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名人回忆其成长经历，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儿童的社会化问题是教育界关注的问题。正如鲁迅说的：“有人做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从客家名人的回忆看，父母的言传身教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李宗吾“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在我看来，毫不算事，我父说：‘以身教，不以言教’”。李宗吾幼年受的教育颇受其父的影响，他的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的少，渊源于我父的多”，“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唐君毅回忆当时父母带他游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的情形。“无论是在诸葛武侯、杜工部、黄山谷、陆放翁及老子的像前，我父亲总是要我行礼。记得，一次在青羊宫八卦亭前，对穿黄袍的老子行礼。此事至今犹依依如在目前。我常想我到今日还能对中国古人，有一厚道的心情，去加以尊敬，亦许都由于在幼小时期，我父亲对我这种教育。”总之，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个教师，父母的一举一动对早期的儿童教育起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江津客家《保家楼钟氏族谱》有关家庭教育的建议中就提到这点：“人人都应有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个教师；父母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子女。”
2）客家女性在家庭启蒙教育中起重要作用
客家人重视家庭教育，而且客家妇女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中国传统社会是：“养不教，父之过”，说明父亲对子女有实行教诫的义务和权力。对子女的教诫权，是传统中国父权社会最突出的标志。然而，在客家人的家庭教育中，客家妇女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这一特点是由客家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逢山便有客，无客不住山”，由于客家特殊的历史和居处环境，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客家家庭里是女耕女织， 妇女“日子做庄稼，夜晡纺棉花”，她们成了家庭的主要操持者，使得客家妇女在注重自身德守的同时，担当了男子在家庭中的重任，成为整个家庭中植德树人、治家立业的主角。如荣昌陈惺吾父亲长年在外经营商务，全靠母亲料理家务及教育子女。他母亲管教极严，“家中严厉禁赌具、烟具，亲友有携至者亦必严词拒之，不使子孙近焉”。
母亲是幼儿最主要的启蒙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幼儿的榜样，其言行举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幼儿在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发展。因此， 客家妇女的素质始终是启蒙教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妇女文化素质的高低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因此，尽管在客家重男轻女观念影响下，忽视客家女性的学校教育，但客家启蒙教育对客家女性思想道德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广东小儿歌》中有《劝妇女孝友》、《劝妇女勤快》、《劝妹子》等3首专门教育客家女性的儿歌，强调对客家女性的启蒙教育。客家对女性的教育有丰富的内容，严格的要求。如“斑竹桠，慈竹桠，乡里大嫂会当家。日子做庄稼，夜晡纺棉花……半夜将上床，下床天冇光。蒸酒酒唔酸，腌菜菜又香。喂猪猪会肥，积谷谷满仓”。这是教育客家女性勤劳，要有多方面的劳动技能。在教会做事的同时，客家人更强调教育女性如何做人。如《劝妹子》：“三月杨柳青又青，妹姐讲话莫大声。发狠做活路，做到二三更。有事赶紧做，有食唔爱争。爱听话，爱孝道，爷娘面前莫拗爆，敬大嫂，敬阿哥，哥嫂有错莫挑唆，惜老妹，惜老弟，做大姐个唔爱歪。学绩麻，学纺棉，热天冷天有包缠。勤经布，勤喂蚕，后来行嫁有嫁奁。爱干净，爱伶俐，邋遢讨厌弃。坐爱正，行爱端，唔系至亲莫乱闻。广东歌，爱记倒，晓得善恶实在好；记得歌，当读书，免得人家话你像头猪。” 这些童谣从各方面严格要求，对客家女性良好品德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
客家妇女具有不可多得的良好素质，使得她们不仅在体力上而且在精神上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客家也确实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客家女性，她们对客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典型的如朱德、郭沫若、刘光第、张大千等名人的母亲，他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德的母亲贤惠勤劳，正是客家妇女的典型代表。客家特有的素质和文化之所以能世代承传，发扬光大，与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朱德的慈母钟太夫人对朱德的启蒙教育影响很大。在朱德《母亲的回忆》一文中可见一斑。朱德的母亲出生于卖艺为生的钟家，“朱家的孩子们，不但善唱民歌，而且无论遇到什么乐器都能够一上手就会，钟家大概是主要原因”。
刘光第的母亲在家中每天都要考核光第识字的程度，如能识二三十个字，第二天早上就煮个盐蛋给他下饭吃，作为奖励。光第吃到盐蛋，心中高兴，学习积极性就越高。刘光第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长辈或会馆戏文、圣谕讲台也听得不少故事，因而他母亲记得许多忠臣烈士的故事，很会摆“龙门阵”，并把听来的又传给光第，讲的多半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善书唱本故事成了客家人母教的教材。刘光第后来自己回忆，“犹记光第五岁，先妣命读书，日得数十字，辄煮盐腌鸡子啖之。时为谈古故事，自言幼小时，闻于外曾大父者。光第则坐半尺几，颌触先妣之膝，深听不知厌倦，扳手乞再三告，先妣更为缕陈，喧聒无所惮，其言至今在胸臆间”。为鼓励光第成才，母亲经常督促光第复习功课，“光第晚上读私塾回家，无论如何且犹必叩今夜课几书几文不倦”。“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以为过早拂儿寐，次日无精神读书矣”。前文也提到，即使在家境最困难的时候，其母亲也丝毫不动摇培养儿子成才的决心。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恭人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知书不深，而所语所行多暗合……闲居辄令光第诵说《列女传》、《女诫》诸书而听焉。论其情理，悉中肯会。至说义烈事，则泪涔涔下不可忍。一日，光第正理书而说之，光第之妇抱幼女才一岁，侍坐于旁，见恭人泣，则亦泣，幼女亦泣以号。”刘光第母亲真正体现了“勒紧裤腰带，也要缴子女读书”的精神。
郭沫若的早期教育也离不开其母亲。郭沫若四岁前就受到母亲的文学熏陶，母亲培养他听善书讲忠孝节义的故事，发蒙前“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郭沫若回忆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当然要算其母亲。“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母亲“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很多诗”。郭沫若又回忆：“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什么那么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逗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于儿童的好奇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
张大千的母亲友贞的文、机、针丝三艺娴熟，常帮人做刺绣以糊口，张大千、张善子兄弟俩自幼跟母亲学绘画，兄弟俩的成才也归功于其母亲的熏陶。据内江《张氏家乘》载：大千母亲 “嗜书，令媳辈均读书，故家庭中鲜有不识字者”；“太夫人嗜书善画，性至慈良，惟教子及媳则不稍假辞色。尝云：‘教子媳不严，养子媳成怠惰性，非真爱子媳者也’”。张大千在其晚年曾无比深情地说：“予画幼承母训，稍长，从仲兄善子学人马故事”，文中动情地历述了他的艺术和为人的成长过程。
2.因材施教，各择其业
因材施教，即根据资质、年龄阶段而进行不同的教育，体现了其教育观的两级性和务实性。科考及第取得生员以上资格就进入绅士阶层。19世纪前期，四川的绅士所占人口比例的1.2%。这说明科举及第只是少数人才走得通的道路。客家人深知鼓励族人全部走科考之路是不切实际的，因而鼓励少数资质较好的参加科举。“倘使资质愚弱，固应教导有序，渐开其锢蔽之胸，如其禀赋聪明，更当训饬，多方力防其骄纵之习……童子之时，迫令用心研究科学各书以增其器识，成丁后择取与性相近专门实业以养其身心，如此则先人之基业可长存，而后世之炽昌可预卜矣，斯言洵不诬哉”。
洛带镇魏氏的“家训”中，其入川始祖这样告诫子孙后代：“子女幼时便当教以孝悌忠信，稍长教以诗书礼乐，日后方有成就。其姿质上者，教以立身行道扬名显亲；姿质下者，教以谨身节田、守礼循法；于农、工、商贾，令其各居一业，切不可游手好闲。”而洛带李氏上川始祖德明公，在“遗嘱”中则这样叮嘱后人：“有子弟至七、八岁时，务延师刻成，不可溺爱，诵读十年，有志者任其上进，不能者依然归农。课耕，课读，则居之大本。”江津客家《保家楼钟氏族谱》有关家庭教育的建议：“子弟资质好，能升学者要尽量升学；不能升学者，就应早点学习职业，职业不分贵贱，只要学好，冒尖更好。”可见，客家在教育子弟成才时，采取了一种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虽重“读”，但决不把读书作为子孙立业的唯一途径，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各择其业。
3.聘请德才兼备的名师施教
高水平的业师，多是参加科举考试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对子弟尽早获取科举功名起关键作用。许多家族对此深有感触，并在族谱中加以强调。如东山廖氏祖宗对后代子孙遗训讲到子孙教育与培养问题，指出：“延明师教子孙，不可吝惜脩脯，而为庸师所误也。”为此，客家人办祠校为延揽人才，不惜重金尽可能聘请学问较好，水平较高的人来任教。在民国期间，有的祠校竟聘请到著名学府毕业的高材生来校执教。族学择师的重要标准是教师的品学。即除了学识渊博外，名师还应该品德高尚，因而择师重在德才。几乎所有族学择师时都会注重这个问题。四川客家名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无不深情地怀念自己的老师。如郭沫若的老师沈焕章、朱德的老师席聘三和刘光第的老师管鹿田等，他们以自己的德才熏陶学生。
朱德的老师席聘三鼓励学生立志报国，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编成故事，向学生们讲授，激发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1901年，因经济困难，朱德父母打算令朱德辍学，经营小生意。席老师亲自到朱家，说朱德必成大器，劝其父母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继续送子读书，并慷慨免去其“束脩”，为朱德创造继续入学的机会。此后，朱德背粮入塾，与先生同吃同住，亲如子嗣。夜间同床谈心，先生教诲朱德效法班超“枕戈待旦”、祖逖“闻鸡起舞”、岳飞“招忠报国”的精神，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推荐朱德师从戴正武学习武艺，鼓励他练就文武全才。1905年，又劝告朱家送朱德到顺庆开设的新学堂深造。因此，后来朱德把启蒙老师席聘三看做是最崇敬的人。可见席聘三在朱德心目中的地位。
刘光第的老师管鹿田在讲课时，常常要引用不同学派观点作补充，启发学生思维。刘光第家庭经济贫困，只能靠母亲为人做点针线活为生，光第不忍加重母亲思想和体力上的负担，准备休学当佣工。管鹿田知道后，亲自登门劝说光第母亲，打消了光第休学的念头；从十四岁起，在管鹿田老师教导下，光第已开始写诗、练书法。后来为了让刘光第准备县考，管鹿田老师建议刘光第到离镇近二十里的黑云寺去读书。
总之，这些塾师无论在成才或做人方面，对名人的成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