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上记载早期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实最为珍贵的碑刻，素与罗塞塔石碑、阿兹特克授时石刻、摩押石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1907年该碑入藏碑林，这是自公元781年勒石刻碑、1625年重新出土之后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而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之举则是促成这一事件的直接推动力。此后，何乐模将仿刻碑运往纽约，最终永久存放于罗马。其间过程颇为曲折，影响至为深远，又涉及当时众多中西知名人物，堪称近世西安中西交流史上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长期以来，中西方研究者多集中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的释读、出土时间地点的考辨等问题上。少量中文论著虽涉及1907年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以及景教碑移藏碑林的过程，但由于对详记此事的西文文献的利用和解读相对欠缺，不仅行文简略，且多有歧误。
本文基于大量英、法、日文行记、传记、报刊等著述，结合中文地方志、清政府电报档案等史料，从微观视角出发，力图复原1907年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过程与细节，并对以往论著中的歧说加以考辨；同时论述仿刻碑在欧美各国播散的过程及其影响，以期对这件近世西安中西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与评价。
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之。
一、何乐模其人及其仿刻景教碑的背景
1何乐模其人
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vonHolm）是1907年亲往西安仿刻景教碑事件的核心人物，但在从清末、民国以迄当今的诸多中文史志中，有关其中文译名和身份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所见该人的译名即有6种之多，如何乐模、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呼伦等。事实上，何乐模于1907年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清廷外务部所颁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
他本人还在1909年的《帕特南杂志》上详细介绍了清廷外务部官员为其取汉文姓名之事。基于此，本文以下均采用“何乐模”之名。
有关何乐模的身份，以往论著中或称古董商，或称新闻记者，甚至含混地称为“丹麦人”或“西人”。这些说法均不能反映何乐模来华之前、在华期间以及返回欧洲之后的复杂身份。
综合英、日文史料可知，何乐模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1887—1895年间就读于私立和公立学校，1895—1900年加入丹麦皇家海军；1901年赴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并任《伦敦论坛报》（LondonTribune）
驻华记者。在华期间，即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浓厚兴趣。1904－1905年前往日本，任《横滨每日广告报》（JapanDailyAdvertiser）记者。1905年返回欧洲。
1906年在英国任新闻记者，1907年从伦敦赴西安仿刻景教碑时，亦以“记者” 身份作为掩护。1908年将仿刻的景教碑运往美国后，任职于著名的史密森学会。截至1923年，他已是分布于13个国家的29所科学、人文和皇家科学机构的金质奖章获得者、荣誉会员、通讯会员和终身会员。
2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背景
在英国任记者期间，何乐模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认为该碑不应曝露在风雨之中，而应陈列于博物馆中加以保护。1907年1月12日晚，何乐模在伦敦女王大厅（QueensHall）聆听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H．R．H．theDukeoftheAbruzzi）向英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此次演讲深深触动了何乐模，他下定决心要前往西安设法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至少获得一通精准的仿刻碑。
尽管何乐模获取景教碑的计划及其之后的行动属于个人行为，但却与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早在19世纪后期，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美人士对于获取景教碑就已表现出强烈愿望。巴鲁复（Balfour）、拉库伯雷（Lacouperie） 等学者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Stevenson） 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的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被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19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去游说北京的官僚，力求使他们同意，将此贵重的景教碑转交给英国博物馆，使之得到安全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请在北京的外交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要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如此贵重的景教碑，恐早晚会成为一片废墟。
与英国本土日益高涨的获取景教碑呼声相应，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ChinaBranchofRoyalAsiaticSociety）也作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并着手付诸行动。
1890年2月，在该会会长休斯（Hughes） 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Brandt）等人的努力下，北华支会向清政府提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应允。巴兰德还将北华支会的建议转达给了总理衙门和庆亲王以下的军机大臣。1891
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建造碑亭，但此经费至西安时，仅余5两。所造碑亭质量低劣，未能延续太久即塌毁，景教碑又重回风吹雨淋的窘状。
正是在这种西方世界希望获取景教碑不遂，清廷和地方政府又保护不力的大背景下，1907年何乐模以获取景教碑原碑或仿刻碑为目的，自伦敦启程，辗转丹麦、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横跨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城。
二、何乐模从伦敦前往西安的行程
1从伦敦前往天津的行程
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前往西安的行程。虽然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901—1905年完成首次环球航行）。启程之前，何乐模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学者商谈了获取景教碑或仿刻碑的计划，但却未得到积极支持和响应。何乐模遂变卖书籍、珠宝、衣物等，来筹措启动资金。他途经家乡哥本哈根，从亲友处续筹经费。之后，乘坐北欧至美国的皇家邮轮“赫林格·奥拉夫号” （HelligOlav）横渡大西洋，于1907年2月20日抵达纽约。
在纽约，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达文波特·惠尔普利（JamesDavenportWhelpley）
帮助何乐模又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并得以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SirPurdonClarke）讨论获取景教碑的计划细节。由于此前伦敦的学者们对何乐模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看好，而在纽约，他却得到了实际的经费支持和诸多鼓励，这就为后来仿刻景教碑并未运往大英博物馆，而是暂存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埋下了伏笔。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离开纽约，乘火车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在此换乘长途列车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再从温哥华搭乘“印度皇后号” 邮轮，抵达日本横滨，由此换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 （ChefooMaru） 邮轮，经长崎、中国大沽，在绕行万里之遥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
何乐模入住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theAstorHouseHotel） 后，旋即为内地之旅做各项准备工作。他前往北京外务部办理到西北地区游历的护照等手续，在当时代管丹麦国民在华事务的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Pokotilov）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护照，还向曾前往西北内陆、西藏和蒙古旅行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W．Rockhill） 讨教了在内地旅行的经验。回到天津后，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出生于宁波的翻译方贤昌（FongHsienChang音译），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仆从马四（Masi）。
2从天津到西安的行程
5月2日晨，何乐模一行三人坐船离开天津。与以往从京、津前往西北内陆的大多数西方人走保定、太原、潼关、西安的传统路线不同，何乐模为深入考察华北、西北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选择了先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过直隶静海县、唐官屯、流河镇、新河县、东泊头等地；5月7日入山东境，经桑家园、德州、武城、余方城、临清州；由此从卫河航道上行入河南境，经高地镇、五陵、三官庙、浚县，终抵道口。
至此，水路航程结束，何乐模一行从道口乘火车南下至清化镇。再租雇大车，经怀庆府，过黄河抵达洛阳，而后从洛阳向西安进发。5月29日入潼关，6月3日进入西安城。
三、何乐模仿刻景教碑并运往纽约的过程
1何乐模与西安各界人士的交往
何乐模到达西安城后，虽然按照惯例接受官府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递交名帖，但并未透漏此行的真实目的，而是扮作普通记者四处游览、采集素材，实则暗中打探景教碑的位置。
何乐模在西安时，与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Schaumloeffel）、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等均有较多接触和往来。这些在西安的西方人团体，实际上对他获取景教碑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天主教会也曾有将景教碑运往罗马的计划，而新教传教士出于景教碑所记为基督教相关内容，认为教会对该碑至少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因此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的计划和目的有所诟病，这从后来新教传教士在沿海报刊上发表的揭露何乐模隐秘行径的文章中也可看出。
2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前期安排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首次实地勘察了景教碑。随后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74岁的昱秀和尚拉近关系，虽然赠送了丝绸和放大镜等作为礼物，但并无如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所载“以重贿赂僧” 的举动。何乐模向昱秀和尚透露了获取景教碑的计划，但是昱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也即属于他个人，因此并未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 出卖景教碑。从现有史料看，昱秀与何乐模签订的唯一契约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方翻译居住。所以根本不存在昱秀或者当地官绅与何乐模签订秘密契约，以3000两白银出售景教碑之事。此类说法无疑是当时以讹传讹，后世史志又任意杜撰的结果。何乐模在西安期间，陕西、西安官府也始终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何乐模自己也认为他的一举一动均在官府的视线之内，这也使他获取景教碑原碑的计划不可能实现。
如前所述，由于昱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并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这些因素都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仿刻一通精准的景教碑。虽然何乐模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并未提及用仿刻碑更换原碑的计划，但从他后来在波士顿等地的演讲来看，似乎一度的确有“偷梁换柱”的想法。
何乐模与一位当地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由该石匠与另外三位工匠仿刻一通同重、同质、同大的景教碑，费用为35美元。考虑到仿刻景教碑的工期较长，驻留西安无疑会引起更多猜疑，所以何乐模在签订完租房、刻碑等协议之后，便主动离开了西安，以免引人耳目。从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到6月29日离开，何乐模第一次驻留西安城为期26天。
3何乐模离开西安前往汉口
1907年6月29日，何乐模与方翻译、马四等离开西安。他们选择了翻越秦岭的路线，在抵达荆紫关时，何乐模派遣方翻译原路返回，直抵富平，与来自西安的石匠一起在富平采石场选择合适的石料，运回西安，由方翻译监督工匠开始刻制景教碑。
虽然何乐模临行时一再叮嘱方翻译注意保密，但恰恰是这位方翻译，向其兄长、大收藏家方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意欲更换原碑的消息。方药雨旋即转告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罗振玉便向学部汇报了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以作预防。这可能正是随后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
何乐模经蓝田、龙驹寨、荆紫关、老河口、襄阳、樊城等地，于7月18日晚抵达汉口。在汉口期间，何乐模与中外人士也多有交往，如在武昌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举办的宴会等，但似乎均未透漏有关仿刻景教碑的计划。
4何乐模再赴西安运走仿刻碑
1907年8月17日夜，何乐模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前往郑州。8月18日下午抵达郑州，之后曾在开封等地考察。他在郑州接到方翻译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称仿刻碑已大致完工。何乐模遂从郑州启程，第二次奔赴西安。此次何乐模在西安期间，仍居住于德国籍邮政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城内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的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