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容上：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回归与强化
“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119]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功能文学论，历来是文学理论的正统；文质并重，则被认为是教化文学的理想境界。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已经指出，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唐朝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儒家思想的政治功用，大力提倡儒学。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唐朝文坛形势并不乐观。“梁、陈之间，时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馀风尚存……皆以浮虚为贵。”[120]由此，如何强化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协调好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政治功用之间的关系，成为唐朝君臣们重点关心的问题。
魏徵从政教的得失角度，提出了改革文风的方式与方法：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馀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21]
令狐德棻亦云：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尚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122]
可见，在强调文学创作应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同时，魏徵、令狐德棻等初唐文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他们认可与推崇的仍然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23]的文学观。
相较之下，唐太宗等人则说得非常直白。唐太宗明言：文学要“可裨于政理”[124]。“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言辞激烈：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雅，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125]
所谓“微言”，即是指孔子的哲理性言论。王勃把乖离儒家的经典道德教化看作淫艳文风的病源，在他看来，从孔子之后到汉魏六朝，文人们正是因为不重视经邦治国之言，不推行“周公孔子之教”，所以才造成了“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恶果。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力贯彻落实宣扬儒家道德教化、经国治邦的“文章之道”，让文学回归到对儒家经典要义的传承阐释中。以此为标准，从先秦的屈原、宋玉，到南北朝的徐陵、庾信，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史也只能被王勃视为是一部淫丽之文发展盛行的历史，统统应该被否定、扫荡干净。
这种对文章教化功能的高度重视在陈子昂那儿凝练成了“风雅”的大旗，即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中所谓“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26]。既然文章的社会功用可以用“风雅”来概括，而“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风雅序人，事兼变正”[127]，随后的唐代君臣们就如何发挥这种功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关键是要在文学领域中重扬儒家经世致用的观念。
《新唐书·文艺传》载：“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128]这里的“燕、许”正是号称“大手笔”的张说与苏颋。
张说的文学观也是功利性的。他在《东都酺宴序》中说：“若夫吟咏德泽，播越仁声，斯固雅颂之馀风，政教之遗美。凡我词客，安敢阙如。”[129]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中指出：“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130]可见他是主张文学反映“政教”、服务“政教”的。
为此，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张说向尚为太子的李隆基献言，建议他要“重道尊儒”、“博采文士”。张说指出：
臣闻安国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殿下之于天下，可谓不轻矣，监国理人，可谓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视，清耳而听，冀闻异政以裨圣道。臣愚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文士，旌求硕学，表正九经，刊定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况殿下至性神聪，留情国体。幸以问安之暇，应务之馀，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降温言，开谠议，则政途理体，日以增益；继业承祧，永垂德美。[131]
在这篇奏启中，张说批判当时混乱的文化现状是“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指出这种现状是武周时期对贞观文化领域破坏的结果，并建议“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即用儒家的思想增强文士们的精神骨力与正义性，营造出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达到“政途理体，日以增益；继业承祧，永垂德美”的治政效果。
在革除浮华、重视风雅方面，张九龄与张说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在《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中，他指出：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学。人伦以具体为难，世业以济美为贵。有能兼之者，其东海公乎……动有礼乐之运，言有雅颂之声。[132]
“言有雅颂之声”的内容要求正是文学作品发挥其经世致用社会功能的根本保证。
唐玄宗当政后也“从谏如流”，试看以下几份诏书：
古之学士，始入小学见小节，入大学见大节，知父子长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后师逸功倍，化人成俗，莫不由之。子不云乎：“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故道行于上，禄在其中，所谓贵于速成，不唯于迟达。自顷州里所荐，公卿之绪，门人众矣。孰嗣子音，国胄禺然，未臻吾道，至使钻仰之地，寂寥厥风。贵於责实，务於求仕，将去圣滋远，尚浇薄，为敦儒未宏，不行劝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怀永图，思革前弊。何以发后生之智虑，垂先王之法则，朕甚惧之，敢忘于是。天下有业擅专门，学优重席，堪师授者，所在具以名闻。自今以后，贡举人等，宜加勖勉，须获实才。如有义疏未详，习读未遍，辄充举送，以希侥幸，所由官并置彝宪，有司更申明条例，称朕意焉。[133]
《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蹖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134]
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闻，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庶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与！[135]
可见唐玄宗深刻领会了张说“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建议的重要意义，并利用掌握政权的优势，将张说建言的实施措施转变成了政策和现实。
这种观念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成为文人们的共识。安史之乱使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由安定繁荣转为动荡萧条，动乱发生的原因何在？痛定思痛，文人们认为：“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所失之也。”[136]既然儒家思想的没落是动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拯救时弊、挽救时局，就必须重振儒学，特别是宣扬与强化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与观念。
这一思想折射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对宗经重道、经世致用的创作指导思想的大力宣扬。李华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137]贾至言：“观作者之意，得《易》之变，知《书》之达，究《诗》之微，极《春秋》之褒贬，可谓孔门之弟，洙泗遗徒。至其逸韵，扬波扇飚，糟啜醨……罔有不含六经之奥义，览者其知夫子之墙乎？”[138]元结称“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139]重视文章的道德旨归与实用价值的倾向可谓一脉相承、相当明确。
综上可知，张说是开元年间复兴儒家礼乐的主要人物，持有的是从初唐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家济世文艺思想。而“开元礼乐兴盛的局面正是孕育天宝复古观念的温床，中唐复古思潮即由此滥觞”[140]。在这股复古思潮中，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韩愈、柳宗元等人应运而出，由张说等人引发的儒学复兴思潮，以及寄予文章社会功用的思想也成为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新型古文的思想渊源，并随着唐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功，对封建社会文人的诗文创作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学者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之“开元文盛”条中说：“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燕、许宗经典重，实开梁、独孤、韩、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晋、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韩、孟，实承其绪。”[141]指出“燕、许宗经典重”与中唐古文作家梁肃、独孤及和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间的延续与关联，可为佐证。
第二节 文体上：骈散之间的冲突与徘徊
虽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轰轰烈烈，但在唐代，骈文其实一直都处于优势。考进士科的，规定要考讲究对偶、声律的律诗、律赋。吏部考试写作判文，即政府机构的判决书，也要求用骈体写作。此外，唐代朝廷应用的公文，如皇帝发布的制诰、臣僚上奏的章奏等，也多用骈体。
但骈体之文，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偏重于外在形式美的实用文体。魏晋之后，言必偶俪、辞藻华美的骈文已然发展起来，到了南北朝时期，对弄事用典、辞藻雕琢、声律骈对的一味重视与追求更使得文坛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而骈文呆板滞涩的毛病也日益影响作者意义的明白表述，对其进行改造革新已经是势在必行。唐代是个尚功利的时代，对骈文的散文化改造不仅是重实用的唐人的自然要求，也是骈文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事求是地说，初唐时期，骈文基本承袭六朝馀风，“散化”气息并不明显。文人们对骈文的革新或者如“初唐四杰”，在骈文中注入刚健的骨力，形成了六朝骈文少有的雄壮的气势，或者如魏徵，以切于叙事、平易流畅的语言一改六朝骈文靡丽软弱、堆砌滞塞的弊端。试看其《论时政疏》第四疏：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天下无二心，德礼行则远人斯格……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馀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142]
该文少见赘典浮辞，“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以及“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何哉？”等句子更让全文文气通畅、朴素自然。
盛唐时期，骈文的“散化”以张说、苏颋的馆阁骈文最具代表性，他们的文章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斫雕为朴，一洗六朝风气，上承汉魏，下接陆贽，堪称骈文改革的里程碑。我们不妨以张说的《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为例：
维皇六叶，于赫启圣。步玉斗，握金镜；地维续，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令。清庙九佑，尧门百庆。郊稷尊祖，择昌定命。德自我流，艺从我修。龟易八卦，龙书九畴。文含玉律，字吐金钩。鸣丝鹤舞，调箭猿愁。集贤榜殿，花萼名楼。神用外表，事行先兆。万目朝彻，千心暗晓。卿云烂漫，黄龙窈窕。游姑射，神人杳；登太山，天下小。飞祥定瑞，均灵踳类。鞮译穷天，琛维尽地。铄此金戟，铸为农器。匪直也然，探源索秘。轴止轮运，辰居星转。
得一神凝，吹万情辨。发敛潜合，晦明幽阐。阶蓂朝开，宫槐夜卷。正我长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贞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穷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远颂声焉。[143]
颂这种朝廷述作，涉及朝廷大体，讲究雍容得体、华贵庄重，遵守“言必偶俪、词不单设”的骈体格式并不为过。但张说却能灵活变通，自由发挥，不为骈体的规矩所拘。在句式上，“步玉斗，握金镜；地维续，天柱正”以及“游姑射，神人杳；登太山，天下小”等三字句的运用，调和了因四字句集中引起的呆滞，增加了起伏变化；在辞藻上，全文清新秀丽，没有繁缛堆砌之感，并且对偶工整；在声律上，整段文字五次换韵，音节更加流畅优美；在用典上，全文少用典故，并且多为常见典故，也给人以清新疏朗之感。
其《圣德颂》更为突出：
太古厥初，遗文阙矣。书祖二典，聿陈五教。唐虞之训，历代宗焉。孰同理而不休，奚同乱而克韪。皇唐之典也，道积四圣，时将百年。泽浸生人，自根流叶。孝和圣驾，嗣子幼冲。凶臣嬖女，蹙弱王室。人甚崩角之危，朝深缀旒之叹。赖天奖忠勇，大戮鲸鲵。尊文庙而安神，清帝宫而待圣。少主奉天命以至禅，皇上拒天命以固违。群公卿士胥进曰：“陛下孝弟之至，历数在躬。处储闱有让元子之德，居藩邸有辞太弟之高。六合欣戴，三灵允协。为天下君，其谁与让？”皇帝义不得已，曰：“吁，所忧之长也。”乃被帝服，陟元后。延群臣，见兆人。是日也，景云至；兹岁也，戎狄来。其尤祥极瑞，杂沓异类，盖玩狎而不记矣。上方谨庶务，览众则。履乾乾，怀冀翼。游道德之灵囿，从鸾鹭之珍禽。视天下所不见，听天下之所不闻。帝典皇纲，于斯备失。[144]
这篇文章本意在于颂美皇帝的宽容仁爱，勤于问政，但读来却不给人板滞厚重之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张说几乎打破了四六文的体制，而是根据语气和内容的变化需要自如地交替运用四字句、三字句、散言句，让读者读来流畅自然。皇甫持正在《谕业》中说：“燕公之文，如阇木楠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145]这句话用来评价张说的台阁之作，甚为确切。
苏颋的《故邢部尚书中山李公诗法记》亦是骈散结合：
呜呼，翰墨未燥，形神已离。举朝惊嗟之声，不崇朝而达于远矣。公文特称于世，每谓知音则寡，同气相求。逮观此词，何异补理！正在心而为咏，岂交臂而相失！曾未数刻，恨不回车击节而如旧也。抚膺一恸，不觉涕之涟洏。痛矣中山，长无山日。虽子期不听，存者可以绝弦；而相如有作，殁者竟传遗草。[146]
这是苏颋为李乂写的一篇悼文，“曾未数刻，恨不回车击节而如旧也。抚膺一恸，不觉涕之涟洏”。作者的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常常突破骈文偶对之局限，以散句的形式直抒胸臆，读者读来也自是感同身受，颇有触动了。
也正因为如此，南宋魏了翁在《唐文为一王法论》文中说：“天下之习沉溺浸渍之久，则其弊非一朝之可革……使文章之变，非燕、许诸人为之先，则一进韩愈岂能以一发挽千钧哉？”[147]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在《国学概论》第四章“文学之派别”中指出：“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苏许公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也不则于陆，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148]这些，都高度评价了张说、苏颋在骈体散化道路上的筚路蓝缕之功。
但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学者指出了张说、苏颋等人的不足。宋初诗人姚铉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骑省集三十卷”提要中云：“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149]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说：“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质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150]明人高步瀛认为：“燕、许以气格为主而风气一变。于是渐厌齐梁，而崇汉魏矣。然古文之体格未成，骈俪之宗风亦坠，虽见雅饬，殊乏情采。”[151]在他们眼中，燕、许之笔有所革新，但尚未完全脱离六朝骈文的桎梏，与韩愈、柳宗元之文相比，就更有差距了。
这种双重评价反映了初盛唐骈体公牍文在骈散之间的冲突与徘徊。“文体的规范和演变，既涉及内容，又涉及形式，同时跟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152]前文已经讲过，整个唐代“重文观念”非常突出，不仅如此，从唐高宗开始，历代皇帝还以制举的形式，提拔文学之士。如武则天开辞标文苑科、蓄文藻思科，唐玄宗开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制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153]张说、苏颋、张九龄等人也是因文学才华突出而成为政坛新贵的。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在撰拟公牍文时会不由自主地考虑皇帝与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惯势，这使得他们对骈体公牍文的散化改造是有限的、适可而止的。
另一方面，张说、苏颋、张九龄等人的遗文多是代作“王言”的制、敕，极少有自抒胸臆的言辞。这类文字历代用之烂熟，几乎成了定格旧套，很难再有新意，张说、苏颋等也常常跳不出前人范围。如《授张说中书令制》：
门下：咸有其德，委廊庙之元宰。知无不为，归掖垣之成务……燕国公张说含和育粹，特表人师。悬解精通，见期王佐。立言布文武之用，定策励忠公之典。才冠代而不有，功至大而若虚。[154]
这是命相之诏，应是苏颋精心力作，但今天读来，也不过是骈俪套语，浮华无实，与一般制敕无异。
换个角度来看，初盛唐时期纯粹的骈体公牍文则是名篇辈出。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一批骈文作家以实际行动开始了对华而不实的文风的改革。这个时期的骈文创作，“李峤、崔融、宋之问之文，皆如精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阎朝陷之文，如丽装靓女，燕歌赵舞，观者忘疲”[155]。而当我们吟诵起“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56]与“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157]等骈句时，千年之下，我们仍能感触到作者那颗激昂跳动的心。
所以，对于初盛唐的文人而言，对传统骈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尚未成为突出的问题，而在此期间，公牍文在体制上不断游走于骈散之间，以及文人之间对如何改造骈体公牍文争论不休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骈散之间的冲突与徘徊要到中唐之后，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伴随着经世致用、教民化世的实用主义文学思想占据文坛主导地位，才成为必须面对与迫切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风格上：华靡风格逐渐淡去清雅疏朗风格逐渐形成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158]，这个“浮艳”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初唐四杰”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其对初唐骈文总的文体特征的评价。
唐初文臣多隋代旧人，故所作制、诰、章、表仍沿用昔日通行之体。骈体奏议体现的也仍是六朝绮靡浮艳的文风。“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庾之旧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纶诰之言咸用俪偶。”[159]
如前文所述，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这种文风受到了唐朝历代君臣的批评。他们也从各个方面努力，试图改变这种华靡的文风。
这种变革始于魏徵。唐太宗时，魏徵先为谏议大夫，后进为宰相，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论时政疏》第二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160]
在这篇奏疏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全文主题突出，逻辑严密，语言的平易畅达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在初盛唐文人心中，这样的文章好则好矣，却不够美。相比之下，“初唐四杰”的优秀骈文和骈体公牍文更符合世人的审美观，前者如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而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161]
这篇文章绘章句，对仗精工，借登高之会感怀时事，慨叹身世，是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也因为这美轮美奂的遣词造句下讲述的是“青云之志”，所以该文虽然语言仍然华丽，声律依然严谨，对偶依旧频用，但文章的内在气质已由六朝的红香翠软的病态美改为高远激昂的壮阔美了。
后者如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162]
这篇檄文立论严正，先声夺人，将武则天置于被告席上，列数其罪，并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细细读来，此文虽然辞藻华美，但精彩的论述，铿锵的音调，特别是激昂的气势融汇在文中，在词采赡富中寓有一股灵活生动之气，有强烈的感染力。据《新唐书》所载，武则天初观此文时，还嬉笑自若，当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句时，惊问是谁写的，叹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可见这篇檄文煽动力之强了。
总的来看，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之所以流芳千古，关键是文中体现出了激昂壮阔的盛世精神。如果说在“初唐四杰”这儿，这种盛世精神的感受与体现更多地来源于天赋与个人命运的话，在号称“大手笔”的张说与苏颋那里，体现盛世的功德与恢宏已经成为自觉的创作意识。张说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说：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孰能与乎！……旌贤有通德之教，疾恶存署背之文。继轨前途，遇物成兴。理关刑政，咸归故事之台；义涉箴规，尽入名臣之奏。加以许与气类，交游豪杰，仕遘夷险，身更否泰。昔尝摄戎幽易，谪居邛嵩。亭阜漫漫，兴去国之悲；旗鼓汹汹，助从军之乐。时复江莺迁谷，陇雁出云，梦上京之台沼，想故山之风月。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金奏；天然壮丽，萃云霞于玉楼。当代名流，翕然崇尚。[163]
从这篇文章中可知，张说认为，身为朝臣写作的文章，在内容上，要“理关刑政”、“义涉箴规”、“旌贤”、“疾恶”，尽讽谏之责；在形式上，要“错综以润色”，“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语辞要精美；在风格上，则要达到“逸势标起，奇情新拔”以及“感激精微”、“天然壮丽”的效果，可见，张说推崇的是一种高华流丽与气势宏博两美兼具的风貌。试以其成名作《对词摽文苑科策》为例：
臣闻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时以设教，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夫人者，理得则气和，业安则心固，崇让则不竞，知耻则远刑。若强人之所不能，虽令不劝；禁人之所必犯，虽罚且违。故曰：政不欲烦，烦则数改；数改无定，人怀苟免之心；网不欲密，密则深文；深文多伤，下有非辜之惧。窃见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剥下为利，以附上为诚。综覆之司，考课专于刀笔；抚字之宰，职务具为簿书。陛下日昃虽勤，守宰风化多阙。臣以为将行美政，必先择人。失政谓之虐人，失人谓之伤政。拾人为政，虽勤何为？伏愿陛下进经术之士，退掊克之臣，崇简易之化，流恺悌之风，画一成歌，此适时之务也。慎贤而用，此经国之图也。[164]
这是张说针对“适时之务何先，经国之图何最”的问题做出的回答。该段文字议论精密，语言平适，极少运用典故，而他化骈文对句的同义对偶而为复义排比，使对句在气势的层叠中获得句意的推进，这就将气势的雄大与推进结合了起来，文章也就因而获得了磅礴的流动之势。清蔡世远云：“昌黎公未出以前，推燕公为巨手。未能去排偶之习，然典重矜贵，有两汉之风味，而无六朝之绮靡。”[165]这正是对张说公牍文风格在唐代骈体公牍文转变中地位的最好说明。
此外，张说与徐坚同为集贤学士，两人曾一一评点当时文坛的创作与文人之优劣，张说评曰：
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
又曰：
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166]
可见张说等人推崇的文章风格是既要华赡丰美、典重质实，又要济时致用，可登大雅之堂。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张九龄：“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之下”，“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167]《新唐书·文艺传》载：“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168]，都体现出了文风的转变。
在此背景下，在骈文乃至骈体公牍文领域，六朝华靡的文风渐渐淡去，清雅疏朗的风格逐渐形成：“燕、许……其文雍容华贵，与所处之时代，适相称。四杰承六朝之风，以流利相尚，燕、许处太平之世，以凝重见长，而后唐文始趋于博大昌明之域，作风时代之反映，不益信欤？”[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