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一段所传达的信息，其实无论是梅光迪的原信还是胡适的复述都很清楚，那就是梅光迪赞同来一场“文学革命”，这革命必须是从“民间文学”入手，必须提倡“俚俗文学”，而且梅光迪已经做好了迎接保守派“讪笑攻击”的准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梅光迪是完全有可能与胡适一起走到历史的前台，去提倡白话，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而非反对者的。那么，是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他由胡适的同道者变为反对者的呢？我们还是先看胡适的有关日记，再看梅光迪的相关回应。
在1916年4月5日日记中，胡适用大量篇幅，就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学革命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得出了“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的结论。显而易见，胡适是在为自己即将从事的白话诗试验从历史角度谋求支持。
该年4月13日，胡适第一次将《沁园春？誓诗》记入日记，其中有“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句子，俨然是一副拯救中国文学救世主的姿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首词，胡适竟然修改了五次，且每次都记入日记，对比一下他修改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初稿中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在第二次修改稿中还有，但后面三次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语必由衷，言须有物”，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其次，胡适的几次修改都似乎是在自我激励，强调“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可见当时他似乎还是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才要如此自己鼓励自己吧？
接下来，胡适日记中还有一些内容值得注意。在此，我们不仅关注这些内容本身与胡适后来的白话诗试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关注胡适将这些内容写入日记的原因，以及它们折射出的胡适内心的想法。
该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他认为是“活文学”的例子，主要摘取了一些元杂剧和话本小说的段落。
该年6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又为马君武感到遗憾，认为他“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过如此”一词以及为马君武遗憾的态度。如果一个人指责他人没有做好某事，那么他自己为了避免也受到他人的指责，则必定会倾全力于某事并务求其成功才是，从这个角度看，此时的胡适显然已经决心要为社会国家做一件大事了。
几十年后，胡适在其《胡适口述自传》中对这几个月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关于白话诗的问题有这样的评述：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不过，胡适尽管有了这样的想法，但还是需要一个契机来引发他的实际行动。就胡适与梅光迪而言，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很多意见还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看待文言上有所分歧。而不想1916年7月8日发生的一件小事竟然成了他们开始持续论争的导火索。事后看来，这件事甚至不值得当事人回忆，其促成胡适尝试写白话诗实属偶然。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确孕育有触发或成为历史事件的种子。
这一年的7月8日，胡适的几个好朋友任鸿隽、莎菲（陈衡哲）、梅光迪和杨铨等人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上划船游玩，突然黑云密布暴雨将至，他们急忙划向岸边，情急之中几乎将船弄翻，最终还是被雨水淋得狼狈不堪。事后任鸿隽就写了一首题为《泛湖即事》的小诗并寄给胡适请求批评。胡适看了这首四言古诗后大为不满，认为诗中所使用的一些句子如“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等都是一些陈腐的表述，是“三千年前之死语”，所以回信指责任氏，说他写得不好。任鸿隽不服遂与胡适展开辩论。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就不了了之了。然而，两人的辩论引起了梅光迪的兴趣，他当即加入论争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任鸿隽一边，很快他写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反驳胡适。于是，20世纪文学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好友之间的论争正式拉开帷幕。此时胡适与梅光迪两人或许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往来书信，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料，而白话诗的创作也将随着他们论争的不断深入而最终由胡适付诸实施。当胡适冠以“尝试”之名的白话诗集问世后，他们两人其实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成功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就梅光迪此封信的主张而言，应该强调的有两点：第一，梅光迪是赞同文学革命的，只是责怪胡适“言之过激”；其次，梅光迪认为胡适把改革文字看得过于容易了，文字改革远非将古代文字看做死文字，将白话俗语看做活文字那样简单，因为文字是世间最保守的事物，对其进行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何况胡适要改革的还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更有特殊的要求。对于梅光迪的信，胡适毫不掩饰其不满，从收入《梅光迪文集》的此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很多的眉批，其意见十分尖锐，与梅光迪的对立极其鲜明且不可调和。此外，胡适还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句的白话诗来嘲笑梅光迪，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后者的不满，使论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多少令胡适感到有些灰心的是，他的主张在他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只有莎菲一人表示支持，并用创作白话小说的方式给予胡适最大的支援。胡适在留学生朋友那里得不到支持，自然转而在国内谋求同道，于是他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新青年》就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了。
而与梅光迪之间的每一次论争也刺激和激励着胡适，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尝试成功，用事实来回击对方。且看梅光迪信中的一些多少有些意气用事的表述以及不够冷静的嘲讽之语，读者可以据此揣度胡适看到这些话后的反应：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做作文”。迪颇不以为然。……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鄙意“诗之文字”问题，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至今实无讨论之余地。然足下欲翻此案，驾诗界革命第一大家Wordworth而上之（因此老欲翻案而未成功）。迪方惊骇不知所措，又何从赞一词。
读来书，甚喜足下之辩才，惟足下亦恐犯“无的放矢”之病耳。弟虽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以深知我如足下乃误会如是，殊可浩叹。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忝于知交之列，故不辞厌烦再披愚忠，此为最后忠告。
读致叔永书，知足下疑我欲与足下绝，甚以为异。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为“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耳。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此处引文见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5—542页。
再看胡适日记中有关文字，但日期不一定逐一对应：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
我最恨“耳食”之谈，故于觐庄来书论“新潮流”之语痛加攻击。
觐庄有长书来挑战，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觐庄闻吾病，曰，“莫不气病了？”此处引文见
从一开始针对对方观点反驳的直言不讳，到最后大肆攻击乃至嘲讽，梅胡二人在白话诗问题上针锋相对，双方毫不退让，多年友情因此几乎破裂。我们这些后人在为他们如此伤害情感之辩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们为捍卫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和事业而不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在胡适看来，既然梅光迪等人集中攻击白话可以入诗的观点，既然双方的立场最后已绝无调和的可能，那么再争论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最该做的是抓紧试验，用成功来让对方的观点不攻自破。所以在1916年8月4日，胡适这样回答任叔永：“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之后数月，胡适果然集中精力创作白话诗，其中包括一些打油诗。至于水平如何，文学史早有定论。我们所知道的是，胡适自己的白话诗虽然不能算写得成功，白话新诗至今也许也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成功，但他所开启的白话诗运动——仅仅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而言，确实是成功了。至于由此引发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更是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这一点上说胡适是成功者，毫无问题。至于站在胡适对立面的以梅光迪为首的一些胡适留美的朋友，也不好简单地称他们是失败者。其实，正是他们不断的而且是有很高水准的反对意见，才迫使胡适以“逼上梁山”的勇气和毅力深入思考白话如何取代文言之问题并坚持“尝试”写“白话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梅光迪等人就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他们的很多反对意见不仅在当时确实击中了胡适的要害，即便在今天看，也还是很有价值。只是历史老人让胡适站在了引领时代和社会潮流前进的方向，而梅光迪等则沦为了逆流而动者。但我们已经看到在他们最终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时，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因素可能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点滴小事以及他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细枝末节。时过境迁之后，看看影响他们当年立场的那些生活细节，读者也许会对当年的那场论争有新的感悟吧。
最后，有两点还需一说。其一，就胡适而言，这极为重要的一年他确实极为忙碌，这既值得赞美，也令人惋惜。他到哈佛这一年，精力超群，学业之外，又积极参与了很多学生社团活动与社区活动，还一边思考白话诗问题一边拼命作诗。此外，其交往颇多，书信往来更是惊人。据胡适日记统计，1915年9月至1916年9月一年间，他收到来信999封，写信874封，无怪乎他要发出“甚矣，无谓酬应之多也”的感慨了。而且，在促成其尝试写白话诗的过程中，如果说梅光迪是从反对角度刺激了他，则陈衡哲、韦莲司等人的鼓励就给了他正面动力，而任叔永（任鸿隽）等人后来偶尔写写白话诗，也让胡适感到欣慰。所以胡适说自己是孤身一人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自然，我们这里主要考察的是胡适与梅光迪的交往，所以没有对这些情况多加讨论。
其二，就梅光迪而言，如果不是他性格的过于好强和极端自负，他本来是有可能站在胡适一边，成为鼓吹白话之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的，如此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也将完全不同。那么，是否是因为胡适已经早于他自己提出了“文学革命”和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主张，使得一向不甘人后的梅光迪既然不能做提倡白话的第一人，索性就做了反对的第一人？加之胡适的不断反驳，才使梅光迪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当时是胡适写了一首文言诗，梅光迪是否会转过来加以嘲讽，从而使得他们的立场来一个对换？
笔者思考了很久，也许这种情况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早在1915年之前，胡适的思想立场就已确立，特别是在受到杜威的哲学思想影响后，他已经不可能再接受保守的观念了。美国学者周明之注意到，胡适曾多次引用著名新闻记者黄远庸一段写于1915年的有关“提倡新文学”的论述。彼时黄远庸在美国的旧金山，胡适可能在当时就已知晓此人的观点。参看[美］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75—176页。但梅光迪倒真的是有与胡适一起提倡文学革命之可能性的，可惜他自己的性格使他宁愿走向反面。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