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休得狡辩，刚才你还说张财东当年不过四十来岁，怎么会称其为翁呢？”对于这种违背事实、不符合常识与情理的证据，经他这么一质问，连炮制者也不能自圆其说。老叟满以为死无对证，凭借此伪造契约便可分得一笔可观的财产，哪知，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狡猾的狐狸见在精明的猎手面前露出了尾巴，只好跪在地上叩头不止，连声谢罪。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差一点赔了自己的老命。
程颢一字断案传为佳话，史称“核年辨奸”。再次作为历代文献中有关刑法折狱（判决）的典型案件而收入《折狱龟鉴》，供后来的狱讼官们办案时参考。
再说程颢在鄠县政坛崭露头角后，县太爷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每当县内的重大决策问题，县太爷都要倾听程颢的意见；若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难题，便让程颢独当一面处理。
有一年，京兆府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命令各县县官带领民工前去抗洪抢险，县太爷就派程颢带队前往参战。由于程颢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在第一线科学指挥，合理调度，同时还注意抢险人员的饮食与住宿卫生，结果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没有发生抢险人员伤亡事故。而其他的县却时有抢险民工伤亡事故发生。程颢因此受到府、县衙门的嘉奖。
正是这次参加抗洪抢险，亲眼目睹了灾民在水深火热中的苦难，所以，后来他又奋不顾身在黄河堵口上再立新功。
那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刚刚由太子中允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的程颢，获悉澶州（即镇宁军，今河南濮阳）曹村的堤防决口，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首都开封受到严重威胁。可是，澶州官吏们却在那里就是否堵口争论不休，程颢的心里简直在流血。
不仅如此，汴京朝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
直至深夜，皇帝赵顼还在崇政殿同大臣们焦急地商议。王安石正安抚着赵顼：“只要曹村之堤不决，京师不至于有危，皇上不必过于心急。”
文彦博出列说道：“请陛下先回宫安抚两宫太后，这种事情，做臣子宁死也不会让开封城有危。”
奉召进宫议事的吕公著听说曹村之堤还没有决口，心里稍稍放心，入秋以来，先是永济一带决堤，大水淹了几个县，然后是两浙水灾，要不是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现在只怕后果不堪设想。澶州可以说是开封府的前线，澶州如果不保，水只怕真的会淹到开封城下。若曹村决口又直接威胁着澶州，故曹村堤防的安危是此次抗洪的关键所在。
却听冯京说道：“刚刚接到曹村急报，报急文书是澶州知军刘焕发出来的，称他已经不顾禁令，亲自带着厢兵去堵堤了，若有闪失，当自请处分。”
王安石朗声说道：“这时候管不了什么处分不处分，事急从权。当务之急，一方面急遣禁兵去抗洪，一方面派探马流星传报，万一事有危急，则请皇上和两宫太后登龙舟以避大水，我辈和开封军民上城墙，以保京师人身安全。”
这时，众官几乎是齐声称是。惟吕公著咬着嘴唇执意请缨：“皇上，臣愿亲赴曹村堵口。”
“卿懂得治水吗？”赵顼大喜，忙问道。
“臣虽然没有治水经验，但对防洪却略知一二，且具有治水经验的程颢正在第一线任镇宁佥判，更有精通水利的专家沈括，有二人相助，事必可为。”
哪知，王安石的公子王雱却抢奏道：“皇上，吕大人虽然其心可嘉，臣以为却没有这个必要。禁军已经紧急调动，如果曹村之堤不决，则禁军足以抵御；若万一不幸，则吕大人必遭不测。臣愿皇上为天下爱惜人材计，不能让吕大人前去冒险。”
老臣文彦博则在一旁嘀咕道：“他说得好听，其实是不愿意吕公著前去立功而已。”
吕公著此时也没有心情和王雱计较，只是眼巴巴的看着皇帝。赵顼想了想，倒觉得王雱说得在理：“卿不必去了，这几日就陪朕侍读吧。”
吕公著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只好请求道：“皇上，沈括对水利颇精通，可否让他协助主持开封府的防洪？”
“卿所言极是，准奏。”
“另外，臣斗胆请诸位大人切记不可以泄露曹村告急之事，所有官府，一律照常办公。如果人心浮动，那就不好办了。”吕公著提醒道。
王安石和冯京不约而同地向吕公著投过赞赏的目光。王安石厉声说道：“官员敢让自己的家眷收拾物品避难的，以投敌论处；散布谣言者，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惩不怠。”
开封府韩维当下立下了军令状：“请皇上放心，臣以人头乃至全家性命担保，誓与京师共存亡，确保开封府一切如常。”他一回家，马上就命令准备搬家的家人把物品重新摆置好。
朝议刚散，忽然又大雨如注，且越下越急，君臣们的心则七上八下。几天来中书省通宵达旦都有宰相执勤，皇帝一夜三惊，开封府也增加了逻卒，来往的信使不绝于道，君臣们算是亲身体会了发大水的感受了，特别是浑州决堤的消息传到京师，更让人心惊肉跳……
再说澶州知军刘焕接到京师的快报后，也是心急如焚，六神无主。
防汛如救火。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程颢毅然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对刘焕说：“知军大人，曹村决口，十万火急，京师的安全堪忧！颢以为，做臣子的本分，就是用身子去堵住决口，为皇上分忧，为百姓造福。如果大人信得过程某，就请将全部厢兵（注：泛指士兵。宋代划分京城地区为若干厢，相当今日的区，对厢军、禁军的统称为厢兵或厢军）交付给我指挥，迅速投入到封堵黄河决口的战斗中去。”
刘焕见程颢一片诚心，当着众官的面，即把镇守的大印交给了程颢。
程颢为不辱使命，立即带领厢兵直奔决口而去。
针对有人担心一旦决口堵不了，会劳民伤财。他在堵口现场，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战前动员，力陈黄河堵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激励大家为保卫家园、捍卫京师建功立业。
他一番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了全体官兵的拥护，大家纷纷表示，愿听从程颢的指挥。于是，程颢立即下达命令，让善于泅水的水手游过决口，在决口两岸拉上了数条大绳，帮助其他人渡过去。随后，两岸的奇兵组成人墙，抛巨石、筑沙包，同时并进。经过几天惊险的战斗，最后终于降服了洪魔，合上了决口。接连几昼夜不眠不休的程颢，这才露出了微笑。
曹村的危急解除了，京师当然就安然无恙，大宋的君臣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程颢在曹村堵口中大出风头，让朝廷委派的治水钦差大臣程昉黯然失色，他因此遭到了程昉的嫉妒。 程昉为了显示自己的特权，调走了澶州的士兵800多人，并大发淫威，残暴地虐待士兵，造成不堪忍受的士兵集体逃回在澶州城下。澶州的官吏畏惧程昉的权势，不打算打开城门让逃兵进城。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在双方激烈的冲突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程颢当机立断地对官吏们说：“士卒们擅自临阵逃跑，固然罪在不赦。但他们事出有因，是为逃避死亡而回来的。如果此时不让他们进城，势必酿成士兵哗变，届时事态扩大便不可收拾。士卒们毕竟是我澶州子弟，我主张立即放他们进来，然后再对他们晓以利害，会说服他们的。如果要是程昉追究责任，一概由本人承当！”
程颢如此情理交融的陈述，众官都表示同意放士兵进城。
说时迟，那时快，程颢迅速带人前去开城门，士兵们欢喜跳跃着进了城。程颢在安抚慰劳士兵的同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士兵们将程颢与程昉两相比较，最终一致同意程颢的建议，约定休整三天后，再重返防洪工地服役。
与此同时，程颢立即将处理此事的过程具体详细地飞书报告给朝中宰臣。宰相采纳了程颢建议，决定不再追究这些士兵的责任。那些逃兵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也信守诺言，三天后全部回工地继续服役去了。
可是，程昉却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事隔不久，程昉经过澶州时，为了显示自己不可一世的样子，竟耀武扬威，在澶州官员面前大摆朝中大臣的臭架子，还扬言说：“种种迹象表明，澶州士兵的溃逃事件，很有可能是程（颢）中允唆使的！我回到京师后，一定要面奏圣上，弹劾这位不安分的中允。”
一位好心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惟恐程颢遭程昉暗算，便迅速悄悄地告诉程颢，让他早加防备。
程颢听后，不禁淡淡一笑，对那位好心人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不会有事的。程昉是故意虚张声势，他怕我到皇上那里弹劾他，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料定他既不敢在皇上面前参我，更不能把我怎样！”
果然，程昉回朝述职时，在皇帝面前真的没说程颢一个“不”字。
“视民如伤”，“教化为先”施“仁政”
北宋官吏的任期一般为三年， 不得久居一地。程颢在鄠县干了三年后，于1060年调往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继续担任主簿。
江南比西北富庶，按说当地民众的生活一定过得不错。可是，程颢到上元县不久，却收到了一大摞控诉田税不均的状子。为此，他深入第一线微服私访，果然发现了一大怪现象：与江宁府靠近的良田，大都为有权有势的人据为己有。
然而，由于官官相卫或权钱交易，这些良田的赋税却都很轻。而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远郊田，其赋税则重得惊人。这样一来，自然造成两极分化，民不聊生，不少百姓不堪重负，只好背井离乡，以致大量的远郊田撂荒。
主簿虽为正官之末（县尉除外），但按照文案处理必须自下而上的规则，“矧一县之事，自下而上，必始于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 。举凡“狱讼赋役、簿书期会、文谍所移”，都要先由主簿阅办，然后递次呈送县太爷。主簿依法秉公办事与否，直接影响县政成败。主簿遵纪守法且娴于庶务，县政就容易清明。若是“市权钓吏，以规一己之私” ，县政就可能深受其害。正如胡祗遹所说：“县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出于簿。公平细密，事至物来，虽百冗交集，一照而办，奸邪不能欺蔽，民无寃枉偏重。居是职而不闲书数，则县政紊矣。”
程颢发现上元县违背义理的惊人内幕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存心于爱物”、“与人必有所济”（《明道先生行状》）作为做人与做事的力量和勇气的根基，并决定向邪恶势力开战。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帮助县太爷筹划了一套平均赋税的计策。即授民以田、平均田赋与制民以产的主张。他对县爷说，百姓无业可守，就会“苛度岁月”、“人用无聊”，这就极容易产生“奸宄之心”。又说，“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恒产，使之原生，……此为治之大本也”（《二程文集》卷五《代吕公着应记号上神宗皇帝书》）。
县太爷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便采纳了程颢的意见，并责成他具体负责实施平均赋税方案。
可是，由于平抑赋税的措施，直接损害了一部分为富不仁者的利益，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上蹿下跳，搞得县太爷也有点招架不住了。一句话，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企图阻止这一措施的实行。
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程颢多次面呈县太爷，向其晓以大义，希望县太爷不要向邪恶势力让步，做到令出必行，有什么麻烦由他当挡箭牌。
接下来，尽管有人以种种卑劣的手段，对程颢进行威逼利诱，程颢就是不吃那一套。经过一番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最终还是邪不胜正，在拔掉了一个个软钉子后，平抑赋税在全县平稳地展开了。
朝廷得知上元县成功地推行均税制后，遂决定在全国各地推行上元县的经验，上元县县太爷与程颢因此名声大振。
在程颢后来的执政生涯里，他也一直奉行“救民获罪，所不辞也”的精神。
那是宦官王中正到各地巡视保甲制度时，一路上，他耀武扬威，气焰极为嚣张，搞得一些州县官员疲于应付，不堪重负。有的州县为了取悦这位宦官，以奢侈的帷帐兴师动众地迎接他，用重金买其一笑。
程颢的下属得知此事后，将各地接待的情况如实相告，希望程颢早作准备，不要得罪了那位王大人。
程颢对待这位不顾基层百姓死活、狐假虎威、胡作非为的朝廷命官，非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奴颜婢膝，反倒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一身浩然正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当时官场上的腐败风气进行势不两立的坚决斗争。他语气坚定地说：“我们县如此贫穷，不可能仿效其他县份的作法。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只有甘为孺子牛才是，岂能从他们那里索取？而且这既是与自己毕生所追求的大丈夫精神相悖，也是国法所禁止的！作为朝廷命官，岂能知法犯法！”
有人将程颢的如此态度告诉王中正，王惟恐自讨没趣，便放弃了入境。
程颢是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创建者。
在他看来，要治理国家，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对老百姓施以教化。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一定严惩不怠；对于一般县民的“小过”也不可小视，通过“拷其足，灭其耻”，让其改过自新。
程颢在治县的过程中，他将教化与刑法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尤其强调教化更带有根本之特性。所以，二程兄弟一方面力倡以善恶荣辱“励世风”、化民俗，以使其知耻而改。另一方面主张以罪量刑，做到“小者惩戒，大者诛戮”。程颐说：“民可明也，不可悬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与此同时，二程明确告诫为官者：不可采取“悬民”、“威民”、“强民”、“欺民”的愚昧政策，而要代之以“明民”、“教民”，加强教育和引导。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思想进步。
不仅如此，程颢还是具体运用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教化失足青年的典范。
那是程颢就任知（河南）扶沟县事不久，他在调查中发现，扶沟县境内有广济河、蔡河两条黄金水道，可是却没有发挥舟楫之便应有的作用。原来是沿河一带聚集了一批游手好闲的恶少，他们经常以威胁手段夺取过往船只的财物，每年要烧掉十来只船以示威。结果水运业者望而生畏，全县经济大受影响。
为此，程颢重拳出击，终于抓到了一个经常寻衅恣肆的恶少，经讯问，那恶少供出了同伙。程颢便把这伙人集中受训，用理义来教化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化，这批问题少年终于有了悔改之意。于是，他在对他们既往不咎的同时，还分别在不同地方安置他们，让他们以拉纤为职业，并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让他们监视干坏事的人。这一招果然奏效，从此境内再也没有发生烧船抢劫的事件发生了。同时，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也促进了当地与周边经济的发展。
不仅如此，程颢还注意用理学规范来约束县民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有一次，他到乡村巡察，看见有的乡人多用胶竿取鸟，搞得当地飞鸟濒临绝迹，生态失调。程颢认为，此类事件有悖于天人合一的天理，若不制止，将殃及全县或邻县。于是，他勒令把所有的胶竿全部折断，并对当事人进行训斥。然后以县衙的名义，下令在全县禁止打鸟扰鸟，并加强督察。不久，他再次到该地巡察，发现这里已经恢复了莺歌燕舞的生机。他在欣喜之余，又及时在此地召开现场会，巩固整改成果。
为了做到用理论指导实践，程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天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氏遗书》卷二上）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同一性，主张人与自然和睦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