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程颢参与变法期间，在上疏宋神宗《论十事札子》中，专论保护山泽等自然环境之事，提出了具体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保思想。他让皇帝明白一个“理”：“人与天地一物。”即把人视为天地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同上）这就是说，从大自然的角度看，人与万物同流，不曾有人与物的分别，因此把人与自然界的同一，视为理所当然。
正是程颢的过人能力与勤政为民的实绩为上司所赏识，1062年，当上元县太爷去职时，便由程颢代行其职。
当时的上元县，民情十分复杂，诉讼每月不下200起，以往的官员终日忙于文案，没有认真去做实事。程颢代掌县印后，“处官有方”，对于民众关心的重大案件，他亲自以最短的时间结案，并在全县公布破案结果。对于一般案件，则由县衙其他官员，分头处理。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诉讼案件减少大半。《明道先生行状》说：“上元剧邑，诉讼日不下二百。为政者疲于省览， 奚暇及治道？先生处之有方，不阅月，民讼遂简。”
上元县盛产水稻，是江宁府的著名粮仓，其稻田全靠陂塘蓄水灌溉。所以，陂塘蓄水是夺取稻谷丰收的保障。可是，上元也是洪灾频发地段，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一到汛期，陂塘常遭决口，急需调动民工堵堤、塞口，以及疏浚渠道。然而，宋朝法律规定，这需要县衙报告府衙，府衙报告漕司，待漕司批准后，才能调动民工，计功修堤堵口。程颢认为，如果按照如此程序层层报告，至少得一个多月方能行动，届时堤破水流尽，禾苗早已渍死。
于是，程颢当机立断，宁愿自己“救民获罪”，一方面动用县太爷的权威迅速组织民工修堤堵口，疏浚排涝，抢险救灾，让洪灾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他到处问计，父亲告诉他“募豆贷民，种豆代谷”的经验——
那是程珦主管徐州的一年，由于长期下雨，稻谷受涝，几乎颗粒无收。程珦想，生产自救季节不等人，若等渍水完全排尽的时候，再耕种就来不及了。于是，他广泛动员，从富户人家募得了豆子数千石，随即贷放给农民，迅速播种于水田中。结果水还没有尽干，豆子已经发芽了。这一年，徐州虽然遭受水灾，谷子没有收获，但农民却没有闹饥荒，这都是种豆子立了大功！
所以，程颢也效法父亲“募豆贷民，种豆代谷”的办法，对已经渍死的稻谷改种豆子。结果灾年夺得了豆子丰收。与此同时，在农闲时节，则按正常渠道报批，组织民工兴修水利设施。从而使长期未得到治理、百姓怨声载道的洪涝灾害得到根本治理，粮食接连丰收。为地方办了一件造福百姓的大好事。有《明道先生行状》为证：
“江南稻田，赖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决，计非千夫不可塞。法当言之府，府禀于漕司，然后计功调役，非月余不能兴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将何食？救民获罪，所不辞也。’遂发民塞之，岁则大熟。”
江宁府濒临长江黄金水道，水运十分发达，但船工的生老病死却成为一大隐患。程颢在走访船工的过程中发现，船工一旦生病，往往是留在“小营子”里休息。由于供应食品手续繁琐，造成每年有数百名病号不是病死，而是饿死在“小营子”。
程颢听在耳里，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毅然前往漕司面呈利害，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要求漕司先把船工所需食品贮存在“小营子”，以杜绝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漕司采纳了程颢的建议，从而维护了船工的正当权益。《明道先生行状》如是说：
“江宁当水运之冲，舟卒病者，则留之为营以处，曰小营子，岁不下数百人，至者辄死。先生察其由，盖既留然后请于府，给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则困于饥已数日矣。先生白漕司，给米贮营中，至者与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纤微之间，而人已受赐，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心有所济。’”（《二程集》p631—632）
在百姓心目中，程颢不仅是为民作主的青天大老爷，也是一位破除迷信的父母官。在鄠县是这样，在上元县也是如此。
在上元县茅山，盘踞着一种五彩的蝎蝌动物，当地的诬婆说它是神龙再世，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三乡四邻均神乎其神地称其为“龙池”。一些不法之徒，则趁浑水摸鱼，以此蛊惑人心，愚弄百姓，常生事端。
程颢得知后，专门派捕快到山上将“龙池”捕杀，并在县衙前举办“龙池”宴，百姓见县太爷亲口尝“龙池”，再也没有相信以“龙池”骗人的把戏了。《明道先生行状》记载说：“茅山有龙池，其龙如蜴蜥而五色。……自昔严奉以为神物，先生尝捕而脯之，使人不惑。”（《二程集》p632）
“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以得而治也”（程颐《伊川易传》卷一《履》）。也就是说，民心稳定则国家治，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程颢在地方官任上，就是这样一位积极推行儒家政治路线的实践者。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程颢调泽州着知晋城（今山西晋城县）县事。他在重教化方面，又出奇制胜。
程颢到任后，首先以点带面，在全县实施了“伍保”制，以保一方平安。所谓“伍保”制即他将儒家的政治理念运用于管理政事之中，把全县的老百姓组织成五家为一伍、十伍为一保，让他们有劳务互相帮助，有患难互相救护，使坏人没有容身之地。凡没有父母兄弟或残废的人，责成亲戚或邻居照顾，让他们不致流离失所。出门在外途经本地的，生了病都能得到疗养。通过一系列的村民互助自保，从而使百姓生老病死有保障。
程颢在实施了“伍保”制的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的施政纲领，而且其工作十分细腻、周详而全面。
他经常抓，抓经常，从一点一滴做起，教民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在教化方式上，他不是居高临下的我打你通，而是以交心谈心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对于老百姓来县衙门办事，他常常以拉家常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给县民传授孝悌忠信等儒家礼教，指导他们在家怎样奉养父兄，善待弟妹，爱护妻子，出门怎样尊敬师长，遵纪守法……
经过一段时间施行“度乡村远近为伍保”，终于“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言”。“孤茕残废者，……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所养”（《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生产生活秩序井然，全县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而且县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的安宁和稳定，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条件。程颢说：“百姓安业，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从，劳之不怨，心附于上，固而不可摇也；化行政肃无奸宄盗贼之患，设有之，不足为虑，盖有歼灭之备，而无响应之虞也”（《二程文集》卷五《为家君应召上英宗皇帝书》）。所以，在晋城任职期间，程颢还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改革措施。
当时，宋王朝正在实行一种科买制度。由于晋城土地贫脊，百姓生活窘迫，而官私科买物品，物价暴涨暴跌，每年都给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每当任务一来，“虽至贱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同上）。这时，百姓必须用昂贵的价格买进，再以低价卖给官府，人民苦不堪忍。
为缓和这种情况，他认为理财富民（《二程集》p632-633）势在必行。于是，他采取了“常度所需”的办法，让一些富裕商家预先储备当年官府所需之物，到征收时合理定价卖出。这样一来，既使群众负担比过去减轻七成以上，又妥善地解决了当地政府的财力不足，富家照样可收取可观的利息。《二程集》云：“富室不失其倍息，而乡民所费，比常岁十不过二三。”如此一举三得，乡民无不拍手称快。
至于县民的粮赋，按照惯例，每家每户必须送到边疆去。由于道路遥远，运输不便，运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若就近在边境买进，价格又昂贵。为此，程颢选择了一些信得过的商家作为中间商，令其预先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购粟于边郡，而后由县民到此购粮交赋，或县民以款抵粮。而官方则适当对商家予以补助。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用费，宽纤了民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外，程颢还在晋城实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利用县库储钱对平民进行补助，按照家产的多寡合理调整差役制度等，都让百姓得到了实惠。
与此同时，二程通过在实践中摸索，还向朝廷提出了解决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的根本主张——“去三冗”，劝农桑，改革陋俗。认为保证国库充实的根本出路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程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向皇上上书：“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困。”（《二程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并针对当时社会上“游民”、“浮民”日益增多的情况，希望执政者未雨绸缪，把“劝农桑”作为当务之急实施。
程颢在《南庙使道德民赋》中指出：“厥惟生民，各有常职，……惟王谨以政令，驱之稼稽。且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则从上也轻，盖丰余之自得。”（《二程文集》卷一）意思说，只要把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有效地组织起来，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就完全可以生产出丰盈的粮食和布帛，以保证民富国强。
正是程颢实行了上述一系列的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晋城人民得到好处，所以，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离任那天，人们对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动，以致“哭声震野”（《明道先生行状》）。也就是说，程颢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则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痛苦，富人也通过正当手段生财，从而使官与民、富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有所缓解，社会因此在相对和谐的氛围中得到了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程颢来到晋城的第二年，写了一篇相当有趣的《晋城县令题名记》，他发出了一个比较有意味的倡议，希望他的每一位继任者，也就是未来的晋城县令，都能够把自己任内为民所办之实事如实刊载，并将其名字依次刻在他的后面。为此，他特地请工匠雕刻了一块这样的石碑，而且还费尽心血收集了十几位他的前任的名字。碑文曰：
“凡令晋城者，应第其岁月先后而记之，俾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赋其是非以为师戒。”（《二程集》p462）
可惜的是，历史总是不能顺利传承，后来这块碑不久便毁于战火。如果这块石碑一直留到现在，而我们又可以看到每一位晋城县令离任时刻下的名字，实在是有趣极了。
不过，到了清雍正年间，泽州来了一位有趣的知府朱樟，他居然根据程颢的文集，又重新刻了一块这样的石碑，放在明道祠中。
办学兴教，人才辈出震三晋
在宋初，诸位帝王基于历史经验和当时用人的需要，特别重视科举制度，对促进文化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在宋学草创期与繁荣期比较活跃的几位代表人物，如范仲淹，孙复、胡瑗、石介、蔡襄、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张载、二程、三苏等人，除了周敦颐景祐三年（1036年）20岁时即以其舅父向荫补入仕，大概没有应过举外，其余的人皆参加过科举考试，其中不第者如孙复、苏洵、胡瑗、程颐等人，有的还连续参加过好几次。他们均非世家子弟，其一生业绩，都是由个人自我奋斗得来的。最早使他们获得竞争意识的，便是广开仕途、机会均等的科举考试。
可是，另一方面却形成了重科举轻学校的格局，忽视了兴建学校培育人才，致使宋初83年间，官学停滞不前，县学和乡学的状况与唐末、五代时期差不多。
程颢到晋城县上任前夕，听到了一个十分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
那得从在朝廷做官的河东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靠“砸缸”闻名于世的大学者司马光说起。
当年，司马光盘点了一下山西举人与进士的名单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山西有很多人参加科举，能够中进士的却是凤毛麟角。
于是，他给当朝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要求增加山西中进士的人数。不意，司马光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朝廷大臣欧阳修的强烈反对，造成他这个不大合理的伟大构想终究没能实现。
司马光的提议虽然没有得到恩准，但山西的教育现状还是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程颢调任晋城时，其父专门给他讲述了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为此，程颢到晋城县走马上任后便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了县情：这里不仅是一个经济穷县，而且是一个教育十分落后的地方。之所以“几百年无登科者”，就在于乡学少得可怜。所以，他提出了治县当“以教为本”的主张，并腾出手来抓县学与乡学的基础建设。
他明确指出，不是这里的孩提不聪慧，而是入学者很少，更没有优才教育场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治穷，得先治愚；学校是兴邦治国之本，是养贤育才之地，是移风易俗之所。他认为，建校育才已经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首先，对于没有乡学的乡村，他采取官办民助等筹资方式，在全县或大兴土木，或利用现有的祠堂或庙宇进行改造。通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全县陆续建立了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实现了“诸乡皆有校”，使学生都能就近上学，即使是“穷乡曲巷”，也“时闻弦诵声”。
接着，为保证乡学的持续发展，他推行“学田制”，给乡学提供经费来源。置学田的方式包括官拨、官买、官民合买、民买、民捐等五种。从而在全县出现了教授斥资为学置田、乡民捐钱买田赠学等多种方式助学。
对于师资缺乏，他采取下列四种形式解决：一是由自己或幕僚官职者挤出时间，亲自到学校授课；二是自聘县学教席，而非全由州府安排；三是学长亦担任教学；四是县学学职可由学生担任，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取资格。他特别重视教育者自身的思想素质与业务素质，一旦发现不称职的教师，他立即予以更换，防止误人子弟。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家庭教育做起。为此，他采取未雨绸缪式的“养正于蒙”的方法狠抓幼儿教育。
这位幼年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县令，大胆地提出了与幼教相关的胎教方法。他认为应加强对孕妇的教化，因为孕妇的言行会直接影响胎儿的发育。至于幼教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这犹如童牛头上缚的一根横木，就是为了防止它长大后触人。同时，他特别重视对儿童进行严格而科学的高标准的教育，常常忙里偷闲亲自为孩子“正句读”。有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为证：
“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并“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
在宋初的百余年间，书院制度由兴起而逐渐扩展，各地书院亦随之陆续建立。这时的书院已成私家讲学的主流，为民间之重要教育场所，不过因书院的数量不多和分布不均，很难满足众多士子向学的需求。在晋城仍有许多学子寄读于山林寺庙之中。所以，在全县基础教育得到初步发展的同时，程颢又准备建立书院聚众受徒，拟将寺庙中、乡学中的优秀学生组织起来，通过因材施教，育其长、补其短，进行重点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