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救援任务开始了
1940年6月22日早上，一大群衣着不整、神情疲惫的旅客聚集在伦敦帕丁顿车站的一个站台上，他们的四周围着一堆行李箱、木箱和26个金属罐。人们匆匆走过他们的身旁，对他们没有过多注意，这些旅客刚刚从法国抵达伦敦。而伦敦人在那天有着更多的事情要担忧，其中包括即将来临的法国向德国投降。
从那群人的外表上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中间却有法国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弹道学和化学战研究以及制造炸药的专家。站台上与他们一样不起眼的，还有两名来自巴黎著名的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而法兰西公学院在当时是核裂变实验的领先中心。这群专家以及他们身旁罐子里的宝贵物质，最终将在战争最关键性的进展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位高大、没有刮脸、身穿法兰绒裤子和沾满旅行污迹风衣的英国人正在向那一大群人说话。这个被家人和朋友称为杰克的人，就是20世萨福克伯爵查尔斯·亨利·乔治·霍华德（Charles Henry George Howard），一位英国最古老且最强盛的家族的继承人。萨福克伯爵几天前就把科学家们召集了起来，把他们从法国匆匆送上了一艘苏格兰的煤炭货轮。丘吉尔政府的一名低级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他们抵达伦敦几小时后就见到了萨福克伯爵，他对伯爵肃然起敬。他后来把这位34岁的同辈描述为“海军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 Drake）爵士和侠义英雄‘猩红繁笺花’的混合物”。
尽管萨福克伯爵在法国的冒险行动中表现出相当的大胆并极富才智，但取得成功并不仅仅是靠他一个人。他在安排救援行动时的合作伙伴是法国军备部部长拉乌尔·多特里（Raoul Dautry）。与法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同事不同，59岁的多特里是法国铁路系统的前负责人，他也是一个有勇气和远见卓识，并决心竭尽全力帮助英国击败纳粹德国的人。
多特里早在几个月前就参加了这个“披风与短剑”的惊险剧。法国和英国对纳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诺贝尔奖得主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就造访了他好几次。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妻子伊伦在1935年因人造放射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约里奥—居里的指导下，法国国防部的核物理学家们已经证明铀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连锁反应，他们甚至设计了一座“纸上可行”的反应堆。
约里奥—居里告诉多特里，他的团队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强大的新型炸弹的出现。他说为了利用核能，必须找到一种物质来减缓由铀原子分裂引起的快速连锁反应，这将使铀原子分裂的反应变得能自我维持。这样的缓冲剂是一种称为“重水”的非常罕见的物质，那种液体看起来像普通的水，但含有氘——那是氢的同位素或变种。约里奥—居里告诉多特里，世界上只有一家名为诺尔斯克水电的挪威公司生产了少量的重水，那是一家位于奥斯陆以西约70英里的狭窄山谷里的水电化工厂。
1939年12月下旬，在与约里奥—居里会面之后不久，多特里收到了法国军事情报局官员送来的惊人消息。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生产的重水只是它的副产品，少量的重水被销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以进行各种科学实验。诺尔斯克水电公司刚刚告知法国军事情报局，德国化工业的巨头——法本公司已经下单要买下重水的全部库存。当诺尔斯克水电公司询问大量购买的原因时，法本公司拒绝回答。
多特里感到恐惧，因为德国也正在探索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实际上是真实的。事实上，德国政府创建了专门的军事部门来发展战时原子能的运用。德国物理学家保罗·哈特克（Paul Harteck）曾说过：“首先利用核裂变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德国政府的赞助下，哈特克等物理学家组成了他们的“铀俱乐部”，在帝国的六个实验室里进行核连锁反应的实验。像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团队一样，德国人决定将重水作为控制和维持核反应的最佳手段。
德国人对重水有兴趣的消息刺激了多特里采取行动，他认为决不能让纳粹掌握核武器。他在挪威组织了一次秘密行动，让他的特工把所有可以找到的重水都运回法国。多特里选择了雅克·阿利作为领导这一行动的负责人。他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法国人，他在和平时期是巴黎银行的一名职员。巴黎银行是法国的顶尖级银行之一，还是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大股东。
1940年2月28日，作为军备部预备役军官的阿利离开巴黎去了奥斯陆，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冒险。他以假名和假护照旅行，随身携带了150万挪威克朗（相当于现在的500多万美元）的信用卡。
在大雪覆盖的挪威首都，阿利告诉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主管艾克斯·鲁贝尔（Axel Aubert），法国和德国科学家之间正在进行建造原子弹的竞赛，以及重水在这场竞赛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法国人提出以信用卡换取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所有重水库存时，鲁贝尔摇了摇头，他说他的公司不会“为重水收一分钱”。诺尔斯克水电公司将把所有的库存及将要生产的所有重水都借给了法国。鲁贝尔说：“我知道，如果德国的实验成功，而法国在战争中不幸失败，我将会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被枪毙。然而，我将为冒这个风险而感到自豪。”
手中拿到了重水，阿利和他的团队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不受德国人的干扰将重水带出挪威。尽管法国团队是秘密行动，但纳粹已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已通知其在奥斯陆的特工人员，跟踪一个名叫阿利的可疑的法国人，他在旅行时用的是一个假名。
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诺尔斯克水电工厂的工人将重水倒入26个金属罐中，然后开车通过冰层覆盖的道路将这些重水罐运送到了奥斯陆。第二天早上，阿利和他的一个法国同事到达了奥斯陆的佛内布机场。这时有两架客机在机场跑道上并肩滑行，一架将飞往苏格兰，另一架将飞往阿姆斯特丹。两架飞机预定在几乎同一时间起飞。
在出发大厅里，法国人在阿勃维尔特工人员的监视下，确认了去阿姆斯特丹航班的机票订座。当两架飞机的乘客开始登机时，一辆出租车开到了机场大门口。警卫挥挥手让它通过后，出租车就直接开到了停机坪上，停在航站楼看不到的两架飞机之间。当阿利和他的同事走向阿姆斯特丹航班的登机口时，重水罐被匆匆地从出租车搬上了去苏格兰的飞机；他们混杂在登机乘客的队伍里，走着走着突然改变了方向，匆匆赶到苏格兰航班的登机口，在登机口门关上之前登上了飞机。两架飞机起飞后飞向北海上空。
飞机起飞几分钟后，两架德国空军战机拦截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并迫使它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降落。飞机刚着陆，阿勃维尔的特工人员立即强行打开货舱并卸载了几个大木箱。然而在木箱里面，他们发现的是破碎的挪威花岗岩，而不是命令他们加以拦截的重水。在那个时候，装载着重水的罐子已安全抵达了爱丁堡。到了3月16日，它们又被转运到了巴黎，存放在法兰西学院的地下室里。三周后，德国入侵了挪威。
然而，拉乌尔·多特里几乎没有时间去回味他的成功。5月16日，他接到韦根将军的一个紧急电话，通知他德国人在默兹河突破了法国人的防线。与他的上级不同，多特里并不关注失败和投降双重“幽灵”的逼迫。他与丘吉尔、戴高乐有着一样的信念，认为他的国家必须站稳脚跟，继续战斗。他认为，如果法军在法国的土地上被德军打败，法国军队应该撤到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去，与英国人一起继续战斗。
他当时最关心的是确保法兰西公学院的物理学家以及他们所保存的重水的安全。在他的敦促下，约里奥—居里团队的两名主要成员——俄罗斯出生的肩膀高耸的路易·科瓦尔斯基（Lew Kowarski）和汉斯·冯·哈班（Hansvon Halban），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在德国长大的奥地利人，带着珍贵的重水转移到了巴黎以南约250英里的工业城镇克莱蒙—费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实验室。6月初，随着德国人逼近巴黎，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妻子加入了他们的临时实验室。到了那时，多特里意识到情况的紧急，必须让科学家和重水在德国人追踪到他们之前从法国转移出去。正当他在筹划如何去实施这个计划时，萨福克伯爵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1940年初，也是一名科学家的萨福克被派往巴黎，担任了多特里的军备部和英国供应部之间处理科学和工业研究方面事务的联络官。在里兹饭店安顿好了之后，他就开始着手了解法国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约里奥—居里的核裂变实验。
6月初，当法国即将崩溃时，萨福克自行决定尽他的能力从法国救出任何具有科学和工业价值的东西。多特里完全支持萨福克的行动，并给他写了一封信，授权他那样去做。拿着多特里的批准信，萨福克在巴黎四处奔走收集科学家、工程师和最先进的机床的信息，以及在德国闪电战开始之前转移出比利时和荷兰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工业钻石。当某些保险库内存满钻石的银行的工作人员拒绝交出钻石时，英国伯爵就掏出了两把手柄镶有象牙的手枪和多特里的信。银行工作人员马上就乖乖从命了。
萨福克伯爵与巴黎银行工作人员的对抗是他的典型做派。纵观他的一生，他喜欢人们称他为杰克·霍华德，他拒绝遵从礼仪社会的规则。他反对随大流并渴望冒险的反叛精神似乎牢牢地嵌入了他家族的DNA之中。一位观察家说过，“整整20代的萨福克爵士们都只干他们所喜欢的事，而他们所喜欢的永远都是危险的”。第一代萨福克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因他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舰队时发挥的关键作用被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萨福克伯爵的封号。女王称他为“好托马斯”，以将他与他的父亲，诺福克第四任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区分开来。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曾策划了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由苏格兰女王玛丽取而代之的宫廷政变。他在1572年被处死。300年后，维多利亚女王尖刻地把这家人称为“那些疯狂的霍华德们”。
杰克的母亲黛西，萨福克伯爵的夫人，像维多利亚女王对待他的祖先一样，也不赞成她儿子的冒险倾向。然而，黛西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作为芝加哥百万富商利维·莱特（Levi Leiter）的小女儿，她是一群美国富豪女人中的一个。她被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标榜为“冒险家”，在维多利亚时代跨越大西洋嫁给了英国贵族。黛西的姐姐玛丽的婚姻最为成功，她嫁给了杰出而温文儒雅的寇松（Curzon）勋爵。寇松后来被任命为英国驻印度总督，并在之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在印度看望她姐姐期间，黛西遇见并爱上了萨福克第十九世伯爵亨利·佩杰特·霍华德（Henry Paget Howard），一个潇洒的运动员，同时担任寇松的助理。这对夫妇在1904年结婚。像她的丈夫一样，黛西沉迷于兴奋和冒险之中——开快车、驾驶高速飞机、猎犬狩猎或去野生动物园狩猎。这段婚姻使他们有了三个小孩。1917年，亨利·霍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土耳其人在巴格达附近作战时战死。
当杰克·霍华德11岁继承父亲的头衔时，他并没有兴趣去追求他认为的英国贵族式自我放纵、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他讨厌狩猎和射击，并对生活在萨福克人祖传的家园——一个有40间房间的伊丽莎白式公馆和位于威尔特郡被称为查尔顿公园的10000英亩的庄园中的念头感到无聊。一位朋友说：“杰克对自己过去的一切，对他所属于的社会的所有一切都是叛逆的。”
当他的母亲将杰克送到奥斯本皇家海军学院时，16岁的萨福克伯爵只在那里待了一年。他喜欢到海上去，但必须按照他的意愿，而不是皇家海军的规定。在去雷德利学院学习之后不久，他就在一艘去澳大利亚的帆船上成了一名普通的甲板水手。他后来曾说：“除非你花时间经受磨炼，并像其他的人一样通过考验，我看不出一个人能在生活中找到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位置。”在以后的六年里，他在澳大利亚干过许多工作，从牛仔到锯木厂的工人。当他即将结束在那里的生活时，他已是昆士兰州一个大型养羊场的合伙老板。当他回到英国接管他的资产时，他长着一脸胡子，带着一只宠物鹦鹉，手臂上文着一条蛇和骷髅交叉骨的文身。当他的母亲看到他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然而，他不安于现状的性格让他再次收获了更大的成果——他进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化学。萨福克伯爵终于在28岁时找到了真正吸引他的领域。他以一等学位从大学毕业后，获得了牛津纳菲尔德实验室化学研究员的工作。
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试图加入军队，但由于在儿童时期患有风湿热而被拒绝。在1940年初，他流利的法语和学科专长使他获得了担任多特里的军备部和英国供应部之间联络官的工作。萨福克在英国供应部的上司赫伯特·高夫（Herbert Gough）后来回忆说，他被伯爵“巨大的热情，极富感染力的个性和海盗精神完全征服了”。他的那些个人特征在法国失败的混乱中，为英国和盟军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收获。
到了1940年6月中旬，他所掌握的钻石、机床和科学家们都被带到了安全地带。萨福克南行到了波尔多，希望能征用一艘船将他们全部运送到英国去。当他到达时，他发现的是一个处于混乱之中的城市。溃散的法国士兵和难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城市的人口从30万人扩大到了90万人。食物、水和住宿都非常稀缺，巴黎的百万富翁与商店的雇员和工厂的工人一起混驻在城市的公共广场上。一名美国记者报道说：“每个人心中的唯一想法就是逃出去。”
被迫睡在自己车里的萨福克在波尔多的码头上周旋了三天，试图找到一位愿意穿越海峡旅程的船长。直到第四天的早晨，在英国商业机构员工的提示下，他才幸运地找到了一艘名为“布鲁姆公园”的苏格兰旧货船。船长同意将他们运送到英国去，但要求尽快启程，因为在通往波尔多的道路上，袭击难民的德国飞机已经开始在港口轰炸船只了。事实上那天下午，一艘停在“布鲁姆公园”号旁边的货轮就被一枚炸弹炸中而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根据多特里的命令，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同事以及重水罐也抵达了波尔多，准备和萨福克一起去英国。法兰西公学院的队伍推搡着挤过了集结在码头上的拥挤的人群，惊愕地看着这个满脸胡子，看上去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海盗”的人，站在“布鲁姆公园号”的跳板边上迎接他们。手臂上文着文身的萨福克赤着胳膊将他们迎上了船，手中挥舞着一根马鞭，大声招呼着船员将重水罐搬上船。
6月19日天亮之前，“布鲁姆公园号”起锚出航开往英国。上了船的几十名科学家中包括路易·科瓦尔斯基和汉斯·冯·哈班，但约里奥—居里不在其中。尽管萨福克再三邀请，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开法国。因为他不能抛弃患了结核病的妻子和留在亲戚那里的两个孩子。然而，在船舶开航之前，他告诉科瓦尔斯基和哈班要与英国人紧密合作，继续进行核裂变的实验。
在平静的航程中，萨福克伯爵向科学家们提供香槟来安抚他们紧张的神经。“布鲁姆公园”号在6月21日到达了法尔茅斯的康沃尔港。萨福克以他通常的方式，安排了一辆专列，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将科学家、钻石、机床和重水运送到伦敦。
6月22日凌晨，未来的首相，而当时只是供应部部长秘书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的公寓里被电话唤醒了，他被告知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外表有点受伤，没有刮脸的年轻人。但那个人明显具有一种高雅并威严的气质”。这是他与萨福克伯爵的第一次会面，萨福克向他介绍了他在法国救出来的那些宝物。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其中包括“称为‘重水’的那些东西”。麦克米伦在几年后回忆道：“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重水，而且因为过于困惑也没敢问。”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萨福克本人，“一个真正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中有幸遇见过许多豪爽的官员和勇敢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勇气、博识的气质和魅力能够那样美妙的结合。”
第二天，萨福克陪同哈班和科瓦尔斯基去了伦敦的西部大酒店与英国的主要科学家们会面。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包括逃离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的几名难民科学家也在进行实验，以确定核裂变的可能性。但战争爆发以后，更紧迫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包括建立一个雷达系统以探测正在飞来的敌机。尽管如此，在1940年初，英国六位顶尖科学家说服英国政府认识到发展原子弹是一个尽管可能遥远，但却明显具有可能性的事情，由此诞生了“MAUD”（铀爆炸军事应用）委员会。与德国政府对应的机构一样，MAUD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室里监管与铀有关的所有研究。在与哈班和科瓦尔斯基讨论之后，英国科学家们意识到约里奥—居里的团队在这方面的工作不知比他们要领先了多少。他们立即邀请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们加入他们的团队。
同时，萨福克和供应部的同事们也在辩论如何保存重水，有一名官员说：“这可能会被证明是对我们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学贡献。”在重水伦敦郊区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的牢房里短暂存放之后，供应部的官员终于找到了存放它们的理想地点。经乔治六世国王的批准，它们被存放到温莎堡深处一个严密守卫的存放英国女王皇冠的地方。
科瓦尔斯基和哈班加入了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工作。由于担心剑桥大学位于预计中的德国入侵的必经线路上，实验室的大部分已被撤离。在1940年余下的日子里，随着英德两国空军在英国领空的空战愈演愈烈，两名物理学家使用他们带来的重水继续进行核裂变实验。到1941年初时，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英国领导人相信，有了足够的铀和重水就可以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或一颗炸弹以影响战争的进程。英国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因为发现中子而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回忆说：“我至今仍然记得1941年的春天。我当时意识到制造原子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饱受战争蹂躏的英国人没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工业资源来完成这么大的项目。为此，他们不得不转向中立的美国，在那儿也有许多实验室在进行核裂变的研究，但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才被公认是与法兰西公学院团队旗鼓相当的对手。然而，尽管费米、尤里和他们的同事们都认识到反应堆可以用来生产炸弹，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像科瓦尔斯基和哈班那样先进的程度。
在1941年中期，MAUD（铀爆炸军事应用）委员会向美国政府送出了一份报告，要求尽快发明原子弹。几个月后，哈罗德·尤里访问了英国，与科瓦尔斯基、哈班以及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进行了讨论。那份报告和那些商讨促成了曼哈顿计划——并最终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科学史作家斯宾塞·韦特（Spencer Weart）指出：“如果英国人没有在1940年和1941年认真进行核裂变的实验，如果他们没有推动美国人采取行动，要在战争结束前造出原子弹是不可能的。”他补充说道：“如果哈班和科瓦尔斯基没有在1940年6月来到英国，英国肯定不会有核反应堆的计划。”
因为救助法国科学家和重水的行动在当时是最高的军事机密，萨福克伯爵在这一行动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在1940年6月27日举行的议院“闭门”会议上，供应部长赫伯特·莫里森（Helbert Morrison）告诉议员们，他们正在法国执行一项任务以挽救宝贵的材料，“其中的一些有着几乎无法估量的科学重要性”。他补充说道，一位他没有提供名字的供应部官员负责进行了这次抢救行动。
在几个月之后，萨福克将为政府执行另一个重要并更危险的任务。这一次，英国公众将会充分了解他所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