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的是一个女律师与毛远新的恩恩怨怨：在“史无前列”的时候，毛远新曾丧心病狂地迫害一个老干部，老干部的女儿发誓要做法官，有朝一日审羊毛远新。不料，当毛远新被押上审判台时，她却成了毛远新的辨护律师……
女律师有一双眼睛，那是一双孩子的眼睛。是的，只有儿童的眼睛才会那么澄澈、那么明丽、那么真诚、那么天然，像一泓没有任何污染的清水。
一个50岁的，而且是启遍尝了人世沧桑的女人，还会保存如此一双明眸，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即使是在稠密的人流里，她急匆匆地与你擦肩而过，你也会被她的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吸引过去。
“你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那么热爱生活，那么相信生活？”那天。我这样开妈我的采访。
“我嘛……”她的眼睛先笑了，然后，用手习惯地拢一下浓密的黑发，“我当然知道生活不如人意的那一面，我甚至比一般人的体会还要深。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用我的努力去减少那不如意的方面，使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亮色，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美好。”
“张海妮”，这个与“毛远新反革命颠覆政府案”，“李劫夫作品版权权被侵案”等大案要案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在北中国一直叫得赫然而响亮。1994年4月14日，她在法庭上，成功地将诈骗我方156万美金的美国商人击败。当时，对方的律师威胁说：“这个外商是有背景的，希望你撤诉！”她回答简直令人叫绝，“我要象踢足球一样把他从中国踢出去！”这句话从法庭一传出，立即传遍沈城，人们争相传诵，“像踢足球一样踢美国骗子，说得好，有骨气！”人们这样议论。
张海妮说：“其实，使我成为律师的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毛远新……”
30多年前，毛远新向他父亲挥起屠刀。
张海妮是家里惟一的女孩，幼里深得父母的宠爱。父母认为，女孩就应该是一朵鲜花，她的世界里只能是阳光雨露。至于风雨嘛，那应由男孩子来承受。然而，风雨来了，那是一场狂风暴雨。
张海妮的父亲张允中，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的老同志。1966年，出任沈阳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就在这一年，他跟随市委书记莫文祥一同去有色金属加工厂视察，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当时，那个厂的武斗搞得很厉害，人们根本听不进去，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批斗厂长。无奈，张允中和莫文祥就又回到市委。不久，他因病住进了医院。就在他住院的这段时间里，那个厂长终因不堪凌辱，含恨自杀了。家属认为是他杀，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想起了老首长谢富冶。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正尾随在林彪、“四人帮”的后面，密切地注视着全国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闻听自己长征时的老马夫“被害”，不禁“斗瘾”难耐，于是，他滴血的红笔一挥、……“抓”从有色金属加工厂开始，一直抓到沈阳市市委，一下抓了170多人，张允中与莫文祥国为曾去过那个厂而被捕。毛远新奉命主抓此案。于是“抄家”、“罢官”、还有“严刑拷打逼供信”，不一而足，张海妮惊恐万状地望着这一切……
在砸烂“公、检、法的吼叫声中，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张允中问：“为什么抓我？”
答“你不能问！”
负责“答”的人答完之后，又秉承上级的意志，提示道：“你只要说出是市委书记杀了人，就放你！”张允中当然不能那样说，于是就继续关押。毛远新似乎十分生气，他决定将张允中和张志新一起枪毙。幸而到了1971年年底，毛泽东为“二月逆流”讲了几句公道话，老同志的境遇得到好转。张允中保住了性命，然而也仅仅是保住了一条性命而已。他的全家被发配到农村，他本人去了康平，妻子去了郊区，而海妮于两年前就被安排到昌图去插队。他最不放心是就是这个女儿，因为女儿见了面，总是要说那一句话，“他们怎么不讲理？王法在哪儿？爸爸，你真是天大的冤枉！”
长夜里，种下复仇的种子，立志做法官审羊枉法的“王子”。
那年，张海妮只有18岁，她落户在昌图县那个叫何家的乡下。“何家？何和是我的家？零西洋里叹零西啊！”亲人们天各一方，周遭尽是冷漠与歧视，给她这个黑五类的孩子以太多的漂泊感。她甚至认为，她这一家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抛到一个无底的黑洞，永无获救的希望。然而，她一想起父亲被抓走时那伶俜的身影、冤屈的表情，她的泪光立刻就消失了，她那柔弱的心立刻坚硬起来，她咬着牙，数着那似乎永远也数不完的凄苦日子。
越是月白风清的夜晚，张海妮越是无眠。她一个人沿着斗折蛇行的小路，来到无人的野外，独对苍穹，发出她满是愤怨的“问天？”“都说你是有眼睛的，你看到我爸爸的冤情了吗？为什么你对眼下的奇冤无动于衷呢？”一声声浩叹之后，她就要不期然地想起那个“精卫填海”的故事。那是小时候爸爸讲给她的，在很远很远的古代，炎帝的少女游东海溺而不返化为精卫，每日衔西山木石填海不止。“精卫填海”是为自己，海妮却是要为父亲，为无数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去修建一个长长的防洪大堤。“我那时非常崇拜法律，渴望有一朝一日能用法律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若干年后，她这要对记者说。
她一边锄地，一边苦苦地思考一个高二学生很难得出结论的问题“咱们这么大的中国为什么就没法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冤枉人？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随便抓人，随便打人？”这对她，这个唱着《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歌曲度过红色少年时代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别说是在当初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她走进她日思讹诈想的人民法院，听第一堂法制课，当听到“我们国家法制不健全”这一句话时，她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她问父亲：“爸爸，你们建造这座社会主义大厦时，真的是少放了一块基石吗？”平反昭雪后的父亲只是摇头苦笑。
种地、送粪、收割、修梯田，付出最艰辛的劳动，挣最低廉的工分，忍受有形与无形有种种政治压力，她一声不吭，苦苦地期盼着，寒来暑往，周而复始，艰辛的劳动把一个高干家庭的娇小姐锻炼成了一个铁姑娘，很黑，也很壮，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青春期，是个多梦的季节，尽管那是个扼杀梦的年代，但青年们依然不屈不挠地做着各自的梦，有梦“军人”的，有梦“作家”的，有梦“飞行员”的，张海妮的梦比任何人都执着—她梦“法官”。她的梦执着到了单调的程度，无数个梦都只表现一个内容：她头戴国徽肩天平，端坐在大堂这上，父亲站在原告席上慷慨陈词，怒斥着被告毛远新……她那时想读一些法律方面的书，但是她看不到，她只能从同学们传阅的外国小说中，窥出一鳞半瓜的小常识，然而，那些距离中国、距离她父亲的冤情很远很远……
1972年，张海妮的锄板已磨成了一半，这一年她被抽调回城，临行前，她把那个已成了半截的锄板用布包起业，带回了沈阳。1975年结婚的时候，她让丈夫做了一个木箱子，把那个锄板珍藏进去，作为一份家产。她说：“它可以让我永远记住那一段痛苦的生活，也可以激励我去锄除人间不平事！”
如愿以偿，终于当上律师。
张海妮兢兢业业地在市教育局工作了5年，1979年，无从人愿，她被充实到政法战红，调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时刚刚恢复“公检法”工作，各方面的人才都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培养青年干部成了燃眉之急。行政管理处的领导说：“海妮，你想干什么？法官、审判员、律师，随你挑。”她天真地问：“什么叫律师？”“律师就是给犯罪分子做辨护的人，看过《流浪者》吗？那里面的丽达就是律师。”
那天，她一夜没有睡着。她想起了父亲的冤案，由父亲她又想起了文革当中无数的冤假错案，想起这些案子给无数个家庭带来的不幸……“中国要走上法制的轨道，再也不要有那种荒唐的案子了，这就一定要有律师！”那一夜她思索的结果是两个大字——“责任”
第二天早晨，她对领导说：“我当丽达！”领导笑了，说：“我看你就是个天然的律师，她的眼睛就是证明！目光混浊的人是当有了律师的。”
那只盘桓在她内心深处多年的“精卫鸟”破壁冲天。
她一手拿案卷，一手拿书本，边工作边学习，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分别在辽宁政治法干校、辽宁广播电视大学法律系、北京高级律师培训中心、中央政法干校等院校接受系统的法律教育，其间，她还有幸得到冯大同、张佩林、高名喧、青木康（日籍）等国内外著名教授，大律师的亲传。
冤家路窄，为毛远新辩护，女律师走入一个远大境界。
张海妮进步很快，一系列大案要案的锻炼，到1985年，她已成为国内著名律师，被列入辽宁律师的四大金刚之一。
在张海妮的律师生涯呈现出辉煌亮点的时候，毛远新垂头丧气地向她走来，时间是1985年夏，这年7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犯有反革命颠覆罪、反革命煽动罪的毛远新。上级领导指派张海妮做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出庭为期进行辩护。当时选择这个特殊律师的条件是：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十年浩劫中家里受过迫害，痛恨“四人帮”—于是张海妮成了最佳人选。
冤家路窄。张海妮和所有被毛远新迫害的人及家属一样，就等着这一天呢！然而，张海妮却不能以毛远新的冤家面目出现，恰恰相反，她反要替毛远新辩护。而辩护人的责任是依据有关法律条文，为被告为提出无罪、减轻、从轻的意见供法庭参考。
张海妮的思想一度是很矛盾的。律师的天职是不用说的，但律师的感情叱？一个不能驾驭自己感情的律师是不合格的。超越自己感情的律师才是合格的律师，才有可能走入一个远大境界。这道理她懂。可现在她如何驾驭自己的感情呢，一个曾害得她家破人亡的人，不能亲自去审判便也罢，却又要去替他辩护。难道自己十几年的奋斗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结局吗？一些老干部纷纷给她来电话，“张律师你要站稳立场，毛远新是什么人，他是坏东西，你怎么能给他当辩护人？”她为难了，她甚至想退出来。这时，她给远在南方做某省纪委书记的父亲打了个电话，争求老人家的意见。父亲说：“别忘了你是个律师，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任何个人的命运都是渺小的！”她为父亲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从父亲身上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以法治国的决心。她的心里一下轻松从容许多。“要认清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分量，不能因为我父亲受到毛远新的迫害，我就丧失辩护人的立场，错误的历史已经过去，中国要走法制的道路，我要从自身做起，不能掺杂个人的恩怨，应该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带着这样的思想，她会见被告，并开始与他谈话。
毛远新，当年辽宁太上皇的威风荡然无存。面色灰白，表情死寂，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自己的辩护律师，既不欢迎，也不拒绝，只冷冷地坐在张海妮的对面等待问话。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律师就是他当年一心想杀掉的那个人的女儿。第一天谈话，他虽然承认了在“文革”中迫害辽宁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承认了杀害张志新的罪责，但同时又强调这些并不是他一人所为，某某某和某某某也都是同意的，总的来说，认罪态度不太好。这使张海妮陷入一种困境。因为这个案子取证特别难一些能够提供证据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多不愿出面作证。第二次谈话，张海妮抓住他紧张的心里，采取了完全不遭到于公讼人纠问式的询问方式，向他交待了政策，并说：“作为律师，我是维护你的利益的，如果可能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但这取决于你的配合。”这番话，竟使毛远新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说话也变得客观了，能够讲清自己的部分证词。使第二轮谈话进行是比较成功。最后，张海妮问他：“你以为邓小平的改工开放路线怎么样？”他居然还说出了一句公道的良心话……“这个线路可能越走越宽。”
公审那天，全省8000多名县团级以上的老干部都出席旁听，可谓盛况空前。毛远新在法庭上没有什么对立情绪，问啥答啥，并表示不上诉。
到第二轮自由发言，张海妮根据与毛远新的谈话内容，为其进行辨护。首先，她赞成公审反革命分子，并指出公审毛远新是一个历史的进行。接着，她提议：对于不应该加在被告身上的责任就实事求是地分离出来，比如：“张志新一案”，当时是集体决定的，公诉人说毛远新应负“主要责任”和“重要责任”，应考虑改成“一定责任”和“有责任”。法庭认为她的这个辨护词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最后在量刑时，多数地方采纳了她的意见。张海妮因此受到省市领导的表杨，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许，也获得了同行的钦佩。
在法官宣读判决后，毛远新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到的是一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清明盛世，那么，回首那个他在其中大施淫威的无法可依的浩劫年代该做何感想，又该做何结论呢？人们不得而知，连猜想都 不能够的。但那天，毛远新却对法警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请给张律师问好。”事后，当张海妮接到这个问候时，感慨万端地说：“我真想告诉他我是谁呀！”说罢，长叹一声，双目蓄泪，转身走入茫芒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