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明威之前，我们还真不知道语言可以这样用，可以用这种方法复制、反射那样的混乱过程，让那过程如浮雕般从生活中站出来，变成我们不得不知道的事。
作为小说家，海明威的影响和福克纳大不相同。福克纳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写小说、想写小说的人读了福克纳会很受刺激，因为福克纳的作品逼着他们去思考小说到底是什么。读福克纳的小说，一定让人觉得小说是件如此复杂而艰难的事。很多本来想写小说的人读了福克纳，就决定放弃了。怎么可能耗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干这件事！而且福克纳小说中弥漫了命定、无奈的气氛，读者或许会欣赏、佩服福克纳，却不容易觉得跟他亲近，除非是像马尔克斯那样自己是个小说大天才的人。我们读福克纳，总觉得那是奇怪的人、陌生的生命在我们眼前搬演，福克纳及其小说是以其陌生性（strangeness）感动我们的。
海明威刚好相反，他总是让读他小说的人，生出想要自己来写小说的冲动。“喔，小说原来这么简单，那我也可以写啊！”我们一般的习惯是认为文学家一定要认得很多字，用上别人不会用的字，才写出配称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我女儿上小学时，有一天突然问我：“爸，你觉得你平常写稿用到多少字？”我听不懂这问题在问什么。她就解释：上语文课教生字时，老师顺口说了一句，要应付一般日常需要，得认两千个中文字，但有些文学家会用的字有三千个，甚至四千个。听老师这样说，女儿就回来检验看看我是不是有当文学家的资格。就是这样的概念。抱持这样的概念，读海明威会很惊讶：“用这么少的字也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当文学家！”这些字你都认识，平常你也都用，觉得自己会用，海明威只用跟你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字，写出这么吸引人、这么好看的书，很自然地，你心中油然生出两千多年前刘邦看到秦始皇车队从眼前堂皇驶过时的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你觉得你也要写这样的小说，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条件可以写出这样的小说。
海明威让不写小说的人想写小说，他也给正在写小说的人另外的冲击。读了海明威，写小说的人不能不生出自我质疑：“为什么我的小说写得那么复杂？我需要用这么复杂的方法写小说吗？”海明威刺激出一种在文学里的“奥卡姆剃刀”逻辑疑问。哲学里的“奥卡姆剃刀”指的是：如果找得出更简单的方式来推论，我们就没有理由采用比较繁复的程序。即使是成熟的小说家都觉得很难抗拒海明威的文字，会被海明威牵引着去精简自己的文字。
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海明威创造了数不清的模仿者。模仿海明威看起来太简单，太有道理了。不过，要模仿海明威模仿到真的像海明威，比绝大多数海明威模仿者想象的都要困难。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情况很像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也常常给人很好模仿的错觉。原来小说不过就这样，就写一个人永远用类似的方式说着奇怪的话。例如一个女生问他：“你现在要干吗？”他就说：“干什么好像都可以。”女生说：“那你爱我吗？”他就说：“爱也可以，好像不爱也可以。”都是这样。写不下去，剧情推演不下去时，就让这个人去做三明治或煮意大利面，要不然就让他去放唱片，开始听音乐。小说可以就这样简单地写下去。
村上春树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人学村上春树在小说中塞了很多符号，却很少人学得到他运用这些符号，以这些符号当作典故、互文的高妙手法。模仿村上春树的人在小说里放进音乐的符号，写着写着刚好爱乐电台在播放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那就让小说里的主角听《死神与少女》好了。但村上春树不是这样写的，他提到的一首乐曲、一本书，甚至是一个地点、一件衣服，都不是如同表面看的那样信手拈来。那是他藏在文本里的暗码，如果你循迹去听了那音乐，读了那书，了解了那地点与那个衣服品牌的特殊意义，就会发现小说的内容随之复杂、丰富了。
海明威表面上看来好模仿，但有一项藏在他简单文字后面的特性，却是几乎完全模仿不来的。那就是他的基本生命态度：他的拳击想象，他的好斗，永远在和假想的劲敌对垒的这种生命态度。这种人不可能随手写出简单的文字，就拿来当作他的作品。那样怎么上得了文学的擂台跟人家抢夺拳王腰带，或摆出王者姿态悍然卫护自己的王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