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之前，我跟我爸赶集，在大牲口市场花了小两千块钱，买了一头两岁的小骡子。这是姆们家头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牲口。
那小骡子的样儿我还记得，俩支棱着的大耳朵，一身灰色毛，和旁的骡子拉一套犁杖从来都是多出力超出旁的牲口一头，人有人的在华北偏北“仁义”我们管这个叫“仁义”。
牲口得吃草，我家当年没攒下草料，所以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得了个活儿，就是每天晚上放学背着个大口袋，去我奶家那个塞满碎草的屋子划拉半袋子草，背回去喂骡子。
装草料的屋子在西山花儿，里头的草料足足三米高，估么着得有几十方的体积，对于八岁的我来说，黑压压气势和棒子秸的味儿让我我只敢在门口划拉，不敢进去，怕被湮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干草看着轻，其实灌大半袋子挺沉的，从我奶她们家背到我家，虽然不远，但我走的时候都如负万钧，每天傍晚我都得咬牙忍着肩膀的疼一步步挪着回家，整个夏秋，肩膀都是红的缕唇（痕）。
这感觉在我26岁亲临六千多米的珠峰大本营时再次感受过。
最难的还不是背，是往袋子里头划拉。
那时候我手小，划拉的慢，半天装不满袋子，有时候为了装的快一点，就找个草料薄的地方往袋子口使劲一拥，再折起来，那时候整个草料屋子充满烟尘，土和草墨子就从脖子灌进来。
那感觉就像在地震中
我奶看我太艰难，有时候就帮我一起哗啦。
夏天，牲口要吃割来的青草，我那时候太小割不来，只能帮忙铡草，当然了不是压铡刀那个，是往铡刀里续草的那个。续草的时候我很害怕，生怕我的手被铡掉，离铡刀始终都很远。
除了骡子我家还有一条大黑母狗。
因着做豆腐，家里存了很多煤和黄豆，我姥姥特地还捐献了一条大黑狗给我们。
它来的时候已经四五岁了，算老狗了。
黑狗也不全黑，耳朵和尾巴都是是耷拉着的，中等体型，鼻子两边和眼圈是白色，毛很硬，锃亮锃亮的。肚皮是花色的皮肤，上面布着两排黑黑的小豆豆儿，我妈说看它的奶豆那么小，应该从未下过崽儿。
它是一条典型的中国田园土狗，某次我在搜天朝本地狗种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它。
今天，中国的田园再难看到属于田园的纯正田园犬，那些曾经敦厚耐寒的田园犬已经在许多人的家乡消失，舶来的洋狗以及它们繁殖的各种串儿，成了看家护院的主力。
然而摄像头的普及和人口的凋敝，也让犬吠在乡村也渐渐变小，那些土洋结合的串们也被收狗的摩托放进笼子，进了各种狗肉馆。
上半年在家，有几户人家家里安了摄像头，常请我帮忙做调试和教程，某次站在当街聊天的时候，我老姑奶奶说，“好狗护主，再好的摄像头也不如狗及时。”
确实。
春末某晚，几个挖坟掘墓的孙子，在后山反复走来走去的探宝，还踩了我家地里的苗，村头的狗齐吠，我们出去打了手电，灯光与狗吠就吓跑了这帮孙子。
我爷爷说小猫小狗都爱找人玩，可能在它们眼里的人和在人眼里的它们都是互相看着有趣的。有几次用两只手抓着它前爪“跳舞”，它立起来和八岁的我一样高，跟人玩的时候，它的脸上也有快抖里那些网红狗开心的笑，只可惜它嘴太臭，劲儿又太大，我一闻那味儿就忍不住要撒手。
我老期待它下一窝狗仔，还常问我妈，它怎么不下崽。开始的那几年我妈还说它要下崽儿得配，后面看它愈发苍老，我们所有人都打消了让它下崽的想法。
在城市养狗，你可能养的是个宠物，可在农村养狗，你养的是个兄弟，它可以和你一起撵野鸡，狍子，它还会替猫抓耗子。
我听我奶奶讲过一狗的故事。
她娘家营子有户人家，小两口刚结婚，男人常常出去贩货，不怎么在家，于是就养了条大青狗（华北偏北常以青代指黑色），看家护院。
天长日久，那狗不晓得咋就通了人性，对这小媳妇产生了超越人畜界限感情。有一回小媳妇出门，它挣开了锁链，正常的狗一脱链子就要撒欢，可院儿可营子转悠着闻来闻去。
然而它没有。它跑进了屋，打开了铺盖，一只大狗就在那铺炕上连铺带盖。
小媳妇回来，看到铺好的被褥，以为是男人回来了。掀开一看，是那个大狗，她发现那狗的眼神今天特不对，仿若个骚汉，她吓坏了，叫抓的跑了出去。
虽然不是个汉子，却是真要祸害她。
小媳妇惊慌失措，速去寻了公婆，公婆一听，判定这狗要“作卤（做坏事的意思，满语音译）”，叫来左邻右舍，抓了狗，煮了汤锅。
我想起这个事，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毕飞宇先生的《平原》，因而想起了贾平凹先生的《五魁》，然后想起了我奶奶讲的这个故事。
我爸爸也讲过一狗。那是他小时候，一干亲家里有条大狗，个头很大很大，生人进院，狂吠不止。
有一日，一劁猪侯来给主家劁猪，这狗从头吼到尾，劁猪候给它吃了猪卵子也不相熟。于是就建议，把它劁了，狗就老实了。主家也觉得这大狗太大，怕咬坏了人，索性杀杀它的威风。这狗就被活生生赤裸裸的去了势。
次年劁猪候再来，远远一声叫卖，大狗瞬间挣脱了锁链，直奔这老头而去。老头被撵的气喘飞飞，各种夺路而逃，幸亏那年月营子里树多，他急中生智上了树，待主家和邻家前来才脱了险。
除了的狗，那年月大多数的人家都有牲口。
放学的路上有家都把骡马拴在门口喂草料。那个骡子个头很大，常在阳光明媚的时候露出那个地方来晒太阳。
某天有一特欠的小孩，捡起一块小石头，朝着那个不可描述的黑色物体打了去。
那骡子应该痛的不得了，瞬间撩了个大蹶子。
得亏我走在下坡，躲得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年夏初，村长老丈人开的小卖部开始兜售一种塑料跳绳，红色的透明绳子两端各穿俩绿色的塑料手柄，七毛钱一个。班里有很多女孩子买了这玩意，每天跳来跳去。
我要了七毛钱，到那个胖老太太那儿也买了一根。
刚买到手的时候我根本不会跳，又是人生头一次，当时看别的小朋友的样子照猫画虎，一下一下的跟着学会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比赛，先是比个数，看谁连续跳的最多，我忘了我当时能跳多少了，但常赢。
新事物带来的喜悦和成就让我充满获得感。那时候常常在大台阶上跳，想引起先生的注意，心说快来表扬我呀。
后来有同学发明了编花的跳法，就是把手交叉在一起摇绳子，那个动作使得绳距变窄，不太好跳，开始我很害怕被绳子抽到，但后来慢慢地，我就又学会了新的技能。
除了编花，还有一种跳法，就是快速摇绳，看谁跳的多，这个很危险，因为稍有疏忽，很容易抽到脸，我试了很多次还是放弃了。
后来小商店跟着这波跳绳热又进了新的跳绳儿，绳子不仅结实两边的手柄还可以计数，我花了一块四，买了一根，那根透明的中间被磨的模糊的绳儿，被我妈洗干净之后做了横拉在屋里挂手巾的杆儿。
先生看我们这么喜欢跳绳，就去校部借了几根体育课配发的木柄尼龙长跳绳，那时候一整个初夏，凉快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几根大绳子悠来悠去，甚至他也帮我们悠。
八岁那年到二十五岁，我的精力都过于旺盛，根本没有午睡的习惯。
1999年夏令时，从十一点半放学到下午两点半，有将近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完饭，因为我爸妈起的太早了，干的活也忒多，他们要睡晌午觉，
我呢根本没睡觉的想法，所以就会在院里窸窸窣窣的玩，或者调小电视的声音看电视。
那时候我妈总跟我说一句话，“L，大晌午头子的，睡一会，睡一会。”她一说完，我就该去学校了。
中午午休，先生在旁边的教室用椅子对了一张“床”，来睡觉。
一个老头每天骑着洋车子起早贪玩寒来暑往，十分不易，可我们当时根本不理解。
因为不理解，所以不顾及。
当时电视上重播《新白娘子传奇》，我羡慕法海收妖的本事，嘴里常常冒出“妖孽何处走”这般的台词。
某天晌午和一个小朋友玩嗨了，我追他，他跑的太快，不晓得跑哪去了，就一脚踢开了先生睡觉的屋子，大喊“大胆妖孽！”。
先生绝对醒了，但他一声没出。
如果换做现在的我，一定要训斥孩子，所以我做不了老师。
在乡村生活，啥都能玩。
找一破锅，和泥做饼过家家；找一带轱辘的马车六轴，当电视上的杠铃，其实没人能能拿的起来；和泥做小车小人，做房子；把印着比基尼女郎写真的扑克，画上男人不可描述的东西，当然还可以和小朋友在一个午后的树荫下，一起打对呼、五十K（扑克第一种玩法）；当然我们更喜欢跑老跑去。
譬如滚车胎。那时候虽然机动车很少但每家每户仍然有很多车胎。有些人家把它一劈两半做喂鸡的槽子，我们家有好几个马车的车胎，比较窄，当然也很轻。
傍晚吃完饭，大人孩子都来当街乘凉，有时候我们就把车胎拿出来，用两只手加力，沿着达到，轱辘来轱辘去，还给车胎起名字，什么“超级赛车”、“急先锋”什么的。也比赛，比谁轱辘的快，比谁玩的车胎重，尤其是天气干燥的时候，路上尘土飞扬，满头满身都是土。
那天在微博上刷到一群印度小孩玩车胎，人钻车胎里头滚下坡，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想过，但没敢玩，太过危险。
还有一个游戏叫做“三个字”，一群孩子，一个人抓，另一群人跑，跑的人只要随便说出三个字的一个正常名称，就可以定在哪，抓的孩子就不能再抓他。等抓的孩子抓到下一个，下一个就成了“贼”，去抓别人。
当时有个堂姑家的孩子，来玩，晚上我带他玩这个游戏，因为小时候坐了病，这孩子脑子不好使，所以他说话语气很傻很骚，当时当着一帮孩子，他说了“孙~悟~空”很骚的语气，我们就把这事儿做笑谈好几天。
还有一个“回头儿”，一孩子背过去站前头，其他孩子在后头慢慢向前走，前头那孩子不定时回头看，如果看到有人动，动的那孩子要接替他站前头。当所有孩子全都走到了他背后，离得最近的人要拍一下他后背，然后前头那孩子要抓个人来顶替他，抓不到的话，他还要继续。
最为调动大伙的游戏就是“打球杠”。一帮孩子分两伙，打的那伙子出俩人，分在两端扔“武踢（一种用布缝的六面体，里面灌棒子粒儿或小米）”打中被打的要下去，如果场上有人接住了球，下去的人就能被救回。
这游戏特锻炼孩子的身体应变能力，和团体协作能力。无论大孩子小孩子都能玩。
期末之前，出了点大新闻。
说是某地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失踪了好几天，家长找来找去，最后在荒山野岭找到了一具被挖去心肝的尸体，至于真假不知，有人说他是被拍花子拍走后，把器官摘去卖了。
此事让家长和老师在那几天总是叮嘱我们午晚放学要一起走，看到陌生人不要说话，否则会被拍走。
小孩子根本不知道死亡的恐惧，更感兴趣的是拍花子到底有何种手段。我们途听并根据电视剧里的情节脑补了很多细节：什么用带有迷药的手巾捂住嘴，什么手上洒满迷药，扇个风就能让你乖乖跟他走之类的。
那几天所有的学生上学放学都没有落单的，全都大孩子拽着小孩子结伴走，尤其晚上放学最为壮观，各路学童浩浩荡荡，一路上追跑打闹、俏皮斗嘴、尘土飞扬，最是有趣。
然而最终我们也没人遇到拍花子。
倒是出了点别的事儿。
某天我兴高采烈的看动画片，看的正起兴，突然电视喇叭里传出了与画面不一样的声音。那是电视讲话的声音。
他只占据了电视喇叭，画面还是动画片。我看着电视画面脑补台词愣是撑了一集。
我没听懂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号召。
后来我听奶奶说，本村有个娘们因为这玩意走火入魔，最后用根绳儿吊死了自己。
电视上一遍遍重复那些吓人的画面，那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比拍花子恐怖多了。
还有更吓人的。
刚擦黑的一个晚上，电视上还在播《寇老西》，外头暴雨将至，远处雷鸣闪电，黑的不得了，我跟小伙伴一起在大杨树底下一矮墙上坐着扯淡，也不是谁说了打雷天坐在树底下会被雷劈死。
旁边还有个小姐姐举了个例子，说她自己某家亲戚村里一傻子，雨天坐树底下，被雷从中间就给劈开了，直接就烧糊了。
那晚上电闪雷鸣，雨打杨树叶子，我被相像中劈糊了的人脸纠缠了一晚。
暑假，我的花都开了。
从学校采回来的种子开了红花，从我奶那拿的夹竹桃开了粉花，移栽的山药华开了几大朵，祖传的虎皮莲吐出了红红的花信子。
尤其是虎皮莲，许多年后我写信给某人，买的邮票上就是那花，但不叫虎皮莲，叫“东北百合”。
除了那一小片花，让我最中意的是满园子的瓜果都能吃了。
杏子黄黄簇簇，挂满了树，我把能够到的都早早摘完，再拿棍子把上头的打下来，无奈个头太矮，那些个挂在高处的被太阳晒的最好吃的杏子我却够不着，只能等它们熟透了自己掉在地上。
几架子黄瓜也都结了出来，在密密的黄瓜秧子里，我每天钻来钻去，寻一根长大的黄瓜，用手撸掉毛刺儿，在洋井上压水一洗，放在嘴里咔咔嚼。
有的傍晚，我为第二天做豆腐压完了一缸水之后，此时的井水都已经拔凉拔凉的了，我把摘下来的黄瓜往里头一镇，过一会，那玩意比两毛钱的冰块还爽口。
后来在宫崎骏的《岁月的童话》里看到男主儿用清澈清凉河水镇黄瓜，然后咔的一口，我突然想起了我八岁的夏天。
夏天里我最喜欢跟着我爸常去赶集，此时夏天的大集和过年已经不一样，满大街都是瓜果蔬菜。红红绿绿的毛桃堆在小车上，恰似个小山；沙瓤的大西瓜劈开两半儿，红红的摆在摊前头，馋的我眼睛冒火；会刀工的西瓜贩子，还能把西瓜切出来花儿，像《指环王》里白袍巫师的魔杖的形状，敲打听响儿之后，一西瓜就能卖出去了，贩子在用小刀给剌一三角小口，主客验完就欧了。
那时候服装店忒少，卖衣服的直接在路两边立几个杆子，拉几股绳儿，把花花绿绿的T恤和裤衩挂在上头就卖，前头铺块布放各种鞋子也随着行市走。
我爸在一认识的小摊子前头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由于塑料很硬，所以老卡脚，我也没穿几回，就扔在了窗台上，一只晒，直到没颜色。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会卖一种夏天穿的丝袜，多是肉色的，十块钱买一沓子，无论男女老幼那时候只要在夏天穿袜子，都是这。
我常常在去做客穿着布鞋的时候要穿这袜子，以示体面。
其实这种丝袜根本不凉快，更不结实，一次就碎了。最糟糕的是那玩意不吸汗，尤其是新袜子，到了晚上脱了鞋，啧啧啧，那味道，只能用wocao来形容了。
现在夏天的时尚都被韩日风涤荡，再没人穿那种90年代款的凉鞋，孩子们的脚下都喜欢穿着白色运动棉袜趿拉拖鞋，虽然很奇怪，但起码不卡脚，更没有“wocao”那样惊人的味道了。
除了专业小贩，还有有些个老头把自家产的黄瓜、菠菜、角瓜、樱桃、杏子、嫩棒子、鸡蛋挑来，找一地儿坐着，他们很少吆喝，因为就是一老农，动静大了也害臊，所以愿意买就买不买我再弄回去。
我记得那时候我爷会把捆好的小葱，晒干的火烟和础好的猪槽子拿到街上卖，一集下来也能收入点钱。毕竟进货完全免费。
街上吆喝最大声的不是以上这些，是那些个卖耗子药和跌打丸的人，这些人打眼一瞅就不是本地人，大多来自南方。对于华北偏北的人来说除了我们自己，都是南边。
这些外地贩子，往往拿一个小喇叭，连忽悠带表演，说这药多神奇多神奇，耗子一吃就死，苍蝇一闻倒一片，哪哪疼一贴就灵，围观的人把他那挤得密不透风，架势很大，但买的多是老头老太太，因为他们好骗。
现在集上不让卖耗子药了，去买个耗子药就跟间谍街头一样。
除了这些我还见过来自康巴的藏族，身上挂满银刀，地上铺着虎骨、虫草、蛇酒，甚是生猛。对于他们卖的东西大家也就是看看很少买，因为买了也没啥用。
我最喜欢停留的摊子是熟食摊儿，本地熟食都是猪头肉、猪血肠、猪肝儿、猪肚、猪蹄子，也有回民卖牛羊熟食。
每次到卖熟食的玻璃匣子我都要在那里闻一会，然后馋虫泛起，口水涟涟。
在1990年代赶集比逛超市要好玩的多。你可以看到各种展览，屠户砍肉、贩子卖果儿，少民售贩怪奇，数不清的热闹和见识。还能遇到各种人，什么亲戚呀、同学、朋友，各种寒暄，私下嘲讽。这一片子的人都会在不忙的时候买不买东西都来集上聚一下，无论男女老少都要穿着体面。
它不仅是市场，它是文化，可惜今天这种文化在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已经土埋了脖子。
我爷俩的赶集，从来都是在牲口市场结束，不仅是回家顺路，还因为我爸会相牲口，那几年也没少捣鼓了那玩意，那时候那牲口市场，这一整个地区的骡马都要在此地出入，千百头骡马简直壮观。
前些日子我上集路过那，经历了二十年的变换，牲口市场变成了贮存蔬菜的冷库，出入的动物也只剩下几只野狗。
倒是它对面的拖拉机销售点，布满了各种机械。
那年我爸爸常去大井拿网捞鱼，主要是泥鳅和小金漂子。那大井是人工开挖的水泡子，开在山脚下，挖的很大，泉眼水很多，供村民打药灌水和旱天用柴油机抽水灌溉用。
这样的大井我们那有三口，一口在村头，已经干涸，被大家当做扔垃圾的大坑，一口在砖厂山坡下。西边山坡下那口最大，就是这口曾经淹死了那两个女人。
由于开挖工程很大，堆起来的土刚好在大井周围形成了一圈儿岗子，围着他，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洗澡。
1996年的时候我爸领着几个侄子去那洗澡，带着我。我站在水边，我爸用香皂给我搓了身上，大人们就脱光了进去游泳，或者带个大车胎，坐上面浮着。
当时我头一次看这么多大人洗澡，也头一次知道大人下面都要长毛。
我爸把捞回来的鱼用刮脸刀片开膛，抽出肠子，去掉脑袋，用盐焗上，放在盖顶上头晒。
其实那味道可难闻了，有时候我闻到就要作呕。
等到晒至半干或全干，就能炸来吃了。
其实不咋好吃，土腥气特重，味道比买来的小鱼干差远了。
由于家里有了弟弟妹妹，我奶大多数时间要照看他们，我有点受冷。俗话说“老小子大孙子。”我奶打根儿起还是疼我。我婶子常称葫芦饼干回家给孩子吃，在我放学之后过来的时候我奶就偷偷的塞给我胯兜一把。我那时候知道，这是弟弟妹妹吃的，发自内心的不要，但老太太总会逼我就范。
那年我叔跟人合伙卖苹果，是今天很贵那种黄元帅。他们家后小屋堆了一屋子，进门就能闻到苹果发酵的味道。我奶在我每次去的时候就偷偷打开后小屋，找个不起眼的袋子，扣几个给我放在衣襟上兜着。
不好意思我又想奶奶了。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不是吗。
自从做了豆腐我妈的手就越来越粗糙。为了让豆浆更加细腻，我爸买了眼儿非常非常细的尼龙纱包。这玩意过了豆腐之后用水洗不干净，洗不干净，眼儿就会堵。为了让他通透，我爸又去市里买了一小带子火碱，就是苛性钠，学名氢氧化钠。这玩意是强氧化物，有腐蚀性。
晚上，我妈要在豆腐锅里的水淘尽之前放上火碱把纱包泡在里头，泡完了就是用手搓。你会问，为啥不买个橡胶手套呢？不是不想买，而是不知道买，更不知道去哪买。除了医院，集市上没这玩意。
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儿子你要好好念书，你看妈这手。”我说“妈，你手咋啦。”
“火碱烧的呗。”
“哦。”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知道她手受了伤，我挺心疼。我上了初中学了化学，我才知道那玩意到底有多厉害。
1999年夏天央视《西游记》续集播出，主题曲超燃，画质也比86版清晰了许多。某天午后我正看重播，我姥爷来了，要在我家小住。
期间他帮我妈种了秋菜，那几天可累死我了，我得压水浇园子，累得我整个肱三头肌比练完块还疼。
等他要回家的时候我坐在他洋车子的后座，在饭前的黄昏逆着太阳去了我姥家。那天他没顺镇里走，而是绕到了当年铁道兵修铁道时驻跸的行营，那是一块本区最大最平坦的农田，一根垅就是一亩地。
我们骑进大平地，道路两旁齐刷刷栽着的高大的白杨，被华北偏北夏季的凉风吹的哗啦啦响。夕照从排树间透过来，白皮绿叶变得金黄，树影被拉得老长，老长。
当我抱着两毛钱一块的大冰蛋，吮吸1999年夏天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到底怎样。
我想做科学家，想做老师，想做画家，却从未想过做领导，更从未想过做个有钱人或者现在从事的工作。
我八岁的快乐，就是那条上学路联通的家和学校，就是电视荧屏上的动画片，就是草片里的婆婆丁、苣荬菜，就是我家窗前馋着我的一天天变黄的杏子，就是台阶下我用豆腐渣喂的成群结队的小蚂蚁，就是卷子上鲜红的一百分，就是我奶偷偷塞给我的一个“黄元帅”，一包方便面，一把葫芦饼干……
我八岁的烦恼就是我每天从我奶家背到我家的一大包很重的碎草，就是我妈洗纱包被火碱烧伤了的手，就是树下躲雨被雷劈死的怪谈，就是每天压一大缸水，就是放学路上结晶的那块“虱子药”……
某夜，我在院儿里打开手电，拿它照天，那光走了很远，根本看不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