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逃往英国
在利奥波德决定仍留在比利时之后的几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两难选择。在1940年5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世界的注意力转向了法国的崩溃和英国从敦刻尔克的撤退，但挪威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纽约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注意到，在一个月前曾对温斯顿·丘吉尔掌控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挪威的冲突”，到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了”。
虽然德国在4月里迅速征服了挪威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但在北部战斗的盟军却于5月27日占领了重要港口纳尔维克，并将德国人赶回到了瑞典边界。当盟军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再次撤退，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德国对英国本土的入侵。在挪威的所有英军都要在6月初回国。英国人再一次做了他们指责利奥波德所做的事情：在不咨询他们盟友的情况下决定撤回自己的军队。英国驻挪威军队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即将撤出时，却假装我们即将投入战斗，这真让人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东西！”
这个消息让哈康国王像遭了雷击一样。他和在特罗姆瑟一起避难的挪威政府的部长们，都曾发誓要继续战斗。当被告知英军将撤退时，国王很不情愿地同意按英国政府的要求去伦敦。但他立刻就有了另外的想法。6月5日晚，他致信英国驻挪威特使塞西尔·多梅尔（Cecil Dormer）爵士，宣布他不能抛弃他的士兵或人民，“进一步反思之后，他觉得有责任留在挪威”。
第二天早上5点钟，多梅尔开车前往特罗姆瑟哈康国王和奥拉夫王储驻留的农舍。英国外交官知道这不是求见皇室的适宜时刻，但他肩负的使命让他如此迫切。没有任何的外交辞令，他直接告诉国王挪威的命运已无法改变，如果他执意要留下来，他将会成为德国的抵押品。“他将无法以任何方式帮助他的人民，甚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德国人将会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简而言之，这正中了德国人的圈套。”如果哈康去了英国，他和他的政府将可以和其他盟国联合起来，重新开始战斗。
多梅尔没有提到英国之所以决心将哈康快速秘密地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有另一个原因。23年前，当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Ⅱ）被推翻后，哈康曾提出要派出一艘军舰去救他的表哥尼古拉二世，以及沙皇的妻子和孩子。哈康的姐夫英王乔治五世也是尼古拉的表弟，曾经告诉挪威国王不用麻烦他，英国会派一艘船去接俄罗斯皇室的。然而，英国没有派出舰船去俄国。据说，哈康对他的姐夫抛弃尼古拉和他的家人使他们在1918年遭布尔什维克杀害一直耿耿于怀。乔治五世的儿子，现任的英国国王确定不能再重复父亲的错误。他敦促英国政府，必须尽一切力量不让他的舅舅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多梅尔告诉哈康，英国最后一艘重巡洋舰“德文郡号”将于第二天晚上8点准时离开特罗姆瑟港，他希望哈康及其政府成员能够上舰离开。国王回答说，他必须咨询他的内阁再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那天和接下来的一天里，哈康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异常痛苦。在“德文郡号”出发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与政府的主要官员们在特罗姆瑟的临时总部，一座奶酪工厂里一起开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离开。当会议结束时，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仍然不能肯定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在英国能做些什么？他们是否会永远与挪威切断联系？房间里的其他人，大多眼含泪水，站起来反复说道：“上帝保佑挪威！”他们的话音落下后，他看着他的儿子，几乎无法说出“上帝保佑挪威”那句话。当部长们离开房间时，国王以近乎耳语的声调说道：“我很害怕挪威人民的判决！”
那天晚上，当挪威政府官员和英国外交官员登上“德文郡号”时，多梅尔站在码头上，焦急地扫视着通往港口的道路。终于，当还差几分钟到八点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哈康和奥拉夫在他们的侍从的陪同下跨出了汽车，多梅尔这才松了一口气。国王在码头上停了一会儿，回头看着耸立在城后被积雪覆盖的山峰，然后又转过头来看着大海，似乎要将这壮丽的景色印入他的脑海之中。又向四周看了一遍之后，他低垂着头，慢慢地爬上了舰船的舷梯。一位在舰船甲板上看着哈康的挪威官员后来回忆道，哈康看上去“非常沮丧，这毫无疑问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晚上8点整，“德文郡号”起锚出发了。几分钟后，它就消失在浓雾之中，向英国驶去。
当哈康穿着他的冬天制服和高帮靴子，于6月9日到达伦敦时，他发现了一个欢腾的城市，伦敦市民表现得好像他们的国家刚刚获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样。在过去两周里，超过22万的英国军队被从敦刻尔克的海滩抢运了回来，这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为拯救一支被认为注定会灭亡的军队付出的努力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完全掩盖了正在法国发生的军事灾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由驶过英吉利海峡的成百上千艘游船和其他援助小艇组成的大规模救援行动的成功，一直被视为英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篇章之一。《纽约时报》在当时曾声明说：“只要还有人说英语，敦刻尔克一词就会被尊敬地念出来。在那个港口，掩盖了民主之魂的怒气和瑕疵消失了。在那里，受到打击但未被征服的英国仍以耀眼的辉煌面对敌人。”
随着遮盖横跨整个海峡的失败的幕布被拉上，英国人和他们的新首相现在将专注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温斯顿·丘吉尔于6月4日带着挑战的口气向议会宣布：“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地面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岭上战斗……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这是丘吉尔最出色的战时演讲之一，但对法国人来说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讲，敦刻尔克的撤退根本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悲剧和背叛行为。直到成千上万英国远征军部队已经离开之后，英国人才让法国人知道他们正在撤离。当被告知5月31日英军大规模撤离的消息之后，一名法国海军上将愤怒地对着告诉他这个消息的英国将军说道：“所以，你承认法国军队将单独掩护英军登船，而英军将不会帮助法国军队掩护自己的撤退？你们的决定是英国的耻辱！”到了那一刻，英国人才同意让法国军队一起撤退。最终有十多万名法国士兵撤离了敦刻尔克，但对于英国人来说，那显然是后来才想到的。
正如法国海军上将所指出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的撤离得到了坚守敦刻尔克周边的法国军队和英军几个团的大力支援。在撤离期间，距敦刻尔克东南方向约50英里的里尔市及其周围地区，一个法国师与七个德国师展开了逐屋争夺的战斗，并把德国人困守在海湾地段整整四天。德国人对法国军队勇气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允许他们在投降仪式上持有武器。成千上万名法国士兵在敦刻尔克周围的战斗中死去或受伤，约有30000至40000人被俘。在法国的整个战斗中，有90000多名法国人丧生（是11000名英国人的丧生数量的数倍），20多万人受伤。
从敦刻尔克撤离之后，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论调，法国“缺乏勇气的崩溃”和法国军队的“完全没有节气”的表现应对英国远征军的撤离负主要责任。很多法国士兵确实放下了武器，但其他人仍然在战斗，尽管他们的文职领导人和年老的军事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情绪越来越大。正如加拿大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最终的关键性军事错误，法国的战争投入依然是巨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曾写道，法国军队在战斗中“像在正确领导和充分装备下的1914年的战争时那样英勇。1940年的失败最根本的是军事策划的失败”。
在私底下，温斯顿·丘吉尔承认法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是首当其冲的。他在6月14日告诉英国战时内阁，“英国的极少几个师在法国参加了战斗。实际上确实是很少。法国的损失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各方面的损失。”他对“帕格”·伊斯梅将军宣称：“我们对法国战场的贡献是非常微小的。到目前为止，法国人承担了90%的伤亡，并忍受了99%的痛苦。”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对法国损失的严重程度或法国军队的勇气没说多少话，这种忽略导致了法国驻伦敦大使的严厉批评。
毫无疑问，丘吉尔和法国领导人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和之后的两次会议是完全失败的。在他极力劝阻保罗·雷诺和沮丧的法国政府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过程中，丘吉尔宣称英国永远不会放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一直战斗，不管在哪里，永远战斗！绝没有怜悯，直至最后胜利！”他请求法国人继续战斗，如果不是在巴黎的话，“就去各个省份，直到海岸线。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在北非的殖民地继续战斗。
丘吉尔的口才和他的论证并没有给法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雷诺还愿意与丘吉尔对话，但韦根将军和贝当元帅都愤怒地指责英国人只为自己着想。他们指出，虽然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拒绝向法国派遣更多的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但他却派出每一架可以起飞的英国战斗机来掩护英国远征军的撤退。
此外，他们还指出，直到那时英国仍然只投入很少军队，在没有取胜决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赢得与德国战争的胜利呢？在韦根和贝当看来，欧洲战争的胜负将由法国战场而不是英国战场来决定。他们声称，英国人的任何持续抵抗将是徒劳无益的。韦根认为，英国人的脖子在一个月内就会像“鸡脖子一样被扭断”。
当所有这些政治争吵还在进行中时，仍有一些法国部队在法国北部的索姆省和阿尼斯河的最后一道防线上继续战斗，并造成了德军的大量伤亡。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和伊莎贝尔·图姆斯（Isabelle Tombs）指出：“那是1940年的一场伟大战役，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国人遗忘了，而在英国从来就没有被报道过。”他们注意到，德国的一个装甲师在两天内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坦克。然而，法国人虽然有决心，但他们无法抵挡德军的绝对优势，德国人不久就突破了法国岌岌可危的防线。
到了6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已深深分裂的法国仍处于极度惊恐之下，政府也在摇摆不定。没做任何防御或撤离安排，雷诺和他的部长们于6月9日逃离了巴黎，先逃到图尔，然后再逃到波尔多避难。数以百万计的巴黎人也步行或利用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离开了城市。这是自黑暗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人群移动，“像一个被击倒的蚁丘”，总计有超过600万的法国公民涌向了法国南方。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亲眼看见了这次大规模的流亡运动，到处是一片混乱，一个充满了分裂的社会呈现出“恐慌中的人性的丑陋、失败感和道德沦丧”。
6月14日，德国军队迈着正步进入了巴黎，就像他们在维也纳、布拉格、华沙、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和布鲁塞尔干过的事一样。两天后，雷诺辞去了总理的职务，贝当接任法国总理。6月17日，这位年迈的“一战”维尔德之战的英雄命令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并向德国人要求停战——这正是法国官员三个星期前谴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所干的事。
贝当在向他的同胞们的广播中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武器太少，盟友太少”，法国自己在精神上的溃败，包括缺乏纪律约束和不幸的“享乐精神”。除去贝当认为缺少盟国的言论，英国人和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容易就接受了他谴责的法国严重的内部缺陷：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是法国令人震惊的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英国领导人很方便地就把自己国家在这场失败中所起的作用忽略不计了。正如罗伯特·图姆斯和伊莎贝尔·图姆斯在他们关于英法两国关系的权威历史著作中所写的那样，英国对两国“二战”期间联盟的贡献是“微小得可耻”。在形成那种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之前，英国政府曾执行了20年之久的“有意疏远”法国的政策。这对法国的外交、军事战略以及法国的自信和安全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负面影响。
最后，两个盟友都互相指责另一个该为法国的失败负责。时至今日，这样的互相指责依然没有停止。罗伯特·图姆斯和伊莎贝尔·图姆斯指出：“事实上他们都把对方拖下了水，但双方都还记着对方的那笔账。”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于1940年6月底乘船离开法国去英国时，他感受到了同船的英国记者的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回忆说：“他们似乎很开心，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他们现在团结在一起了。”
虽然他们国家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但其他许多英国人也和他们一样感到一种解脱和兴奋。作为一个生活在岛上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为与欧洲或其他国家结成的联盟感到舒坦过。现在他们又成了“孤身一人”，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即使是那些与法国有密切关系的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丘吉尔与法国政府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将军和英国在法国的最高指挥官之一艾伦·布鲁克将军。斯皮尔斯和布鲁克都是在法国出生和长大的，都能说流利的法语，并都一直将法国作为第二个家。但布鲁克在6月中旬告诉一名英国同事，他已决定，“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想在这个国家再多待一个小时”。斯皮尔斯也指出：“我一生积累起来的对法国的感受、情感和热爱正在慢慢流失。现在只剩下英格兰了。”
同样的，当乔治六世国王问战争部长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英国的现状很糟糕，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好时，伊登回答说：“现在我们孤身一人了，先生。我们没有一个盟友了。”国王本人也向母亲玛丽王后表示，“我个人也感到更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礼貌对待放纵的盟友了。”
然而，不管欧洲人是否曾经想过要盟友，英国人都迫切地需要他们。丘吉尔慷慨激昂的言辞激励了他的同胞们起来参加战斗，但激励本身并不能阻止德国的入侵。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爵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然一切都像现在一样阴沉。据我所见，我们经过多年的悠闲准备，结果是完全没有准备好。”
尽管敦刻尔克的救援是一个奇迹，但英国的状况也濒临崩溃。在参与比利时和法国的防御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失去了许多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更不用说数百架飞机和两万多人的地面部队了。现在这个国家的男人只够组建20个师，这还不到德国现有部队的1/10。而且这个数量微小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打仗的武器，绝大部分的坦克、装甲车、武器和其他装备都留在法国了。全英国只有几十万支步枪和500门大炮——大部分大炮都是从博物馆弄来的“古董”。
6月26日，丘吉尔视察了英格兰东南部沿海岸线匆匆修建起来的防线。如果德国人入侵的话，预计他们将会在那里登陆。负责多佛周边防务的将军告诉首相，他只有三门反坦克炮来支撑五英里的海岸防线，而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大国会在敌人面前暴露得如此衣不蔽体。”
在1940年的春夏之际，英国的新首相对保持中立态度的美国及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多次发出急切的呼吁。虽然罗斯福总统同情英国的困境，尽全力帮助英国生存下来，但罗斯福对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保持着警惕，对英国生存的机会和能力也有所怀疑。事实上，华盛顿有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英国。这个小岛怎么能抵挡得住已经摧毁了前进道路上每一个国家的入侵者呢？荷兰历史学家詹姆斯·H.赫伊津哈（James H.Huizinga）注意到：“人们必须既有远见又相信神灵，才能坚信这场战争仍会获胜。”《纽约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是这样看的：“即便在今天，一位公正的观察者也很难判定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还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1940年夏天，一些英国人为他们没有盟友而欢欣鼓舞，而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仅仅几个星期之前，丘吉尔曾因被占领的国家的失败而责难他们，但现在他向那些政府和他们的武装部队敞开了英国的大门，以他惯有的活力和激情，欢迎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罔顾了内阁和白厅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外国人持有很大的偏见。外交部曾经抱怨说，丘吉尔正在争取“全世界的每一个古怪的人”。然而，随着法国在6月中旬的崩溃，首相命令政府尽可能多地拯救曾在那儿作战的外国军队和飞行员，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或国籍是什么。
到那时为止，被英国拯救的最多的人是波兰人。1939年9月波兰被德国人占领后，其成千上万幸存的士兵、飞行员和水手遵照波兰政府的指令逃离了波兰，并以他们可能的方式继续战斗。负责协调这一行动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战争英雄、新任波兰总理兼军队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adys?aw Sikorski）将军。
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波兰的专制军政府垮台之后，西科尔斯基于1939年9月29日被任命为波兰政府首脑。许多军政府的成员在逃离家园后被拘押在罗马尼亚。西科尔斯基一上任，就立即依托他在法国的基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使用伪造的护照和签证，将逃出的波兰军队从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召回继续战斗。一名波兰飞行员曾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赶到（在法国的）唯一仅剩的战线去。”
波兰约有8.5万人组成的军队参加了在法国的战斗，其中约有10%是空军飞行员。7.65万人的波兰地面部队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包括大学教授、煤矿工人、诗人、牧师和大学生。1940年6月13日，一个波兰装甲旅在法国工业城镇蒙巴尔附近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并发动了反击，造成了德国部队的重大伤亡。在东面更远的贝尔福附近，波兰第二步兵师面对比自己强三倍的炮击，将德国人阻挡在海湾地段整整六天。韦根将军曾说过，如果他能多有几个波兰师，他可能就阻止了德国人的进攻浪潮。
当法国宣布与德国停战时，波兰飞行员和士兵所感受到的是几乎与自己国家战败一样的悲伤。但是，没有时间让他们去为近两个世纪以来为波兰提供了政治流亡的法国伤感。6月18日，西科尔斯基飞往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了紧急会议。他问丘吉尔，英国是否愿意帮助拯救波兰军队，从而让他们继续战斗。丘吉尔的回应是迅速并明确的：“告诉你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们是他们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将生死与共。”那天晚些时候，他命令英国海军“尽力帮助撤离波兰军队和人员”。西科尔斯基同时也命令在法国的所有波兰军队立即前往南方的港口。他告诉他们，英国和波兰的船只已经在接应他们的路上了。
当时，总共有大约20000名波兰士兵和8000名波兰飞行员去了英国。另有数以百计的水手，连同三艘驱逐舰、两艘潜艇和其他一些小型船只在战争爆发时就去了英国。事实上，波兰海军早已投入了与德国人的战斗，在挪威的战斗中与皇家海军并肩作战。
约有5000名捷克武装人员加入了波兰人的行列，其中约有1000人是飞行员。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几周内，成千上万的士兵和飞行员设法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波兰。虽然有些人仍然与波兰人一起战斗，但其他人都转移到了法国。当1939年9月正式宣布开战时，法国人将他们分配到了驻扎在北非的法国外籍军团。之后，他们被整合进法国武装力量，参加了在法国的战斗。他们在所有的战斗中，包括在英军撤退期间、在对敦刻尔克周边地区的防御战中都表现出色。
在法国投降之后，捷克人像波兰人一样，接到命令去南方乘坐英国船只撤离。当一名捷克军官正准备离开驻军的营地时，指挥他的法国长官禁止他离开，并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了。”捷克人回答说：“上校，战争是结束了。但对我们而言，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法国人明显被感动了，签了通行证，让他走了。
就其他被占领国家而言，每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只有两三千人。然而，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其他资源很快将成为英国生存斗争的关键因素。例如，哈康国王只带来了1400名士兵，1000名水手和3名飞行员（这个数字在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增长）。但他和挪威还有一个德国和英国都非常羡慕的资产，那就是世界上第四大并且最现代化的商船队。快速高效的1300多艘挪威海上商船，其中的大部分是在过去十年中建造的，总吨位超过了440万吨，由约30000名船员操控着。
当德国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时，大多数挪威船只都在海上，德国人和挪威人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竞争来控制他们。德国人控制的挪威广播电台命令那些船舶前往挪威或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港口，而挪威政府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指示他们去英国、法国或盟国的领土或殖民地。几乎每个挪威船长都服从了来自伦敦的指示。4月下旬，挪威政府从拥有这些船舶的公司手中征用了总计超过1200艘船只，并将其租借给了英国，因为英国商船队几乎都被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生存取决于这些船只和它们运往岛国的石油、食品和其他货物。
由于掌握了挪威的船只和船员，英国才得以维持关键的大西洋生命线，并最终赢得大西洋之战。在1941年初，一名英国官员曾宣称，挪威商船队对英国来说，比“100万军队更有价值”。挪威海军与波兰、荷兰的海军一起，帮助操控保护英国海运船队的驱逐舰队。
荷兰政府贡献了自己约有六百艘船只的庞大的商船队，以及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些丰富的矿产资源。与此同时，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比利时人，也贡献了来自刚果的非常有价值的原材料，包括橡胶、铁和铀（在战争过程中，比利时流亡政府向美国运送了1375吨铀，这个数量推动了曼哈顿计划的实现——作者注）。
然而在战时初期，比利时人给英国人带来了两个大问题：他们的国王留在了德国占领区；而他们政府的两位高层领导人虽然在比利时投降时逃到了法国，但现在拒绝来英国。
当法国崩溃时，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和外交部部长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也陷入了崩溃。在不到一个月前还指责利奥波德失败主义的皮埃洛在法国宣布停战后宣称：“法国已经停战了。我们也将和它一起放弃战斗。”英国官员多次向皮埃洛和斯帕克提议帮助他们离开法国，但这两个精神崩溃的比利时人反复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他们与法国人的结盟是如此彻底，当法国崩溃时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支柱。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英国完全是一个外国。他们从未访问过英国，也从未说过英语。
英国人被吓坏了。在法国投降后立即去了伦敦的皮埃洛和斯帕克的几位内阁同事也被吓坏了。比利时驻英国大使向皮埃洛和斯帕克转达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的警告：“如果现在放弃，你们将会失去一切。但如果你们继续奋斗，你们的未来就有保障。”
两位比利时领导人没有理睬哈利法克斯的警告，并很快就陷入了窘境。他们命令在法国的比利时士兵和飞行员不要去英国。当许多人违背这项命令去了英国之后，他们就以叛逃罪被缺席审判。在错误地指责他们的国王通敌之后，皮埃洛和斯帕克又向利奥波德发送信息，要求他这样去做——把他们两个带回比利时，以便组建一个政府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向柏林送出了同样的信息。
纳粹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拒绝与纳粹官员接触的国王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大多数比利时人都与他们的国王站在一起。比利时红十字会的一名官员告诉皮埃洛和斯帕克，“你们一定不能有幻想，整个比利时都站在国王后面。人们鄙视你们……他们认为你们的行为极其丑恶。”在战争期间成为比利时抵抗领导人的比利时政治家保罗·斯特列耶（Paul Struye）后来回忆说：“几乎整个国家都跟随着国王。这种自发、一致和热忱的表现是我们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
在被纳粹和贝当的法国以及他们自己国王和国家所鄙视后，皮埃洛和斯帕克终于意识到除了英国他们无处可去。1940年10月24日，两名羞愧的比利时官员手中拿着帽子，离开法国去了英国。他们很快就被正式承认为比利时流亡政府的领导人。
尽管对皮埃洛和斯帕克的行为极为蔑视，务实的英国人还是愿意不计前嫌，以换取能立即利用比利时的黄金储备和刚果资源的机会。到了1940年秋天，从美国购买的重型武器已经耗尽了英国大部分的美元和黄金储备，这使得比利时的黄金对防御更为重要。为了确保武器会不断地运来英国，比利时人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大部分黄金储备都借给了英国财政部。
皮埃洛和斯帕克被迫宣布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为战争做出的努力，并保持对利奥波德国王的忠诚。事实上，两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以前对利奥波德的指责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从未收回指责或为指责道歉。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表现得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的国王一样。正如斯帕克的传记作家所指出的，两个人“都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无法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
在1940年春夏之际，在伦敦避难的七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向英国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人员、金钱、船只、自然资源和情报信息，而第七个国家——法国的代表，却只是孤身一人。
49岁的夏尔·戴高乐不是一位国王、一位总统，甚至不是一位政府高官。他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准将，他在6月17日戏剧性地飞离法国的八天前，才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一位旁观者曾说过，这位羞涩、不笑、孤傲且官职不高的人，“没有任何社会恶习和长处”。许多人发现他很难相处。他的家人开玩笑说，他的冰川般的态度是他幼年时曾掉入冰库的结果。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莫伦（Moran）勋爵后来把高大、笨拙的戴高乐形容为“难以置信的怪物，就像一只傲慢的长颈鹿，探出他的鼻孔嗅闻着他目光之下的死亡”。保罗·雷诺是戴高乐的朋友和盟友，在他担任总理职务时办成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给了戴高乐在国防部的任命。他说戴高乐有着“一头顽固的猪的特性”。
然而，尽管他有那么多个人缺陷，但他是唯一一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园，跨过英吉利海峡，为继续抗击希特勒而战的法国官员。丘吉尔于6月11日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城堡举行的与法国领导人最后一次疾风暴雨式的会议上，首次见到戴高乐。这个没有表情的准将给丘吉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他恐慌的上司相比，戴高乐坚持认为不应该选择向德国人投降。
像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终生是一个反叛者。也像英国首相一样，他从小就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他在15岁时的日记中把自己描绘成为一名军队的首领，带领着拯救法国的十字军——这是他一生保持拿破仑式的使命感的原因。一份关于他早期军事生涯的报告曾指出，他“极具才华，非常有天赋，品质高尚。但不幸的是他过度自信，对别人的严厉评判以及他以流亡国王自居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在1930年，这位自傲的军官就对法国高级指挥官的军事战略发起了挑战，警告不要依赖像马其诺防线那样的防御工事，而是建立一支与空军紧密合作并得到其支援的快速机械化部队。他那个有先见之明的计划，与德国人在波兰、挪威、法国和低地国家中所实施的闪电战的蓝图极为相似。
军队领导人没有理睬他关于抛弃强调防御的策略，并改革法国过时的军事机器的建议，戴高乐在193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公开了他的不同观点。但除了在军队中增加了对他的敌意之外，这对法国的军队建设毫无影响。
德国对法国的入侵引发了戴高乐的又一次抨击。这一次他公开抨击了总参谋部指挥战争的错误，并把矛头指向了数十名军职和文职的高层领导人。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写道：把戴高乐的抨击说成是“一个没有纪律的行为”就太轻了，那简直就是一场“叛乱”。戴高乐的上司们准备对他采取行动，但他得到了保罗·雷诺的支持，雷诺同意他的观点。雷诺在6月6日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时告诉他：“你出现在我身边是我们有决心去继续战斗的一个迹象。”
然而，雷诺的决心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十天之后，他让位于帮助策划了法国失败的防御策略的贝当，而贝当又是一个激烈批评戴高乐的人。在雷诺辞职的当晚，戴高乐在法国政府位于波尔多的临时总部里拦下了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戴高乐告诉斯皮尔斯，贝当和韦根计划在第二天逮捕他。他请求英国人帮助他逃到伦敦去，他可以在那里“鼓动法国继续抵抗的民意”。
在得到丘吉尔的批准之后，斯皮尔斯将逃跑的计划付诸实施。6月17日上午，戴高乐和他的助手陪同斯皮尔斯到了波尔多城外的一个小机场，看上去好像是为他送行一样。两个法国人看着斯皮尔斯登上了一架四座的皇家空军飞机。然后，当飞行员发动引擎，开始在跑道上慢慢滑行时，斯皮尔斯突然把戴高乐和他的助手拉上了飞机。“砰”的一声拉上机门后，英国将军注意到法国飞行员和站在附近的地勤人员“惊讶的面孔”。
几个小时以后，斯皮尔斯和戴高乐抵达了唐宁街十号。这是一个可爱的晚春时节，丘吉尔坐在花园里享受着阳光。他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的客人，戴高乐身高6.7英尺，比丘吉尔高了将近1英尺。
然而，尽管首相的欢迎非常热烈，却无法掩饰这样一个现实，就像“帕格”·伊斯梅将军所指出的，戴高乐正“处于一个可怕的困境”之中。与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不同，他和他那还在婴儿期的抵抗运动并未被英国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承认为法国的正式国家机构。因为雷诺已经合法地移交了权力，而目前位于维希温泉镇的贝当政权毫无疑问是法国的合法政府。从“技术”层面讲，这使得戴高乐成了一名“叛乱分子”。事实上，在他逃跑几周后，维希的军事法庭就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
不足为奇的是，许多英国的重要官员都不愿意和这位新来的人交往。尽管他们很难接受维希政府的作为，但那不仅是合法的政府，而且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一支大型的海军舰队和大片的法国殖民地。这一切一定不能让德国得手。在英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看来，应该抚慰维希政府，甚至可能的话，诱使贝当和他的人回到盟军方面来。
白厅对戴高乐个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居高临下并且不太友好。亚历山大·贾德干曾经将这位法国将军称为“失败者”和“戴高乐那个家伙”。在与戴高乐第一次会晤之后，贾德干告诉他的同事说：“除了他有一个像菠萝那样的头和像女人那样的屁股之外，我讲不出他还有什么。”
然而丘吉尔却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戴高乐。他非常钦佩法国人拒绝接受失败，在不可估量的困难面前继续战斗的铁一般的决心——这是与首相本人所共有的品质。同时他也在戴高乐身上看到了他想在法国看到的东西。当安东尼·伊登告诉丘吉尔，法国投降的耻辱是如此之大，它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时，丘吉尔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法国将毫无疑问地再次奋起。但在眼下，他和英国将不得不把戴高乐定义为一个孤独的不败法国的标志。
在法国投降后的几天里，英国当局曾希望至少有一两名法国政治人物，如雷诺、前内政部长乔治·曼德尔（Georges Mandel）、众议长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或少数几个反对投降的人中的任何一位来伦敦，加入戴高乐的行列，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丘吉尔最终停止了官方拖延确立戴高乐地位的做法。6月27日晚上，他把戴高乐将军召到了唐宁街，并告诉他：“你就一个人！那好吧，我就承认你一个人！”第二天，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是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可以为支持盟军事业而奋斗。”这一声明尽管有所限制，但从此为戴高乐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凯尔索迪（Fran?ois Kersaudy）指出：那是温斯顿·丘吉尔异想天开的创造，出自“对一个孤独的人的信任和一个被称为自由法国的抽象概念”。
尽管后来戴高乐与丘吉尔的战时关系变得常有争议，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在1940年获得英国首相支持时所欠下的“巨债”。他在战后曾说过，“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在一场灾难性的海难中被冲上了英国的海岸。没有他的帮助，我能做些什么？而他立刻就帮助了我。”
随着丘吉尔的承认，戴高乐开始了他“极其荒谬的”事业来收回法国。在开始的时候，他的伦敦总部只是泰晤士河畔破旧的写字楼——圣史蒂芬之家里的几间小房间。从这个配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部电话和一张大法国地图的临时办公室里，戴高乐和他的助手开始了他们长期且艰苦的为建设一支军队而做的努力。
戴高乐并没有对最初响应他召唤的那几个法国人掩饰这个理想化的运动将会如何的艰辛：“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军队。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