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25年前，为悼念周总理，有一条汗子在天安门广场吼出这样四句诗，一时华夏为之震撼。这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今在干什么？清明前夕，记者采访了这位“四五”英雄，他这样述说自己——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四五”运动25周年。
这就是王立山：他居然真就长了两道长长的剑眉，讲话时不自觉地一扬，让你很快想起他的那首诗。我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就暗想：他写完那最后一句时，一定做了一个锵铿有力的动作，同时，剑眉高扬，有豪气冲天而起。
此外，王立山还高大健壮，剑眉下有一双星眸，开口一笑星光四射。47岁了，笑起来依然那么无所顾忌。
喜欢大笑，王立山的精神很年轻。
遭遇下岗，英雄说：“这不是我的末路”。
最早见到王立山，是在去年的7月15日，当时我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招待所里。他呢，正好要在那天午后的4时去一家中日合资的企业体检面试，那家企业正好在人民大学附近，于是他在午后2时来到招待所。
正是盛夏时节，他跑了一身汗。从年初到七月，为找工作他已跑了大半年，可在他脸上仍看不出多少消沉。很明显地，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老三届人特有的坚强与乐观。
“你下岗，既难以置信又不可思议，你是四五英雄，知道吗，有人还称你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呢！再说，你是高干子弟，完全有能力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很容易，我觉得你是在为难自己，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王立山又大笑，“你不了解我，所以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这人一切都想自己做，对所谓捷径不感兴趣，从来都是如此。”
1985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王立山从河北师范大学调回北京，但调回来的只是户口，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有户口而没工作的北京人。做了一年吃闲饭的闲人，哥哥通过朋友把他安排到一家合资企业，帮助这个企业在王府井建一个饭店。饭店建成开业，筹备处解散了，王立山成了没有具体工作的人，自然也就没有薪水，他找到饭店经理，经理摇摇头说安排不了。于是又找，像上访似地找了半年，经理才开恩似地发了一点工资给他。这种靠上访发工资的日子维持到1994年，王立山的工资关系被落到了街道办事处。不久，王立山又听到了这样一个政策，“发给你一年的工资，以后自己想办法找工作。”王立山的后背不禁有些发冷。这时他的儿子已经7岁了，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妻子的工作也不大稳定了。养家糊口成了头等大事，这是他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到了1995年依然没着工作，他狠狠心，拿出多年积蓄的准备应急的8万元去炒股，一年以后，血本无归。没办法，他和爱人一起开了一个小店，经营剃须刀。到了1998年，小店又经营不下去了，夫妻俩决定小店要减人增效，要有一个人出去找个工作另谋出路。于是，王立山就四处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走了大半年，他没有找到一个工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莫名奇妙地丢了，你等于给那家饭店白干，炒股又连本钱也没回来，小店经营不下去，如今你成了京城里的流浪汉，你这英雄似乎也走到了末路，下一步是不是该当锏卖马了？”我说。
王立山自然又是大笑，笑声中竟真地没有苦涩，老三届人的精神真是个谜“我们这一代人好象干什么都不赶趟，可又总是不服气，总是要干。我看张抗抗写的关于老三届的小说非常亲切，我们这一代人吃的苦太多，可就是不怕苦，越苦越有精神头。下岗不是我的末路，我也不至于当锏卖马，我要铸剑为犁，我知道我不适应市场，可我要在市场上闯一闯。目前就是先找个工作，把全家的生活安顿下来，然后再说。”
我想起他在北京电视台“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文艺晚会”上朗诵那首诗时的表情，豪迈不减当年。
“001案犯”的档案：英雄本色不是诗，所以有炸弹一样的诗歌在广场炸响，只因有一腔不可遏制的愤怒，张春桥说凭这首诗就可以杀他。
“你现在还写诗吗？”采访他，我当然要谈诗。
“我哪里会写诗？1976年那首诗，绝对是来源于愤怒”接着他讲了自己的历史，讲了自己在“四五”前后的一些秘闻。
王立山出身于北京的一个高级干部家庭，其父是1932年入党的老革命，曾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做为红孩子的王立山，少年时代几乎一路红彤彤，没有烦恼只有革命理想。他和同学们一起也有过曾引以为自豪的革命行为，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同样穿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把老师赶出课堂、撵出学校，并且将王府井大街上的“春江洗染店”和“海燕服装厂”改名为“红卫洗染店”“红卫服装厂”对于14岁的学生来说，这革命真是过瘾。可是到了1967年春天，刚长到15岁的王立山就懵了，在井岗山串联，发现课本上讲的朱德扁担竟被变成别人的了“朱毛会师”竟也变成了“林毛会师”；更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回到北京，他发现有35年党龄的父亲变成了“假党员”，妈妈也成了罪人，虽然她亲手绣的“山东抗日人民军第三军”的军旗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带着满腹迷惑。王立山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兵团的艰苦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但却没有磨掉他的迷惑，“四人帮”越来越多的倒行逆施行为，使他的迷惑变成了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思。1976年2月，他的女朋友梁宜新抽调到石家庄工作，临行前，小梁送他一个紫色缎面日记本，扉页写了这样一行字：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学习，把毕生的精力，智慧献给中国人民，献给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光辉事业！迎接新的暴风雨！
这时周恩来刚刚逝世，远在黑龙江的他们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
不久，王立山也接到了山西太原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建筑处的调令，途经北京，他下车看看父母，恰在这时，“四五”运动爆发。
“4月5日那天正好我感冒，在家休息，准备去山西。这时我听说天安门广场出事了，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悼念总理。我想我怎么也得去看看，也要表达一下我对周总理的感情，表达了我对“四人帮”的愤怒，那时北京人对“四人帮”都有一些认识，我不会写诗，对诗只是一般性地喜欢。去广场之前，我在家里写了十几首贴在墙上，一首一首地看，最后我选中邢首杨眉剑出鞘，我认为这一首最能表达我的强烈感情。我家离广场不算远，我出了家门直奔广场，路上买了一个镜框把写诗的那张纸工工整整地装了进去，又买子一朵白花放在上面。下午5点，我来到广场，把镜框放在纪念碑下。我一转身的功夫，回头一看，我的诗不见了。我很生气，没想到真有人公然反对悼念总理。我跑到一家商店，买来白纸和笔墨，找一家邮局俯在桌子上把家里墙上的诗一口气都写了下来，之后，又回到广场，这时广场四周被人围起来，怎么说也不让进，没办法，我只好托一个小学生趁人不备钻进去把诗贴上。这时广场上的广播开始播吴德的讲话，我就站在一边听，准备回去讲给父亲。4月7日晚，我正在给父亲讲吴德的讲话呢，收音机里突然播了我那首诗，起初，我还有点模糊，因为播音员念错了两个字，他把‘欲悲闻鬼叫’的“闻”字念成了“闹”，把‘洒泪祭雄杰’的“泪”念成了“血”，可是往下一听，我就确信无疑了，是我的诗。我真有点害怕了，广播里说我的诗是反革命分子的叫嚣。我正吃着饭，端着碗往外屋走，我母亲跟了出来，老太太很敏感，她问我，是不是你写的。我不能跟妈妈撒谎，况且这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没有什么不能对别人讲的。于是我就承认了。我哥哥对我说：‘你赶紧走，去山西报道，到那里啥也不要说。’4月9日，我乘火车跑到山西，一声不吭地开始工作。这时我知道，我的行为已被当做“001反革命案件”，‘四人帮’在全国的范围内通缉我。当时准备播的两首诗，我的这首短的和另一首长的，有人建议把我这一首去掉，张春桥说不能去这首诗有‘杨眉剑出鞘’一句，可见其反革命气焰的嚣张，凭这首诗就可以杀他。我后来听说这个内幕后，很后怕，一旦抓到我，那肯定要掉脑袋。”
尽管是掉脑袋的事，王立山还是和女友梁宜新讲了实情。梁宜新从石家庄赶到山西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了《牛虻》一书。读这本书，他觉得自己这回倒是真像革命者了。在四处追查“001”的时候，王立山得到了梁宜新的爱，女友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升级为恋人。王立山说：“我妻子近十年来和我在北京过这种艰难的日子，从没有抱怨什么，一直和我坚守在一起，就因为我们曾有过生死与共的日子。”
新时期的光荣，所撰经济论文震动孙冶方先生，参予管理贡献突出被评为铁道部新长征突击手。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王立山也没有张扬写诗的事，人们到处寻找这位铁血诗人，尤其百家媒体的记者更是漫天撒网，其实王立山正在车间里苦心设计一个单臂滑动吊车，他无意理会外界的千呼百唤，那时为‘四化’而奋阗的宏伟精神正强烈地鼓荡着他，有一次，王立山的二哥在火车上和人聊起天安门事件，兴之所至，二哥忍不住说，：“扬眉剑出鞘那首诗就是我家老七写的，真的，他叫王立山，他在山西工作”“是吗？能告诉我他的详细地址吗？”对面一位年轻的女性急不可待地问，这是一位中央大报的记者。
如一夜春风，王立山的名字传遍了中国。鲜花和荣誉扑面而来，1978年12月，他入了党，不久，他又被吸收为共青团山西省委委员。然而，王立山没有离开活动板棚的工房一步，设计制造完了单臂滑动吊车之后，他制造出了一个节能产品—滤油器。还是那套油渍斑斑的工作服，还是那双呲牙咧嘴的旧皮鞋，在工地上穿来穿去。企业管理混乱的问题，让这个热血青年寝食难安，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为企业画了一张经营管理行径关系图，虽然得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评价，但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初中文化的王立山又逼迫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在那个杂乱的工棚里，他埋头攻读《资本论》、《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应该说他的天资很好，凭他的基础和他能读到的仅有的这些书，谁也想不到他的一篇文章能得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孙冶方的首肯，老先生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王立山同志：……你对1965年《内部未定稿》刊登的我的那几篇文章的意见，比这一位大学教授给我的表扬更为我珍视。……从你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提出的问题来看，你对政治经济学是有研究的……祝你在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战斗中取得更大胜利！”王立山同志合作写出了《解决追求产值的在键是按价值规律办事》、《企业政工部门必须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八十年代初都具有一定的领先意义，给王立山所在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记者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曾多次与他原单位的老领导通电话，已退休在家的党委书记说：“小王是个好青年呀，他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相通之处，心里装着国家，不像现在有些青年人心里只装着钱。”1979年4月5日，中共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委员会发出红头文件，号召全局青年“学习王立山在新长征中想四个现代化、学四个现代化、干四个现代化的那种干劲、拼劲、钻劲、韧劲”不久，王立山被评为铁道部新长征突击手。顺理成章，他成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常常去北京参加杰出青年一类的会议，有一次，胡启立同志在会前拉住了他，说：“你的衣服破了，穿着破衣服开会不好，脱下来让服务员补一补，你先穿我的这件进去。”说罢，胡启立真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王立山那一刻挺感动。这时有记者盯上了他，这是一家杂志的记者，约他写一篇有经济管理方面的文章，王立山心里暗想：“你以为我只懂经济管理吗？”就说：“我给你写一篇人口方面的文章吧。”长时间的涉猎广泛的苦读，已使他成为渊博的学人。一个月后，他写出了《适度人口论》，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凭这篇文章，1980年，王立山这个普通工人被调到河北师范大学人品政策研究室。他在这里平静地工作了四年，直到调回北京。
畜势待发：继续苦读，如有机会，还要为国家做点事。
去年夏天分手，一直关心王立山的工作问题。清明节前夕，即3月16日的晚上，王立山坐在自己家里，一面看书，一面听儿子练钢琴。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说：“给那家饭店搞筹建，就算闹了这个房子，我知足了，不然，我还要住在哥哥家。去年我被那家中日合资的企业录用了，在公司的技术部工作，有那么十几个人，我就算是个职员吧，人家看在朋友的面子，每月给1000多元的工资。业余时间我读点书，喜欢看点科普书，物理学的，天文学的都看，最近迷上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有意思。我也喜欢读点林语堂、张中行的书，我欣赏他们对生命的那种态度，人生一世很不容易，要珍惜。我现在还去听听科技方面的课，丰富丰富自己，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我的话，也许我还要做点事。”
英雄也有平常人的一面，他要常常回家看一看老人，尽一尽做儿子的孝道。他也为孩子操心，小学快毕业了，他渴望儿子能考一个好一点的中学，儿子钢琴已达7级水平，他鼓励儿子争取达到8级，因为那样的话将来考学可以加分。
“如有可能，我还要到各处走一走，至少是在国内，长长知识，也能锻练锻练身体，国家真有用着我的那一天，我好能拿出一点本事来。”最后，他大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