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汉语比较诗学界把“intertextuality”等六个英文概念翻译为互文性等还是翻译为文本间性等，都是指涉在四个跨越条件下中外诗学两边之中间的意义关系，因此中外诗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或文本间性就是比较视域所指向的研究客体，同时，互文性或文本间性也构成了比较视域的内涵，所以比较视域也是间性视域。因此，比较视域的互文性是指在四个跨越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文本间性。从这一条学理要求来看，钱钟书的《通感》、《诗可以怨》、《中国诗与中国画》与《读〈拉奥孔〉》四篇是比较诗学研究方向下含有互文性的典范研究文章。按：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从该篇论文命题的字面上看是对中国诗与中国画进行跨学科的汇通性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似乎是没有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但是钱钟书在这篇文章的具体研究中，把西方诗学及西方画论的思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带入，以此照亮他本人对中国诗学与中国画之间互文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在西方诗学、西方画论与中国诗与中国画之间又建构起诗学的互文性。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地道的比较诗学研究典范。需要说明的是，一篇文章能否在学理上归入比较诗学研究，往往不在于从选题上来完成判断，更多地要考查研究主体是否以一种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视域在具体的研究中来追问中外诗学的互文性，《能感》、《诗可以怨》与《读〈接奥孔〉》这三篇文章也是如此。
三、比较视域与互文性的扩大化理解
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文本及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进行扩大化理解，如互文、互文性或间性文本、文本间性等。上述我们曾指明文本是由文字记录意义的物质话语表达式，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日本、韩语等东亚语境下，文本首先都是指称一部具体的形而下的纸介读本。比较诗学研究也可以把文本进行扩大化理解，把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运动看视为一部相对独立的文本，如中国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运动；把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理论思潮看视为一部相对独立的文本，如20世纪下半期在西方崛起并曾经影响中国诗学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殖民批评思潮与女性主义批评思潮等；比较诗学研究还可以把中华民族文化、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与日尔曼民族文化等看视为各自相对独立的文本，也可以把基督教文化系统、佛教文化系统与伊斯兰教文化系统等看视为各自相对独立的文本。克莉斯蒂娃在《结构语言学》一文中，把文本及对文本之间关系的阐释看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样一种方法中所定义的语言学把其所研究的客体——文本认定为是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借助于前后一致的精心阐释和详尽的描述得以理解，或者换言说，这个过程能够通过描述来发现语言的系统。但是，这个过程是由各种结合中的多种元素所组成，或由独立的关系所组成，语言学的惟一目的就是描述这些关系。”［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结构语言学（JuliaKristeva，“StructuralLinguistics”），见于［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语言：未知数，语言学入门》（JuliaKristeva，Language：TheUnknown，AnInitiationintoLinguistics，TranslatedbyAnneMMenk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9，p233）
由于国际学术界把文本的具体概念在实际的学术操作中进行扩大化理解，因此互文、互文性或间性文本、文本间性等一系列概念也相应地从两部具体的文本之间的意义关系中扩大化出来，比较视域的互文性能够在中外两种文学运动这样两个大文本之间建立研究的互文关系，在中华民族文化与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两部大文本之间建立研究的间性关系等。最终，互文性也被赋予一种超出两部纸介文本之间意义关系的扩大化理解，比较诗学研究者甚至可以把比较视域追寻的互文性定位在中西文化这两部大文本之间，以透视双方诗学的间性关系。互文性的扩大化理解也为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营构了更为宽广且有益的比较视域。
克里丝蒂娃在《封闭的文本》一文中也指出历史与社会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本的概念决定了一种符号学的程序，通过把这种文本作为互文性来研究的方法，这一符号学把互文性看作为在社会与历史（的文本）中的文本。一种文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视域的聚合，在这里认识的合理性把叙述的交往理解为一种整体（文本），同时把整体的插入理解为历史的与社会的文本。［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封闭的文本（JuliaKristeva，“TheBoundedtext”），见于［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语言中的欲望：一种走向文学与艺术的符号学》（JuliaKristeva，DesireinLanguage：ASemioticApproachtoLiteratureandArt，TranslatedbyThomasGora，AliceJardine，andLeonSRoudiez，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0，p37）
任何一种具体的文本都必定是交互在社会与历史这样的大文本中生成的，因此，社会与历史这样的大文本又是比较诗学研究者从事中外诗学研究的思考背景。在具体的比较诗学研究中，一些学者把自己的研究视域置放在中外诗学两部具体的文本之间，以追寻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如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比较研究，而大多数比较诗学研究者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研究视域投放在扩大化的文本概念与扩大化的互文概念中，对中外诗学进行汇通性研究。
郁龙余的《中印味论诗学源流》一文，把中印诗学源流上各自关于“味”的诗学思想作为相对独立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把研究的比较视域置放在两者的间性关系上。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日本浪漫主义》一文中，王向远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看视为各自相对独立的文本，因此把研究的比较视域置放在双方的互文性上。余虹的《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一文把研究的比较视域架设在中西传统诗学这两个大文本之间，以追问中西传统诗学“入思方式”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在《20世纪大陆文学评论与西方解构思维的撞击》一文中，郑敏把20世纪大陆文学评论与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作为两个具有间性关系的文本，分析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对东方当时大陆文学评论的撞击。姜燕的《儒家美学思想对韩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文把儒家美学思想与韩国当代文学看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本，在两者之间追问影响与接受的互文性。在《“神授天书”与“不立文字”：佛教及道教的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文中按：从葛兆光这篇文章的命题与研究视域上来考查，虽然文章在主旨上是回答与解决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理论问题，并且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但是佛教作为从印度传入汉语本土的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诗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这篇文章是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视域下完成其思考与写作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把一篇文章带入比较诗学的学科领域
来定位，其不在于这篇文章的命题及内容是否启用“比较”或“比较诗学”这两个概念，而在于研究主体的视域是否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语境下所展开，在诗学的思考与讨论中把中西与古今汇通起来。
，葛兆光在讨论“神授天书”与“不立文字”的诗学问题时，把自己的研究视域透过语言传统，维系在佛教、道教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之间。
上述论文的选题都具有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性，从这些论文的选题及研究视域上来分析，作者都是把大于一部具体文本的中外诗学现象作为思考的对象，并且以此追寻双方之间扩大化的互文关系。这种扩大化的互文性也就是比较视域的研究客体，不同于国别文论研究的是，这种扩大化的互文性也呈现出比较视域在中外诗学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广度与深度。
当澄明了互文性是比较视域研究的客体后，我们必须递进一步给比较诗学的学科研究范围划界，把比较视域的研究客体规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导致比较诗学像比较文学那样，由于研究客体的过于宽泛而表现出学科边界的泛化问题，结果出现“比较诗学是个筐，乱七入槽往里装”的现象。
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进入比较视域的互文性无论是设定在中外诗学两部具体的文本之间，还是设定在中外诗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诸种扩大化的文本之间，我们主张把中外诗学的互文性规限在两个层面理论的互文性上，即建立在中外诗学关系上的互文性、建立在中外诗学与其它相关学科关系上的互文性。从上述文章的选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印味论诗学源流》、《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日本浪漫主义》和《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三篇文章都是把研究的比较视域置放在中外诗学的间性关系上的，而《20世纪大陆文学评论与西方解构思维的撞击》、《儒家美学思想对韩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与《“神授天书”与“不立文字”：佛教及道教的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这三篇文章则是把研究的比较视域从中外诗学跨向了哲学研究、美学研究与宗教研究三个相关的学科，这种跨学科研究也是在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下所成立的，并且比较诗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借助其他相关学科来照亮自己，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解决相关学科的问题，最终是为了回答与解决诗学的问题。格雷厄姆·艾伦在《互文性》一书中以反讽的语态来陈述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与研究的比较方法：
文学作品不仅被认为是意义的载体，也被认为是大量关系可能被整合的一个空间。词与句子的位置被意义的多种可能性所遮蔽，现在，文学作品只能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来理解，当读者从作品的外在结构深入诸种关系时，这一行为带着其他作品与其他语言的结构支配了这些关系。由于我们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关系的替换讨论的很少，并且对在意义的系统中作品与符号之关系位置的记录讨论的很少，也许在这里，比较是一个错误的字眼。［美］格雷厄姆·艾伦互文性（GrahamAllen，Intertextuality，RoutledgePress，2000，p12）
这的确是一个反讽的表述姿态，只要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互文关系，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只能使用比较的方法，所以“比较”在这里不是一个错误的字眼，恰恰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研究方法，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诗学研究主体在研究中所秉有的视域——比较视域。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给比较视域下一个定义，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对中外诗学其及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所秉有的一种眼光，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是，比较视域决定了比较诗学在学科上的成立以研究主体定位，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作为自觉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为自己的研究客体，追问包容在两种互文性之间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从而使比较诗学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中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外诗学的诸种理论问题。
比较诗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一如威利·凡毕尔在《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成份》一文中所宣称的：“从这个层次来看，东西文学理论的比较便成了支持共通性主张的一个有趣的试例。”［德］威利·凡毕尔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成份（WillevenPeer，“UniversalsinLiteraryTheory”），见于［台湾］张汉良东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Han-lingChang，ConceptsofLiteraryTheory：EastandWest，CLAROCandNationalTaiwanUniversityincooperationwithRookmanBooks，Ltd1993p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