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喉咙发干时，会有连大海也可以一饮而尽的气概，这便是信仰；一等到喝时，至多只能喝两杯，这才是科学。——契诃夫契诃夫文学结硕果哥哥去世思考人生
1888年12月，契诃夫与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两位艺术家终于在圣彼得堡相见了。
契诃夫早就很欣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经常赞叹道：“人竟能创造出如此的奇迹！”他在柴可夫斯基身上发现了和自己一样的相近之处。在给柴可夫斯基的弟弟莫戴斯特·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愿做一名光荣的卫士，日日夜夜守护在彼得·伊里奇的门旁，我尊敬他到了如此程度。”
莫戴斯特在给契诃夫的回信中说：“我哥哥对你写的关于他的话非常高兴，甚至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了。他还很喜欢你的小说，早在一年前，他就被这些作品迷住了，他给你写了信，寄到《新时代》编辑部，但你没有收到。”
两人见面后，契诃夫被柴可夫斯基的淳朴、谦逊和善良深为震惊。
同样，柴可夫斯基也早从这位年轻作家的作品中感到了一种与自己非常接近的创作神韵。这次会面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后来，柴可夫斯基还专程到“五斗橱”来探望契诃夫，两个人再次倾心长谈，非常投机。几个小时在愉快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应契诃夫要求，柴可夫斯基送给他一张照片，上面写着：
安·巴·契诃夫留念
您的热烈的崇拜者彼·柴可夫斯基敬赠
这次相会和互赠照片之后，两个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契诃夫无论搬到哪里，他总是把这张照片挂在他书房的墙上。
契诃夫全家都爱好音乐，尤其是尼古拉。他的艺术天赋极高，不但擅长绘画，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但是遗憾的是，他并不珍惜自己的才华，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因为酗酒过度，身体垮掉了。
契诃夫一直劝他：“勇敢地唾弃旧习，打碎那些酒瓶酒罐吧，我们都在等着你。”
1889年3月，在外游荡的尼古拉患了伤寒，被人送回家，不久，又发现他得了肺结核。契诃夫竭尽全力地护理他，伤寒倒是好了，但肺结核却逐渐恶化。契诃夫知道，二哥的身体过度虚弱，单凭药物疗效是不行的，必须休息疗养。
于是，他又向乌克兰苏梅附近的朴岗尔河畔鲁卡村的林特瓦列夫一家租下了一幢别墅，在4月底同尼古拉一起动身前往鲁卡村。
夏天，契诃夫一家都来到了鲁卡村，田野的妩媚风光迎接了他们。鲜花盛开的苹果林和樱桃树，啼啭不停的黄莺和布谷鸟，还有亲爱的朋友们，一切都使尼古拉感到心情愉快，病情也在大自然的抚慰中逐渐好转。不料，欢乐并未持续多久。尼古拉的体温一天比一天高，健康一天比一天坏。他不能躺下，只得靠在扶手椅上睡觉。
契诃夫日夜守护在二哥身旁，看着二哥像燃烧着的蜡烛日渐衰竭，同样得过肺病的契诃夫也想到了自己：从1883年至当时，他已经反复咳血11次，身体也发出了严重警告。
契诃夫忧心忡忡，长时间的护理，使他的思想陷入极大的痛楚与焦灼之中，体力渐渐不支，精疲力竭。
大哥亚历山大虽然仍然不改邪归正，但契诃夫还是给他写了一封信：
“尼古拉患的是慢性肺结核，这是不治之症。问题不是他何时能够痊愈，而是他的病还能拖多久？”
在兄弟亲情的感召下，亚历山大马上在6月中旬来到了鲁卡村。伊凡也先期来到，这时契诃夫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于是，他抽出时间前往波尔塔瓦，去拜访一下他的朋友斯马金一家。半路上下起雨来，他在夜间赶到了斯马金家，浑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契诃夫起身踏着泥泞来到屋外，天气依然很坏。他刚想到准备购置的那座庄园去看看，就看到有一个农民手里拿着一封打湿了的电报向他走来，他心中立刻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尼古拉于6月23日凌晨逝世”几个字。
契诃夫心如刀绞，他立刻往回赶，冒着大雨、严寒与狂风，于第二天早晨才返回家中。
家里人告诉契诃夫，尼古拉在弥留之际，挣扎着要起来画画，人们告诉他外面正在下雨。他吃力地说了一声：“契诃夫还没有回来吗？告诉他说我死了。”然后就咽气了。
尽管契诃夫旅途劳顿，但还是由他负责办理了后事。葬礼上大家都放声痛哭，只有契诃夫一个人强把泪水往肚里咽。
尼古拉死后，契诃夫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他感叹才华出众的哥哥的猝死，也在回顾自己的生活之路，思考人生的意义。
9月，他回到莫斯科，咳嗽加剧了，并且吐血，他告诉朋友：“嘴里吐出来的血有一股凶气，颜色像晚霞一样。”
这时，契诃夫坚持剧烈的精神斗争，写出了中篇小说《乏味的故事》。他9月5日赶回莫斯科，13日就告诉吉洪诺夫这部小说已基本写完了。
《乏味的故事》中对老教授的学术地位给予了绝对的肯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主人公已经失去了掌握和驾驭工作的能力，从前的他可以自如地控制课堂，现在却感到力不从心。从前他是工作的主人，现在是工作的奴隶。
对于自己毕生从事的学术事业，老教授有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尼古拉似的刻板地做“科学的工人”，其实这就意味着教授反对让学术工作异化从事学术的人，他认为只有从事自己的理解和创造的学术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同样，他反对学生向他讨要论文题目，不愿意为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提高分数。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使他从事的学术工作失去意义，而同时他也会失去事业的依托，如果这样，他的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便会失去意义。
对家庭生活，教授也看到了其中的虚伪与无趣。虽然妻子和孩子都显得世俗而自私，但是教授也清楚地知道，以要求英雄的标准来要求她们是不现实的。
然而，对于妻子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渐衰老，失去了青年时的美丽；对于女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长大，不再童真而是被社会逐渐异化为社会习俗的产物，教授显得缺少心理准备。他无法理解是什么力量使得身边最亲近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疑惑使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终极的目标。
契诃夫是一位勇于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追求真理的伟大作家，他不愿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过庸庸碌碌的生活。他像自己作品里的主人公一样，苦苦追求“怎么办”的问题。
去库页岛体验生活
1889年底，契诃夫对自己的文学生涯进行了总结：
错误和败笔不可胜数，尽管写了成百斤的纸，得过科学院的奖金，但在我眼中没有一行有真正的文学价值。我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为大众？可是大众需要不需要我？我却不得而知。
他整天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终于在一天，他突然作出一个使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去库页岛旅行！
这个念头源于几天前，他到小弟米舍尔的学校去看他，发现米舍尔正在宿舍准备法律科的国家考试，就默默地躺在一边的床上翻看讲义。
过了一会，契诃夫对米舍尔说：“我们对罪犯的全部注意只集中在作出判决以前那一段时间上，一旦把罪犯遣送去服了劳役，大家也就把他忘记了。至于在服苦役的地方又会怎么样呢？”
从宿舍出来，契诃夫直接来到市图书馆，在那里借阅了大量书报杂志，看到一行字：库页岛是一个不堪忍受的痛苦的地方！在那儿的监狱里死去了千百万人！
契诃夫又想到，柯罗连科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雅尔库茨克，4年的流放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丰富了他的阅历。他的作品都是许多“现实的事件和景象”，把读者带到了西伯利亚的丛林和亚库梯人的帐篷，这都是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契诃夫对柯罗连科极为佩服，他于是决心要到沙皇俄国罪恶最集中的库页岛去。
苏沃林知道契诃夫要去库页岛，来信劝阻他说：“库页岛如同一个人间地狱，岛上只有大批囚犯，住房和食物都不够，官员胡作非为。那是谁也不需要、谁也不感兴趣的地方。”
契诃夫回信反驳说：
整个欧洲都在注意库页岛，而我们却不需要它？我们只知道坐在四堵墙里抱怨上帝创造人不好，库页岛是个痛苦不堪的地方，这种痛苦只有意志坚强而失去自由的人才能忍受。
我们应当像土耳其人到麦加去一样，到库页岛这样的地方去朝拜。我们使千千万万人民在监狱里受磨难，这种磨难太没道理、太没理性、太野蛮了。
我们给人们带上脚镣手铐，赶着他们在严寒之中跋涉万里之遥，让人们染上梅毒，使他们淫乱堕落，使犯罪的人越来越多。而我们把这一切责任都推到酒糟鼻子狱吏身上，现在所有有教养的欧洲人都知道，有罪的不是狱吏而是我们大家，可是有人却说，这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不感兴趣。
契诃夫被强烈的作家责任感所驱使，他要深入到那个可怕的角落里，身临恐怖岛，去勇敢地迎接深沉的痛苦。他早就说过：“文学家不是糖果制造者，不是美容师，也不是消愁解闷的人，而是被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所约束的人。”
在准备出发期间，契诃夫发表了第七个短篇小说集《默默无闻的人》，这本书是献给柴可夫斯基的。他还给苏沃林寄去了一个篇幅较长的叙事小说《捣蛋鬼》。
另外，他还以他素有的认真严肃态度研究各种科学专著：历史学、人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刑法学、监狱学和气象学等。他整天看书、做笔记，脑子里和纸上几乎都是“库页岛”、“西伯利亚”。他还请弟弟妹妹到图书馆从各种文献中摘抄有关库页岛的资料。并阅读了米舍尔这几年的法律专业的全部讲义。
他在圣彼得堡找到一个监狱长，请他给库页岛地方当局写封信，当时对方答应了，但是后来根本没给他办。契诃夫只好凭着《新时代》的记者证去闯一闯了。
刚开始说起的时候，家里人都以为契诃夫在开玩笑，直到他郑重地收拾起行装来，人们才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母亲和妹妹。叶甫盖尼亚说：“什么？库页岛？你原来是当真的？”
“是啊妈妈，我听人朗诵《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觉得作为新一代俄罗斯作家，应该去，而且已有人去了，我有责任去了解流放在那里的犯人的苦难。”
妹妹不安地说：“可是那里不通火车。而且骑马就得骑2000多千米，光路上你就得走50天左右。而且你的病……”
契诃夫连忙打断了她，怕她说出自己咳血的事。只是对她们坚定地说：“妹妹，不要紧，我只是有点牙痛！别说了，亲爱的妈妈和妹妹，我决心已定。”
1890年3月5日，他又告诉自己的女友莉卡：“我自己派自己出差了，但是不报销。”
但是，契诃夫还是为以防万一做了安排。他写信给苏沃林说：“如果我淹死了，或者遇到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您应该知道，我所拥有的或今后可能拥有的一切，都属于我的妹妹。她将为我偿还债务。”
然后，他把刚刚买来的行装放进一个沉重的皮箱里，皮箱是米舍尔送给他的礼物。行装包括一件单皮袄，一件军官用的防雨皮大衣，一双翻毛长靴，一支手枪和一把长刀。这是探险者的装束，而契诃夫戏谑说：“刀是用来切香肠和对付老虎的。”
苏沃林给他预支了1500卢布，说是他将来《旅途印象》的稿费。
4月21日正式出发。头天晚上，全家人和几个朋友送契诃夫到莫斯科火车站。在候车室里，大家都难以掩饰离别的悲伤和忧愁。库夫申尼科夫医生送给他一大瓶白兰地，并嘱咐他，不到太平洋决不能喝一滴。母亲和妹妹抹着眼泪。莉卡勉强含泪微笑着。契诃夫递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赠给使我逃往库页岛的善良的人。”
契诃夫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雅洛斯拉夫斯克，他的几个兄弟，还有列维坦、莉卡、孔达索娃和其他朋友一直送到这里。然后，契诃夫坐轮船到喀山，再从喀山沿卡玛河到彼尔姆，然后乘一段火车到秋明，又坐船到贝加尔湖，接着交替乘马车或船，沿黑龙江航行，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最后到达遥远的库页岛。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是俄罗斯的春天还是十分寒冷，而且一路上气候恶劣，狂风暴雨，行李都被打湿了，道路泥泞难走。契诃夫临行前买的皮靴太小了，他这时只好穿毡靴。毡靴被水泡过之后，结了冰，就像拖着两个大冰坨一般。
乘船从卡玛河到彼尔姆，阵阵寒风吹进船舱，直冻得契诃夫浑身发抖。但他只能忍着，他知道，漫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去托木斯克的途中，契诃夫蜷缩在四轮带篷马车里，那篷子被刀子一样的寒风刺透，他的脸和脖子都被刺得生疼，就连身上的皮袄也抵挡不住。
这样的折磨大约要持续10多天，但3天后，他的背就疼得不能忍受，下车后腰直不起来，也不能再躺下。
旅途中不但要冒着生命危险乘船渡过汹涌的西伯利亚大河，经受寒风大雨的折磨，还经常要防备毒蛇猛兽和强盗的袭击。契诃夫写信给妹妹说：
就这样，车轮向前滚着，滚着。路碑、水塘、白桦树林，不断在车外闪过。我们遇见了背着锅的流浪汉。他们毫无阻拦地在西伯利亚的大道上游荡，一会儿杀死一个可怜的老太婆，扒下她的裙子当袜子，一会儿拔下路碑的铁牌，这可以派用场，一会儿又敲破路上碰见的乞丐的脑袋。
马车向前走着，忽然迎面一个大湖，湖上斑斑点点地可以看见一些陆地和簇立的树丛，原来这是一片被大水淹没了的草原。他下了马车，契诃夫穿着毡靴在水里走着，一跳一蹦地牵着马，老天继续风雨交加，契诃夫却兴奋地喊着：“救救我们吧，圣母玛丽亚！”
天总算暖和起来了，可开化的冰雪把路面弄得泥泞不堪，他们“不像是乘车行走，倒像是驾船荡漾”。车子左右摇晃，弄得人们头昏脑涨的。
时间长了，契诃夫反而适应了这样的严厉刑罚，他的头痛、痔疮甚至轻微的咳血竟然都消失了。一天早晨，在一条小道上，一辆庞大的邮件马车同他的马车相撞，他被摔出车外，所有的行李都压在他身上。他爬起身来，竟然发现自己没有一点不舒服。
在停下歇息的地方，居住着各民族的居民：俄罗斯移民、乌克兰人、鞑靼人、波兰人以及服刑期满后成为农民的犹太人。契诃夫惊讶地看到，虽然他们民族不同，但却和睦相处，愉快地生活着。他在《旅途游记》中对他们的彬彬有礼描述道：
他们的某些举止甚至比乌拉尔山那边的人更有教养。夜间，当你走进人们熟睡的房间，你既闻不到野兽那样的气味，也闻不到俄罗斯的气味。
确实，一个老太婆在递给我汤勺时，在她的臀部擦了一下，但是，他们请你喝茶时却不会不铺桌布。在你面前，他们不会打嗝，也不会在头上捉虱子；他们给你递水或牛奶时，也不会把手指伸进杯子里。
1890年5月15日，契诃夫到达托木斯克，大雨一直陪伴着他，他休息了几天，为《新时代》又写了5篇短文。并给苏沃林写信叙述了一下旅途的情况。
这时，米舍尔送给他的那口皮箱已经破了，他便换了一个大而柔软的皮旅行袋。
5月21日，契诃夫重新起程前往1500千米以外的伊尔库次克。马车在满是泥泞的沼泽地里时时都会出问题。有时，他得冒着大风站在路边，等着人家帮助修车，或者徒步走到下一个驿站。当他疲惫不堪、沾满泥浆到达驿站时，就一头躺在一个破床垫上，昏昏睡去。
西伯利亚的春天来得晚，走得也急，一转眼就到了炎炎的夏日。
契诃夫穿行在无边无际的茂密的森林时，沿途闷热难当，带着怪味的尘土直往嘴里、眼里、鼻子里、衣服领子口里钻，与不断淌出的汗水混和在一起，使人口干舌燥，眼睛酸涩，皮肤发紧，非常难受。
6月5日，契诃夫到达伊尔库次克，他终于又享受到文明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先洗了个蒸气浴，在舒适的床上睡一觉，穿上干净的衣服，在城市里散散步，到剧院、公园、音乐厅去逛逛。他给大哥写信说：
我在同泛滥的河川作斗争，在同寒冷、泥泞、饥饿和瞌睡作斗争。我常常被安排住在谷仓和马棚里，吃的是荞麦糊，喝的是劣质伏特加。臭虫、蟑螂到处爬，咬得浑身是疙瘩，奇痒无比，实在不能入睡，就把上衣翻面铺在地上，把折好的大衣放在枕头下，穿着长裤和西服背心躺下睡觉。要是生活在莫斯科，即使花上100万卢布也体验不到这种滋味。总的说来，我是满意的，我不懊悔这次出门远行。
另外，母亲是否去治了腿病？她早就答应过我的。米舍尔谈恋爱进展如何？我可能已经爱上莉卡了，同既不会穿衣打扮，又不会唱歌，也不会逗笑的西伯利亚女人相比，她简直是个王后。
到了贝加尔湖，契诃夫在湖边散步，路两旁是森林，左边的向山头绵延，右边的向下伸展，一直伸到湖畔，他在一封信里赞叹道：
多么美的沟壑！多么美的山岩！贝加尔湖的调子是柔和温暖的，在后贝加尔我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有高加索，有普斯拉谷，有兹威尼哥洛德县，有顿河。白天，在高加索驰骋，夜晚，漫步在顿河草原上。就这样走了整整1000多千米。从贝加尔湖便开始了西伯利亚的诗篇。
契诃夫沿着黑龙江走了1000多千米，一路上欣赏雄伟壮丽的景色，并和当地人民交朋友，接触俄罗斯普通老百姓淳朴善良的心灵，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觉得，假如我在车站上或车厢里丢了钱，被一个马车夫捡到了，他一定会把钱送还给我，并且不会拿这件事去夸耀自己。我的天哪，这里有多少好人啊！如果不是严寒夺去西伯利亚的夏天，如果不是官僚教唆农民和犯人走上邪路，西伯利亚一定会成为最富裕最幸福的乐土。”
6月20日，契诃夫在“叶尔马克号”轮船起航前一小时赶到了斯特列坚斯克，最累人的乘车路程结束了。他马上写信给母亲说：“但愿上帝让每个人都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做一次旅行，我没有得过一次病，在我带来的这么多东西中，我只丢掉了一把小刀，一根捆箱子的皮带和一小瓶石炭酸。我已经完全习惯于在大路上乘车奔驰，现在反而感到不自在起来。我不能相信，我已经不坐在四轮马车上，已经听不见‘叮当’的车铃声。我躺下睡觉时，竟然奇怪自己能够伸直双腿，而且不再是满面灰尘了。”
6月21日，轮船触礁，搁在浅滩上，契诃夫写信对玛丽雅说：
左边是俄国的江岸，右边是中国的江岸。假如我现在回到家的话，那我就有权吹牛了：我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我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中国。假如我是个百万富翁，我一定要在黑龙江上有一艘自己的轮船。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有趣的地区呀！
契诃夫写信告诉苏沃林：“要描写像黑龙江这样美丽的景色，我只好向它们低头，承认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呶，怎样描写它们呢？你假想这好像是苏拉姆山，让它的两边变成江岸。瞧，这就是黑龙江了。悬崖、峭壁、森林，千万只野鸭、苍鹭在飞翔，再加上那一望无垠的荒漠。”
“中国也像俄国一样，荒凉而又粗犷：村落和岗哨只偶尔可以看到。说老实话，我看见这么多的美景，得到这么多的享受，就是马上死掉，也不害怕了。我爱上了黑龙江，我真愿意在江边过上两年，那儿美丽、宽阔、自由、温暖。在瑞士和法国，人们从未有过这种自由的感觉。”
“在黑龙江上，最下等的被流放者也要比俄罗斯的将军更自在。祖国壮丽的河山，勤劳善良的人民，使我的愁闷情绪一扫而光。”
7月9日，契诃夫“怀着狂喜和自豪的心情”，看着远方渐渐显现出库页岛的海岸。两天后，轮船停靠在库页岛的行政首府和监狱中心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调查收获丰富
库页岛是在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移民的，主要目的是想由放逐到此地的犯人来建造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契诃夫来时，只完成了一部分预定的目的。因为各种因素，要想成功地耕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居民都受到政府严厉的控制。
当地的官员比较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著名作家，允许他参观监狱、和苦役犯谈话，只是不得和政治犯搞到一起。
一到库页岛，契诃夫立刻开展紧张的考察工作，因为按照规定，他只能在这里逗留3个月。他在一个医生同行家中找到了住处。
库页岛的气候很糟，尤其是北半部，阳光很少见，农作困难。这儿虽出产许多木材和一些碳矿，但也无法达成经济上的平衡。砍伐木材和装运上船的工作大都是由犯人担任。
这里只有3000多居民，有5个教养院。道路阴影狭窄，早晚传来苦役犯脚镣的“叮当”声。犯人们服刑期满后，必须作为移民留在岛上的教养院里。
这儿的犯人分成各种层次，有数度逃亡未遂的，他们工作时还都戴着脚镣。也有比较自由的移民，他们原来也是犯人，服刑期满后主动留下来的。其他人则属于这两个层次之间，所得到的自由与特权也有区别。
苦役犯们都被用绳索或铁链拴在拖车上，被强制干最艰苦的活，肚皮贴在地面上在煤矿的坑道里挖煤。
契诃夫看到犯人们在齐腰深的烂泥塘里干活。一位善良的当地官员，每次同他外出时都给他朗诵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铁路的两侧啊，尽是俄罗斯人的尸骨，你可知道，小万尼亚，他们死了多少？”
只有少数人住在监狱，大多数人都住在粗糙的木屋，耕种一块贫瘠的土地或开采矿区。
许多人都结了婚，结婚是库页岛一个有趣的社会习俗。每当一群女犯人到达时，全岛的单身男人都会很兴奋。他们贿赂监督的官吏，参加挑选妻子的登记。得到允许后，他们到了女犯人的营区去挑选自己喜爱的女人，当然双方都很尴尬。一旦双方同意，便可结婚，因为家庭生活能减轻此地犯人的心理压抑感，至少有了寄托。岛上的出生率相当高，契诃夫特别赞许此地的诞生影响了上一辈的道德观。
契诃夫知道自己在库页岛上的时间有限，于是决定尽量利用时间。他每天早上5时就起床，使自己能做更多的事情。他由一个带枪的看守人员陪同，对全岛的犯人做了一次普遍的调查。
契诃夫参观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室，下了所有矿井，询问了那些眼睛盯着他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的没文化的犯人，以及那些目露凶光的杀人犯。
他发现，大多数人都患病、贫困、饥饿。更不幸的是许多小孩都缺乏妥善的照顾，甚至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更别谈接受什么教育了。他们的住屋和食物都很随便，不注重清洁。
契诃夫偶然走进一间枞木屋，看见里面有个10多岁的男孩。这孩子赤着脚，满脸雀斑，弓身曲背，像是准备挨打。
契诃夫温和地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怎么？你跟父亲一起生活，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不是我真正的父亲。”
“什么意思？不是你亲生父亲？”
“不是，他只是妈妈的情夫。”
“你妈妈是结了婚还是寡妇？”
“是寡妇，她是因为她的丈夫才到这里来的。”
“因为她丈夫，怎么回事？”
“她把他杀死了。”
“那你还记得你父亲吗？”
“不记得了，我是私生子。妈妈是在卡拉的苦役犯监狱生下我的。”
尤其女孩们的命运更加悲惨，契诃夫亲眼看到有的12岁就卖淫，还见过13岁的侍妾，15岁的孕妇……
他们当然很大方地和契诃夫谈话，但他们也都认为，他只是政府派来的一个调查员，做些虚假的记录和报告罢了。
几乎每一个犯人都曾经逃亡过，虽然逃亡失败后的下场很痛苦，但还是有人从海、陆两面逃亡，也有人逃到岛的中央地带去。大多数的逃犯都被军方逮捕回来，当然，也有少数人逃亡成功的，他们逃到日本或美国去了。
后来，契诃夫与一个说话有趣而又多疑的小偷和脚脖子上戴着镣铐的犯人达成了信任，他们像朋友一样回答了他许多问题，并亲手填写了近万张卡片。
由于每天都要进行艰苦的调查，契诃夫累得精疲力竭，他的眼皮出现痉挛，不停地跳动，头也痛得厉害。但他不敢休息，随着工作的步步深入，他调查到了更真实的情况。
契诃夫认为，最残酷的还是对犯人的肉刑。
首先，由医生对犯人做能否忍受新规定的90皮鞭的检测，然后，执行者的帮手慢条斯理地把犯人绑在拷架上。
契诃夫后来描述道：
刽子手侧身站着，每一鞭都抽在犯人身上。每抽5下，就换个方向，给犯人以半分钟的喘息。抽打了五六下之后，犯人的后背就出现鞭痕，跟着发红变紫了，在一次皮鞭打击之下，皮开肉绽。
每当此时，犯人一边痛苦地呻吟，一边苦苦哀求：“尊贵的老爷！尊贵的老爷！可怜可怜吧，尊贵的老爷！”受刑人的脖子奇怪地伸长了，发出一种呕吐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只是吼着，喘着。
打完90鞭之后，他们给犯人解开手脚，扶他站起来，被抽打的地方，由于淤血和出血而变成暗紫色。嘴里发出“嗑嗑”声，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双眼乱转，当给他水喝时，他慌忙地啃着茶杯，往他头上浇一勺水，就带走了。
9月11日，契诃夫到库页岛的南部做了最后一次访问，他对这次调查的结果，不无骄傲地写信告诉苏沃林说：“岛上没有一个犯人、没有一个移民没有同我交谈过。用卡片登录了差不多10000个囚徒和移民的简况，当我意识到同世界相隔万里时，一种交汇的感情就占据了我。我仿佛要过一个世纪才能回到家中。”
10月13日，契诃夫终于要离开库页岛了，他乘上“圣彼得堡号”轮船后，写信告诉母亲：“我感到厌倦，库页岛我已经待够了。应该说，3个月来，我见到的都是些苦役犯，再不就是一些只谈苦役、鞭刑、囚犯而不谈其他的人。令人沉闷的生活啊！”
轮船绕经亚洲海岸，返回敖德萨。沿途经日本海、中国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西欧。
当经过中国海时，轮船遇险了，狂风暴雨使船身倾斜，眼看着就要翻了。契诃夫不愿落个跌入海中喂鲨鱼的下场，于是果断地掏出手枪，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开枪自杀。
谢天谢地，就在这一刻，天气忽然奇迹般地变好了，大海一瞬间风平浪静，轮船又平稳地向前行驶。大家兴奋得跳到海水里游泳，他还捉到一条大鲛鱼，让乘客们美餐了一顿。
轮船驶入印度洋，契诃夫一下活泼起来，他从船头甲板上跳入水中，然后再在船尾抓住船上扔给他的缆绳，爬回船上。他对沿岸那旖旎的风光、那大片的棕榈树，还有当地那晒成古铜色的人们，都新奇不已。
经过锡兰时，他到岸上观光了13天，看到了大象、眼镜蛇和显示奇迹的魔术师，尤其是皮肤黝黑、带着神秘微笑的美貌女郎。赞叹那里是“人间乐园”。
12月1日，轮船经海道抵达敖德萨。契诃夫先给家里拍了电报，然后连夜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12月18日，契诃夫终于又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
契诃夫在给谢格洛夫的信中，谈到这次库页岛之行时说：“我感到极其满足，既充实又陶醉。饱尝眼福，心醉神迷，简直什么也不想了，如果因忽然中风或者痢疾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说：我活过了！够本了！我已经进过地狱，库页岛就是这样的地狱；我也到过天堂，锡兰就是这样的天堂。”
经过7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契诃夫很高兴能够回到亲人、朋友和书籍中间。
在库页岛考察得到的印象是丰富而深刻的，这些足够契诃夫受用一辈子。此行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新起点。
契诃夫一直牵挂着岛上那些不幸的人，他动员玛莎、列维坦以及另外那些朋友们为库页岛募捐建立学校。
同时，契诃夫根据这次库页岛之行所作的日记、笔记和脑海中的印象，创作了一部专著《库页岛》。
这是一部把艺术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的大部头作品。契诃夫写得很慢，因为他还要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以便挣些稿费来维持生活。同时，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工作。
这部书从1891年开始，直至1894年才最后完成。
而这几年中，契诃夫还写出了近20篇小说，其中包括《决斗》、《跳来跳去的女人》、《第六病室》、《恐怖》、《邻居》、《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讲的故事》、《大沃洛佳和小沃洛佳》、《黑衣修士》脍炙人口的杰作。
《库页岛》于1893年在《俄罗斯思想》10月号上开始连载，至1894年7月号全部登完。
在《库页岛》中，契诃夫叙述他看到一个关押囚犯的禁闭室：
一个普普通通的牢房，门上挂着一把笨重的大锁，仿佛是从古董商那里买来的。锁响了，接着我们走近这间不大的囚室。现在这里关着20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戴着镣铐，脚上缠着破布，绑着绳子。
脑袋有一半头发蓬乱，另一半剃得光光，但已经开始长出短发。他们个个面容消瘦，仿佛被剥掉了一层皮。
有一个叫索菲娅·勃留芙施坦的女子，绰号“小金子”，原是一个天仙似的美人，曾经使所有的狱吏神魂颠倒。比如，在斯摩棱斯克有一个看守曾帮助她逃跑，而且他自己也同她一起逃走。但是经过3年苦役的折磨之后，这个纤巧、瘦削的女子，头发已经斑白，脸上堆满皱纹，像个老太婆。
在这部著作中，契诃夫还涉及地理、历史、生物学、气象学、人文学、监狱学和法学等领域的叙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契诃夫不但在正文中引用了不少文献资料，为避免叙事的拖沓，还将一部分资料置于注释之中，如说及萨哈林岛上的煤矿，他就提到10部学术著作。
这部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专制政体。沙皇政府在惊慌和震怒之下命令禁止出版。
但是，在社会各阶层人士强烈的抗议之下，政府不得不收回命令，并派一个委员会去库页岛“整顿”，在那里建立了托儿所、孤儿院和学校，更令契诃夫欣慰的是岛上取消了野蛮的鞭刑。
他对访问库页岛和著述《库页岛》一书，却有一种自豪之感。在1894年1月2日给苏沃林的信中，契诃夫说：
《库页岛》是部有学术性的著作，我将因这部著作得马卡利亚大主教奖。医学现在已经不能责怪我的背叛：我看重学术性和被老作家所讥为学究气的素质。
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就让它挂着好了。当然，《库页岛》不会在杂志上发表，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至少你不必笑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大千世界》杂志曾经对《库页岛》专门评价说：“即或契诃夫先生除了这本书以外什么都没写过，他的名字也会载入俄国文学史册，而且在俄国流放史上也永远不会被忘记。”
离开城市居住乡村
1891年3月，契诃夫不顾库页岛旅途的劳累尚未完全恢复，又踏上了西欧的旅程。在接下来一个半月时间内，他先后拜访了维也纳、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尼斯和巴黎等地。5月2日返回了莫斯科。
这次旅行对契诃夫的思想震动非常大，收获也十分丰富。但是，他在欣赏异国美丽风光、感受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对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的落后感到焦虑。
这一年来，契诃夫的家庭变化不小，伊凡在教育界混得不错；米舍尔当上了六级文职公务员。他们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但是，亚历山大又添了一个孩子，生活拮据，需要时时接济他。
秋天来临的时候，契诃夫的肺结核病更重了。而且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成名之后，他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不满意。
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
我老是觉得我的裤子裁得不合体，写的东西不对头，给病人开的药方不对症，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病吧，如果我是医生就必须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作家，就必须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在马拉亚。
我需要过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罢，而现在这种闭门不出，与大自然隔绝，离群索居，体弱多病，不思饮食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
契诃夫决定要到乡下去，因此，他在没回国的时候，就让米舍尔去找一个避暑的别墅。
米舍尔在图拉省奥卡河岸上的阿列克辛诺工作，他决定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城为三哥找一个好地方。
于是，契诃夫在回国的第二天，连行李箱还没打开，就与全家人一起前往阿列克辛诺米舍尔刚刚租下的别墅。
从一开始，契诃夫就抱怨这里太狭小，总是叫人“感到烦闷和伤感”。只住了两周，他就决定要换个地方。
1891年，俄国许多省份发生了大饥荒，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契诃夫怀着一个作家的强烈责任感，在1892年初，冒着严寒，到受灾最严重的尼日哥罗德省，找他的一个在当地做官的朋友，组织救灾工作。
在赶往尼日哥罗德的途中，契诃夫在暴风雪中迷了路，他险些被冻僵死在路上。后来万幸终于找到了朋友，他们发起募捐，建立食堂，赈济灾民。
参加救灾工作回来后，契诃夫更迫切地感到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在他看来，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在乡下买一座舒适的房子。这样，第一，可以减少开支，因为乡下的生活费用较低；第二，可以在新鲜的空气中恢复健康；第三，可以避开城里那种无益的喧闹；第四，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从事一项长期的工作。另外，即使住在乡下，也不会耽误他在冬天到圣彼得堡去看望朋友们。
他的弟弟妹妹了为了购置庄园而四处奔走。最终，在离莫斯科80千米的郊区找到了一座已空了很久的庄园，因为它们位于梅里霍沃村，因此人们叫它“梅里霍沃庄园”。
米舍尔和玛丽雅实地看过后，回来对三哥说：“那个庄园占地213公顷，有一半地覆盖着稀稀拉拉的树木，另一半是荒芜的牧场、果园，还有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河，以及两个水塘。不过住宅比较新，3扇窗户对着草场，室内很明亮。”
契诃夫欣喜不已，他说不用自己再去看了，马上开始谈判购买。只是，当时要连里面的牲畜家什一起卖给他，3匹马、1头奶牛、1架钢琴等共要价13000卢布。这远远超过了契诃夫的想象。多亏苏沃林给他解决了这个难题，预支给他4000卢布的稿费。其余部分以抵押贷款方式支付。
1892年3月4日，庄园里还覆盖着白雪，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契诃夫一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梅里霍沃庄园的新家。
搬进新家之后，契诃夫的心情很好，尽管周围还是一片白雪，他走遍各处，察看花园、树林，接触那些对他还很陌生拘谨的农民。他为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庄园而高兴。
离住房不远是一个不大的池塘，契诃夫利用工作休息的时间，一天之内到那里去四五趟，把周围的积雪铲到池塘里，为的是到夏天时水能更多些。
庄园荒芜已久，但他们一家都是勤劳的人，大伙一齐动手，有的修理房子，有的整顿花园，有的整顿菜园，有的负责播种。春耕时没请雇工，大家一块下地。最初，契诃夫感到腰酸腿疼，干了一些日子，慢慢也就习惯了。
经过半年多的修缮，一个荒芜的小庄园焕然一新了，成为一个优雅洁净、处处充满生机的“契诃夫庄园”。
契诃夫又购买了一些鸡、鸭、鹅来饲养，还买来一头小牛，他看着林荫路两旁的高大树木上筑着的鸟屋，高兴地在上面写了“椋鸟兄弟”几个字，回到家里，马上兴致勃勃地写信给苏沃林：
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再也无须在莫斯科住公寓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方便。坐在有3扇大窗户的工作间里，我感到心旷神怡。哪怕插上一根木棍，它也会长起来。
到将来老了我不能工作时，就在我的庄园里做一名园丁，准能添寿10年。
庄园共有11个房间。契诃夫给每一间房子都取了名字：书房、会客厅、饭厅。另外有一间命名为“普希金室”是由于里面挂着亚历山大·斯马金赠送的一幅普希金大肖像。
最好的一间当然是契诃夫的书房，房间宽敞明亮，安置着威尼斯式的大窗和防风用的风斗、壁炉、土耳其式的大沙发。
每当大雪纷飞的日子，雪堆得都高过了半个窗户。契诃夫的女友莉卡经常来做客。有一次，有只小兔站在窗外的雪地上，后腿站立起来一直向屋内窥视。契诃夫笑着说：“看哪，兔子欣赏你，忌妒得眼睛都红了。”
春天，契诃夫亲手栽种的苹果树成活了，盛开的鲜花也从窗外向室内探进头来。
其余的屋子是父母和小弟、妹妹的，每间房都体现了它们主人的风格。巴维尔的屋里挂着他自己年轻时绘制的圣像，桌上摆着《圣经》，他经常一个人在屋里进行祈祷，小声地吟诵圣歌。
玛丽雅是中学教师、画家，是一位精明、庄重而又美丽的姑娘。她非常爱自己的哥哥，在她洁白朴素的房间里，一直悬挂着契诃夫的大幅照片，可见哥哥在她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由她照管庄园的一切，她像三哥当年一样，成为一家的“灵魂”。
搬到梅里霍沃不久，人们知道了契诃夫原来是一位医生，于是就逐渐有些农民来找他看病，慢慢地，方圆几十千米的农民都来问诊。
契诃夫在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带了一车药物和医疗器材，完全可以开一个诊所，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每天上午都要接待病人，仔细、温和地为他们诊断，并给他们免费提供药品。
这样一来，来治病的越来越多，天还没亮，院子里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甚至半夜里也有人喊他，他立即披衣就诊，或者出诊到患者家中去。
第一年，契诃夫就诊治了大约800多个患者。
除了病人，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其中有契诃夫和玛丽雅的朋友，有邻居，有来凑热闹的人。家里到处都搭起了临时床铺，客人们4个人睡一个房间。有的甚至睡在走廊里。
在梅里霍沃居住的6年里，契诃夫还被选为地方议会的议员。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建立了3所学校，还为当地修筑了公路，扩建了乡村医院。
另外，契诃夫也没有忘记故乡塔干罗格，他帮助故乡扩建了图书馆，赠送了大批书籍。
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库页岛上那些不幸的孩子们，他募捐到2000多册图书，装箱寄给他们。
这一时期，契诃夫很少离开庄园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去，他除了给农民、工人治病外，还时常到附近农村里、工厂里去转悠，深入民间调查，找人谈心，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农民们有什么疾苦，或者心里有什么烦恼，也都喜欢向契诃夫倾诉。
契诃夫从中吸取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创作《第六病室》
契诃夫从莫斯科迁到乡村，不是为了到世外桃源过隐居生活，而是为了更广泛、深入地接触人民群众。事实确实如此，他根本无法过隐居的生活。
附近的、远处的农民们都慕名找他看病，病人多的时候，妹妹也不得不给他当助手，打针、包扎、取药以及协助简单的外科手术。
由于契诃夫看病不收费，那些淳朴的农民都有些过意不去，他们问契诃夫医生：“你看病不要钱，靠什么来生活呢？如果你出了事可怎么办呢？你又不会做生意，你们全家靠谁养活？”
契诃夫笑着回答说：“那我就娶个女老板哪！”
其实，契诃夫依然像过去一样，受着金钱匮乏的折磨。他在周游欧洲时，就已经欠了苏沃林许多钱，后来买下梅里霍沃庄园，又是从苏沃林那里预支的。虽然妹妹玛丽雅、弟弟米舍尔可以自食其力了，但他却还要补贴一直跟他叫穷的大哥亚历山大，他又添了孩子。父亲巴维尔也不在加夫里洛夫家做事了，回到家让契诃夫养着。
为了使经济不再发生恐慌，契诃夫决定同时从事3项工作：星期一、二、三来撰写关于库页岛的文章；星期四、五、六，继续写他的长篇叙事体小说《决斗》；星期天，为了放松和调节一下，他将继续写一些短篇小说。
契诃夫每天黎明四五点钟起床，喝完自己煮的咖啡就开始在一个宽窗台上而不是桌子上写作。
上午11时，他一般都去采蘑菇或钓鱼。13时吃午饭，饭后总要睡上一小会，醒来就立即执笔工作，一直创作至夜幕降临。
通过一下午的辛勤写作后，契诃夫就可以轻松地与家人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了。晚餐后，大家聚集在宽敞的客厅里，海阔天空地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从库页岛回来之后，契诃夫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一种幻景，仿佛整个俄罗斯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监狱，人们生活在圈着栅栏、安着岗哨的四堵墙内。
回想起库页岛上的那些野蛮、痛苦和灾难，契诃夫对以往信奉的托尔斯泰哲学及不抵抗主义有了更深的怀疑。
这年冬季的一天，契诃夫坐在梅里霍沃庄园一个废弃的木板房里的草堆上，呆呆地发愣。
像往常一样，每逢严冬来临，契诃夫的心情就又变得忧郁了，看到眼前的景象：荒凉的田野覆盖上了皑皑白雪，树木尽成了秃枝，农民们把破衣烂衫裹在身上，他又联想到自己在库页岛上的所见所闻，想到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列宾曾创作出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深刻地提示俄国社会黑暗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
契诃夫突然眼前一亮：就写一座监狱如何？
但他转念又一想：“恐怕不行，检查官那里怕是通不过。嘿，干脆就写精神病院吧！库页岛上的病人哪个不像精神病人？不好，还是太显眼，不如写一个‘病室’。”
契诃夫尽管在文学上取得辉煌硕果，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医学。尤其是经过1892夏季漫延俄罗斯多个省的霍乱，契诃夫作为地方议员，克服重重困难积极救治病人，与俄罗斯农民一起经历了痛苦与悲哀。
“好，小说的名字就叫《第六病室》。”契诃夫说完，马上从草堆上爬起身来，奔向自己的写作间。
几天之后，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第六病室》就诞生了。
第六病室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方面既是指真正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也是沙皇俄国暴政，整个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里的“病人”就代表着正在受苦受难的各式俄罗斯下层贫困人民，不止是物质上的受苦受难，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煎熬。
这座所谓的病房，实际上就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那些下层人民的监狱。小说正是以这个病室为主要场景，主人公是两个知识分子，以他们的争论作为情节的发展，并最终以这两个人的悲剧作为收场，从而揭露了沙皇俄国监狱一般的生活状态，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契诃夫对腐朽统治的愤慨。
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明显都不是什么所谓的病人和疯子。
格罗莫夫，他的头脑也许比谁都要清醒，比在监狱外面自由行走的那些人还要理性，还要明白这个社会现状。也正是因为他的明白，他有点胡思乱想，这只是一种忧虑，对这个社会威胁一种本能的自卫，一种精神上的紧张，绝不构成精神病，但是很可笑的是，他就被囚禁在这个第六病室里，他不是病人，他是被迫害的可怜虫。
而拉京，是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他确实有点安于现状，即使他对现状有着不满，可是他却深知他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去改变什么，不要说这个社会那种坏掉的风气，就是这家医院，他也未必能够改变什么，因为大家都那么做，大家都习惯这么生活和工作着，你的异行、你的与众不同的举措将触动他们那些麻木的神经，陌生会让他们恐惧，存在会变得不安分，进而遭受到他们的反抗，安德烈医生的结局正是这样。
拉京也和格罗莫夫一样，也明白这个社会的处境，可是他的性格和言论主张却存在着差异，拉京惧怕生活，因此逃避问题，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所以他自欺欺人，不予反抗，向现实妥协求得安稳的生活。
而格罗莫夫有着拉京身上没有的激情，他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言辞上，他提出抗议，他要出去，他要离开监狱，他渴望自由。
可是格罗莫夫深深地感到这种愿望的不可能，他完全知道，第六病室只是俄国这个大监狱的一个小小的囚室而已，即使离开了这个小囚室，他还是逃不出俄国这个大监狱，他永远也无法得到那种在大街上行走的自由。
格罗莫夫的生活充满压抑和不安，他时时透不过气，他时时想要砸开这个监狱的门，逃离这个非人的地狱。
拉京在遇到了格罗莫夫后，格罗莫夫激烈的言辞和激情的抗议，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改变了他原来的一些看法，慢慢地从麻木的自己中清醒过来，并将格罗莫夫视若知己，心里非常高兴，经常往病室里跑，同格罗莫夫交换看法。
正是因为拉京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心里刚刚产生出一点反抗的意识，很快他就被判为疯子、病人，关进了这个病室。
两个正常的人，就这样被折磨玩弄。专制的程度可见一斑，尤其是精神上的专制。不止是格罗莫夫这样很明显地反对和不满，激烈抗议社会黑暗的人遭受无情的迫害，就连本来温和忍耐的人，才刚刚接近格罗莫夫，交往多一点，而刚刚有点清醒的意识的时候，也遭受了上级政府的毒手，并且最终被迫害致死。思想控制上的严峻和专制，让那些所有还有着知觉的俄国人民都不寒而栗、心惊胆战。
这个第六病室并不需要大，这样的囚室虽然小，但是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却是巨大的，有着一种精神性的震慑力，大家都知道它代表着什么，下层的人民、贫苦的劳动人民、稍有正气的知识分子，看到它都要畏惧三分，即使你心知肚明，这就是可恶的思想专制，可是，正如安德烈的迷茫一样，在黑暗的现实里感到深深的软弱无力。
拉京死了，第六病室里的人还囚禁着那几个病人，他们继续着他们苦命的生活，格罗莫夫还在高喊他的“我快透不过气了”，愤怒地想要“砸开这个门”。而其他的几个人，还要在尼基塔的眼皮下生活，维护他们的秩序，还要在这样的思想监视下不声不响地活下去。这一场闹剧看来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1892年冬，《第六病室》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上发表之后，立刻震动了全俄罗斯。
不过《第六病室》也引起俄国不同而有趣的诠释，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篇小说主要是揭发俄国许多公立医院的内幕。更有许多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契诃夫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攻击，因为拉京的哲学观点与托尔斯泰主义有某种吻合与影射。
但契诃夫与以前一样，恪守自己的习惯，拒绝说明这部中篇小说的内在含义是什么。在他看来，作家的职责是奉献作品，而不是对它发表评论。
然而，大多数的俄国知识分子都看出了《第六病室》的象征意义，它其实就是整个俄国现状的缩影。
当时，年轻的列宁正住在萨马拉，他一向很喜欢契诃夫的小说。这年冬天，他读了《第六病室》之后，立刻联想到专制的俄罗斯和它的黑暗的监狱制度。
列宁告诉姐姐：
昨天晚上我读完这篇小说，感到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一样。
第二年秋天，青年列宁在《第六病室》的强烈感召之下，毅然离开萨马拉，投身到圣彼得堡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中。
著名画家列宾在读了《第六病室》之后，激动地给契诃夫写了一封信：
为了您的《第六病室》我是多么感谢您啊！这篇文章里涌出一股强大的感染力。简直难以置信：这样一篇小说，怎么到最后竟会出现这样一种无法形容、深邃、博大、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您真是一个大力士！我震惊、入迷，我庆幸自己还没有落到拉京那种境地，但愿能够避免这个苦悲！
托尔斯泰也对《第六病室》表示了他肯定的看法。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的成熟作品，表现了他在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标志着契诃夫的创作达到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