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五，给妹妹打越洋电话，想知道父母及弟妹们春节过得怎样。
妹妹“汇报”说，父亲带着部分家人，从城里回了老家，给爷爷奶奶等去世的先人上坟。在烧纸、放鞭之后，父亲指着坟头一棵高大、茂盛的柏树树干，说：“你们看，这棵树险些被人锯走了。”锯痕深深，啃入家人的心里。
说来也算奇巧。前不久，父亲不知怎的，觉得不安，便回到近百里外的村里，到爷爷奶奶的坟头看一眼。走到村外的坟地，一眼就看见邻村一位乡亲正在锯我家祖坟上的树。
原来，这位乡亲开了一家木器作坊，为了节省买木头的开支，便四处偷锯别人成材的树，连祖坟上的树也不放过。
那棵柏树，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奶奶去世快20年了，柏树长得极壮，柏籽稠密、饱满。按中国民间的说法，这是大吉。“籽”、“子”同音，中国的老百姓在骨子深处，把这看作是家族繁衍、兴旺的征兆。
而祖坟，通常是一个家族心中最重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动不得的。在传统伦理观念还不曾被扫荡的旧时代，破人祖坟、伐其树木，不仅会引起械斗，还可能结下世仇。
可是，这位乡邻，为了不值几块钱的一棵坟头之树，为什么竟然置这个信奉了千百年的民间禁忌于不顾呢？那个淳朴、自然、夜不闭户的乡村，真的已经消失得无踪了吗？
洋装虽然在身，英语虽然在口，但我深知，我并没有走出那个如今衰败不堪、只剩下几十口老弱病残的村子。那里仍然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一小块地方。在一棵险些被偷偷锯走的柏树下，覆盖着一堆厚厚的、温润的黑土，我爷爷奶奶的白骨已安息多年。
爷爷教导我：要走出乡村，要扶助弟妹。
小时候，奶奶和另一位老妇人一起到村外割草。我放学后去接奶奶，帮她将茅草挑回家。她一定要我先帮那位老婆婆挑到半路，再返回去，挑奶奶的那一担。如此轮换几趟，才将两担茅草挑回家去。
放下越洋电话，我说不出话来。锯树的乡亲，是我最好的一位中学朋友的叔叔。我是否应该再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给这位朋友说一说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犹豫着。
旧时的中国，有春秋二祭的习俗，春在清明，秋在中元。三炷香、两刀纸，跪地三磕头，做没做过亏心事，地下的先人都知道。
那根锯子，锯痛了我内心深处最传统、最中国的一根枝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