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接到老朋友张群转来的蒋介石邀请自己去南京的电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十分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参加，但大多数成员仍为国民党员。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这个“参议会”，就是后来在武汉成立又迁至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派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对此，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他想到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得人心，并终于变成现实。现在国民党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听了张闻天的介绍，梁漱溟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闻天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为他设宴洗尘。张闻天说，毛泽东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谈话便安排在夜间。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从下午6时至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严寒。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地点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
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笑着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续谈吧。”
“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统区有鲜明的区别。这都给梁漱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