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蹊跷，采访他，竟是起源于和周海婴先生的一次电话闲聊。
那天，周先生对我说：“你去南方，不妨到绍兴看一看，写一写‘闰土’的孙子，他叫章贵，是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很有写头的，他是由一个农民，一个文盲，通过刻苦努力，最后成为鲁迅研究的专家的！”
于是我来到绍兴。
章贵，今年61岁，健壮，魁悟，1.72米的个子，方方正正的脸膛上有一双细长的跟，笑起来十分的亲切。“周海婴来信了，说您要来，让我好好招待，说您是他的好朋友！”他这样说，并和我握手。这手结实有力，只是手背上不见了鲁迅描写他祖父那样的“松树皮”。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农民的外形，知识分子的气质。
他极热心地领我逛“百草园”看“三味书屋”，并指着鲁迅故居的对面说：“瞧，河那面就是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豆腐房，可惜都扒掉了。”
熟读鲁专家小说《故乡》的人，对那个“紫色圆脸，头戴一顶小毛毡帽，劲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颈圈”的少年闰土，一定是会有深刻印象的。但要谈“闰土”和鲁迅家的关系，不定期要从“闰土”的父亲母亲谈起。
生活中的“闰土”本名运水，他姓章。他的父亲叫章福庆（1850-1903），是距绍兴60华里的杜浦村的农民，除了种田外，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竹匠。每逢农闲时，他都要外进出城做工。有一年，他经人推荐来到周家做法。周家看他手艺好，并且为人忠厚笃实，不时常请他做工，于是就渐渐熟识起来。从周作人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章福庆除了春节前后到周家帮忙外，平时周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要叫他来的。他来时，也总是带点自产的土货相送，如春天的鲜罗汉豆、夏天的西瓜、南瓜，冬天的干青豆等等。周、章两家最得力的帮手。他在周家做工，很喜欢少年的鲁迅。他常常用竹制成各种玲珑虽致的玩具：有竹鸭蛋、小水桶、双虎斗等送给鲁迅。有时他还都鲁迅在雪地上捕捉鸟雀的办法。
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里曾写道“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个女工，身材生得高大，这就是真阿长……”这位“真阿长”也就是章福庆的妻子，她叫阮太君，也即章贵的曾祖母。
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了，这时阮太君也生下了小女儿。因鲁迅母亲身体不好，所以章福庆把妻子带来给鲁迅做乳娘。她个子高大，很忠厚，懂礼节，待人客气，周家的小孩称她“章妈”，鲁迅母亲则叫他“庆太娘”。她后来虽然不给鲁迅喂奶了，但还是常常到周家做客，每次见到鲁迅的母亲，第一句话总是说“哈哈，老太太，我又来啦！”鲁迅母亲的回答也常常是那句话：“你老是这样开心！”然后，老姐妹俩僦唠起家常来其乐融融，全我主仆之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鲁迅离开绍兴迁往北京为止。阮太君生有两女一子，儿子便是鲁迅的好朋友章运水。
1893年的新年，鲁迅曾祖母去世。新年办丧事，鲁迅家里显得更是忙乱。章福庆征得鲁迅父母的同意后，把他的儿子章运水叫来帮忙，这就是章运水第一次进周家。运水比鲁迅大2岁，尽管那时封建竺级森严，但鲁迅仍与运水兄弟相称，“运水哥”省年鲁迅常常这样叫，运水也就甜甜地答应，早忘了父亲“要叫少爷！”的叮嘱。运水初次进城看到什么都新鲜，鲁迅史弟们就陪他逛大待或到风景处游玩，周作人日记中，曾有他们兄弟陪同运水登结兴应天塔的记载。生长在农村的运水则是满肚子的乡下故事，他常常绘声绘色地讲给鲁迅兄弟们听，诸如夏天的夜里，他和父亲怎样到沙地里去看西瓜，看到獾猪来吃西瓜时怎样去刺；曹娥江边的跳跳鱼怎样在水中会游、在岩上会跳，曹娥江澎水来时的惊险场面等等，鲁迅往往听得十分入迷，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故乡》一文中写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究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后来，鲁迅18岁那年离故乡去南京读书到日本留学，后来又一直在外边工作，但仍和运水保持着友谊，运水也还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凭着忠厚笃实与一手好手艺，经常到鲁迅家去帮忙。
1919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搬家，周建人特地把鲁迅到家的日期写信告诉章运水，运水便带着大儿子启生（即章贵之父）上城，一方面帮助整理家杂，一方面会会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鲁迅。这次鲁迅虽住了二十天，且有许多杂事要处理和告别众多的亲朋好友，但他还是和这位少年时代的农民好友做了细语长谈，，并在交谈中了解了运水的困境。其时，章运水已有5个孩子，在黑暗的旧中国，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他已失支了少年时戴着明晃晃银项圈“手捍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的勃勃生气，”“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露着“凄凉的神情”这使鲁迅“打了一个寒噤”。12月24日鲁迅偕母亲等要起程了，章运水又特地上城送行。从这以后两家就失去了联系。鲁迅于1921年创作了著名小说《故乡》，以章运水和他儿子章启生为模特，塑造了“闰土”和“水生”这两个典型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象印。
周、章两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已是1956年的事啦。那年，周第婴和母亲许广平到上海参加鲁迅坟墓迁葬仪式，之后，回到绍兴，周海婴在鳍迅纪念馆见到了当时已是馆员的章贵，像他们的前辈一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周章两家的世代友谊又绵延起来。
章贵说：“说来也巧，我人祖父运水和鲁迅先生一样，也是1936年去世的，这或许也是他们的一种缘份？祖父有三个儿子，你亲章启生即小说中的水生是老大。我呢，是1933年出生的，3岁那年，父亲劳累过度而病故；接着又遭水灾，租种的几亩薄地里长的玉米全被大水冲掉。天灾人祸很快使我们家破人亡；母亲去上海给人家当保姆，哥当了童工，妹妹连病带饿死去了，我被送到邻村当小长工。后来，解放了，我一家和所有穷人出了苦海。可我已错过了上学的机会，老实说，我那时是个地道的文盲。可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于是我参加了冬校学习，卖掉了哥哥临去上海当童工时送给我的纪念品—一条棉纱腰带，用这个钱去买书。我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去速成班读书。为了使学习的内容能记住，我采取了“小和尚念经”的朗读法；早上读，晚上读；上课读；下课读；工间休息时读，饭后休息放声读……不到几天，我的喉音嘶哑了，发不出一丝声音，真象个哑巴，不过，我还是坚持读书，喉头虽痛，心里却甜得很。1954年2月，政府抽调我到鲁迅纪念馆工作，在领导的关怀下，我进了职工夜校，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文化学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很快摘掉“文盲”的帽子，我像重见光明的盲人一样，开始疯狂地读书，我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尤期是鲁迅的著作，我是一篇也不落地读，力争篇篇达到精读的程度，力求能胜组织交给的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鲁迅的文章已有几十万字啦，并被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吸收为理事，1982年，我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去看我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被馆里聘回来工作。我现在生活很好，我有一儿一女，我的儿子叫章洲，在绍兴弹力丝当经济师，女儿从事幼教工作，孙子也6岁了。我和老伴在一起过，住的是三室一厅，很舒服的，比起我的祖父父亲他们，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我的老家杜浦村，现在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叔叔们在乡下，他们都过上了日子，他们都属于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我常去看他们。在周家，我们的关系也象鲁迅闰土时代一样的亲密。我和周海婴经常有书信往来，他带儿子常回绍兴来，一回来，我们就象团聚了的家人一样，融洽得很。我要去北京，就一定到周海婴家，我们这真叫世交呀，从我曾祖父算起到现在，已有四代了。我还要我的儿孙和周海婴的后代继续交往下去。为什么呢？这叫一往情深，源远流长呵！
说到这里，章贵笑了，“我现在就给周海婴打电话，说你到了，让他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