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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村庄，我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说，它既是我远走天涯的驱动力，也是我万里牵挂的磁场中心。它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祖辈至少两代人的埋骨之乡。从我少不更事，到长大成人，村庄成为我人生伸手可触的教科书，让我从骨子里了解、体会中国农民的命运，对他们怀着无言的悲悯之心。凭着我一点点言说的才能，说出他们的苦楚和梦想，是我永恒的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比许多同龄的、来自乡村的写作者，对于土地有着更深一层的关注，对于完全依靠土地为生的人怀着更浓一点的亲切感，虽然我已远渡重洋，在“英语里”定居。我对故乡的每一次回眸，都要越过两万里的浩瀚波涛。
有一年夏天，我回到第二故乡成都，同为湖北乡村背景读书人的龚明德兄曾说：你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我认可他的评价，并不认为这里面含有什么贬义。确实，散布在周围的村庄里，与我有着或浓或淡血缘关系的那些亲戚们，在我心里，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亲的感觉。我知道，他们互相攀扯、互相帮衬，走过了赤贫而恐惧的岁月。他们是在泥土下面，将根纠结、缠绕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我，如果不是好运的一两次特别眷顾，我与他们的这种纠结与缠绕，或许更深。
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作家写城市系列节目中，看到了成都作家邓贤谈成都的节目，有一句话令我非常震动：当他问青城山的女道长，他们敬的神灵是什么时，女道长回答了两个字：祖先。
畏天，敬祖，人不作孽。
虽然我无力关注全体中国农民的遭遇与命运，我至少可以关注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村子，那些我熟悉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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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子，在江汉平原西边，处在浅丘陵上。在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地上有一块石头，有的只是黑黑的、肥肥的土。而禾场上的石磙，作为一种古老、原始的农具，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石头。石头另外的存在方式是石磨。小时候，家里的磨声霍霍响起的时候，灶膛里的火就熊熊地旺起来，温暖和慈爱顷刻间弥漫我们的土屋，成为幼时的美好记忆。
村子是由四条“街道”十字交叉组成的。我的家，就在十字路口。全村最鼎盛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前后。全村约有40户人家，近300人口。全村劳动力，被分成四个劳动小组，我隶属于其中。在我上大学之后，回家探亲，还看到村里仓库的墙头当年的工分榜上，我的名字排在我父亲的名字之下。从插秧到割谷，四季的农活我大都可以胜任，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一次，在禾场上，大队支书吩咐我，将牛套上石磙。我无论如何努力，都系不好那粗粗的拉着石磙的缆绳。支书愤愤地说：“看你将来怎么活命！”支书是我的本家长辈，对我，他是完全可以骂一骂的。直到今天，我还感念他的怒气，因为，这也是我走出村庄的强大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关系渐渐松弛，村民以至少两种方式离开了村子：一是考上大学；二是到附近的城镇做小生意并定居。10多年来，村里的户数急剧减少到10多户，人口则只有几十人了。10多年来，村里没有人再有能力修建新房子，而村子中心也出现了人家搬走后留下的断墙残壁，刺眼地散乱着。老人陆续入土了，村东松树林中的墓地，已经挤满了我熟悉的乡亲，在简陋的墓碑上，在一堆堆谦卑的泥土之下。在他们中间，躺着我的爷爷奶奶、老爹和太太（乡间的称呼，其实是我爷爷奶奶的叔叔婶婶），还有叔祖。每年的春秋二祭，这里都要响起鞭炮、燃起纸钱，子孙都要在坟前的草地上，跪倒磕头；年夜饭的桌上，也照常要摆上他们的碗筷，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回到这土屋里，看着子孙繁盛。
心闲下来的时候，我会时常回想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死去的乡亲，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希望他们今后能在我的一本书中复活。那是一个村庄的断代史。从这一个断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可是，我们留在村子中心的祖宅，由于长年无人居住，已经无可抗拒地逐渐倒塌了，拆下的南方乡村特有的青瓦，散乱地堆积在屋前，无人稀罕。因为，乡村在被城市吸纳的过程中，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这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事情。
作为家中的长子，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一直有自己的“卧室”的，最早的一间是在天井边，用芦苇或高粱秆（很可能是高粱秆，因为我们那里并不出产芦苇）隔起来一小间屋子，上面糊上泥巴。床是没有的，代替床的是用土砖垒的、类似北方“炕”的床。我给它起名为“秉烛听雨轩”。13岁时的稚嫩笔迹，经毛笔书写，如今还留在那扇带窗棂的雕花门上，依稀可辨。只是，留有我儿时痕迹的旧物，怕是早已无从寻觅了。后来，在我快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爷爷和父亲，又在屋旁的一块空地上，为我盖了一间偏房，作为我单独的卧室。这间偏房不仅有一扇小窗，甚至还有一道单独的小门。只是，村民们说，大门旁边再开侧门，不太好，于是父亲才将它用土砖封起来。
有时候，我会哑然失笑，因为我在自己的记忆里搜寻，无法在祖屋的旧格局中，找到众多的弟弟妹妹们睡觉的地方。我有五个弟妹，彼此年龄相差，在两岁到三岁之间，男女交错，民间称为“花胎”。仔细观察、体会兄弟姐妹之间的微妙关系，就会有很奇妙的发现：原来，六兄妹中，面容和性格肖父者，我和二妹也，面容偏宽；其余皆或多或少偏重肖母，面容偏尖。父亲忠厚之极，略通文墨；母亲精明有余，一字不识。我常常想，如果她小时候不被那个可恨的村干部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如果她能够出生在一个更人性、更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她应该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现在，她唯一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养育了五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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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涉及我家的事情中，我与母亲的观念都是完全相左、彼此冲突的。但在重修老屋这一点上，我们母子却远隔万里，心灵相通。虽然弟弟、妹妹都在城里谋生，有了不错的家庭和工作，但离城不过百里的这个乡村，遗落在村里的这栋老屋，却是我们与土地、乡村、祖先的最后一点联系。它见证了爷爷奶奶一生的功德，也将荫佑我们的后人。我有许多朋友，已在城市里成家立业，令人羡慕。他们将老屋卖掉，彻底断绝了和农村的最后一缕联系。而我，却打算重修老屋，将土坯房换成砖瓦房，屋顶的青瓦、梁上的木料，都用旧材料。每年的夏秋季节，父母可以回到村里小住，和乡亲们话话家常，打打麻将；弟妹们和他们的子女，可以重聚在老屋里，回味童年少年时的诸多趣事，享受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亲情。和乡亲们相比，我们是不需要在土地里劳作，却仍然能享受安静、宁和的乡村生活的家庭。而对于我们的远亲近邻，在需要的时候，而我们又力所能及，给予适当的帮衬。这难道不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毕竟，拥有一块可以世代继承的祖宅，借以感念祖先，进而对土地和赖土地为生的人民怀着感恩之心，这毕竟是一件足堪羡慕、值得投资的好事情。
在老家，父母已经请阴阳先生选定了宜于造屋的日子。我和弟弟妹妹们，也自愿集资，在日渐衰败的乡村里，重建三间新屋，留住祖辈挣下的那一块宅基地。我在异国，企盼村里的人气重新兴旺起来，乡亲们的财力迅速壮大，几年之内，一个崭新的村子出现在那块高岗上。居住质量的提高、卫生环境的改善，教育现状的进步，必然导致村民观念的革新。这大概就是目前所考量的“新农村建设”的初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