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这个词如此多地被使用、被定义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它已然成为文学言论中含混不清的一个概念；比起这个专业术语，人们通常更愿意用隐喻的手法来指称所谓文中有文的现象，诸如：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或者就是对话。但互文性这个词的好处在于，由于它是一个中性词，所以它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诚然，文学是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中写成，但更是在它同自己、同自己的历史的关系中写成的。文学的历史是文学作品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一段悠远历程。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它自己的源头（即其个性），那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家族的一员。而它又多多少少反映了这一存在。文学大家族如同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茎并不单一，而是旁支错节，纵横蔓延。因此无法画出清晰体现诸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图：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的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从萨莫瓦约的描述来分析，互文性是一个中性词，其囊括了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交错、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互相指涉与彼此依赖的意义关系。
文本是由文字记录意义的物质话语表达式。的确，从人类使用文字交流思想与表达感情以来，从人类使用文字叙述历史与记录文化以来，一部文本及其所负载的意义不可能是绝对不与其他文本及其意义发生交往关系的孤立文本，同时，也不可能是不与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生交往关系的封闭语意系统。在两部以上文本的语义系统之间，相关的文本总是存在着互相交往的语义逻辑关系，有着相互的接受与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互文性。
《早期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讨论“经典系统：和而不同”的原则时，曾涉及到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多部重要经典文本的互文性问题：“较之于其他的学派，经典对于儒家的意义是异乎寻常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者以六艺为法’，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都强调儒家与经典的密切关系。就早期儒家而言，所谓的经典，主要就是指司马谈和班固所说的‘六艺’，即《诗》、《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六经’。对于汉代人来说，‘五经’或者‘六经’‘六艺’是作为一个概成的概念接受下来的，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普遍的对这些经典意义的认识。但这其实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之物。如果我们把目光追溯到先秦，会发现‘六经’系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并且，这个概念的出现并不只是几部书简单的相加或者拼凑，而是一个诠释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诠释的过程中，每部经典分别被赋予某些特殊的意义，然后与其他经典连接为一个意义的整体。”王博著.早期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的几个问题.见于《文献及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的关系》［台湾］叶国良编，台湾乐学书局中华民国92年版，第33页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两部文本在“强调儒家与经典的密切关系”时，本身也与儒家及其“六经”文本之间建立了我中有你的互文性关系；实际上，儒家的六部经典在历代的诠释过程中，“每部经典分别被赋予某些特殊的意义，然后与其他经典连接为一个意义的整体”，从而形成“六经”文本诠释系统中的互文性，经、传、注、笺、疏与正义之间的意义关系本身就是中国古典诠释学上的互文关系。按：经、伟、注、笺、疏与正义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历代注经家在对“六经”文本进行诠释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汉代古文经学家力图追寻“六经”文本的原初意义，主张“注不驳经，疏不驳注”，其必然导致“六经”文本原初意义在自己注释中的延伸，宋代注经家崇尚好以已意改“六经”之风，形成对“六经”文本的过度诠释；其实每一个朝代的注经家——经典诠释者都无可回避地把“六经”文本的部分原初意义在诠释中延伸到自己的时代及其注释文体中，并且也无可回避地驻足于自己生存的时代及其文化背景，把自己的先见与前理解附会到对“六经”文本原初意义的诠释及其注释文体中。因此一部中国古典经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诠释学建构互文关系的发展史。
从下定义的角度来看，互文性是指涉多部相关文本及其语义系统之间意义的交叉性或交互性，如克里丝蒂娃所说的“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及“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互文性标志着多部相关文本之间存在着互相接受与互相影响、互相开放与互相整合的语义系统，因此在这个语义系统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义交往关系。再如《庄子·天运篇》在文本中载录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与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的对话：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48页
在这里“六经”是“已有”的文本，《庄子》是“现有”的文本，《庄子》在自身文本的构成中把儒家“六经”作为意义的接受纳入自己的语义系统；实际上，《庄子·天下篇》也对儒家“六经”进行了价值判断性的诠释：“《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第84页这种诠释行动把《庄子》与“六经”之间的意义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中有你与你中有我的互文性，即两种以上文本意义之间的相互指涉性。需要指明的是，《庄子·天下篇》本身也把儒家的“六经”定义为“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的“百家之学”，认为“六经”在影响上并非是受限于儒家思想系统自身的纯粹文本；同时《庄子》把孔子与老子的对话载录于文本时，铸就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两位代表人物交互在一个文本中的互文性，最终在诠释与对话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在我们理解了互文性的现代理论内涵后，不难发现《庄子》是一部存在着互文性的开放文本。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互文性的视角研究《庄子》及其与相关文本所发生的意义关系，对从事作为国别文论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示性。对互文性的理论内涵之把握，可以使国别文论研究者从《庄子》的文本中看视到儒家“六经”及其价值评判的意义踪迹，从《庄子》的文本中看视到孔子与老子对话的意义踪迹，从而使中国古代批评研究者的视域进一步通透与敞亮起来。但说到底，这种通透与敞亮的研究视域还是受限于汉语语境下对两部以上相关汉语文本之间意义关系的透视与评价。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比较视域所指向的互文性是更为开放的必须包含四个跨越的互文性，这种含有四个跨越的互文性在研究的视域上把比较诗学研究与国别文论研究界分开来。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内汉语学术语境下，“intertextuality”也被翻译为“文本间性”。在汉语字面上，这个概念的译入强调了“inter”和“-ity”在翻译旅行中的意义组合，因此产生了“间性”这个汉语概念，但是，“间性”这个汉语概念很难被直接还原到英文语境中找到与其相匹配的原初术语，因为在英语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人使用“interity”这个术语，所以如果不对“文本间性”、“间性”、“互文性”和“互文”等概念作跨语言与跨文化的概念还原和清理，使用者直接从汉语字面上提取意义，很容易在比较诗学的具体研究中产生误读与误用。格雷厄姆·艾伦在《互文性》一书中曾介绍与使用过六种相关的概念：text（文本）、textual（文本的）、textuality（文本性）、intertext（互文、互文本）、intertextual（互文的）与intertextuality（互文性），实际上，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可以在字面上被直接翻译为“文本间性”，尤其是“间性”。
从汉语概念字面上来分析，“文本间性”是指涉两种以上具有互涉意义文本之间的关系性质，其学理内涵就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汉语比较诗学研究界，也有学者使用“间性文本”这一概念，“间性文本”是指涉两种以上具有互涉意义关系性质的文本，相当于“互文”或“互文本”——“intertext”，这是一个指称具体文本的具象概念；“间性”是指涉两种以上具有互涉意义之间的关系性质，这个汉语概念无法直接还原到艾伦在《互文性》一书中使用的六种相关英语概念中，“间性”更多的是汉语比较诗学研究者，在译介的跨文化语境下依据汉语“间”的意义所整合出的一个贴合于汉语文化思维的归化翻译概念。在《说文解字注》中，许慎释义曰：“间，隙也，从门月”，［东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臧版，第589页
段玉裁注：
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间。间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皆曰间。其为有两有中一也。
［东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臧版，第589页
其实，段玉裁的注释恰如其分地吻合于“间性”及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有两边”是指中外文论各为一边，“有中者”是指中外诗学两边中间的关系，“有两边有中者”的关系，就是比较视域的研究客体——中外诗学两边之中间的关系，在汉语学术界具体的中外诗学与中外文化的研究中，“间性”这个概念在意义上就是指涉“关系”——“relations”。因此，港台学者也把“intertextuality”翻译为文本际性，同时，也把“间性”称之为“际性”，因为“间”与“际”可以互训。需要说明的是，互文性等与文本间性等概念会在这部教材的不同章节中作为同义术语先后使用。
在跨文化的译入、旅行与使用中，学术概念有着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约定俗成性，从比较诗学译介学的视角考察，“intertextuality”等六个英文概念是在印欧原初语境下所使用的源语概念，“互文性”与“文本间性”等是在汉语语境下所使用的目的语概念，即译入语概念。译入语概念在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的译介中又可以被区分为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两种方法。
首先，归化翻译注重体现译入语表述的优势，使译文符合于译入语文化的规范与思维习惯，“文本间性”这一概念的译入就是在尊重汉语文化规范的条件下所译出的概念；如保留“文本”这样一个在汉语学术界使用的习惯，在汉语的思维中对“inter”和“-ity”进行意义的组合，重新构成一个贴合于汉语语境且易于理解的概念——“间性”，使之作为“文本”的定语，而构成“间性文本”。这个概念的翻译对汉语文化的思维习惯与语言表述特色有着趋同性与归化性，因此称之为归化翻译。
其次，异化翻译注重保留源语及其文化的思维习惯与表述特色，译者有意识地对译文作陌生化处理，使译文在表述的字面上呈现出源语的思维习惯与文化特色；如上述我们对“互文性”翻译的分析。在汉语学术语境下，“互文性”保留着相当的源语特色，因此这个概念在汉语语境下的使用，有着陌生化的外来语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