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讲话的这个舞台上，他曾经挥过拳头斗过地主，曾经号召松陵村的庄稼人搞过合作化，曾经高喊过松陵村的小麦每亩要过十万斤的口号，曾经和社员们一起批过“三家村”斗过“四家店”。现在，他对着话筒，又讲“四化”建设了。
松陵村要唱大戏了。大人小孩子们在街道上奔走相告，尤其是那些碎娃们特别高兴。老戏（古装历史剧）从1966年停演到1979年已有十三年，娃娃们还没有见过老戏是啥样子，未曾目睹吹胡子瞪眼提袍甩袖和舞枪弄棒的场面。当年的戏迷们也都渴望能看到一台秦腔（八本样板戏早把庄稼人看烦了）。唱大戏的事是田广荣提出来的，他提出在村子里唱大戏不仅仅是为了让庄稼人高兴高兴。舞台是他搭起来的，他要借别人的戏唱出自己的调子来。
田广荣把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召集到大队办公室商量唱戏的事，生产队队长们不知道田广荣心里的渠渠道道，只是觉得几十年没唱戏了，这台戏一定要唱。唱戏的日期定在阴历九月十三日，村里的关帝庙会那天。几名会长（管事的）是临时从各生产队抽调的；给戏子做饭的厨师和烧水打杂的也由各生产队摊派。田广荣提出来由祝永达负责采购和管理账目。第三生产队的队长田水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松陵村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娃，都闲得呻唤哩，为啥要叫地主的娃来管账？”田广荣一听，用威严的目光将田水祥压住，叫他坐下。他不无讥讽地说：“水祥，你刚才是睡着了，还是灵醒着？现在还张口闭口地主富农？人家娃是社员了，这是1979年，不是1969年，你没睡灵醒，把眼皮上的虮子捋干净，回家睡觉去。”田广荣的话刚落点，田水祥站起来了。他的个子瘦高瘦高，高粱秆一般戳在会场，那张窄脸上的神情严肃了，本来就凸出的眼睛一鼓，嘴角撇了撇说道：“1979年咋了？1979年就该叫地主富农翻天？”马志敬说：“水祥，有话坐下来说，站起来干啥呀？”田广荣一句话也不再说，他点上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了一口。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田水祥坐下了。他掏出了一张揉皱了的本子纸，撕成两半，开始卷烟，干瘦的手指头将纸卷成喇叭状，倒上旱烟，右手的三个指头捏住喇叭状的顶端，转了几圈，一支烟就卷好了。他将卷好的烟叼在嘴角，点上了火。这时候，七队和八队的生产队长也在嘀咕：叫祝永达管账恐怕不合适。田广荣一看，说：“既然大家有意见，就叫田水祥来管账。散会。”田广荣手一挥，叫大家走。马志敬出来打圆场：“我同意田支书的意见，叫祝永达管账。”其他的几个生产队长都不知道田广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都明白，田广荣不是晃晃悠悠的冒失鬼，他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头脑里的沟沟渠渠比别人多得多，不然，几十年来，搞了那么多运动，都没有把他撂翻。田广荣一旦主意已决，就不可更改。叫祝永达当会长，是他思考再三才做出的打算：他明白，将祝永达拢在身边，就等于将松陵村几十户地主、富农出身的人拢在了身边。过去，他对这些人太苛刻；如今，他要显示出自己的大度、仁慈来。他先给祝永达一个“会长”当一当，看他娃能不能识时务，能不能对他百依百顺。这才是他的用心。田水祥当然是看不出他心中的旮旯角落里堆积着什么东西。参加会议的各生产队干部都同意把祝永达抽调到大队来当会长。田广荣说：“水祥，就这么定了，你同意不同意？”田水祥说：“你是支书嘛，你说了算。”田广荣说：“你以为你是支书，得是？我就是要说了算！”田广荣愤然骂道：“你真是一只瞎眼狗！连个眉眼也看不来，跟上胡咬。”大家轰然而笑。田水祥没再龇牙。
大队长马志敬把祝永达叫到了大队办公室。马志敬四十多岁，中等个子，诚实和忠厚就写在他那厚厚的嘴唇上，写在他那微塌的鼻翼两旁。他说话干脆，声音浑厚。他给祝永达说了田广荣叫他当会长的意思。祝永达在生产队连个记工员也没有当过，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对马志敬说：“叫我再想想。”马志敬说：“看这娃，这事儿好多人想争，也争不上手，你还想啥？”祝永达说：“我连指甲盖大的干部也没当过，不知道能不能干好？”马志敬看祝永达犹豫不决，就说：“也行，你回去想想，明天给我回个话。”
祝义和一听田广荣提出来要永达当会长，既高兴又疑惑。使他犯疑的是：松陵村那么多能人，都没有事干，为啥田广荣偏偏看中了永达？过去，田广荣对他们一家很苛刻，永达想当赤脚医生，他也不叫永达当。这一年多来，田广荣突然对他一家很友善，反而使祝义和承受不起，心里反而不实在。祝义和觉得对他这样的人得防一手。祝义和细细一想，拿不定主意，给儿子说：“你不知道，过去，松陵村唱大戏，当会长的都是村里的绅士，是田、祝、马三姓中有威望的长辈，连田广荣也没当过会长，这事咋能轮到你？”祝永达说：“照你说，我不当才对？”祝义和说：“不当恐怕会给田广荣没面子，反而得罪了田广荣。我就怕咱不知道水深浅，叫田广荣把你朝磨眼里塞。”祝永达说：“我想过了，不论田广荣咋想，松陵村人咋看，这个会长我当定了。”祝永达主意已决，祝义和便说：“你一定要把账目弄清楚，不要出一点儿差错。”
戏是凤山县剧团的戏。九月十三日晚上，如期“挂灯”（唱第一出戏）。
演出前，田广荣兴致勃勃地讲了话。他讲话从来不拿稿子，讲得极富感情，极具煽动性。就在他讲话的这个舞台上，他曾经挥过拳头斗过地主，曾经号召松陵村的庄稼人搞过合作化，曾经高喊过松陵村的小麦每亩要过十万斤的口号，曾经和社员们一起批过“三家村”斗过“四家店”。现在，他对着话筒，又讲“四化”建设了。他的讲话极其简短。他用他的形象表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他还是松陵村的主人，松陵村的事还是他说了算。只要松陵村的那棵古老的白皮松不倒，他就不会倒。他唱戏的目的就是让松陵村和南堡公社里的人都知道，松陵村依旧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中。
唱戏的锣鼓还没敲打，田广荣给松陵村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松陵村要搞人畜饮水工程，打一眼深机井，把自来水给家家户户装在院子里。田广荣再三强调：这笔钱是联合国给的，松陵村人不掏一分钱，白吃水。他说：“全凤山县三十多万人，南堡乡五六万人，为什么偏偏要给咱松陵村人钱？钱不是人家给咱塞进腰包的，是我拿这张脸蹭来的。”松陵村人一听，叫的叫，喊的喊，鼓掌的鼓掌。似乎，他们盼望田广荣能再把支书当一万年。
祝永达第一次在松陵村当差，就显示了他做事的干练和细心。该买的他都买到了，从灶房里必备的大肉蔬菜到蜡烛火柴，一样都不少。他对买来的所有东西一一入了账不说，还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在小本子上写明白，某月某日买来了什么东西，这东西被谁领走的，见证人是谁，领东西的地点在哪里。在田广荣手下干事必须多一个心眼，脊背上也得长眼睛，父亲不吩咐，他也知道。祝永达没有贸然决定究竟当不当这个会长是有他的想法的：说句心里话，他不愿意在田广荣手下“当差”。是的，时代变了。田广荣真是个阴阳鼻子转扇脸，他的变脸如此之快，使他觉得有点不真实。田广荣真的把他当做“社员”看？真的与时俱进了？他很难相信。再说，叫他跟在田广荣屁股后面转，是一件很委屈的事情。假如，他不干呢？也许，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可以借此机会走上松陵村的舞台，他要叫松陵村人看一看，他是瓷器还是瓦盆。他想通了，他要和田广荣各唱各的戏，田广荣为自己，他何尝不是为自己呢？毕竟，他不是狗崽子了。他的人生算是走出了一步。他要通过当会长从心理上、性格上来一次转变。忙了六七天，到了开戏的那天晚上，祝永达才松了口气。
第一天晚上唱的是《宝莲灯》，前面加演的是折子戏《柜中缘》。附近村子里的人都被惹来了，舞台下人山人海。小孩子们骑在树杈上和院子里的土墙上，他们没有见过古装戏，好奇地瞪大了双眼。挤在妇女堆中的年轻小伙子不时地起哄，他们趁着混乱在女人的胸脯和裤裆里乱摸乱捏，不时地有女人的尖叫声从台下的人群中爆出来。年轻姑娘们吱妈喊爹地用手撩住裤子，向人稀处钻。总会长马志敬一看不行，立时喊来了十几个民兵，这十几个民兵每人手握一根长竹竿，站在舞台四周，哪里有起哄声，便举起竹竿，朝哪里打。负责秩序的田水祥顾不住摊子，他上了前台，对着扩音器呐喊：“大家要提高警惕，小心阶级敌人破坏！”田水祥念的阶级斗争那本经在这个场合并不灵验，只有竹竿才能将骚动的人镇住。等本戏开了场，舞台下才安静了。
第二天晚上开戏前，剧团里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了祝永达，说是叫他去找一枚针、一截子黑线来。祝永达不知道他们要针线干什么用，便来找帮灶的赵烈梅。赵烈梅烧好了一锅开水，正要去看戏，她不想回家去，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院门和房子门上的钥匙，给祝永达：“你到我家自个儿去取，针和线在炕上的针线笸篮里。”祝永达说：“你就不怕我把你们家的存折拿走？”赵烈梅说：“田水祥是羞他烂先人哩，还有存折？看他见过存折是啥样子没有？”祝永达说：“还是你回去取，一会儿就来了，不耽搁你看戏。”赵烈梅说：“我回去就不来了，我乏得很，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祝永达说：“那我就跟你去取。”
赵烈梅和祝永达离开了戏场。
村里人都看戏去了，家家户户锁着门，街道上的亮光被两排土墙遮住了，幽幽暗暗的。祝永达和赵烈梅都走得很急，两个人的脚步声特别明朗。他们谁也不说话，生怕一开口把这寂静给撞破了似的。赵烈梅开了院门，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进了巷道，祝永达只顾向院子里边走，没有注意到赵烈梅又掩上了院门。赵烈梅先走进了房间，祝永达没有进去，他还站在房檐台上，赵烈梅在屋内说：“永达，你进来看看，我咋找不见开关绳子。”祝永达进屋一看，房间里暗暗的，只有一点淡淡的亮光，跟蛾儿一样扑闪。赵烈梅在墙上乱摸。祝永达说：“开关在啥地方？”赵烈梅说：“在窗扇后面。”祝永达去窗扇后面摸，没有摸到。其实，赵烈梅一进门就将垂吊在窗扇背后的开关绳子撂在窗扇前面去了。她是一个看似很粗却有心计的女人，她于一瞬间产生了制造一个由头的想法，这并不是她离开戏场时就谋划好了的。她佯装找开关绳子，身子偎住了祝永达，将祝永达向墙跟前挤，祝永达向后退，两个人紧紧地依偎在窗扇后面那狭窄的一块地方，两双手都在乱摸。赵烈梅一蹭一蹭的，祝永达能感觉到她那肥实的奶头紧贴着他，他被她那丰腴的胸脯挤压着。两只手摸到了一块儿之后赵烈梅把祝永达的手紧紧地握住向她跟前拉，祝永达转过身来，他看不清赵烈梅的面庞，只是觉得，她那气息像瓢泼大雨一样盖头向他浇来，使他窘迫、紧张。他即刻明白了什么，无力地挣扎着。赵烈梅毫不犹豫地抱住了他。祝永达说：“嫂子，戏子等着要针线哩。”赵烈梅说：“嫂子等着要你哩。”她拉起祝永达向炕上按。祝永达被撂倒在炕上，又爬起来了，他说：“嫂子，那不行。”赵烈梅说：“行，咋不行？我想死你了。”祝永达一把推开了赵烈梅：“嫂子，你不要胡来！”赵烈梅一看，祝永达不愿意，就“哧”地笑了：“没看你正经得跟佛爷卵子一样。”祝永达笑了：“佛爷卵子也没我正经。”
赵烈梅拉开了电灯开关，她从针线笸篮里取出来了针和线。临出房子门时，祝永达没有防顾，赵烈梅捏住针在祝永达的屁股上猛戳了一下，祝永达疼得跳起来了。赵烈梅看着祝永达龇牙咧嘴的样子放声而笑，笑声惹得清瘦的月光也在颤动。
1962年，父母亲领着十五岁的赵烈梅和大姐赵烈果、二姐赵烈花一路要饭吃，从甘肃武都来到了凤山县的松陵村，一家五口人就住在村子后面的一眼土窑里。那时候，来松陵村逃荒要饭的不是一家两家。可赵烈梅这一家却分外引人注目，原因是两个老人领着三个差不多都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孩儿，松陵村给儿子没有订下媳妇的老人自然都把目光盯在了这三个女孩儿身上了，这些老人中，就有田水祥的父亲田绪娃。田绪娃见天儿向那眼敞窑中跑，他今天去时怀里揣两块高粱面粑粑，明天去时腋下又夹一条破褥子，每次去都不空手，每次去都要和两位老人拉拉话。他问两位老人，家里是啥成分。赵烈梅的父亲说是贫农，他告诉田绪娃，他们那里是穷地方，村子里就没有一户地主富农。田绪娃大概觉得赵烈梅的父亲说的是实话，“噢噢”了两声心里在思谋自己的事。有一天，他实话实说了，叫这两口子把赵烈梅给他的儿子田水祥做媳妇。不知为什么，这老汉看中的不是赵烈梅的两个姐姐而是赵烈梅。这老两口一看绪娃老汉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就叫田水祥和赵烈梅来见面。田水祥身材细细的，算不上关中汉子，但也没有怪相。两个老人大概觉得田水祥不是瓷锤子货，不容赵烈梅思量决断，就答应了。在那样的年月里，只要能逃出来一条命，只要有饭吃，其他的事情对于受饥挨饿的人来说都不重要。两个老人在答应这门婚事的同时提出来，把他们一家五口人的户口落在松陵村。这个附加条件对绪娃老汉来说算是一个难题了，为了儿子有个媳妇，他去求堂弟田广荣，他觉得，自己是贫协主席，田广荣会给他面子的。当时，作为村支书的田广荣这样盘算：赵烈梅的父母亲年过六十了，已活不了多少年，解决五个人的户口其实等于解决三个人的户口，收留下这姐妹三个，不但给松陵村的光棍汉解决了问题，他也能落一个好人的名声。他有一个外甥，成数不够，年过三十了，还是没人给媳妇，他打算将这三个女孩儿中的一个给他的外甥做媳妇。于是，就答应给这五个人解决户口。后来，赵烈梅嫁给了田水祥，赵烈果嫁给了田姓人家的田玉常。赵烈花怎么也不愿意嫁给田广荣那个又傻又呆的外甥，她一拖再拖，拖了一年多，到了第二年，田广荣张罗着给外甥结婚时，赵烈花出走了。田广荣一气之下，要将赵烈梅的父母亲赶走，田水祥和田玉常双双去求田广荣，田广荣脸一黑骂道：“狗东西！你们再不知足，就叫赵烈梅和赵烈果走人。”田水祥和田玉常只好闭上了嘴。赵烈梅的父母亲逃进了雍山。
嫁给田水祥以后，赵烈梅才知道，田水祥毛病不少：看起来威武生煞，见了恶人顺溜得跟缨子一样；有时候精明得能给蚂蚁挽笼头，有时候，是没皮没脸的“半斤面”。田广荣之所以叫田水祥当生产队队长并不是因为他对庄稼活儿很内行，而是因为他是一条混眼狗，田广荣叫他去咬谁，他就咬谁去。田广荣心里明白，这样的人被他掌握在手里，就等于他有了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怎么使唤都行。反之，田水祥一旦被别人掌握，就会来咬他田广荣。田广荣常常把那些糟蹋人、伤害人的事交给田水祥去办。田广荣叫他去收拾一下马子凯，他就在批斗会上对马子凯的女人大打出手，以致好多人起哄，把这女人打死；田广荣叫他给马生奇一点颜色看看，他就跑到县卫生局把马生奇糟蹋了一顿。田水祥一出家门就耍二杆子脾气，可在家里，在赵烈梅跟前，他只是一盘菜，一只软柿子，由赵烈梅拣着吃，捏着吃。赵烈梅怎么也不会忘记田广荣赶他父母亲走的事，当着田广荣的面也不尊敬他，她在田水祥面前不止一次地骂过田广荣，说田广荣不是个好□，说那公子驴肚子里是一堆屎。田水祥就求赵烈梅：“你在家里咋骂他也行，出了门，贵贱不要出口伤他，他是咱的六爸，是村里的支书，六爸对别人咋样咱不说，对咱不算瞎。”赵烈梅说：“我迟早会等住他的。”多少年过去了，赵烈梅没有等住过田广荣一次。就在1979年农历九月十四日这天晚上，赵烈梅意外地把田广荣等住了。
祝永达走后，赵烈梅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很委屈，没有想到祝永达对她拒绝得那么坚决。祝永达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她认识了他的另一面：他确实是正人君子，不是那种很随便的人。由此，她从内心更加敬重祝永达，她意识到，感情不能强迫，这事要慢慢来，等祝永达喜欢上了自己就水到渠成了，不信他不会脱裤子。她觉得，她一上手就抹人家的裤子是太鲁莽了。等到她占住了他的心，就等于占住了他的肉身子。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她下了炕，从房间里出来，锁上了房子门，准备去看戏。就在她下房檐台阶的时候，听见隔壁的院门“吱扭”响了一声，而且明确地听见了院门被重新闩上的声音。她马上警觉了，似乎有谁触动了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住在她家隔壁的是薛翠芳，薛翠芳也被抽调去给戏子做饭，她不看戏，怎么回来了？赵烈梅一看，她家的木梯正好搭在隔墙上，就轻手轻脚地蹬上了梯子。她的目光刚从墙上伸过去，几乎叫出了声：原来是薛翠芳和他！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她赶紧拿牙咬住了嘴唇快速下了木梯。这时候，薛翠芳房间里的门关上了。
赵烈梅边走边思量，等她回到了戏场上，一个不怀好意的想法产生了。
赵烈梅在大队广播室找到了大队长马志敬，她给马志敬说：“剧团里的头儿叫田支书到后台来一下，说是有要紧事儿要商量，你去给找一找。”马志敬一听，信以为真，满世界地去找田广荣，他先去大队办公室找，大队办公室没有，他又去后台找，后台也没有。他以为田广荣在舞台下面看戏去了，舞台下面人山人海，他咋能找得见呢？他上了舞台，在落幕扯布景的间隙，对着话筒呐喊：“田支书，听到广播后到后台来，有人找你。”他连喊了三遍。这个扩音装置和各生产队里的高音喇叭连在一起，马志敬这么一喊，全松陵村人都听见了。
当马志敬在话筒中呐喊的时候，田广荣和薛翠芳刚刚脱了衣服躺下，还没有上手。田广荣原本打算睡到戏完了人散了才回去，马志敬一喊，他十分懊丧地起来，穿上了衣服，来到了戏场上。他问马志敬，是谁找他。马志敬说是剧团里的领导找他。田广荣一听，就到后台去了，剧团团长一看田支书阴沉着脸不高兴的样子，觉得莫名其妙：“我们没有找你呀。”田广荣一听，十分生气，就又去找马志敬，问他究竟是咋回事。马志敬说是赵烈梅告诉他，剧团的领导找田支书商量事。田广荣就叫马志敬去找赵烈梅。赵烈梅早就料到田广荣要找她的，她跟着马志敬来到大队办公室。她看着田广荣秃了的顶和板着的面孔，在心里笑着，脸却沉得平平的，她说：“六爸，不是我要找你，我去后台提开水，有一个人给我说，你去找一下你们的田支书，我不知道他是团里的什么领导，怕误了事，就给大队长说了。”田广荣一听，有人找他原来是没头没脑的话，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气急败坏地朝赵烈梅摆摆手：“去吧，去吧。”
赵烈梅从大队办公室出来，回过头去“呸”了一口。她在心里说：“看你装得人模人样的，净干些驴都不日的事。”
赵烈梅完全是冲着田广荣来的，并不是她对薛翠芳妒嫉或者给她使坏。她很同情薛翠芳。每次，马生奇在隔壁对薛翠芳肆虐，她都能听见，当时，她恨不能跳过墙去一镢头把马生奇砸倒。她最痛恨也最蔑视那些动不动就拿孩子或女人当做出气筒的男人，在她看来，那些男人是最脆弱、最没本事的，有本事的男人只把威风耍在外面。薛翠芳太软弱，她的忍耐其实是无原则地迁就。马生奇的坏毛病是她给惯出来的。如果薛翠芳的事搁在她头上，她非把马生奇整治得叫爹喊娘不可。她只知道田广荣常去给薛翠芳和马生奇调解纠纷，不知道他们两个有一手。她猜测，肯定是田广荣以权相胁迫使薛翠芳给他解开裤带的。她比薛翠芳早来松陵村两年，她知道薛翠芳的为人，薛翠芳不是松陵村的风流女人，她平日里脸沉得很平，嘴严裤带紧，谁也轻易不会把她撂翻，马生奇说她行为不正完全是胡咬哩。她想，田广荣得手薛翠芳也可能是近来的事情，他八成儿是趁人家两口不合，把身子硬向里插。田广荣心眼儿太稠了，真是趁火打劫。赵烈梅的是非很清，对于薛翠芳和田广荣之间的事，她觉得对谁也不能说。一旦她说出去，完了的不会是田广荣，而是薛翠芳，她要为薛翠芳着想。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赵烈梅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她完全意料不到薛翠芳是心甘情愿地躺倒在田广荣的身底下的。
赵烈梅在灶房里去掂了一条凳子，心里美滋滋地看戏去了。
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火给松陵村的唱戏收了场。
大戏热热闹闹唱了三天四晚上。农历九月十六日晚上是最后一台戏，戏是田广荣点的《葫芦峪》。戏散了，人走了，好多庄稼人大概还没有从诸葛亮火烧葫芦峪的无奈中走出来，这时候，出事了！第四生产队的三个麦草垛子全部着了火。
田广荣回到家中，吃了一根麻花，喝了一杯茶，刚上了炕，就听见大队里的高音喇叭中有人呐喊：“麦草垛子着火了！赶快去场里救火！”由于喊声的调子高，高音喇叭被震动得呜呜地响。田广荣一听，下了炕，连鞋也顾不上勾，向院门外跑。他从来是遇事不惊不乍，从容自如，从来没有像今夜这么慌张过。他跑到场里一看，大火映红了半边天。风助着火，火借着风，卷起了数丈高，那大火比舞台上的火势凶猛多了真实多了，大火如万马奔腾龙飞虎跃。麦草“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半里以外都能听见。三个麦草垛子离得很近，三堆火，如同三个魔鬼，张牙舞爪，蹿起数丈高的火，烘烤得救火的人难以靠近，水根本泼不到火上去。田广荣先在麦草垛子四周查看了一番，站在一个碌碡上指挥着人们救火。松陵村的男女老少挑担提桶端盆子，全都涌进了四队里的打麦场上。涝池里的水舀干了，井里的水绞尽了，一桶一桶水一盆一盆水把场间里浇成了烂泥滩，火势丝毫没有减弱。人们的呐喊声、桶担的磕碰声和麦草的燃烧声搅成了一片，比火势还旺。田广荣吆喝得喉咙眼里直冒火，他的话已经被庄稼人的呐喊声淹没了，不起任何作用。眼看着麦草垛子在一点一点地变小，人们毫无办法。没了水，庄稼人便挥动镢头铁锨在麦场里挖动着，向火上扬土，从午夜一点多奋战到清晨七点多。麦草已经差不多快烧光了。这麦草垛子是第四生产队十六头牲畜的全部饲草。麦草垛子着了火，四队的牲畜当时就没草吃了。立时有人抱怨：这是唱《葫芦峪》招来的祸。
公社派出所的干警出动了，县公安局里也来了人，这一帮人在松陵村住了五天，没有查出任何线索。究竟是谁放的火？为什么要放火烧四队的麦草垛子？如果三年前发生了这样的事，首先要把全大队所有的地主富农分子叫来开他们的斗争会，然后，再批斗他们的子女，造成一个大的威慑局势，让阶级敌人胆战心寒，自动缴械投降，坦白交代，以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大发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讲阶级斗争了，更不能乱批乱斗了，只能把社员们叫来询问。松陵村两千多口人，凡是能说话的都叫来问过了，没有问出任何结果。田广荣跟着工作组忙了几天几夜，谁搞的破坏没查出来。他明白，肯定是有人捣他的鬼，拆他的台，和他过不去。他第一次觉得，没有法宝可使用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用什么办法来制伏松陵村人呢？他要在松陵村保住自己的尊严、地位、威信靠什么呢？这是他不能不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松陵村任何一个人都能混混沌沌地活人过日子，他不能，他心中的弦得绷紧，他必须有下棋看五步的能耐。工作组撤走后，田广荣在家里睡了三天。他的女人去了大儿子那里，大儿子一家在新疆的部队上。二儿子田虎明的媳妇王碧云给他端吃端喝地伺候他。王碧云言语不多，只看见公公脸上的颜色很灰，也不知道该怎么宽慰他，每天进屋去给他端三顿饭，就从房间里出来了。其实，田广荣的心里比脸上更灰暗。几十年来，他遇到的挫折也不少，但他从未低过头，工作也从未停下来，在他面前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他有扭转局面的办法和能耐。人生的路是他用脚踩平的。他明白，一旦他停下来就等于毁灭了自己。麦草着火，不过是小事一桩，那么多运动他都陪着走过来了，还怕松陵村人说是火烧葫芦峪惹的祸吗？他的人生经验证明，只要他敢于进取，办法总会有，新的武器——制伏松陵村人的武器总会有。只要不丢掉权，只要松陵村的大权掌握在他手中，他就是松陵村的“山大王”，谁也拿他没办法。
田广荣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支委扩大会，他果断地安排从其他生产队给第四生产队调剂麦草，而且把价钱压到了最低。他看得出，有几个生产队队长不愿意，但他们不敢站出来表示反对，都表示愿意把麦草给四队，这使田广荣比较满意：他的威信、威严没减丝毫。他在会上宣布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祝永达调到大队里来工作，让他担任出纳员，兼管广播室，负责宣传工作。这是他经过对祝永达的“考验”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不只是祝永达的“会长”让全村人满意，而是他觉得祝永达善解人意、听话、可靠。田水祥真是不知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像上一次一样，想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刚张口，田广荣手臂抬起来，挥了挥，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很明确：没有你可说的什么，我把你叫来坐在这里是抬举你；在松陵村是我田广荣说了算，你不同意，屁事不顶，叫你不当生产队队长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田水祥一看田广荣不把他当一回事，起身离开了会场，马志敬喊他，他头也没回。田广荣说：“叫他去吧，他头脑里尽是些青泥，连青红皂白也分不清，还和他计较啥？”在座的支部委员和生产队长都同意叫祝永达到大队里工作，都说，祝永达这次的“会长”当得不错。
好多年过去了，松陵村的人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四队里的麦草垛子是怎么着了火的。其实这次的大火和马子凯的长孙马宏科有关，也许连马宏科也未曾意识到失火是他一手造成的。
那天晚上，在南堡公社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的马宏科和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叫青青的女孩儿一起来松陵村看戏，他们对历史剧兴趣不大，主要原因是听不懂也看不懂，只好在舞台下溜达，溜达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马宏科本想要把青青领到家里去，可是回去一看，院门锁上了，爷爷和父母亲都看戏去了。两个人便踏着月色来到了生产队大场里，他们在麦草垛子上撕了些麦草，靠住麦草垛半躺半坐着，谈天说地。十五岁的马宏科和青青都是属于那种早熟的少男少女，他们相互摸摸揣揣也是免不了的事，那天晚上，他们毕竟没有做出更荒唐的事情来。说着玩着，两个人都有些困倦，马宏科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烟。烟是他从爷爷的抽屉里摸来的。他点了一根烟，只吸了几口，呛得不行，就没再抽，临走时，马宏科将烟头随手丢在身底下被他俩揉得很绵的麦草上了。两个人手挽着手去了学校。当两个人躺进宿舍里的被窝的时候，烟头早把麦草引着了，火势也越来越凶猛。风催着火，将就近的另外两个麦草垛子引着了，查案子的工作组不可能想到失火会和两个学生有关。那时候，工作组和田广荣认定，这是一起纵火案，纵火必定有原因。给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找一个理由，是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使工作组问到马宏科，他也不会说他回村里来看戏的事，因为他不想叫人知道，他和女朋友青青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对松陵村人来说就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