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学家们为在北京广渠门内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曹雪芹旧居而欣喜欲狂的时候，推土机正在用强劲的马力震撼着咫尺相隔的“S会馆”——一个无可争议的鲁迅旧居，我们担心：200年后，后人们连红学家那样飘摇的欣喜恐怕也找不到了……
1999年8月15日，北京，周海婴先生的寓所。
我们谈起了“S会馆”，老先生一脸的无奈，他说：“我现在有些顾不过来了，现在连绍兴的鲁迅帮居人们都把它拱手交给了旅游局，把它变成了一个经营场所。那样的话，谁还能把它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呢？我担心它迟早有一天要被破坏，不破坏才怪呢。装修改建，当办公室，甚至还要住进人去……，S会馆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可我顾不上它了。我愿决去你就去看看。”他说罢，给一位姓杨的鲁迅研究专家打电话，问清了具体地址。
“在宣武门外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离这里不远的，打车不过10元。”他撂下电话，对我说。
在菜市口商场对面，在小说 《伤逝》里出现过的那个叫吉兆胡同的地方，我寻到一个面貌上挺像子君叔父的赤膊老汉，请教他南斗截胡同的方向。其时，他正拎着一个空酒瓶在烈日下小跑，“请教”影响了他的速度，他就发了子君叔父一样的恶劣脾气……
“往西走，过马路，还不定有没有了呢，大热天，烦不烦？”他草草地“指教”完，又另快步代前进了。
我摇摇头，穿过那条正在大兴土木的叫做南二环的大马路。
推土机隆隆吼叫，居民急切地盼望拆迁。
南半截胡同，已经没有了北京胡同所特有的静，南二环路工地上推土机的隆隆声和滚滚飞扬的黄尘辗过一溜小矮房横站直撞地闯进这里，“S会馆”破败的大门面向向东边的工地恹恹地斗开着。
这个院落本名叫“山阴会稽两邑会馆”，建于清代道光年间，是专为山阴、会稽两地进京应试的举子和在京侯补官员而设，到清朝末年，山阴、会稽两地合为县，会馆遂更名为“绍兴县会馆”。如同今天各地驻京办事处，这种会馆当年在北京多的是，原本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由于鲁迅在这里住七年，并且在这里健步登上中国文坛，这个会馆自然也就身坐百倍。
鲁迅在小说、杂文里称这个会馆为“S会馆”会馆因此而名扬天下。
由清末书法家魏龙藏书写的匾额已于文革年间劈碎烧毁。那么，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呢？胡同里的一个中年男人坦然相告：“砸了，我当时在场，是居委会主任领人来砸的，那个老太太说是破四旧，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砸碎，那个老太太力气可真大，她带头砸……“砸完了两尊石狮子后，那个“力气可真大”的老太太的力气可能实在是“大”不下去了，于是给留下了一个石鼓，孤零零地立在门前。
见记者要拍照，就聚过来许多人，有一些是会馆院里的居民，他们议论纷纷且高见叠出——“是不是要拆迁了？太好了，这地方我们住够了。总说拆总也不见来拆，急死人啦。”“推土机直接从那边开过来一推不就完了，还等什么？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呀！”我问：“那这会馆怎么办？”一个人竟回答说：“鲁迅住的地方我了，要都留着吗？总不能让死人压活人哪，您说是不是？”燥热的八月天，我感到一丝彻骨的寒，鲁迅所深爱的民族里面也当包括这一类人吧。
我注意到，“S会馆”的右墙上钉着一块小铁片，上面写道：“宣武区文物何护单位”，但这个小铁片也是自身难保，早已变得锈迹斑斑了。
“S会馆”价值连城：曾诞生现代史上一段伟大的对话，是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产房。
迈过会馆腐旧的时装店 槛，一脚踩在凉润的青砖地上，心不由得一动，我走进了本世纪的童年吗？
1917年年底的那天深夜，“S会馆”院子里那伟大的对话，对中国新文学、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那都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那天夜里，全北京的人肯定都已沉睡了，像那个时代习惯于沉睡的所有中国人一样。就在这个会馆里，两座文化昆仑以绝世的清醒久久地俯视着沉睡的一切，浓重的夜色在他们四周缓缓流淌。他们的眼白已熬成血红。
钱玄同：“你抄了这些古碑有什么作用？”
鲁迅：“没有什么用。”
钱玄同：“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我想，你可以写点文章……”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业，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换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是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然而几个人既然起业，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在钱玄同到来之前，鲁迅已在这个屋子里整整抄了5年的古碑。彷徨是他那是的心态。但他的彷徨是“荷戟独彷徨”，而不是哭哭啼啼随时准备殉国的失意骚客的彷徨，他实际上更像一个环顾八荒寻找战机的战士。
1912年5月6日上午，鲁迅从南方一到北京城就住进了这个“S会馆”。他是来临时政府教育部任科长和佥事的，满怀希望的他却在教育部里看不到希望，他在四天后即当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至教育部视事，枯座终日，极无聊赖。”不料两个月后，他竟连临时政府的希望也看不到了。他的知已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于7月2日愤而辞职，10天以后，临时教育会议因此取消了蔡元培提昌的美育，鲁迅为之倾尽心血的《美术略论》教学计划随之泡汤，为知已而来为临时政府而来的鲁专家对此十分愤慨，他在7月12日的日记里气愤地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咱豚，可怜可怜。”他只好躲在这个S会馆里校读古籍抄录古碑，排解胸中苦闷，也躲避袁氏王朝爪牙的监控。从1912年7月到1917年年底，五年蜇居于此，他抄录了西汉至隋唐的各类古碑4000多种，甚至连除夕夜他也纹丝不动地坐在会馆里抄写，对此，他做这样描述—“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然而，内心的苦闷非但没有得到排解，反而与日俱增。“S会馆”虽然幽僻，可仍然挡不住窗外诡谲的风云：袁世凯称帝、共和流产、张勋复辟……抄录古碑又怎么能将这样一个窃火者的心变成一潭古水？他在日记中写道：“无日无处忧患中。”他一声声的浩叹，“S会馆”当时时该听得十分真切。
这抄古碑的日子整满五年的时候，即到1917年冬天，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钱玄同做了这个杂志的编辑。这位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来找鲁迅约稿了。那一夜，他们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以至于“不知东方之既白”。
钱玄同终于说服了鲁迅，抄古碑的笔放在了桌子上，荷在肩上的“戟”持在了手中。在《呐喊》的自序里，他这样说：“ 的，我虽然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的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
经过在“S会馆”里6个月的孕育，到了1918年5月15日，中国新文学的圣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子—《狂人日记》诞生了，它登在了《新青年》四卷五号上，“鲁迅”这个金色的名字也从此亮相。《狂人日记》，这部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一笔撕开了罩在吃人者嘴脸上几千年的道德面纱，实为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之磅礴先声。此后，鲁专家一发而不可收，他在这个会馆里写出了小说《孔乙已》《药》《明天》《一件小事》，还有杂文名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二十七篇随感录。在他那篇最深刻的最凄美的爱情小说《伤逝》里，到处都可以看到“S会馆”的影像，比如“窗外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等等。我们有充分理由做如下结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一战车发轫于“S会馆”，并由此隆隆开向九州大地。
到1919年，鲁迅从这里搬出去的时候，这位38岁的天才人物已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将了。
“S会馆”实在是功不可没。
诞生了一段扭转中国精神乾坤的伟大对话，接生了中国新文化和中国新文化运动，这就是“S会馆”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价值连城的“S会馆”。
目不忍睹的现状，“S会馆”危在旦夕。
准确地说，会馆只有一个门和门边的两间东厢房比较完整。但左侧那间房子的外墙已被不知何人不知为何不知何时改成了现在常见的红砖，“文物”的味道荡然无存。右侧的那间虽还保留青砖外墙，但青砖墙的表皮大面积脱落，墙下散乱地堆放着破砖碎瓦。那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就钉在这面墙上。这间房子的房脊上压上了大片大片的塑料薄膜，显然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漏雨。
原本朱红色的大门，由于多年不刷漆，现已变成了黑色，门楼子上瓦缝里的枯草又长胡乱长了一丛丛杂草，杂草一样的电线从胡同的电柱上扯出来胡乱穿进院晨，在院里胡乱地“织”成一片片“蜘蛛网”，一进门迎面的那个照壁早已拆掉，那个位置改成了公共水进，一根水管从地下钻出来，似乎永远也关不紧的水龙头无休止地滴水，将地面滴成一条暗绿色的小脏水沟，一路蜿蜒九曲十八弯。水池后面的一段古墙（可能是照壁的残留部分）已被浸蚀得墙根发烂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不知谁家的主妇“妙手天成”，在那堵破墙前晾了一条旧花被，算做“S会馆”今日迎宾的第一景。
院内的地面已下陷半米，大院早已不成其为大字，向乎每个角落都被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盖上了房了，这里只有房子没有院子。鳞次栉比密密层层的房子之间仅容可以神出鬼没地打巷战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优热。一旦失火，只好瞪眼听命。多灵巧的消防车也别想进来。消防战士也要排队缓缓而行，在这里跑步前进是万万不能够的。
原有的几间正房早已被这里的居民改造得面目全非，大房旁边盖偏厦，偏厦旁边又砌出了一个又一小棚子。南院，《呐喊自序》曾这样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的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如今三间屋已被砌成了一大片，那棵古槐被紧紧地砌进了一群小房子的中间，看去树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房顶上。南院和北院之间的月亮门在文革年间挖防空洞时就顺手挖掉了，院子没有了，月亮门也没有了，方向没有了，格局没有了，“S会馆”等于被埋在一在堆一塌糊涂的砖瓦古块下面，自然也就寻不见什么当日的面貌了。当时这个大院里几乎布满了鲁迅的足迹，他住过东面的“藤花馆”，住过南面的“南向小舍”，最后又住进了西面的“补树书屋”。六十年代初，周作为曾应邀同鲁迅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这个“S会馆”察看“藤花馆”和“补树书屋”，虽然当时“藤花馆”已住进了居民，“补树书屋”改做了街道工厂的车间，但基本的轮廓还在，还可以给老先生一个“门庭院落依然如故”的印象。如今这里已乱成东西南北不分前后左右莫辨的“一锅粥”，哪里还打得到那些或以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事实上，“S会馆”已消失在这个院里了。
这个当日只能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如今却挤进了三十多户，100多口人在这里日夜不停地骚扰这个功勋小院，他们用炊烟熏它，用脏水沤它，用铁锹挖它，用利斧砍它，用他们所能用的一切手段无意识地伤害它，甚至还急切盼望了一天推土机来推掉它。
其实，即使没有推土机开业。满院子东倒西歪危房的“S会馆”也迟早要在一声沉闷的轰响中塌掉，比如一场秋风秋雨之后。
专家和会馆更夫后人的共同观点：救救“S会馆”。
近年，有为数不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作家纷纷撰文呼吁，救救“S会馆”。今年7月，一作家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地，如今却是一个破杂院，有‘文物保护单位’之名，而无保护文物之实……站在会馆的一堆破旧小屋面前，不禁令人困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是永远“保护”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破杂院，让它逐渐自泯灭，还是还它一个本来面再加以妥善保护呢？”
院里的一位老太太说：“我们院里的人多数对会馆有感情，我们打心眼里希望会馆能保存下来，看着它一天天这样颓败下去，心里不是滋味。如果有一天它倒掉了，我们不但对不起鲁迅先生，也对不起后人哪。我们没有什么要求，给我们安排一个一般的住房就走，腾出会馆来，好好修理收拾一下，恢复原来的面貌，那咱们北京城不是又多了一个文化景点吗？现在每天都有人来看，外地的，外国的都有，可这破破烂烂的怎么好意思给人家看呢？我们都觉得丢人。唐山地震以后这院里的防震棚都改成了小房，现在都租给了外地打工人员，院子都快胀破了……从来没有人来修房子，只有各家自己修，修得五花八门，结果是越修越糟。大家都盼着拆迁，可真要拆迁了，一切不是都要毁掉了吗？咱们中国毕竟只有一个鲁迅，鲁迅也只住过这么一个会馆，听那些来参观的人说它有重大历史价值，我们应该救救它呀。”
一个住在这里的外地打工女领我走进会馆当年的收发室，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住着刘大娘一家，打工女对刘大娘说：“大娘有人问会馆的事。”这位刘大娘是当年会馆更夫刘玉的儿媳妇，今年也已七十岁。老人的观点很明朗，她说：“我们老太爷看守它的时候，它还好好的，不像现在的样子。鲁迅先生在这里住过，它当然是宝物，现在不成样子，应该救救它，越快越好。”
这两个北京老太太不简单，她们和专家一样有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