育人的重要性和措施。
我倾向于将“教书育人”的目的通过“通识教育”的方法来实现。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其实是美国人提出的一种概念。即在当前社会不断信息化、知识高度密集化和专门化的前提下,对学生应该进行一种复合型、各科知识综合的教育。其实我此处取“通识教育”之名,一方面是考虑到西方的因素,更多的是取国人传统的“通人”概念。但“通人”对个体要求太高,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但作为教育家本身,不应以培养“通人”为大学培养之任务和目的。故此,取通识教育之名。确实,当前大学进校之前就分系甚至分专业,方向明确,与其它学科甚至专业“老死不相往来”,就知识而论,专则专矣,却缺乏基本的“涉猎面”,更谈不上“博”与“通”。“通识教育”的要点则在于“通”,在我看来,大学教育其实不一定要造就专门人才,关键是要养成人格,专门人才自有职业学院、专科学院去培养。养成人格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接受新知,不断与自己进行驳问辩难的过程,而此中要点则在于能不断接触到新知,能生发自己的思考和疑问,并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养成人格。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通识教育”首先不是一种课程的分布,而是一种方法论的认识;“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开设出多少门课程,文科该选几门理科的课,理科要选多少门文科的课的理解,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变革,校长主张这样的方针是为了养成学生人格,作育人才于长远,而不计一时之得失;教授支持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建立更宽泛的知识基础,学会获得知识、敢于创新、养成人格的方法;学生更要去理解何谓“通识教育”,要能在出主入奴的前提下,以“养成自我人格”为中心,结合自身之特点,去选择课程、参与讨论、阅读书目、尝试实践。教育本身,决不意味着仅仅是上课而已,讲座、讨论、读书、出游、社会实践,都是“通识教育”的不同实现方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是怎样以主人的态度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罢了。
所以,我这里强调大学校长的第二条重要原则,应当善于将“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相结合。高深研究是大学立足的基础,没有对学理的不懈追求和教授的孜孜努力,大学绝不可能从容发展,甚至要走倒退之路;而不能培养出独立人才的大学,也失去了大学的意义,研究高深学理,终究是为了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一所堂堂大学,首先不能形成一种道德学问的风气,以影响在此象牙塔中求学求道的莘莘学子,那么这个大学所讲求的“高深学问”其实必然值得好好反思。在这个意义上,“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本就息息相通,不可或有偏废。作为校长,其职责尤其重大,职责所在,在一个“通”字。教授治学,高深研究是其分内事,不用多言;养成人格是学生入学最根本的任务,故此进行“通识教育”首先是其自身的修炼过程,亦不必越俎代庖。所需费心者,则在如何将这以教授为主体的“高深研究”和以学生为主体的“通识教育”之间进行沟通。其实,在我看来,此亦非难事,大学之根本,仍在“学”字,以学问为内容,以学统传递为引线,则教授与学生之间、“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之沟通是水到渠成事,所谓大学之中,教授如大鱼,学子如小鱼,大鱼游而小鱼随,可谓得之。相吸相引,原来就在一个“学”字。故此,为校长者,原可举重若轻,贵在把握大学发展之恒定规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