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本书稿快要写完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了又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消息：以《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第二代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2004年11月9日被发现开枪自杀，得年36岁。她被美国洛杉矶时报称赞为“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模范”。她在自杀前留给家人的纸条中写道：“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IRISCHANG是一个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籍女孩子。她的父母上世纪60年代从台湾迁移到美国中西部，她自己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美国公民。她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可是她不能阅读和书写中文。因为对于她来说，英语才是她的母语。纯如，语出自《论语八佾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纯如，纯然一个中国女孩子的名字，在美国她与“东方小巨人”姚明、著名钢琴家郎朗被誉为当下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裔青年。她的自杀身亡，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震撼，各种媒体11日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与她有多年交往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发言人丁元表示，张纯如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她在主流社会中树立了华裔的良好形象，很多华裔青年也都把她看成是学习的好榜样。我从照片上看到过她的形象：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眼眸明亮慧黠，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让人难以想象，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关注着人类最黑暗的角落，她点亮了自己试图照亮的人类的黑暗历史，却燃烧掉了自己，恰似人类悲惨和血腥的长夜中短暂划过的流星，一阵耀眼的辉煌过后消失在黑夜之中，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让我们牢记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过的如此的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我们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联。你说，这该让我们是悲哀还是自豪呢？
张纯如无疑是华人世界的一个神话，也是美国华裔青年的一个神话，更是华裔女作家的一个神话，只是这神话因了张纯如的自杀而终于终结，让人感到无比的遗憾。这样的遗憾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现在当我写完了本书最后一章后，终于如释重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不过，假如事先真的能够知道我所探讨的话题会如此令人紧张，也许我会放弃，虽然我不是一个对什么都轻易放弃的人。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诗人自杀之谜，大概上个世纪末就形成了提纲，因为去南京大学访学，这项研究被搁置了下来，但对此话题的兴趣依然还在。2002年8月在南京第7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我将自己对诗人自杀之谜的研究设想和写作计划告之正在以新的面貌崛起于国内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从南京回来后，我便重拾被搁置了3年多的话题进行研究，翌年冬天进入写作。意想不到的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竟非常投入，以至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当作与死亡搏杀的诗人，死亡的冲动和自杀的意念竟不止一次的在我脑海中涌动，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和紧张，我不得不常常终止写作，从中跳出来进行理性的审视。就这样断断续续，再加上不断有其它一些事情的干扰，这本书的写作竟用去一年半的时间。
本书的写作尝试运用了一种新的形式，一种试图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之间融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学院派那里可能属于另类写法。不过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种方式的表达，假如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和认可，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读者并不仅仅只看形式的更新，更主要的是看内容的价值。本书对诗人自杀这一现象的讨论，并不是为了猎奇，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让读者在透视这一文学现象时能够正视死亡，善待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我承认我在描述和诠释的过程中融进了自己强烈的感受，它是真诚的，我相信在理性的观照下它也是健康的。在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以后探讨诗人自杀这一文学现象，探讨人的生死，这在我并不是为了赶什么时髦，更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功名利禄，而是对生命有所悟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孔子说五十知天命，这是他的自我总结，似乎也是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普遍概括，表明了他的大智慧。大凡勤于思考的人，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都会对“天命”有所悟。托尔斯泰晚年也曾这样回忆：
“50岁以前，我以为人从生到死的那种生命，便是人的全部生命，因此，这个总要死亡的生命的幸福，就是人的唯一的目的，我一直带着这种思想生活着，并且努力寻求这种幸福，但是，当我照此生活下去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这种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将来也永不存在……”（《基督教教义·前言》1897）
中国2500多年前的先哲在50岁上知天命和19世纪末的大师在50岁时认识到肉体生命幸福的虚假，可谓殊途同归。看来这是人生的规律。我在50岁上对诗人自杀之谜，对生命之谜的思索自然不是心血来潮。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是用“心”思考的，是用“心”写作的，我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本书中，这本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钱林森先生为本书作序，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钱先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和激情的人，他的事业心令人敬畏，对后学又总是倾注满腔的热忱予以扶持。多年来，钱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学术研究的进展，并时常予以指导和帮助，因了他的为人的高风亮节和为文的严谨厚实，我一直不敢懈怠，我非常庆幸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有这样一位良师和恩师。我也非常庆幸自己能够结识比较文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孟召毅、王晓平、陈建华、卫茂平、汪介之、方汉文等。虽然我原来并不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也缺乏搞比较文学的天赋，近几年虽然写了一点与比较文学沾点边的东西，也只是门外谈文。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用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思考文学的问题，也许今后我会一直这样做。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富有远见卓识而又才华出众的编审哈若慧女士对本书倾注的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令人难忘，没有她的努力，本书的出版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学术和出版界都感到惶惑的时代。
150多年前，雨果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思索时，我是诗人是神灵”。当我思索诗人自杀之谜的时候，我也感到了自己就是诗人和神灵，因此我沉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思索里却觉得很安然，生命之舟在经历了惊涛骇浪的冲刷和颠覆后终于驶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一切似乎都大彻大悟。这是否也创造了一个什么神话呢？一个当代神话？一个终究要破灭的神话？现在当我不再思索诗人自杀这个危险的话题时，我要告诫读者的是不要相信什么神话，也不要相信什么神灵，热爱诗人、热爱生活吧，生命如夏花一样灿烂，活着是美好的！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热情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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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6日于南通望江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