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成年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他就不能不感到他被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创辉煌《海鸥》引起轰动
1895年底，契诃夫继《伊凡诺夫》多幕剧创作之后，完成了经典剧本《海鸥》的创作。《海鸥》是契诃夫最有个性的一部作品，从它诞生之后，契诃夫被公认为天才的剧作家。
当时，著名戏剧家、导演符·伊·聂·丹钦科是梅里霍沃庄园的常客，他一再邀请契诃夫写剧本，《海鸥》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写成的。他们从1887年冬天就在莫斯科相识了，当时，契诃夫的第一个剧本《伊凡诺夫》刚刚上演，丹钦科从中发现了契诃夫不同寻常的戏剧才能。
丹钦科一直鼓励契诃夫，千万不要放弃剧本的创作。
契诃夫的女友莉卡是他妹妹玛丽雅的同学，她们在勒热夫中学又是同学。当时，莉卡是一位年方19岁的非常美丽的姑娘，就像俄罗斯童话里的“天鹅公主”。
莉卡擅长音乐，热爱戏剧，契诃夫一家人都喜欢她，尤其令契诃夫情迷神往。而莉卡也被契诃夫的才华所吸引，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了恋爱的边缘。
但是，契诃夫有着过强的理性，他一直不肯表露自己的这种感情，只是与莉卡开一些流露倾慕之情的玩笑。而一旦莉卡表示出结婚的要求时，他却又找借口拒绝，令莉卡有时难以捉摸他的真实想法。
莉卡在失望之余，终于爱上了梅里霍沃的另一位常客——出色的小提琴家波达边柯。
在庄园举行的聚会上，他们经常举行二重奏，莉卡唱歌，波达边柯伴奏。
而在1894年，波达边柯诱骗了莉卡的感情后，又把她抛弃了。莉卡生下一个孩子，但不久那婴儿就夭折了。
契诃夫在悲愤之中，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海鸥》男主人公特里戈林的形象之中。而女主人公妮娜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则是莉卡遭遇的真实再现。
而至于剧中文学观点的创作体会，则是契诃夫本人的感受。妮娜送给特里戈林一个刻有书写字的纪念章，这一情节也是来自契诃夫本人的生活。
1895年2月的一天，契诃夫收到了《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高尔采夫转给他的一个精致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金质的表链坠子。样式很特别，也很有趣，既不是通常的圆形、菱形，或长方形，也不是那种俗气的象征爱情的心形，而是一本书的模型。书的一面刻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第二百七十六页，第六行和第七行。”
按照这个页码翻开《契诃夫小说集》，就会在《邻居》这篇作品里，找到从特里戈林嘴里读到过的这样两行文字：“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
多么新奇的礼物，多么真诚的爱的表白！从这简短的一句话里，似乎可以感受到一颗充满着矛盾、痛苦，并与这种复杂感情进行搏斗的灵魂的轻微的战栗。
这，到底是谁的赠品？契诃夫立刻就明白了，完完全全地明白了：这是28岁的女作家阿维诺娃的礼物。
契诃夫仔细地把礼物珍藏起来，他一声也不响，既不回信，也不去看望。这是明明白白地表明他们相爱几年了，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灵犀互通的程度，爱得热烈而又深沉，纯洁而又高尚。但他们又都明白，结合在一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阿维诺娃不仅有一个热爱自己的丈夫，而且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如果她要交出自己生命的话，那绝不是一个，不是，而是4个，连孩子们在内。
有一回，契诃夫和阿维诺娃与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谈到：因为选错了丈夫或妻子而不得不破坏夫妇生活，这样做对不对？有的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既在教堂里证过婚，就不能变动；有的举出了种种理由来激烈地反对。
契诃夫听着，一语不发，但突然向阿维诺娃小声问道：“您的看法呢？”
阿维诺娃不假思索地说：“先得断定这样做值不值得。”
“我不明白，怎样叫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为了新的感情而有所牺牲。要知道，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孩子们。应该想到牺牲，而不是想到自己。这样一来，值不值得就很清楚了。”
这就很清楚了，他还不能作任何答复，但又必须有所答复。
《海鸥》的显著特色是它的双重主题，即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爱情主题和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艺术主题，并且这两个主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从不同角度和正反两面揭示了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
剧本充满了一系列繁复的爱情纠葛：特里波列夫爱妮娜，妮娜爱特里戈林，阿尔卡基娜爱特里戈林，波琳娜爱医生多尔恩，玛莎爱特里波列夫等，这些爱情故事像生活本身一样，互相纠缠，平淡而又杂乱，但实质上是由一条强有力的潜流贯穿着。
契诃夫通过这些表面平淡而又杂乱的故事，向观众揭示了一个真理：
个人的幸福和广大人民的幸福是紧密联系的，爱情和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崇高理想是互相联系的。
作品虽然写了一系列的爱情故事，但这些爱情故事却没有一个得到完美的结局。特里波列夫和妮娜的爱情，由于艺术道路的不同而夭折了；特里戈林的爱情是低级、庸俗的；玛莎对特里波列夫的爱情，到头来也只不过是单相思而已；多尔恩与波琳娜的爱情由于生活趣味的不同，也并没有得到幸福。
这一系列的爱情故事说明，爱情若离开美好的理想，就不可能开出绚丽的花朵。
《海鸥》里面有一句台词很好地阐明了契诃夫这时的价值观：
在所有的事业中，荣誉和荣耀并不重要，甚至连梦想也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忍耐，忍耐是一种信仰和使命。有了信仰，就不再痛苦；而知道使命，也就不再害怕生活。
契诃夫一再强调，《海鸥》是喜剧，是具有发人深省的含意的。《海鸥》充满浓郁抒情色彩的艺术的主题，也是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真正内在主题。这个主题充满了诗意：只有真正献身于人民的艺术家，才是生活的强者，才能成为展翅高飞的海鸥。
这个主题包含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揭示了艺术家的使命，艺术道路的艰辛，又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克服重重困难的勇气和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毅力。
在剧本中，艺术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对照手法来揭示的，契诃夫有意加以强调的是特里波列夫和妮娜两个青年不同艺术道路的对照。
特里波列夫走的是一条远离现实生活的颓废主义道路。他有些才华，也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太陕隘，他远离人民，远离社会现实生活，没有找到艺术的源泉。
特里波列夫个性软弱，屈服于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压力，丧失了前进的勇气，成为一只被生活折断了翅膀的海鸥。他常常沉浸于痛苦之中，对人生并无留恋，这种苦闷消沉的情绪，导致他走上颓废主义的艺术道路。在遭受爱情和艺术的双重失败后，不得不以自杀告终。
导致特里波列夫毁灭的根本原因，是他缺乏“中心思想”，他的生命没有支撑点，遇到打击，他的精神就完全崩溃了。
而妮娜和特里波列夫所走的艺术道路不同，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妮娜是个外貌和心灵都很美丽的姑娘，她热情活泼，积极追求美好的理想。在走向艺术的道路上爱情曾为她带来诸多烦恼和痛苦。
妮娜和特里波列夫之间，曾经有过热烈而纯洁的爱情，后来她明白这个年轻人太脱离实际，性格太脆弱，对她的艺术事业不可能有所帮助，于是她离开了他，投入已经成名的作家特里戈林的怀抱。
她的第二次爱情是由于对“天才的敬佩”所引起的。在特里戈林和特里波列夫之间她毅然选择了特里戈林，这是由于她崇拜天才，幻想这个作家能在艺术事业方面指引她，帮助她。
但是，特里戈林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高尚，他和妮娜的恋爱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很快就抛弃了她，又回到了阿尔卡基娜的身边。这样，妮娜甜美的爱情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接着，她心爱的婴儿又不幸夭折，一连串可怕的打击沉重地落在她的身上。
但是，刚强的妮娜并没有被压垮，她不是一只被毁灭的海鸥，她勇敢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在艰苦的艺术生涯中，她逐步成熟起来，她的信念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锻炼成了一个有坚强意志的“真正的演员”。
后来，妮娜在与特里波列夫重逢的时候很自豪地说：“我在演戏的时候，感到一种巨大的欢乐，我兴奋，我陶醉，我觉得自己伟大，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一天比一天坚强了。”
她还说：“现在，我可知道了，我可懂得了在我们这种职业里，主要的不是光荣，也不是名声，也不是我所梦想过的那些东西，而是要有耐心，要懂得背起十字架来，要有信心。”
这一段话，是妮娜对自己艺术道路的总结，包含了她对艺术事业的体认，也表达了她对演员生活的热爱。妮娜不是特里波列夫所射死的海鸥，也不是特里戈林所构思的短篇小说中的一个男人“因为没有事情可做”便把她毁灭了的海鸥。妮娜是一只展翅高飞的海鸥，她冲破一切障碍，在艺术的广阔自由的天空勇敢地飞翔。
契诃夫曾说过：“应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
剧本内部的活动要比外部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显然契诃夫对日常生活作了哲学性的概括。
契诃夫的剧本不是凭借惊人的事件，不表现峰回路转的外部冲突，没有浅露的激动和兴奋，没有冗长的哲学和道德议论，而是遵循生活本来的逻辑发展，从那些常见的、平凡的、琐细的生活中，揭示了难以觉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
在第四幕开头：花园里多么黑呀。应该叫人把那个戏台拆掉。立在那儿，有皮无肉的，看着叫人害怕，真像个死人的骨头架子，大幕也被风吹得“哗啦啦”的。昨天晚上我从它旁边经过，仿佛听见那儿有人在哭。
戏台对特里波列夫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在这儿，他全然失掉了自己青春的诗意，爱情与梦想，像海鸥失掉湖水一样，当然也失掉了他开拓未来的意志和力量。生活是如此的严峻与无情啊！在夜晚“半明半暗”的油灯下，这样的叙述氛围，既是对即将临近的特里波列夫命运的暗示，也更加强了特里波列夫命运的悲剧性。
契诃夫奠定的这种新戏剧技巧的基础，不是靠光怪陆离的外部效果，也不是凭新奇动人的情节变化，而是依靠对于生活最深邃的意义的揭示和对于人物精神性格最奥秘之处的挖掘来激动人的心灵、引起观众共鸣的。
契诃夫所独具的风格，就是深刻的抒情诗意和哲理性。这种特点不是观众一下子可以发现的。因为契诃夫从来不把生活的真谛直率地说出，也不是在急剧发展的情节中把主题表明出来。而常常是在剧中人因探索生活问题而激起的精神波纹与另一人物同样的波纹的交织中暗示出来的。
特里戈林与妮娜分别的一场，他们很少谈到走、分别和不愿表白的爱情，而是在谈关于作家的使命、关于一只被打死的海鸥。这里关于作家的使命的问题正表明特里戈林这个作家虽然认识到艺术只有为千百万人服务才有生命，而他本人却只能围绕在一个女人身边梦想光荣。
关于被打死的海鸥，似乎象征妮娜被爱情毁掉，而实际上同后来妮娜经受了生活的考验而献身艺术事业联系起来看，妮娜是坚强的，这证明艺术只有面向人民，才能像海鸥那样不被毁灭而是高翔起来。
这种深刻的诗意的哲理性被契诃夫深深地发掘了出来，而且他在表现它时，又是用象征，又是用大段的独白，又是与外部不联系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的这种双重结构：
一方面，契诃夫在表面上表现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潜藏着诗意的概括，这种概括中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和思想性，这就构成了一种潜流。
杰出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契诃夫这种新型戏剧中发现了自己演剧的基础。对潜台词的发掘，构成了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的体验派的表演原则与技巧，开创了演剧艺术的新阶段。
不过，1896年10月17日，对契诃夫而言，却是个“黑色的星期天”。《海鸥》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首次公演时，竟然遭到了惨败。
在写作期间，契柯夫本人也承认他自己“完全忽视了舞台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表现在剧中的对话过于繁杂，而且出现了“冗长的开头、仓促的结尾”的情况。
彩排期间，契柯夫曾经请求演员和导演放弃通常那种言过其实的表现形式，好让观众们得到理解作品的机会。
由于意识到了这部作品的厄运，契柯夫几乎撤回了出版许可，甚至不打算参加首演。当上演到第二幕的时候，他为了躲避观众的嘘声和嘲弄，躲到了舞台后面。
这次演出的失败是一些偶然因素起了作用。首场演出是为在商界和政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喜剧演员列夫凯伊娃夫人举行的福利演出。在确定演员时列夫凯伊娃未担任任何角色。然而忠实于她的观众挤满了剧院大厅。他们就是为欣赏喜剧作家轻松逗乐的喜剧和著名喜剧演员的演技而来的。
起初他们都以为上演的是非常有趣的喜剧，都希望能在观赏过程中乐一乐、笑一笑，使精神得到刺激，轻松轻松。可是慢慢发现完全不是滑稽逗乐的喜剧，而是一个使人感到别扭的情调阴郁的严肃东西。而且列夫凯伊娃根本没有出场，这使观众感到受了欺骗。大厅里骤然喧嚷起来，笑声、喝倒彩声、口哨声四起。
面对那种场面，契诃夫感到震惊。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起初坐在列夫凯伊娃的化妆室，然后又走到后台去。他焦躁不安，急于等待演出终场，彻底失败的结局已在所难免了。
演员们非常吃惊，惊慌失措，忘记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只好稀里糊涂演下去。往后演出效果一幕比一幕糟，大厅里成了喧闹的海洋，笑声中还夹杂着叫骂声、怒吼声。
这场演出中微拉也没有演好，虽然契诃夫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这一切好像是故意砸锅似的，观众也好像是故意挑选的，全是一些满脑子守旧思想带着小市民欣赏习惯的人和滑稽剧的狂热爱好者。
然而这次演出的失败还有深层的原因。 那时剧院里的表演水平还达不到契诃夫戏剧革新的要求。最多只能把外部动作和语言展现给观众，而不善于表现微妙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凌晨2时，他还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游荡。回到家以后，他曾对一个朋友宣布：“如果我不能活到700岁，我就再也不写戏剧了。”
《海鸥》公演的第二天，圣彼得堡的各家报纸发出各种评论：
昨日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闻的丑陋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晕眩的失败的剧本。
我们很久没有遇到如此失败的戏剧了。
契诃夫的《海鸥》死了，全体观众一致的嘘声杀死了它。
这不是一只海鸥，而只是一只野鸭。
契诃夫回到梅里霍沃后，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写小说，给农民看病，参加地方议会，为塔干罗格建立图书馆，关心生病的列维坦。契诃夫用这些来回答圣彼得堡给他的侮辱。
1896年初的几星期里，契诃夫开始整理这个剧本，几乎全部推翻。他第二次把写好的剧本寄给了波达边科。
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对剧本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后，于1896年8月20日通过了剧本。9月8日，正当契诃夫在费奥多西亚苏沃林家中做客时，波达边科发来电报说，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同意，预定于10月17日公演《海鸥》。并且，剧中的角色将由一些极为出色的演员担任。
10月7日，契诃夫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坐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黑暗的剧场里观看排演。
契诃夫这期间却突然意外地又遇到了阿维诺娃。
一年后，他们意外地相会了。在一个作家举办的假面舞会上，阿维诺娃化了装，她戴着假面具，嘴里含着一枚核桃，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嗓音，径直走到契诃夫的面前，站住了。
“看见了你，我真高兴！”她说。
“我不认识你，假面人。”契诃夫仔细地瞧着她，回答道。
真的不认识吗？不，契诃夫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契诃夫挽住她的胳膊，带到一个空无一人的走廊上。
“你知道，我的戏不久就要上演了。”
“我知道，《海鸥》。”
“那就很仔细地看吧，我要在戏里答复你。可是务必要仔细听，别忘了。”
“你要回答我的什么问题呢？”
“回答许多问题，务必细心听戏，都记住。”
阿维诺娃等待着契诃夫的这个许诺，她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
10月21日，当第二次公演机会到来的时候，《海鸥》却得到了人们狂热的追捧，并且很快遍及全国。
当时，剧院里座无虚席。在特等座位上，一位年轻、美丽、穿着典雅大方的女士，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她满脸绯红。看得出来，阿维诺娃是带着一种特别激动、紧张的心情来观看这次公演的。
第三幕开始了，女主人公妮娜与剧作家特里戈林在告别，她递给他一个纪念章，接着说：“作为临别纪念吧！我让人把你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刻在上边了，另一面刻上了你的一本书的名字。”
“这太可贵了！”特里戈林吻了吻纪念章说，“多么可爱的礼物呵！”
妮娜走了，特里戈林拿着纪念章翻来翻去地爱抚着，清清楚楚地读道：“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和第十二行。”然后走到一边，又把这些数字读了一遍，问刚刚走进来的女主人：“这里有我的什么作品吗？”接着又读道：“第一百二十一页……”
他拿到了那本书，找到了那几行，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着：“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来，拿去就是。”他走到一边，把这句话又重读了一遍。
这样一个并不特别显眼的情节，却在阿维诺娃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她一下子呆住了，好像透不过气来，脑子“嗡嗡”直响。但她还是强作镇定，努力地记住了那几个数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好几遍：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行和十二行。
演出结束后，她心慌意乱地坐上马车，向家里驰去。
“看来这就是回答，他从舞台上回答我了：第一百二十一页，第十一行和十二行。”阿维诺娃在心里默诵着这几个数字，“但这个数字跟我刻在表链坠子上的完全不同。到底是怎样的回答呢？”她焦灼不安地想。
回到家里，她找到契诃夫的集子，用颤抖的手，翻到一百二十一页，找到那两行：“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入神地瞧着我？你喜欢我吗？”
不可理解。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开玩笑吗？她躺到了床上，忽然又爬了起来。脑子里闪电似的升起了一个念头：“对我的回答，为什么不会在我的书里选出两行呢？”
她急忙找到了自己的小说集《幸福的人》，按页码翻到那两行，念道：“年轻的姑娘们不应该去参加假面舞会。”
对了，这才是真正的回答。它确实回答了许多问题：是谁送那表链坠子的，是谁戴着假面的，是谁那样深深地爱着他，一切，所有的一切，他全都知道。
她的双眼，噙满了痛苦而又幸福的泪水。
演出第二天，女主演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写信告诉契诃夫：
我刚从剧场回到家里，我们胜利了。这次成功是全面的、大家一致公认的。现在，我真想在剧场里看到你，更希望让你听到全体观众叫喊作者的欢呼声！
波达边科也发来电报说：
巨大的成功。每演完一幕，都听到掌声。第四幕结束后，又有更多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演员们让我向你转达他们的喜悦心情。
最使契诃夫感动的是，著名的法学家和精明的心理学家科尼给他发来了贺信：
从题材和主题思想的新意以及对日常生活细心观察的角度来看，《海鸥》是一出非同凡响的好戏。舞台上出现的悲欢离合、富有说服力的行动和无声的痛苦等场面，正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写照。每个人都离不开这种日常生活，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生活内在的严酷讽刺。
两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新导演了该剧，并在新落成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海鸥》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高尔基给契诃夫写信说：
我从未看过如同《海鸥》这般绝妙的、充满异教徒智慧的作品。难道你不打算再为大家写作了吗？你一定要写，你一定要写！
1898年4月，著名导演丹钦科写信给契诃夫，请求给予《海鸥》的上演权，但契诃夫没有答应上演，“不想，也无力蒙受更大的戏剧激动，它曾加于我很多的痛苦”。
5月20日，丹钦科再次写信请求，契科夫才同意上演。但是他却没有参加公演式。
1898年12月1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海鸥》，演出后，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所有的演员都捏着一把汗，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落了下来，有人哭了起来，突然观众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吼声震动着帷幔！人们疯狂了，连我在内，人们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自第一幕起，《海鸥》就抓住了每一位观众，随着就是一连串的胜利、无休止的谢幕。
丹钦科在演出结束时向观众宣布剧作家不在场，观众要求给他拍贺电：我们快乐得发狂，全体观众热烈地拥抱你！
契诃夫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丹钦科拍来的电报：
所有报纸都异口同声称赞《海鸥》是个辉煌而惊人的成功。评论文章都很热情。
《海鸥》的成功，超过我们以前演的《沙皇费道尔》。我比上演我自己写的剧本还要快乐得多。
从那以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标志，就是幕帷上一只飞翔的海鸥！
新剧再获成功
契诃夫知道，剧本要不断地上演，才是成功的剧本。
1896年，在《海鸥》第二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之后，契诃夫虽然刚刚吐过血，被诊断为大面积肺结核，但他却精神一下振奋起来，忘了自己“永世不再写剧本”的誓言，又拿起笔写了一部多幕喜剧《万尼亚舅舅》。
当《海鸥》初次在圣彼得堡上演失败时，契诃夫一度心灰意懒，他认为自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他宁可把题材写成小说，也不愿把它浪费在剧本上。
但是，1897年他把《万尼亚舅舅》、《海鸥》以及其他轻松的喜剧一同出版成书后，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好几个省城的剧院都开始排演《万尼亚舅舅》，而且获得相当的成功与赞赏。
该剧写的是：乡绅万尼亚25年中放弃个人幸福，与外甥女索尼亚辛勤经营庄园，供养妹夫谢列布利雅可夫教授。但他终于发现妹夫只是个华而不实的庸才，他于激怒中枪击妹夫，幸未击中。最后在友人劝解下不得不与妹夫言归于好。
在全剧的构筑中，主要的一对矛盾为：有意义的生活或无意义的生活。前者的代表是追求生活中美和诗意的万尼亚、医生以及索尼亚，后者是安于庸常生活的教授和他的夫人还有教授的岳母、玛里娜等。
整个剧情的走向是一个从“有意义的生活”向“庸常的无意义的生活”的运动过程。那种庸常的生活最后统治了一切，万尼亚和索尼亚还有医生被迫去忍受。
剧开场的时候，万尼亚已经从“偶像梦”中“惊醒”，对教授冷嘲热讽，而索尼亚尚沉浸在对爱情的幻想和渴望中。接着是她的爱情梦的破灭。这是双重的梦想破灭。诗意和美失落了，留下的是真实的人生，是人不愿面对，但又无法不面对的那个没有希望，没有期待的现实，辛苦劳作，然后死去。
剧中，万尼亚和医生，两个面对平庸生存威胁的人，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忽然发现了叶连娜的美，他们试图通过不顾一切地追求，使生命获得意义，重新找回逝去的青春，结果证明不过是一场徒劳的挣扎。教授无力承载万尼亚的崇拜，久已安于日常生活的慵懒无聊的叶连娜又如何能承载他们的寄托？生活改变了一切。
直至最后，万尼亚和索尼亚也面临着这种改变。对于久已适应他的教授和叶连娜来说，它是喜剧；而对于充满渴望的心灵来说，它是悲剧。它意味着苦难和忍受。
该剧最大的悲剧性不在于万尼亚发现自己“受了骗”，不在于25年生命的无意义，而在于承受。在于面对毫无希望的苦难命运，再去承受它。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体现着人类心灵的力量，它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在清醒之后，在认清自己的命运以后，再去承担这个命运，像以前一样活下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要多么坚强的心灵才能够承受！
万尼亚身上的悲剧性在于，他无法使自己安于平庸，使自己麻木、沉沦；他无法平息自己心灵的渴求；他无法变成教授或者是叶连娜，对生活的庸常熟视无睹。
日常化是一种力量。它形成生活的惯性，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使人们置身琐碎无聊的生存中而不自觉，使人们安于流俗，丧失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使生命失去活力，失去想象，满足于平庸和浅薄，只从中寻求刺激。对日常化生存的无意义以及巨大影响力的揭示，是这部剧真正的深刻性所在，它才是更本质意义上的心灵的敌人。
这样一种生存使人丧失了激情，丧失了感觉，麻木、厌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上，万尼亚的挣扎作为一种不甘平庸的对日常化生存的对抗，才具有了更深广的悲剧意义。
万尼亚真正唤起人们共鸣的，不是因为他是小人物，不是因为他是“被损害者”，而是他的心灵，渴望着意义、价值和美的心灵，以及他不甘日常生存的努力或者说是挣扎，还有在这个貌似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蕴藏着的高贵和美。
每一个不甘平庸，在日常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都能从万尼亚身上看到自己。人们悲悯万尼亚和索尼亚，实际上是悲悯自己，悲悯着人类的命运。
善良的索尼亚，在整部剧的最后安慰万尼亚舅舅的那一句：“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总得活下去呀！”也许是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了。后边是她的心里话，也可以算是一种对人生和自己的语言。她承认自己的今生的不快乐，承认受过一辈子的苦，流过一辈子的泪，一辈子过得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但是心里怀着希望，这种希望是寄托在自己“毫无怨言地死去”之后的。她希望“上帝自然会怜悯”带来的天堂的生活。多么的凄惨，但是里面好像又有一种很坚实的东西。
这就是天才的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达到的高度。无怪乎西方将他的创作作为现代戏剧的三大起源之一。
他确实无愧于这样一种地位。
《万尼亚舅舅》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公演获得很大成功。上演的第一晚，契诃夫的电话铃就不停地响起，他接到无数的贺喜，当晚，他一直无法入睡。
患病离开庄园
1895年8月，契诃夫第一次独自拜访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早就想见见契诃夫，早在1893年列宾拜访托尔斯泰时，他们谈起文学，就一起谈起了轰动一时的《第六病室》。列宾说他早在1887年就与契诃夫相识，现在已经对他喜欢得发狂。
他们都想一起去看望契诃夫，于是两人一起行动。但可惜的是，两位大艺术家却弄不清契诃夫的地址，他们先后到花园街和小德米特洛夫卡跑了一趟，后来才打听到契诃夫早已搬到梅里霍沃，两个人只好作罢。
1895年夏天，托尔斯泰又托契诃夫的朋友谢尔盖延科去找契诃夫。谢尔盖延科很高兴，立刻写信告诉契诃夫。
8月一天的早晨，契诃夫来到这座闻名于整个文明世界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意思是“明媚的林中草地”。
契诃夫迈进大门，迎面便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树和灌木丛，古老的花园里有暖房和池塘。房屋掩映在参天树林中。
他正走着，忽然看到远处有一位老人正在树丛中整理树枝。老人蓄着白色的长须，身穿白色亚麻布衣裳，系着一根腰带，肩上搭着毛巾，脚上穿着一双树皮鞋。
契诃夫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快步走到托尔斯泰的面前，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托尔斯泰一听他是契诃夫，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紧紧地拥抱了他。说非常欢迎他的到来。然后，他们还一块到河里游泳，契诃夫很快就消除了紧张情绪。
契诃夫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住了两天，受到托尔斯泰全家的盛情款待。托尔斯泰的几个女儿都是契诃夫的热烈崇拜者，她们对这位贵宾的光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悦和兴奋。
1896年1月，契诃夫去圣彼得堡交涉《海鸥》上演的事宜，从彼得堡回来路过莫斯科，专程去拜访了托尔斯泰。
当时，托尔斯泰正与一个叫契切林的作家争论，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文学上的颓废派。契诃夫在托尔斯泰身边静静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
1896年冬天，契诃夫开始为诺沃肖尔基村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筹建一座新的校舍。像以前建造塔莱热学校一样，他募集资金，自己捐款并亲自承担建筑设计。在他的办公桌上，手稿旁边就放着施工图纸。
另外，他还参加了由政府决定的全国人口普查工作。1897年1月10日至2月3日，他出入于全县农民的木板房，有时头还撞在矮房屋的门梁上。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堆满了数百份数据卡片。这项工作完成后，他得到了一个奖章。
2月19日，契诃夫应邀出席了为庆祝农奴解放纪念日在洲际饭店举行的盛大晚宴。
整整16天，契诃夫除了参加招待会外，还应邀出席了许多晚餐会和其他盛宴。此后，他回到了梅里霍沃，继续写作《农民》。但这时，他感到极度疲倦，又开始咳血了。
1897年3月，契诃夫的健康出现了危机，使他完全改变了未来的计划。因为他一直不把自己当做病人，这时又乘上火车到莫斯科来看望苏沃林。
有一天晚上，契诃夫刚刚与苏沃林在一家莫斯科饭店吃完饭，就突然体力不支昏倒，于是马上就被抬到苏沃林的房间，那晚，他整整咳嗽了一夜。
凌晨时分，契诃夫吐了一堆血。他立刻就被送往治疗肺病的专家奥斯特罗乌莫夫医生的诊所，住了两个星期，接受彻底的治疗，结果他被确诊是患了肺病。
疲病交迫，契诃夫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也不能言语。
玛丽雅和伊凡匆忙赶来他床边了，他告诉他们：“绝对不可把我的病情告诉父母。”
其他朋友也送来鲜花和书本，便都不准逗留太久。
阿维诺娃得知契诃夫患病的消息后非常焦急，她向医生再三恳求，才被准许探病3分钟。
契诃夫抓紧时间，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去取小说《农民》的校样。
阿维诺娃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不住地擦眼泪。她心情沉重地走到外莫斯科河的桥上，看着河水卷着冰块向前流去，心里默默祈祷：“不，像契诃夫这样的好人是不会死的。”
她匆匆下了桥，忽然迎面遇到了托尔斯泰。阿维诺娃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并恳求说：“您务必去探望一下安托沙，他会高兴的，我知道他一直很喜欢您。”
3月28日傍晚，托尔斯泰竟然到医院来看望契诃夫了，医生护士们尊敬地望着这位大文豪，特地允许他延长探视的时间。
契诃夫没料到托尔斯泰会来看他，为自己这副可怜的模样感到很难为情。他刚要起身，托尔斯泰连忙把他轻轻地按下。
托尔斯泰仔细地端详着契诃夫苍白消瘦的脸庞，心里难过：“这哪里还是3年前到雅斯纳雅·波良纳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伙子啊！”一时间，老人竟然不知说什么好。
契诃夫理解他的心情，先开口说：“所有的人都是白天来看我，只有您是傍晚来，而对病人来说这个时刻是最痛苦的。”
托尔斯泰微笑着说：“这才好嘛！或许咱们说着说着就把这个痛苦的时刻打发掉了。有一次我生病了，心情坏到了极点，突然斯塔索夫来了，啊，这个热情的家伙把我逗得很快也和他开起玩笑来。”
契诃夫听到这里也笑了：“是啊，斯塔索夫具有罕见的天才，可以用自己的乐观情绪感染周围所有的人。”
托尔斯泰的探望使契诃夫又高兴又激动。
第二天，谢格洛夫也到医院来了。契诃夫一见老朋友，便高兴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谢格洛夫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关切地问：“安托沙，感觉怎么样啊？”
契诃夫的脸色马上变得阴郁起来：“很不好！按规定将把我送进残废室去，但医生还宽慰我，说我还能拖很久，只要我遵守残废人规则。总之，前途不妙！”
谢格洛夫发现了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沓稿子。
契诃夫叹了口气说：“这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塞给我的，要求我仔细看看。他以为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幸福的事呢！”
谢格洛夫埋怨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
接着，契诃夫说起了昨天与托尔斯泰见面的事。谢格洛夫激动地说：“托尔斯泰来看你了！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他已经不写《复活》了。我们谈到了死与不朽的问题。我把诺西洛夫的小说讲给他听，他似乎很满意。但我们没谈很多，因为医生禁止我多说话。而且，虽然我十分敬重他，但已经很难再说到一块去了。”
契诃夫仍然惦记着正在修建的诺沃肖尔基村的学校，他写信给当地的一个小学教师，请他到医院来谈谈建校工作的进展情况。
4月10日，住了两周之后，契诃夫没等病情好转，就申请医生允许出院，然后由伊凡陪同回梅里霍沃了。
回到家里，契诃夫又高兴地见到了父母和亲人，又看到了春光明媚的乡村风光，重新闻到了稿纸和书籍的清香。
玛丽雅早就关照附近的村民们，不要再找哥哥看病了。契诃夫从此也不再长距离地散步和田园劳动，他每天只给玫瑰树剪剪枝，用大麻籽喂喂小鸟。
但是，契诃夫并没有清闲多久，就再次不顾妹妹的劝阻，继续给塔干罗格图书馆寄去一包包书籍，关心诺沃肖尔基学校的建设工作，给塔莱热学校的中学生组织考试，接待路过的客人，与朋友、作家和求教的人们通信。
在这期间，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小说《农民》正式发表。
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俄国农民的生活，新闻检查当局虽然对其中一些情节做了大量删节，但读者们读后仍然对小说中的大胆描写而感到吃惊。
读《农民》这篇小说，总体上感到很压抑，俄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通过作者的笔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小说写到人们对贫困的生活无可奈何之时，经历过农奴时代的老人，常回忆做农奴的好处来了。在小说里，契诃夫写到了农村当时的矛盾，但他也没指出出路。对于这些农民，读后倒生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来。
《农民》的发表，构成了文学界的一大事件，引起了报界的激烈争论。
《北方通讯》这样写道：《农民》一书所获得的成功，使我们又回忆起屠格涅夫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问世时的那种情景。
莱金给契诃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拜读了《农民》，多么令人高兴呀！我在一个夜晚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小说，它使我久久难以入睡。
契诃夫越来越无法忍受梅里霍沃的环境了，家里的嘈杂声使他无法工作，他经常要等到客人们都入睡以后才能安静地写作。有几次他离开梅里霍沃到莫斯科或邻近的城镇，但旅行使他十分劳累。
进入8月份，契诃夫的耐心不能再经受考验了，他决定考虑遵循医生的意见，在寒冷的冬天到来之前离开这里，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去疗养。
这时，恰巧他的朋友、《俄罗斯新闻》的发行人索博列夫斯基来信说，他正在法国比亚利茨度假。
契诃夫决定放下其他一切事情，立刻去与这位朋友相聚。他算了一算：这时，《海鸥》已经在全国各地上演，剧本的版税加上小说《农民》的一大笔预支稿费，足够他在法国生活几个月的。
为了使这次横贯欧洲的长途旅行更顺畅一些，他写信给索博列夫斯基说：“请你给我寄一张旅行路线图，我从未到过比亚利茨，这么远的路使我心里实在没有底。你知道，我不会说外国话，要是列车员听到我讲的德文或法文，肯定会不知所云并当面嘲笑。而在巴黎换火车，对我而言就像捉迷藏一样。”
1897年8月31日，契诃夫在收到索博列夫斯基寄来的路线图之后，马上就离开了梅里霍沃。他感觉，逃离这个住了很久的地方，就等于逃离了病痛。
为养病移居雅尔塔
契诃夫一路西行，旅途都很愉快，只是从柏林至科隆时，德国人抽的雪茄差点把他给呛晕了，而从科隆到巴黎，他一直都在睡梦之中。
在巴黎，契诃夫见到了苏沃林夫妇，他们作为契诃夫的向导，陪着他在巴黎玩了几天。
契诃夫不顾旅途劳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磨房”、咖啡馆、罗浮宫等，观看了由铃鼓伴奏的肚皮舞，并在商店中买了毛衣、拐杖、领带和衬衫等。
然后，契诃夫从巴黎转车，前往比亚利茨与索博列夫斯基会合。
抵达比亚利茨后，契诃夫在维多利亚旅馆安顿下来，立刻就去当地旅游参观，一直无忧无虑地过了一段时间。
欢乐过后，契诃夫的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他记在笔记本上的小说计划一个也没完成，写作速度特别慢。
他在给出版商巴季乌什科夫的信中这样说：
今天在这里，住在旅馆，坐在一张外国人的桌前，晴朗的天气使人很想到外面散步，要想在这种时候写文章，那就更困难了。那就等于用别人的缝纫机做衣服。另外，那些饭菜太过油腻，吃了之后让人总是提不起精神来。
契诃夫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强迫自己动笔接连写了3个短篇小说：《彼什奈格人》、《在故乡》、《手推车》。他自己被弄得精疲力竭，好歹完成后寄给了《俄罗斯新闻》编辑部。
这时，他又开始咳血了，不过比在莫斯科时要轻一些。
契诃夫感到，把他吸引到这里来的新环境并没有激发他的想象力。他无法立即在作品中利用在此地获得的最清晰的感受，只有当他远离这里时，他才能动笔去描绘这些人物和风光。
契诃夫又来到了尼斯，他没有心思去欣赏那美丽的风光，但却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里的法国人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教养，主持正义，热情好客。他认为，法国“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并且塑造了欧洲文化”。
总体来说，契诃夫对在尼斯这段期间是相当满意的，他的病情没有恶化，有一次他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体重还增加了。虽然还咳嗽，但是他知道，要想突然恢复健康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暂时忍受这种半残废的生涯。
另外，他的法语也有很大的进步。他想起在德国时，他在学校读书时所学的一点德文，使他敢到维也纳去游玩，虽然常常引得路人发笑。因此他在尼斯时勤学法文，请了一位29岁的法国小姐教法文，读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最喜欢的作家是伏尔泰。
契诃夫曾突发奇想，把莫泊桑的小说翻译成俄文。因为他同样是一个短篇小说的绝顶高手。
1898年1月，契诃夫还在尼斯参加了杜雷法案件的辩论。当时，全欧洲都在谈论这位法籍犹太军官杜雷法被判叛国罪是不公平的。他被监禁在魔鬼岛时，法国政府广受批评。杜雷法显然受到了冤枉。
后来，左拉也参与了进来，他认为杜雷法是无辜的，写了一封公开信《我要控告》，把这件事渲染得更公开了。
各地的人都表明了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形成尖锐的对抗。
契诃夫认为，两方的观点都显得太肤浅，情绪的表现超过了理智。他仔细地研究了一番，也认为杜雷法是无辜的，于是他站在了拥护杜雷法的阵营中。
契诃夫对于左拉的仗义执言深感欣慰，他说，每个作家都必须如此才对。他也曾对库页岛上的犯人发言。
2月，左拉一案开庭审理，契诃夫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报刊上发表的所有与之相关的报道。最后，左拉被判处一年徒刑并撤销其荣誉勋位。
但是，契诃夫却因此更加敬佩左拉，他在给亚历山德拉·霍季亚恩采娃的信中说：
你问我是否仍然认为左拉是正确的，我却要反问你：难道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真是那么恶劣，以至于你们竟然怀疑我是否站在左拉一边？所有那些在法庭上审判左拉的人，那些出身高贵的将军和证人，在我看来，连左拉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如。
总之，左拉在契诃夫的心目中是自由人完美无缺的榜样。契诃夫不同于那些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作家有权不参加任何政党，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去反对右派或左派。
4月，春天快到了，契诃夫重返故乡的念头更强烈了，但玛丽雅来信说，梅里霍沃的天气还很冷，建议他暂时不要回去。于是契诃夫决定前往巴黎等待天气转暖。
4月28日，契诃夫在巴黎终于等来了妹妹的来信：梅里霍沃天气转好，道路已经畅通无阻。5月25日，他独自一人登上了开往圣彼得堡的北方快车。3天后，他回到了梅里霍沃。
契诃夫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康复，他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像往常一样工作起来。
他计划在自己的梅里霍沃村建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孩子们都急等着上学，他只好临时租下了一间简陋的房子翻新了一下，然后买来新课桌，聘请了一位老师。
整个夏天，虽然有许多朋友前来探望他，但契诃夫仍然在勤奋地工作，他利用笔记本上积累的素材，接连写了4个短篇小说：《约内奇》、《套中人》、《醋栗》、《论爱情》。
但是，这种创作热情没有持续许久，就慢慢地消退了。7月底，契诃夫就写信向阿维洛娃抱怨说：
来访的客人太多，我简直无法给你写信。我多么想给你写一封很长的回信，可是一想到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打扰，我就没心思写了。果然，就在我写“打扰”这个词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进来告诉我，有位病人找我看病，必须去看看。
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真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当我提笔写作或思考该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就像刚喝了一口发现有蟑螂的白菜汤一般。请原谅我使用了这样的比喻。叫我恼火的不仅仅是写作，而且还有无法摆脱的文学“圈子”，你无论走到哪儿，它都跟着你，就像大气总是包围着地球一样。
秋天来临时，契诃夫又开始咳血了，这一次，他不得不遵从医生的嘱咐，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度过俄国漫长的冬天。
1898年9月18日，契诃夫抵达了雅尔塔，在一座开满鲜花的私人别墅里租了两间房子。
但在10月13日，契诃夫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是因为抬一个重木箱受伤，送到莫斯科医治，手术失败后去世的。
契诃夫极度悲痛之余，想起在梅里霍沃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该多么孤寂呀，而自己身患不治之症，需要长期在南方。这两头操心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于是，契诃夫给母亲和妹妹写信：“你们在莫斯科经历了最痛苦的时刻，而我却悠然自得地待在雅尔塔，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时刻折磨着我。”
契诃夫认为，尽管母亲十分眷恋梅里霍沃的乡村庄园，但是不该整个冬天都待在那里，身边只有玛丽雅一个人，而自己又不得不待在南方，于是他下决心，让她们把梅里霍沃庄园的全部家产卖掉，来雅尔塔重建一个新家。
其实契诃夫本身并不愿意迁居雅尔塔，因为他还是留恋莫斯科的，更留恋富有诗意的梅里霍沃。他厌恶雅尔塔的资产阶级气息，早在1889年他曾经在那里休养过，他说：
虽然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风景很美，冬天气候温暖，但雅尔塔是个混血种的城市，有一种欧洲的洋气，又有一股市侩的俗气，仿佛是个闹市场。一幢幢方盒形的旅馆，里面住着许多一天天憔悴的不幸的肺病患者。
那些游手好闲的阔佬贪求廉价艳遇的丑态，脂粉味代替了松柏和海洋的气息。还有肮脏难看的码头，远处海面的凄凉灯火，以及那些小姐们和情人絮叨没完的空话，他们跑来欣赏大自然，其实什么也不懂。总而言之，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委靡不振的印象。
在母亲和妹妹到来之前，契诃夫在离雅尔塔约20分钟路程，面对大海的库楚克依村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座“小白楼”。
契诃夫似乎想把故乡的环境尽可能地移植到这里来，他终于有了新构想，把新房子改成一栋漂亮的别墅，有小塔、平台、玻璃走廊，一切都独具匠心，使得到雅尔塔观光的游客都大为羡慕。
1899年8月，他们正式搬进了新居。而母亲和妹妹舍不得那可爱的地方，留作每年度夏的别墅。
这可以算是雅尔塔最别致的建筑了，通体爽朗、纯洁、轻巧、匀称，并不是按照什么一定的建筑格式建造的。契诃夫自豪地说：“如果英国海军舰队要攻击雅尔塔，一定会首先占领这栋别墅。”
门前是一片空旷的草坪，楼角有不大的花园与果园。
契诃夫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花园。他很高兴克里米亚半岛冬天竟然是玫瑰盛开的季节，于是马上订购了100株。各种树木也种得很别致，有棕榈树、无花果树、油加利树、柏树，还有含羞草与山茶花等。
他最满意的还是楼内的书房。面积并不大，但一走进门，就看到对面安着黄色玻璃的大窗户。门左面靠窗摆着一个写字台，后面是一个小套间，房顶开了一个小天窗，阳光从那里洒进来。门的右边安着一个棕色的荷兰砖的壁炉。炉顶上立着列维坦画的一幅风景画。
别墅坐落在公路下的一个斜坡上，从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个马蹄铁形的洼地，一直伸展到海边，海本身给四周的房屋围起来，左边、右边、后边三面环山，围成一个半圆。
每到夜晚时，雅尔塔四周的山地上灯火亮起来了，它们与天上的星星混成一片，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星光。
当契诃夫在雅尔塔收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发来《海鸥》演出大获成功的电报时，他内心充满了喜悦，也回电说：“请转告大家：衷心地感谢诸位。我像杜雷法被流放到魔鬼岛一样被迫待在雅尔塔。不能和你们在一起，深感遗憾。你们的电报使我精神振奋，感到幸福。”
与高尔基真诚相见
1898年5月，比契诃夫小9岁的高尔基出版了他的《随笔与短篇小说集》第一、第二卷。
当时，出版界以苏沃林为代表的守旧派一直把青年高尔基视为“叛徒”而加以攻击和诽谤，当然也就排斥他的作品。后来，多亏富有革命思想的社会活动家陀罗瓦托夫斯基和恰鲁希尼科夫认识到了高尔基作品的重大意义，承担了出版任务。
但是，高尔基小说不仅引起评论界广泛强烈的反响，而且也引起了沙皇俄国宪警的加倍注意，因为小说中大胆暴露了沙皇政府的罪恶，歌颂革命英雄的功绩。
后来，在特务审查报告中说：此人属极端可疑分子，读书甚多，文笔颇丰，几乎走遍全俄。
5月11日，高尔基被逮捕。这在圣彼得堡的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宪警迫于压力，又找不到现行的罪证，只好对高尔基实行“特别监视”而释放。
高尔基回到故乡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之后，计划利用漫长的冬天从事一项巨大的创作工作，因此，他希望能得到一些前辈的指教。11月份，他把两卷小说集附一封信寄给了契诃夫。
高尔基在信中说：“说实在的，我想向您表露我从少年时代就对您默默怀着的真挚热烈的爱戴。我想向您表示，在您那惊人的天才面前，您那忧郁与摄人魂魄、悲凄而温柔、永远那么优美细腻的才华面前我所感受的欣喜。不管怎样，我要握您的手，一位艺术家的手，想必是一个真挚、忧郁的人的手，是吧？”
“为了俄国文学的光荣，愿上帝给您长寿，给您健康、耐心和蓬勃的精神！读您的作品，使我经历了多少美妙的时刻。许多次我边读边哭泣，而且愤怒得像掉进陷阱里的狼一样。”
“让我再一次握您的手，您的才华是一种纯净明朗的精神，只是它被人间的枷锁——日常生活的卑微枷锁束缚住了，因此它是忧郁的。大声哭泣吧，在号啕声中，可以清楚听见悲天悯人的呼唤。”
高尔基在信中对契诃夫充满了羡慕与赞美之辞，当然更多的是谈论文学大事。
契诃夫当时十分忙碌：父亲病逝，在雅尔塔买地盖房，但也很重视高尔基的文学才能，当他坐下来读了高尔基寄来的两卷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后，很是喜欢，他也回信给高尔基，并对高尔基的作品做了指导与批评：
你的创作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天才，你描写某一事物时，就好像看着他，用手抚摸它。这是真正的艺术，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只要你不厌倦、不灰心和不贪婪。
契诃夫的回信，使高尔基深受鼓舞。1899年，高尔基因为肺结核加重，得到宪警机关批准，要到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疗养。在动身之前，他又给契诃夫写了第二封信：
您的戏剧是新型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在这里升华为精神高尚和思想深刻的象征。别的戏剧不能把人从现实概括到哲学的高度，而您却能够做到。在俄国还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您的短篇小说家，今天您在俄国是一位最有价值的巨人，莫泊桑很好，我很爱他，但我更爱您。我简直不知如何表示我对您的崇拜，我找不到适当的话，请您相信，我是真诚的。您是伟大的天才。
当契诃夫知道高尔基患着肺病，正在雅尔塔附近的加斯普拉疗养时，就向他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亲爱的马克西姆·高尔基：
请您快来雅尔塔库楚克依村吧，去年年底我买了一所两层的白石头小楼房，挺别致呢，他们都直呼“小白楼”，也有的称它为“白色别墅”。
我老早就想见您了，趁您被“特别监视”的地点离这儿不太远，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来吧！我诚心诚意地欢迎您。
1899年3月28日上午9时，高尔基满怀喜悦地来到了“小白楼”。
刚一走进栅栏门，高尔基就发现一位身着白色衬衣的人独自蹲在楼角花园里忙碌着。
契诃夫一眼看见高尔基，高兴地打着招呼：“嘿，你来了，高尔基！”
契诃夫一面带着高尔基观看自己的“产业”——这块土地和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一面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拥有许多钱，我就在这里为老弱残疾的乡村教师建一所疗养院。你知道，我会建一座非常宽敞非常明亮的大楼，窗子大大的，房间高高的；还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各式各样的乐器，还要有养蜂场、菜园和果园。要举行报告会，为教师讲农学，讲神话，教师应该知道一切，一切，亲爱的。”
契诃夫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开始咳嗽起来，他用眼角看着高尔基，露出温柔迷人的微笑：“不行，咱们歇歇吧，没想到，咱俩竟成了一对痨病秧子。”
高尔基突然感觉到，那微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人去倾听他的讲话。
“你的《鹰之歌》看了令人鼓舞，是英雄的赞歌，战斗的誓言；而我的《海鸥》却是死亡的悲剧与挽歌。惭愧！”
高尔基激动地说：“您不能这样说，我说过《海鸥》的内容是庞大的、象征性的，形式是独特的，优美绝伦的！”
契诃夫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听我的幻想是不是让你觉得无聊？我真的爱讲这件事。你知道每个俄国乡村是多么需要一位优秀的、明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啊！我国应该给教师创造特殊的好条件，而且要尽快做到。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大批受过教育的人，俄国就会崩溃，像劣质砖建的房子那样倒塌。”
“作为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艺术家，并深爱他的职业，而我们的教师只是匠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去农村教书倒像是去流放。教师工作累、吃不饱，还要担心丢掉饭碗。可是教师应该是村子里的头号人物，农民应该承认他的权威，尊敬他；谁也不敢对他吆三喝四，羞辱他。”
“可是我们这里谁都敢欺负教师：警察、老板、牧师、学校督察员等，都敢高声斥责教师，当面侮辱。可是这些人并不关心教育，只知道照抄和转发上级下发的公文。教师们的收入是如此的微薄，如此的荒唐。他们个个都衣衫褴褛，在潮湿透风的教室里冻得浑身发抖还要讲课。多数教师在30岁左右就已经患上了痛风、关节炎或是肺病，这简直就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感到羞耻。”
“我们的教师，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活得就像一个隐士，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可以说说话，聊聊天；他们也没有同伴，没有书籍，更没有任何娱乐，人也因此变得呆头呆脑了；如果他邀请同事们去家里做客，他就会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很显然，这个愚蠢的说法是狡猾之徒用来吓唬老实人的。”
“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厌恶，这简直就是对从事教育事业这一伟大工作的人的极端讽刺。你知道吗，每逢我见到一位教师，我就感到特别的难为情，因为他衣着破旧得实在让人不忍目睹，就好像教师的悲惨境遇该由我来负责似的。我说的全是真心话。”
他又一次沉默了，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过了一会，他挥了挥手，温和地说：“我们的俄罗斯是个怪事太多、运转不灵的国家。”
一丝淡淡的愁云掠过契诃夫那双漂亮的眼睛，眼角的鱼尾纹使那双眼睛更加显出沉思的气韵。他环顾了一下，开玩笑说：“你看，我是拿激进派报纸上的大块文章对你放炮了。得了，为了奖励你的耐心，我给你泡杯茶。”他不失幽默地说道。
两个人都开始沉默了，他们慢慢地往回走。
那是个炎热而晴朗的日子，水波在明亮的阳光下闪闪烁烁；一只狗在旁边欢快地叫着，它在向主人和客人问好。
契诃夫挽起高尔基的手臂，又咳嗽了一阵，然后慢慢地说：“说来可耻又可悲，但却是事实：许多人都羡慕狗的生活。”他马上又笑着加上一句：“今天我尽说泄气的话，这说明我老了。”
突然，那只狗死命地叫起来，紧接着，它用3条腿着地冲进了园子，趴在了契诃夫的脚下。
契诃夫抬眼问跟着跑进来的用人说：“怎么回事？”
“它跑到大街上，让马车压伤了一条腿。”用人低声说。
契诃夫连忙伏下身来仔细察看着，狗的一条腿皮肉都绽开了，骨头也露了出来，血在不停地往外涌，看着让人揪心。
契诃夫马上回屋找来一些药用品。然后就用热水和药水为狗清洗伤口，包扎伤口。他动作轻柔，目光温柔，就像眼前需要救治的不是一只狗，而是一个婴孩。
高尔基注视着那双灵活而温柔的手。契诃夫是那么小心地为狗整理着碎裂的皮肤，还像呵护小孩子一样责备那哀叫的狗：“你这个蠢家伙啊，真是蠢啊，别叫了，谁让你自己不小心，不久就会好的，小傻瓜。”
高尔基看到这里，忍不住掏出手帕擦了擦溢出的眼泪，心里说：“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灵魂啊！”
给狗包扎完后，契诃夫让用人把狗带走了。
他回过头来对高尔基说：“不久前这里来了一位教师，他生着病，还有家室。我临时为他安排了一下。”
有时，高尔基真的会发现有那么一位“教师”在契诃夫的房子里。通常他会坐在椅子边上，因意识到自己的笨拙而脸红，汗涔涔地斟词酌句，他总是力图把话说得流畅并极力显出自已受过良好的教育。
或者，本来是个拘谨害羞的人，却故意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竭尽全力地不在一位作家面前显出愚蠢，于是就接二连三向契诃夫提出一大堆临时想到的问题，弄得契诃夫苦不堪言。
细心的高尔基注意到，契诃夫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些枯燥的、不连贯的话。
有时，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掠过他那双充满哀愁的眼睛，额头也随即堆起一点皱纹；然后他就说些简单、清楚、平常的话，声音温和无力；可是不知怎么的，这些话立刻就使那位提问题的人回归淳朴，那位教师不再装作聪明，因而也就立刻变得更聪明更有趣了。
当时有一个教师，瘦高个儿，面部显菜色，明显营养不良，长长的鹰钩鼻子朝下巴弯着，显得一脸晦气。他面对契诃夫坐着，黑眼睛死盯着他的脸。
他用忧郁的低音说：“从教师一班人生活空间得来这样的印象，有一物质的团块轧碎了任何以客观态度对待周围世界的可能性，这世界也不是别的，就是教师生活的呈现。”
高尔基感到，这个人是一头扎进了哲学里，在其表面滑来滑去，活像个醉汉在溜冰。
“请告诉我，”契诃夫平静而慈祥地插话说，“在你们区里，打孩子的那个教师是谁？”
那教师从椅子上跳起来，愤怒地挥动双臂：“你说谁？我？从来没有！打孩子？”他气呼呼地哼哼着。
“不要激动，”契诃夫继续说，并露出让人放心的微笑，“我不是说你。但我记得是在报上读到的你那个区里有个人打孩子。”
听了契诃夫的话，那个教师又坐了下来，拿出手帕不停地擦他那张出汗的脸，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他说：“是的，有这样一个案子，那人是马卡罗夫。”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知道，这不奇怪。这样做很残暴，他也是有原因的。他成家了，有四个孩子，老婆病着，本人患痨病，他的工资仅为20卢布，学校像个地窖，这位老师只有一间屋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无缘无故地鞭打上帝的天使，而孩子们，他们远不是天使，相信我。”
这个人，刚才说话时满口显示聪明的词藻，完全不顾契诃夫是否吃得消，这时忽然不祥地扇动着鹰钩鼻子，开始用一些简单的、有分量的、鲜明的字眼儿说起话来。
高尔基后来说：“这些话像一把火，照亮了俄罗斯农村生活里那可怕的、该诅咒的真相。”
告别的时候，那位教师把契诃夫枯槁的小手握在他那双干瘦的手里，说道：“我来你这里的时候好像是去找政府当局，怕得发抖，像火鸡一样卖弄，我想表现一下，让你知道我并非等闲之辈。现在我要告辞了，却把你看做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亲近的好朋友，什么都懂，真了不起！谢谢你，我怀着愉快的思想离去：大人物更淳朴，并不是莫测高深，在灵魂上比我们周围的人更接近我们。再见！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高尔基观察到，他那教师的鼻子扇动着，唇间露出善良的微笑，忽然又加上一句：“说真的，坏蛋们也不快乐，让他们见鬼去吧！”
那人走了出去，契诃夫目送着他，笑着对高尔基说：“是个好人，当教师当不长。”
高尔基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会弄倒他，把他打跑。”他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补充说，“在俄国，一个诚实的人就像扫烟囱的，保姆们总拿这种人吓唬小孩子。”
高尔基在契诃夫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加斯普拉别墅。
契诃夫同高尔基的出身、经历、个性和气质都不相同，但是对人类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事业的赤诚，把两颗伟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此后，契诃夫与高尔基书信不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1900年，他们俩人结伴游历了高加索，甚至有一同游中国的打算。11月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参观了《万尼亚舅舅》的排演，第二年，契诃夫曾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去看过高尔基。
但他们见面更多的时候还是在雅尔塔，并且还相约去拜访托尔斯泰。
契诃夫有一次发现高尔基没有表，便说：“一个作家怎么能没有表呢？”并答应送一块表给高尔基。高尔基来加尼日尼之后，契诃夫果然给他寄来一块表，表盖里面刻着：
安东·契诃夫赠给马克西姆·高尔基。
高尔基捧着表狂喜得像个孩子，真想跑到大街上向人们大声喊：“鬼东西，你们知道吗，契诃夫送我一块表！”
当高尔基的名作《福玛·高尔杰耶夫》出版后，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它献给契诃夫，并在扉页上题着：献给安·巴·契诃夫——高尔基
随书还附了一封短信：我认为，你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不向任何事物低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