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把“学统”理解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系统，这个系统曾经在20世纪被人为中断和妖魔化了，如今正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至于“道统”，一般理解为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在这里我们借用它来指整个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系统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同的价值系统。毋庸置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悠久的文化传统，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中国文人群体近年来逐渐丧失了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更不要说发出有独特风格特色的声音了。当代文学的媚俗现象日益严重，文人正常和健康的门派传承关系受到来自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强大干涉和扭曲。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在一味强调反传统的同时，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是否也被一并破坏了？笔者认为，文人之健康门派传承关系的被忽略或者被异化，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人门派传承的演变及其在今天的特点和意义，呼唤建设新型的师生关系和师承与同门关系，必将有利于催生更多的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最终有利于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民国时期大学中的例子，看看当时的文人是如何尊师重教的。那是1938年，大半个中国已经陷于日军的铁蹄践踏之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在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历经艰辛，短短数年竟成为当时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并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梅光迪彼时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又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均有生动详尽的记录。此处要说的是他对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柳诒徵的印象。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Kaoshih），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此处及以下梅氏引文均出自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有关书信部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在避难途中，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对于这次讲学，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宜山会语？引端》）可见他把对学生的爱国教育，贯穿在了这些讲座之中。其实，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
马一浮离开浙江西行，本属无可奈何之举，因为他本来是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讲学的地方。于是，1938年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其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迪生及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与当年3月29日来到浙大。从1938年的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此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讲学的详细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给他的优厚待遇，梅光迪在其书信中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生活上也极力优待，尽管是在战争时期。例如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就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字里行间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在介绍了浙江大学给予马一浮的高规格接待后，梅光迪如此评价马一浮：“他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典型，同时又明了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其中很多他都不赞成。我们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评价由于是来自梅光迪写给家人的书信，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也许是觉得浙江大学在战时能够拥有马一浮这样的大师的确难得，梅光迪多少有些得意地写道：“他的到来使我们倍感荣幸，他的到来表明他认为我们值得他的相伴，由于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这完全是艰难时刻的万幸。这也会让其他大学嫉妒我们，因为他们即使努力过，也没有请到他。”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做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的时候，必须有一壶茶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他还专门为马一浮准备了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定（在今天这些规定依然值得我们借鉴）。这些规定是：当马一浮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听众不得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会被立刻赶出教室；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起，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后，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遵守了。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至于，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入迷，我就不知道。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马一浮老先生倘若健在，又会说些什么呢？
当然，梅光迪会如此推崇马一浮，也和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有关，其他不说，就对儒家的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他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恻，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