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疏于管教表现在很多方面，在国外，常常在公共场合大小便的小孩，大部分来自东方。孩子犯了错误，大人们也会说“他还小，还不懂事”，而这种后果也正是他们的思维习惯导致的。其实，在我们尊重孩子的想法的同时，也可以和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大人的原则与坚持，这会比原来的放任方式好得多。
5.东方人说合“情”合理西方人说合“法”合理
在东方社会，因为重视事后处理，所以进行事先约束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而且东方社会又经历了长时间的人治，这些因素导致东方人在处理与别人的纠纷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找人评理”去，认为只要合情合理的就是正确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截然不同，重法规的传统使他们认为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要先看看法律是怎么说的，然后作出评判。
2004年6月，正是各地高考之际。有个考生因为英语考试迟到2分钟而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上海东方卫视报道了这件事并让观众发短信发表观点，结果78％的观众认为应该让迟到考生进去。无独有偶，有一位政治老师恰好是当年高考考场的主考，同样面对迟到2分钟的考生，他也毅然决然地关上了大门。那个老师后来讲起那件事，他说，报纸上报道了，认为不应该这样扼杀一个考生的高考命运，还谴责考场管理非人性化。但是那个老师从未犹豫或者后悔过，他认为，对于迟到仅2分钟的考生我可以放你进去“救你一命”，但是如果一旦我这么做了就会有无数迟到3分钟、4分钟甚至10分钟的考生也要求进考场。这样下去，“迟到不许进场”的规定终将被废止，高考考场的秩序也将一片混乱。从老师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人情与法律的影子。让迟到仅2分钟的考生进场是人情的体现，但是对高考考场秩序的维护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
78％的观众认为应该让迟到考生进场，这就是东方人重视合情合理的表现，像那位老师那样讲原则的估计会背上骂名，情大于法这是东方人的传统，尽管这几年有所变化，但多数人的观念仍然是倾向于“法律不外乎人情”。
还有另一则新闻是这样的：
为了抢时间送一个被异物卡住喉咙的婴儿到医院，沈阳市一名出租车司机接连闯数个红灯。而做了好事的他，按照规定，要被交警部门处罚，可能会被吊销驾照。
9月9日晚上7时多，在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门口，两名男子和一名妇女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男孩，叫住了这名司机驾驶的出租车，急促地说：“快！到儿童医院去！孩子快不行了！”
司机看到，孩子的嘴里吐着白沫，脸色发青，抱着孩子的老太太脸贴在孩子的头上大声地哭……从第十人民医院到沈阳儿童医院大约有不到5公里的路程，但是有很多的路口，车刚开出就遇到了红灯。怎么办？司机有些犹豫。“快闯过去！救孩子要紧，罚款什么的我们掏！”车上的一名老年男子大声喊着。司机听着孩子沉重的呼吸声和大人的哭泣声，一脚油门冲出了停车线，然后打开了双闪灯，使劲地按着喇叭，沿着崇山路一路闯红灯到了儿童医院。
沈阳市儿童医院院内停车场管理员老王回忆说：“我感觉也就是晚上7时左右，那辆出租车一下就闯进来了，车上面下来的人抱着孩子就往里面（医院）跑……。”经过医生初步检查，有异物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需要立即手术。
原来晚上6点左右，孩子的姥姥和姥爷带着孩子在楼下玩，这个孩子不到9个月大，长得很漂亮，很多邻居都喜欢他，有位邻居给了孩子一个小西红柿玩，结果孩子把它吞了下去，卡在了食道里，到第十人民医院无法治疗，而等120急救车怕耽误了孩子的治疗，只好打车转院。
晚上8点50分左右，孩子的姥姥、姥爷和邻居还在手术室外等待消息，医生说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孩子的姥姥、姥爷表示愿意为司机负担闯红灯的罚款：“司机是好人呀！闯红灯也是为了救孩子！”
出租车司机开始犯愁了：这一路他只顾着开车，连闯了几个红灯，路口太多自己都没有数到底闯了几个，按照交通法规，闯一个红灯罚200元，扣3分。钱倒是小事，真正让司机犯愁的是，这次闯红灯被扣罚的驾驶员交通违章记录分，可能足以让他“下岗”，分如果被扣没了，那可怎么办？
最后，交管部门的处理决定出来了，认为出租车司机精神可嘉，免予处罚，交管部门的这一处理决定也得到市民的广泛赞扬。这就是东方文化“合情即合理”的表现，也是“情大于法”的生动再现。
6.东方人重服从西方人讲平等
西方文化是讲沟通和尊重的文化，重视人们之间的平等，他们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东方人从古代起注重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长期以来的等级和门第观念使他们习惯于上下有别。
在美国，父子、师生、不同职位的人并无尊卑之别。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人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在美国文化中，人与人交往时较少拘礼。熟人相见，不论辈分与地位，一律以平等的“你好”表示问候。甚至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直呼其名。美国人在谈话中毫无年龄、辈分之顾虑，彼此意见不同时，常是各持己见，力图说服对方，无所谓面子。
例如，当看到孩子犯错时，美国大人会蹲下身子来，平静地跟他讲道理，让他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这些父母还会特别注重跟孩子的沟通，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并尊重孩子的意愿。而中国人当孩子犯错误时，大人们往往会训斥孩子，气极了甚至挥拳就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什么，孩子也有自尊心？笑话！如果孩子顶撞大人，那大人的脸面和尊严往哪里摆？小孩子就该听大人的。所以就有“棍棒之下出孝子”、“子不教，父之过”这样的说法。
在中国，学生喜欢当干部，等走向社会了喜欢当官。这是大家公认的。在中国，学生班长的任务是帮老师“管”其他学生。班长通常是一个人一直当到不能当为止。而在美国，班长是轮流当的，任务是为全班同学服务，负责发书、发作业、办各种展览、给同学们读书等等。所以，美国孩子几乎每个人都很能干。
我们中国学校里的干部制，是成人社会的缩影。班长是老师之下、学生之上的“官”。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权力等级的概念。即使是几岁的孩子，也会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为好友行方便，或者，给有“过节儿”的同学以报复。成人官场上的斗争，同样也能在任何中小学干部中看到，触目惊心。
武汉某小学八岁学童选班长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次老师首次决定不再指定班长，让孩子们自己选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结果，发生了一场令人深思的“大选”。
竞选班长的三名候选人都把“班长”看成一种荣耀，并决心赢得这一“权力”，而且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还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技巧。他们必须完成几项活动以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如在全班同学面前完成音乐“表演”，发表讲演，并进行辩论，相互指出弱点。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父母就像政治智囊团一样，每一步都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在父母眼里，自己的孩子当班长那就是管着别人的孩子，就意味着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
一个叫成成的孩子说，他之所以想当班长，是因为“可以对人发号施令”。在讲演、唱歌和让对手阵脚大乱方面他都得到了父母的指点。
叫罗磊的孩子已经当了两年班长。当被问及他是否想在获得同学的投票方面得到父母的帮助时，他说：“不，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不想控制别人，人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快，他的父母就在哪些技巧能使他受到全班同学欢迎方面提供了帮助。不仅如此，为了帮助罗磊竞选，罗磊的父母还掏腰包让全班同学参观了现代单轨铁路系统，并为罗磊提供了在演讲结束后分发给同学们的礼品。
许晓菲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女孩，她不太情愿在全班同学面前推销自己，但她妈妈对她进行了演讲训练，并且尽了极大的努力树立她的信心。但作为单亲母亲，许晓菲母亲觉得自己处于弱势：“我对她说我不可能提供太多帮助。她不能生活在一个父母双全的普通家庭之中。我不可能像罗磊的父母那样帮助她。”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这些孩子也各显神通。在许晓菲还没有开口前，成成就暗中作梗让同学起哄，轰她下台，结果使许晓菲难以控制局面。第二天，成成告诉许晓菲，这一切都是罗磊所为，接着又发出“嘘”声轰罗磊下台。
后来，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辩论时，成成还站出来指责罗磊担任班长期间说一不二，曾经殴打同班同学。
罗磊回答说，即使是父母有时也会打孩子，他还补充说：“难道你认为那是无事生非吗？那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如果我的方法不当，我会改进。”
结果，虽然全班同学一致认为罗磊对他们十分严格，但在不记名投票时还是选了他。
在小小孩童的班长选举中我们看到了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在东方人身上的浓重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的孩子。
曾经，有意大利籍的中国父母把国外长大的孩子送回国内参加夏令营。这几个孩子就组成了一个小集体。按中国人的思维，每个集体里都要有一个“领导”，所以，老师希望学生能自己选一个孩子出来当“组长”。但是不管老师怎么解释，学生们还是疑惑不解。最后，老师任命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孩子当“组长”。谁知，这个孩子一口拒绝，并回答：“我不当组长，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没有权力去管他们。”老师很吃惊，便问：“在意大利，班级里没有班长吗？”他们全部回答：“没有。”
西方的孩子从小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识，而中国的孩子却从小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意识。
有一位中国的驻外大使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有一年，荷兰有位高级官员到中国来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蒙蒙细雨，这位夫人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直，在园门口迎接她，她看到这些感觉心里很不舒服。
接下来参观幼儿园的教室，进去以后，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背着手，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夫人很快结束了参观。回国后，她请我到家里观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她说这是她这次访问心里感到最不舒服的事情，天下着雨，为什么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笔直地坐着？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这才像幼儿园。
“等级”、“地位”，这些太过社会化又有着浓厚成人色彩的东西，是不该过早地施加给孩子们的。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他们重视传统的观念，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与人交往时都必然要受到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例如，晚辈见到长辈或下级见到上级时要主动先打招呼，以表示尊重。交谈时，职位高或年长者常是谈话的主导一方，另一方则要表现出洗耳恭听的谦卑举止。此外，传统的东方文化有“自卑而尊人”的交际规范，说话时抬高对方的地位，尽量使对方受益。如说话人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见解后，即使这种见解确实很好，很正确，但往往说话人还会补充一句，请求对方“指正”、“帮助”，将对方置于高一等的地位上。
西方人平等意识较强，在美国“打的”，如果你坐前边，司机会高兴得很，一路与你谈笑风生；你若坐在了后面，司机便板着脸一言不发，即使你主动搭话，人家也爱答不理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司机认为乘客要是坐前面，那就是表明把自己当朋友；若是乘客坐在后面，那就意味着把自己仅仅看成为乘客服务的司机，他们之间仅限于一种雇佣关系。不仅如此，在美国无论贫富，人人都会尊重自己，不允许别人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人人也都能充分地尊重他人。在美国，很少有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有人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一定能取得成功。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
中国传统的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家庭背景在很多时候演化成了“关系”，年轻人找工作都要考虑有没有亲戚能帮上忙，有没有合适的“关系”能给自己牵线搭桥。仍然大量存在的婚嫁时的“门当户对”现象，也有力地证明了东方人的门第观念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