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和法国崩溃了
与挪威国王和荷兰女王不同的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在德国入侵时没有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相反，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38岁的国王在德国军队越过边界以后就立即承担起了比利时的防务指挥任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利奥波德比其他西欧国家的君王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政府责任：除了担任总司令之外，他还是内阁总理。当希特勒向他及其部长们发出警告说，抵抗德国的占领可能就意味着比利时的毁灭时，利奥波德的回答是：“当问题是牺牲或受辱时，1940年的比利时人将像他们父辈在1914年时一样，不会有丝毫犹豫。”
像挪威和荷兰一样，比利时在1940年德国袭击之前一直是中立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当比利时人在1831年从荷兰人那里赢得独立时，欧洲大国就承诺让他们永久中立，而比利时的领土将是不可侵犯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得到守护。实际上，从条约签署之日起，几大强权就曾多次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以促进或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当挪威和荷兰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时，比利时却是德国入侵的第一个国家。在1914年8月的入侵中，德国军队只是沿用了几个世纪的传统作战方法，将比利时领土作为通往当时的主要目标——法国的便利途径。当比利时人进行了毫不动摇并令人惊讶的顽强抵抗时，德国人想对法国快速取胜的希望破灭了。入侵者施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开展了成批的屠杀和破坏行动。卢浮的中世纪古城像其他一些比利时城镇一样，被大肆掠夺，包括它的世界闻名的大学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建筑物，都被烧成灰烬。当战争结束时，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毁坏了，大部分的道路、工厂和铁路系统都被摧毁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利奥波德只有12岁，他不仅深受战争对比利时所造成的后果的影响，而且更深受他父亲阿尔贝特一世广受欢迎的战时行动的深刻影响。阿尔贝特一世是那次大战中最令人钦佩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之一。他多次拒绝了协约国让他逃亡去英国或法国的邀请。相反，在1914年10月他率领人数大大少于敌人的军队赢得了关键的伊瑟河战役，从而停止了德国人在比利时的进攻，并让国王和他的军队在北海海岸控制了一小段比利时领土直至战争结束。那场胜利使得协约国能够控制附近几个主要的法国港口。
由于他的勇气和决心，阿尔贝特一世不仅支援了协约国，还帮助恢复了被他的前任，叔叔利奥波德二世所损毁的比利时君主制的名誉和声望。在19世纪晚期，利奥波德二世为了私人利益据有了刚果，成为刚果国王，并对它大肆掠夺。由于他对刚果工人实行可怕的暴行，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当阿尔贝特在1904年继任王位时，他对比利时的刚果政策进行了改革，试图改善贪婪的前任所造成的伤害。利奥波德三世将他父亲的改革派的作风视为榜样。
年轻的利奥波德三世是一个温和、说话轻言细语的人。他崇拜阿尔贝特，视他为英雄。从小时候起，他就模仿着像他父亲那样生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王子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一起被送到了英国，他入学伊顿公学。但他说服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留在比利时的阿尔贝特，让他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接受训练，然后去充当士兵。于是利奥波德在战争时期过着一种令人诧异的生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英国最贵族化的男校的学生，而在伊顿放假的时候则成了比利时军队一名行动受到限制的普通士兵。
1934年，58岁身体仍然健壮的阿尔贝特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32岁的利奥波德继承了王位。金发、英俊、带着孩子气的新国王和他漂亮的瑞典妻子阿斯特丽德，连同他们三个孩子，给比利时的君主制带来了青春和魅力。然而一年多以后，29岁的王后在瑞士的汽车事故中遇难。当时驾车的正是她的丈夫，汽车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失去了控制。最亲密的两个人的接连死亡使敏感而矜持的利奥波德感到惆怅，他也因为在妻子遇难事故中产生的负罪感而备受困扰。为了缓解内心的悲伤和内疚，他以一种新的姿态全心投入了他的国王职责。
在领导国家时，他模仿着他父亲的做法，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尔贝特追求两项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保持比利时中立的同时加强防御，使其能够对抗德国或其他可能的侵略者。在利奥波德治理期间，比利时国家预算的近四分之一被用于国防，远远超过了除德国以外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24—40岁的比利时男子中，一半以上的人——总共有65万人被武装起来了。当比利时军队在1940年5月进行总动员时，军队的人数已经扩大到了90万。相比之下，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则只有23.7万人。
然而与此同时，利奥波德像他父亲一样，坚持认为比利时必须严守中立。这让法国和英国感到十分沮丧，他们在1939年至1940年初曾一再要求比利时加入一个军事联盟，从而使他们的军队能在任何战斗爆发之前进入比利时领土。利奥波德和他的政府怀疑西方盟国之所以渴望军事伙伴关系是他们希望将战争尽可能推离到远离自己的土地上去。事实上，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就写道：在战争开始之前将盟军部署到比利时的战略目标就是“不让冲突进入我们北方的工业省份……并阻止敌方对巴黎的威胁”。
尽管与遭到德国入侵的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比利时的军事准备更为充分，但它依然发现自己被敌方最初的凶猛攻击淹没了。到了5月10日晚上，德军无休止的轰炸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比利时空军，滑翔机部队也已经夺取了比利时防御系统的核心阵地——位于比利时与荷兰边境的强大的埃本伊梅尔堡垒。
不过，在第一波震惊之后，比利时的22个师重新集结起来，进行了一场美国历史学家泰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称之为“坚定而有针对性的防御”。他们向西撤退，同时让德国人付出前进的代价。CBS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Shirer）当时写道，比利时人“像狮子一样，争夺着每一栋房子”。泰福德·泰勒后来曾评论说：“如果其他地方能重复比利时人那样的抵抗，那么德国征服的征程可能就被阻止了。”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在得到比利时人的同意之后，已经越过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在比利时中央地区强化的工事后面筑起了一道防线。比利时军队在战略撤退时也退到了同一防线上，这样他们就和英国军队并肩作战，抵御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德国将要发起的重大进攻。
然而在5月13日，由超过150万人和1800辆坦克组成的德国主力部队，却穿过了比利时南部树木茂密的阿登森林。德国人包抄了由一连串要塞组成的、法国人自吹为不可攻破的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战线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段，驱赶了守卫在那里的装备不良的预备役人员，穿过默兹河进入了法国。
仅仅过了短短3天，德国人的进攻就把盟军一分为二，包围了比利时中部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把他们与法国的大部队分割开来。由于法国无法堵住防线上的缺口，德国的装甲纵队在法国的乡村里横行无阻，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这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给温斯顿·丘吉尔打了电话。
对于英国的新任首相来说，1940年5月充满了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电话，每一次都带来了最新的军事灾难的消息。但没有一个像他在5月15日凌晨从雷诺那里得到的消息那样令人震惊。“我们已经被打败了！”雷诺一听到英国人的声音，就大声嚷了起来。当丘吉尔还没有从睡眠中完全醒过来因而没有回应时，雷诺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受到打击！我们已经被打败了！”丘吉尔终于开始说话了，但他不能相信这个消息。虽然德国人的进攻肯定带有出人意料的因素，但他们很快就得停下来补充或重组部队，这就会给法国军队带来反击的机会。雷诺好像没有听见丘吉尔所说的话。他带着沙哑的声音再次说道：“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在战场上被打败了。”
丘吉尔愣住了。这不是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弱小的中立国家：他们在德国的闪电战面前像“纸牌屋”一样倒下去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法国——英国的最主要的盟友，它的军事力量应该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然而，当法国遭到入侵时，它的200万人的军队已被证明并没有作好准备。像那些较小的国家一样，它被德国人新的、惊人的闪电战所压倒了。有谁能够对付将防线切成一个个片段的坦克，好像那儿根本就没有防线？又有谁能够对付那些横扫了军队和平民，轰炸了桥梁、道路和火车站并造成冲天云团的飞机？
作为离得最近的欧洲邻国，法国与英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具有相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结成了军事联盟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手。然而，这种伙伴关系掩盖了两国之间深刻的裂痕和对抗。丘吉尔和雷诺在5月15日那场充满伤感的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沟通的困难，象征着这两个曾经的强大帝国和传统敌人之间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误解——怀疑和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法国的苏格兰作家珍妮特·泰西斯·杜·克罗斯（Janet Teissier du Cros）注意到，两个国家都对对方心存怀疑，各自都怀有一种优越感。她写道：“自信没有人能有像自己那样的想法……成了他们位居第二的自然特性，思维的时候几乎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可能是他们彼此间如此厌恶对方的原因之一。”
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胜利远没能使它们更加紧密，而是让它们进一步分离了。双方都为那场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谁也不承认对方所做出的努力、牺牲和所取得的成就。英国驻法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爵士在1918年11月停战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历史将会显示真正的事实，是英国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我无意与法国司令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或任何外国人一起在伦敦的街道上凯旋大游行。”
虽然分开了两国的英吉利海峡只有20英里宽，但它们之间在心理和文化上的距离却像海洋一样广阔。双方都因自己的地理位置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英国是一个岛国，八个多世纪以来未曾遭受入侵，而边界脆弱的法国则经历了反复的入侵、战败和被占领。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向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解释说，他的国家要求对德国严格限制的理由是，“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受到海洋保护。拿破仑无法进攻英国。你们两个都受到了庇护。但我们没有”。
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希望报复和赔偿，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国家安全。”在1814年至1940年期间，德国五次入侵了法国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把法国的许多地方变成战场和坟场，德国人还在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大肆掠夺。例如在法国北部，法国纺织工业的大部分机械和设备都被运去了德国。
在1918年停战之后的几年中，英国的决策者们对法国关于安全问题的关切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或理解，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来说已经是过度惩罚，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应该得到安抚甚至强化。法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容忍，认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苏依然是极有可能的。他们力图迫使英国人签订新的英法军事联盟，但却无济于事。对英国人来说，法国人过于偏执，并带有报复性。
当希特勒获取了政权并开始重新装备德国时，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说服了他们自己，元首只是试图纠正《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他应当得到抚慰。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放弃了让英国持坚定态度的希望，进而接受了英国的绥靖政策。对于这两位前盟友来说，再来一场战争的想法是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年轻人脱离战争才只有20年，他们国民的欢呼声仍然回响在耳边。四年之后，超过70万英国人死于战争。法国的战场损失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40万人，是所有大国中战斗人员人均死亡比例最高的国家。经受着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经济损失，法国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在另一场冲突中幸存下来。
当希特勒在1936年3月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时，首先是英国，其次是法国都装作没看见。当德国部队在1937年3月开进奥地利时他们还是视而不见。但是，当希特勒在1938年夏天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时，法国显示出了站起来抗争的迹象。与捷克人签订了军事协定的法国人开始动员部队。他们告诉英国人，他们将抵制对东欧盟友的肢解。然而，当内维尔·张伯伦拒绝和他们一起与德国人抗争的时候，法国人就屈从了。跟随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的榜样，他们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屈从于德国人对苏台德地区的要求。苏台德地区是一个包含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防御工事和主要工业中心的重要区域。
希特勒在慕尼黑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许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进一步的计划。然而六个月后，他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其余部分。直到那一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显然已成了一堆废物，他才向议会宣布了近代英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外交政策逆转。他宣称，如果接下来列在德国名单上的波兰遭到入侵，英国将去援助。多年来，英国鄙视法国对再度出现德国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害怕，如今，英国与法国建立了新的军事联盟。
“棋盘”现在转了个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迟迟不响应英国人作为外交领导的法国人毫无疑问是军事事务方面的主要合伙人。英国军队的兵力不到法国的1/5，它现在开始领受到了其领导人不愿在无战争时期重新武装的后果。在那段时期里，相对较小规模的军费增加用于了战机生产，以保护英国免受可能的德国空袭。1939年初，英国是欧洲主要大国中唯一没有征兵政策的国家。英军只有18万现役军人和13万预备役军人。即使这样为数不多的部队也还缺乏足够的设备、武器和训练。
当大战爆发时，法国和英国都没有派兵去援助波兰。相反，英国远征军向法国派出了四个师，这比法国人预期的要少得多。德国人向法国发起闪电战的时候，英国远征军有十个师在法国。指挥英国两个师的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的军队不适合作战，张伯伦政府之所以将他们送到法国去，也许只是为了公共关系而作出的某种姿态，以表明尽管力量微薄，但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同样认为：“英国人对法国军队极有信心，从而把他们的军事支持视为一种团结的象征而非生死攸关的必要。”
事实证明，布鲁克和大使说的都是实话。英国人确实指望着用法国军队的80个师及其强大的炮兵和坦克部队来抗衡德国的武装力量。英国人不明白的是，尽管数量众多，法国军队和他们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冲突仍然没有作好准备。法国的军事领袖们在计划进行新的欧洲战争时，设想的是一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流血更少的场景。敌人将从比利时的平原开始进攻，那将是一场长时间的攻势。考虑到这一点，法国的高层指挥把最好的部队以及英国的十个师都派往了比利时中部。法国人认为，如果德国部队设法越过了那里的盟军，那么他们在攻击马其诺防线时就已经元气大伤。没有人预料德国人会在默兹实施突破。
事实上，英国对法国军事实力的错误判断，只是两国之间互不了解的又一个例证。在纸上，它们更新了军事联盟，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身为索邦教授的法国历史学家，曾参加了1940年那场战斗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指出：“真正的军事联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有效的合作。仅把它写下来是不够的，它必须从每日多次的接触中吸取生命的气息，这些日常接触将使双方整合为一体。”
在英国和法国的军事领导人的交往中，很少有人使用对方的语言。这往往会导致相互间的误解，实际上这是相互间的不信任、怀疑，甚至个人厌恶的反映。法国将领对他们的英国同行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将英国人视为“军事艺术的学习者”。英国指挥官对于在德国攻击时派遣部队进入比利时的决定感到不满，但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军事存在十分渺小，就没有向法国人抱怨。
当德国人终于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时，盟军已经带有功能障碍的军事关系就变得有“毒”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保罗·雷诺打来电话后的第二天，5月16日，他去巴黎时所发现的那样。
与大多数英国人不同，丘吉尔从小就爱上了法国。他是圣女贞德、拿破仑及其他法国历史人物的崇拜者，曾访问过法国100多次。他会讲法语，尽管说的时候语调非常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苏格兰皇家燧发枪团的指挥官，他曾经在法国的前线壕沟里待了好几个月，对并肩作战的法国部队的勇气和决心印象深刻。他在1944年写道：“自1907年以来，我在美好的时光和不幸的时刻一直都是法国真正的朋友。”
然而，丘吉尔的支持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极为明确。像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一样，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初也主张与德国调和，反对对法国作出新的承诺，建议让英国只管自己的事情。他在1933年表示了希望“法国人能看顾自身的安全”，英国可以自由地脱身于任何新的欧洲冲突。丘吉尔曾支持过英国一项大力裁军的政策，该项政策的目标就是使英国的军力能够维护其中立性即可。直到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准备发动战争时，丘吉尔才开始坚决反对德国，并要和法国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
他为军事联盟所做的大部分呼吁都是建立在对法国军队优势的信任之上的。他称法国军队为“欧洲最好的军队”。他的信任在5月16日下午他抵达位于凯奥赛的法国外交部，看到那些与他会面的官员“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对的沮丧”时动摇了。外面的花园里烟雾弥漫，政府工作人员正将成堆的官方文件扔进火焰之中。
法国的军方领导人为丘吉尔小结了前四天里所发生的灾难：德国人在默兹实施了突破，坦克和步兵的突击正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向法国北部的亚眠和阿拉斯挺进。当丘吉尔询问后备军反击的计划时，甘末林将军耸了耸肩，摇着他的头。他回答说：“没有这样的计划。”丘吉尔无言以对。没有后备军，没有反击，这怎么可能呢？丘吉尔后来写道，甘末林的简洁回应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惊诧之一”。
英国首相的震惊和困扰，也没能改变德国猛攻的速度和规模。这与法国、英国的官员和战场上的军队所作出的迷茫反应没有什么不同。多年以后，艾伦·布鲁克将军会不屑一顾地写道：“虽然有很多法国人准备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死，但他们的领导人完全没有作好准备去组织他们抵抗闪电战。”布鲁克没有提到他和他的英国指挥官同胞们在这方面与法国的军队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布鲁克在法国的下属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将军反复提出的观点。在战斗中指挥英军一个师的蒙哥马利在他的战场日记中对英国远征部队指挥官约翰·戈特（John Gort）将军表达了极大愤慨。蒙哥马利后来写道：“对1940年战争爆发后我们在战场上的失利，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接受过静态防御战训练的盟军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应对闪电战的攻击。用一位美军观察员的话来说，“这个非人的怪兽已经夷平了一半的欧洲”。法国和英国军队的协调与沟通几乎立即陷于瘫痪。在几天之内，绝大多数电话线和补给线都被切断了，盟军指挥系统基本上停止了运作。盟军指挥官们必须亲自去到现场，才能联络得上。
虽然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在没有接到情报或命令的情况下仍在战斗，但他们的坦克和飞机的燃料和弹药都耗尽了。一位皇家空军飞行员称这种情况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混乱”。一名英国陆军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就像是一场荒谬的噩梦。”丘吉尔回到伦敦后告诉他的一位秘书：“在所有的战争历史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糟糕的管理。”
随着盟军的损失迅速加大，法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撤退。保罗·雷诺和法国的最高指挥官恳求丘吉尔，除了已经在法国的十个英国战斗机中队之外，再向那里派遣十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以对付那些正在摧毁盟军部队的德国空军轰炸机。丘吉尔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这引起了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官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向国外派遣更多的战斗机中队将对英国自身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丘吉尔就任首相才六天，就面对着一个令人揪心的选择：是向法国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资援助，以增强其士气和抵抗能力？还是不提供援助，将那些物资用于英国自己的防务？以法国人的眼光来看，英国人将所有资源投入法国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如果法国垮台了，英国很快也会垮台。易怒的丘吉尔并不接受这样的看法。一旦派出十个战斗机中队之后，不管雷诺会发出多少次求救的呼吁，法国再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援助了。而且，法国人所不知道的是，丘吉尔在5月16日访法结束后回来的当天，就下令制定撤离英国远征军的计划。
戈特将军也在考虑撤离。他越来越怀疑法国人反抗的意志和反击的意愿，害怕自己被包围因而遭到歼灭。到了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军队开始向敦刻尔克海滩撤退。在德国军队的追击和俯冲轰炸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们在通向港口的多尘的道路上逃离。丘吉尔再次呼吁法国人站起来继续战斗，但直到撤离行动开始之后，他才告诉法国人自己的部队正在撤离战场。
被蒙在鼓里的还有比利时军队，他们承受着德国空军和坦克主力的攻击，掩护了在比利时的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丘吉尔没有通知比利时人英国将撤退，这不是由于疏忽。他指望着比利时人能将德国部队滞留在海湾地段，从而让英国军队能登上被派往敦刻尔克帮助撤退的小型和大型船只。
事实上，比利时军队在德国俯冲轰炸机、坦克和大炮的不停攻击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耗尽了食物和弹药，已经陷入了瓦解状态。当英国人开始向西部的敦刻尔克撤退时，比利时人同意守护他们的侧翼，但是一再警告英国和法国的指挥官，他们的后备军已几乎耗尽，除非盟国来援助他们，否则他们很快就会投降。在伦敦，丘吉尔从他的密友，仪表堂堂的英国战争英雄，海军上将罗杰·凯斯（Roger Keyes）爵士那里得到了这个信息。罗杰·凯斯爵士曾是首相与利奥波德国王之间的联络人，但丘吉尔毫不为比利时人的求救请求所动。他告诉战时内阁：“可能会完全丧失比利时军队，但是牺牲我们自己的军队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帮助。”
当比利时军方的英国远征军联络官乔治·戴维（George Davy）上校问戈特将军及其副手亨利·波内尔（Henry Pownall）将军，是否允许比利时军队参加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时，波内尔嘲笑了那个念头。他说：“我们并不关心比利时人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波内尔似乎忘记了比利时人正在进行的顽强抵抗，他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比利时人的士气从上到下都很糟糕。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战斗。”他后来还称其“已腐烂到了核心”，是“较次的品种”。
到了5月26日，比利时总司令向英国和法国最后一次提出了援助的请求。像以前发出的请求一样，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相反，丘吉尔指示罗杰·凯斯向利奥波德强调比利时的部队留在战场的重要性。丘吉尔告诉他的下属，很显然比利时人不久将不得不投降，但那只是“在协助英国远征军到达海岸之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求他们为我们牺牲自己。”
然而，当筋疲力尽的比利时人相信他们已经做了足够多的牺牲，还被盟友遗弃并遭受孤立，缺乏继续战斗所需要的一切时，比利时人觉得他们只能力所能及地拖延德国人的占领速度。5月27日，比利时政府在正式公报中通知法国和英国，它即将向德国投降：“比利时军队已完全耗尽了其抵抗的能力。它的部队明天将无法再次展开战斗。”利奥波德派遣特使到了德国人那边，并于5月28日早上宣布了停火。
比利时人的投降纯粹是放下武器的军事行为，但利奥波德决定留在比利时却让局势复杂化了。在与政府部长们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去或留的讨论之后，利奥波德作出了命运的抉择。首相于贝尔·皮埃洛（Hubert Pierlot）和他的同事们告诉国王他们计划逃到法国去，并敦促他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认为，作为国家元首他有责任继续在流亡时领导比利时的抵抗，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成为德国人的俘虏。
但利奥波德对他的职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在以他父亲为榜样来履行他的职责。阿尔贝特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队总司令，他曾多次宣布即使德国人占领了比利时的所有领土，他也不会离开比利时。利奥波德告诉他的部长们，“国王阿尔贝特不会同意去国外避难”，而留下他的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像他父亲一样，利奥波德认为他作为总司令的责任大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责任。
皮埃洛和其他人根据比利时宪法争辩说，利奥波德有义务遵循政府的愿望。他们又说，如果他留下来，不管他是否与德国人合作，德国人将会对他进行政治利用。利奥波德国王拒绝了他们的所有劝解。他说，他不想成为“一个闲置的难民君主，在侵略者的枷锁下屈服，割断与比利时人民的联系”。他补充说，如果抛弃了军队，“就成了一名逃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和我的部队同命运”。在投降的时候，利奥波德承诺当他的国家还在德国人手中时，他决不会和敌人打交道。他宣称：“在被占领期间，比利时绝不能在军事、政治或经济领域里做任何可能损害盟军的事情。”他要求被关到战俘营中去，和他的被俘的士兵们待在一起，但希特勒把他囚禁在布鲁塞尔郊外雷肯的宫殿里。
利奥波德在处理投降的事务方面做得非常正确，但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此却极为愤怒，联手对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国王掀起了一场“语言暴虐”运动。依莱娜·内米洛夫斯基（Irène Némirovsky）在她的遗作小说《法兰西组曲》中指出：“失败会让人性中最糟糕的东西暴露出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当战争正在进行而事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不再会奢望能对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盟友慷慨好义，甚至公平相待。如果把他留在那里的唯一用处是当替罪羊，那么他就必须当替罪羊。”
为了逃避承担对法国战场失败的责任，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到比利时人的身上。对于在5月17日替代甘末林担任法军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Maxime Weygand）将军来说，比利时的投降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为在比利时被打败而推卸责任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盟军指挥官们甚至直截了当散布谎言。魏刚和戈特都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得到比利时即将投降的警告。戈特还指责比利时军队的懦弱，指责他们撤离战斗从而危及了正撤往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的安危。实际上，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邦德（Brian Bond）所写：“几乎没有空中掩护的比利时军队在德国人进攻时首当其冲……从而让英国远征军比较容易地撤回到了法国边界。事实上，没有勇敢的比利时军队的长期抵抗，英国远征军是不可能从敦刻尔克撤离的。”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人的诋毁中走得更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雷诺是少数反对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的法国政治人物之一。才组建政府短短两个月的雷诺正在接近感情崩溃的边缘。在德国入侵的初期，他与丘吉尔保持一致，认为法国应该继续坚持战斗。但随着军事状况的恶化，他开始感染上了他的许多部长们所有的失败主义情绪，其中包括84岁的副总理，失败的马其诺防线战略的设计者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因为雷诺曾发誓自己永远不会接受投降，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将权力移交给贝当，而这样做将会激怒英国人。在比利时投降以后，他看到了一个将责任从自己和他的政府那里转移到不幸的利奥波德身上的黄金机会。
雷诺在听到比利时投降的消息时向他的部长喊道，“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背叛！这是丑陋的，绝对是丑陋的！”在5月28日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他指责比利时按照国王的命令在战争中途突然无条件地投降，没有警告法国和英国的战斗人员，从而向德国军团开放了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在他广播之前，雷诺对刚刚抵达法国，对不支持攻击他们国王的比利时政府官员进行了威胁。如果他们不支持他，他就不能保证在德国入侵后逃到法国的200多万比利时人的安全。
比利时的部长们显然很担心利奥波德会考虑与德国人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因而屈从了雷诺的要挟。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利奥波德施加了更为严厉但同样无端的指责。他们指责利奥波德“通敌”，指责他叛国。他们的指责并没能防止法国人对他们同胞的暴力行为，反而增加了法国人对比利时难民的愤怒。比利时难民被嘲讽，被辱骂，被殴打，从餐馆和酒店中被赶出来。一些逃到法国的比利时飞行员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在法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几千名年轻的比利时人则被囚禁在他们的营房里。
由于不了解英国和法国军队在面对德国闪电战时所表现出来的笨拙和无能的真相，英国的公众舆论很快就接受了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的指责。在伦敦，《每日镜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卡通画，将比利时国王描绘为一条头带纳粹标志王冠的蛇。《伦敦标准晚报》称他为“卖国的国王”。一位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地方不会有一个孩子会起名叫利奥波德。《纽约客》驻伦敦的记者莫利·潘特—唐斯（Mollie Panter-Downes）告诉美国读者，“有那么一天，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最受憎恶的人’的头衔让给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三世”，他显然“宁愿当一个活着的纳粹，也不愿做一个死去的比利时人”。
在一片谩骂声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站出来为利奥波德辩护。驻比利时的美国大使馆武官向华盛顿的上级报告说：“国王的投降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些指责他的人或者是没有看到战斗的场面，或者是没有见识过德国的空军。我两样都看到了。”
两位与比利时国王和军方联络的英国联络官，海军上将凯斯和海军上校戴维也极力为利奥波德及比利时军队的行动辩护。两人在5月28日回到英国后，发现戈特和他的手下将失败的责任推给比利时人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对凯斯和戴维来说令人特别感伤的事实是，戈特对比利时国王的不实指责——撤离战斗而没有事前警告他的盟友他将要这样做，正是戈特自己干过的事情。
然而这两名军官都被英国高层禁止就他们在比利时的公务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对被禁言感到十分愤怒的戴维写了一篇关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实的备忘录，并向凯斯和战争办公室提供了复制件，以备在战后书写英国官方的战争历史时使用。他在备忘录中宣称：“那些身居高位的军人（戈特和波内尔）发现利奥波德是一只有利可图、无法抗辩的替罪羊。”他们对利奥波德的“蛮横并充满谎言的攻击”促使他采取行动。他补充说：“真相不能够永远被压制。”凯斯在致丘吉尔的一封信中，也为利奥波德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敦促他制止英国官员“亵渎勇敢的国王”。起初，首相似乎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他在5月底的议会会议上告诉大家比利时军队“作战非常勇敢”，英国人不应该对利奥波德的投降作出“仓促的判断”。
然而他的忍耐是短暂的。丘吉尔仍然对欧洲中立国家在大战爆发前不加入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联盟怀有一种孩童般的愤怒。他对利奥波德选择留在比利时感到非常不快。丘吉尔拒绝承认中立国家可能有不结盟的合适理由，他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他们的懦弱造成了德国的军事成功。他私下里告诉凯斯，利奥波德的投降“结束了盟国加在我们头上的所有不幸，与此同时我们忠实地履行了我们对他们的义务和承诺”——不可能有比这更不真实的评论了。
丘吉尔对利奥波德的强烈偏见由于保罗·雷诺不断增加的压力而加剧。雷诺要丘吉尔加入法国的行列，将比利时国王鞭挞为替罪羊。雷诺指责英国人对法国人所表达的对利奥波德和比利时人的愤慨过于冷淡，而丘吉尔由于迫切地想要让法国继续战斗，终于屈从了法国总理的要求。6月4日，丘吉尔在宣布敦刻尔克撤退成功的演讲中，运用了他所有的令人生畏的修辞技巧，激烈地谴责了利奥波德。“没有事先咨询……突然间，他率领他的军队投降了，暴露了我们的整个侧翼和撤退的通道”。首相的激愤溢于言表，而围在他身边的议员们则喊着：“耻辱！背叛！”丘吉尔继续说道：“如果不是这个统治者和他的政府与盟国隔绝，如果不是他们在已被证明是致命的中立态度中寻求庇护，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可能一开始就可以拯救比利时，甚至可以拯救波兰。”
丘吉尔的结论是，比利时的中立，是使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招致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这在罗杰·凯斯听来是绝对荒谬的，但在丘吉尔的议会听众中却没有多少人对此质疑。凯斯本人也是议员，听着首相的诽谤，他感到极其愤怒和难以置信！丘吉尔不仅不赞赏比利时人保护了英国远征军免遭德国的屠杀，还帮腔雷诺，指责他们危及了英国的撤退，并导致几千法国军队的被围和投降。
然而回想起来，丘吉尔的高谈阔论虽然毫无道理，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只当了四个星期首相的丘吉尔认为他在那一时刻的政治地位是非常脆弱的。许多主宰着议会的保守党议员，还没有和他就接任内维尔·张伯伦一职协调一致。事实上，不少人公开对他表示了敌意。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之一约翰·科维尔（John Colville）曾指出：“从未有过一位首相在议会如此不被信任，并在随时可能遭到质疑的情况下就职。”
由于他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丘吉尔不仅渴望强化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希望为他的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在至今为止的战争中，英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致命缺陷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能比把责任归咎于一个弱小的盟友，一个无法保卫自己国家的国王和总司令更好的办法呢？
然而，罗杰·凯斯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他在6月初向《每日镜报》提起诽谤诉讼，指控《镜报》在一篇文章中指责他鼓动了利奥波德的背叛。凯斯决心要为自己，也为比利时国王和他的军队争取清白的名声，他强烈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在1941年3月，案件即将举行听证之前，《每日镜报》终于承认在关于利奥波德和凯斯的声明中出现了错误，并同意向他们两人公开道歉，声称“公众利益将因此而受到伤害”。丘吉尔及其政府对凯斯施加压力，让他接受调解而不是法庭审判，凯斯同意了。在调解过程中，他的律师在公开法庭上陈述了去年5月在比利时真正发生的情况。在同一听证会上，报纸的律师也承认《每日镜报》曾对国王“极不公正”。
为利奥波德辩护的故事登上了英国报纸的头版头条。王室法律顾问也出面澄清了利奥波德国王的名声。有人指出，伦敦知道投降计划。也有人指出，利奥波德国王警告过英国他将投降。但英国广播公司在战争办公室的压力之下，压制了为国王平反的新闻。所以，直至今天仍很少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在自1940年以来的70多年中，许多人，如果不是写过关于法国和比利时战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利奥波德和他的国家的指控。
然而，即使在1940年5月的混乱之中，仍然有一个著名的英国人对国际事务有着更好的解读，他拒绝参与“抹黑”。据说，乔治六世国王对反对比利时君主的风潮非常不满。利奥波德是他的一位远房表弟，还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就认识了在伊顿公学就学的少年利奥波德，并很喜欢他。当英国官员提出将利奥波德从英国骑士的最高等级和代表最高荣誉之一的嘉德骑士阵列中除去时，乔治敏锐地觉察到了他的远亲君主所面临的极大困境，他拒绝了这一提议。
乔治六世的传记作家，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指出，被德国占领国家的元首所面临的选择具有“令人难以接受的复杂性，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离开家园，跟随政府流亡，他们会被留下来的人们斥责为背弃；但如果留在他们的国家，他们就有风险被挟持为人质以迫使他们的人民顺从”。
在比利时投降的前一天，利奥波德写了一封信给乔治六世。信的抬头写着“我亲爱的贝尔蒂”——那是乔治六世阿尔贝特的爱称，只有英国国王的家人和其他少数几个非常亲近的人才能使用。在信中，利奥波德解释了他留在比利时的理由，宣称他的首要职责是与他的军队和比利时人民一起领受德国占领的磨难，并尽可能地保护他的子民。他告诉乔治：“采取任何别样的行动，就等于是背弃。”
乔治国王并不同意利奥波德的选择。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最亲近的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在1941年初访问伦敦时，乔治告诉他，他认为利奥波德将他的两项职责——国王和军队总司令“混淆起来了”。霍普金斯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乔治“对比利时国王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利奥波德作为军队总司令也没有任何批评。但乔治认为作为国王，他应该离开那个国家，并在其他地方建立政府”。然而，在质疑利奥波德的决定是否明智的同时，乔治从来都坚信他的表弟是遵照他的良心和坚定的责任感才决定留下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乔治本人也发出过与利奥波德相同的誓言：他曾说过，如果德国入侵，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他的国家。幸运的是对他和英国来说，他从来没有被要求做出那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