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季学期开学，我升了二年级。
开学没几天的某个午后，我吃完饭回到学校，我的同桌拿着一馒头坐台阶上啃，那馒头倍白，一看就不是家里蒸的碱面馒头，他给我一口，吃到嘴里，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就管他还要一口，他说没了，你要吃要去办公室要，那儿有人吃饭。
我到办公室一看，是坏B村长带着他的喽啰和校长在喝酒，先生坐边上陪，谈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没敢要馒头吃，怯懦的闪出了门口。
后来才知道，大队要从我家边上搬来这里，因为村长原本想要把这院子卖给他丈人，这样那老头子就能从占一个角到占整个大院儿，然而村民全部反对，坏B村长没辙，就使了个弯弯绕，把我们的学校变成队部，把原来的队部卖掉。
初秋的时节，三年级搬到了校本部，于是流言四起，说是我们也要搬到下院儿。
有次先生早晨迟迟未来，有人就传今天就要搬走云云，于是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孩儿，就到校本部正门对面的梯田上，蹲了一整排，等着搬教室的命令。
然而没有任何命令。
先生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给我们辟了谣，说是搬的事儿压根儿没有，让我们回去安心上课。
刚上课没多久，新教材还没到齐，出事了。
上学期，从三锅班降级转来个同学。
他是我一本家哥哥，比我大一岁，生下来得了白化病。
他原是三锅班的同学，但三锅班里的人常欺负他，加上三锅那个破教学水平教的也不好，他学了一年根本识不了几个字。因为他家大人家里有钱，三锅用得着，所以面儿上对他爸妈特客气，对他特关照，；实际上三锅贼狗，对他的政策是冷落，几近放弃。
三锅班里那些个混世魔王经常欺负、嘲笑他，他们从不叫他的大名，都管他叫“老白”。在那个糟糕班级里几乎没有他地位，如同喽啰，如同跟班，因为他和大家长得不一样，常常被人看不起。
然而三锅从来默许。
三锅有一不好的习惯，常常给孩子取外号，灌了酒之后他也“老白”长老白短。
某次下午，丫喝了几盅黄汤和先生说要教我们唱歌，先生不会弹脚风琴唱歌，于是让我们聚在三锅的教室里，学《歌唱二小放牛郎》。
当时我家前院的一孩子，不好好学唱，被三锅逮住了。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五音不全的，他唱的稀里哗啦。于是三锅说：“还二小放牛郎，我看你是二傻子放牛郎。”
回家我把这事说与我奶，老太太当场说，“还他妈说别人孩子，也不看看自己那俩孙子什么德行。”
老白在这种情况下，降级转到了我们班，因为家大人听说先生教的好。
整个一年级的下学期，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班同学除了狗子大多和善。狗常常欺负他的同桌，一个学前班的孩子——我邻居姑奶的小孙子。我跟洋子某次回家不经意说了这事儿，他大哥哥就在某个早晨冲到了学校，对狗子要打要杀，一顿折腾，狗子才老实。
后来先生让狗和老白在一桌，狗又开始敲敲打打欺负老白。
除了狗，我们对他都还不错，虽然他有时候没有深浅，但一般大家都不在乎，依旧能一起玩。
先生对他十分可以，常常手把手教他写字并施与点播，无奈这人悟性忒差，加上在三锅班的悲惨遭遇让他早就对学习彻底丧失了兴趣。
整个半年成绩没啥进步，还把三锅班常常爱闹的习气带了来。先生允许我们活泼，但不希望我们在课堂上疯狂吵闹。
因为这确实没少挨训
小孩子也知道挑软柿子捏，他回家跟家大人下了舌，我这大爷是个冲人，就信了。我猜我大爷一定问过三锅，但三锅怎么说的不得而知，看后来的事态发展，三锅这货应该没少推了下坡子车。
大抵出于嫉妒。
于是在某个初秋的中午，他喝了点酒之后红着脸来到学校，揪着先生的衣领子，打了两拳，骂了很多脏话，那天先生骑着洋车子回了家，再没来。校长和家长几番寻找，先生也无动于衷。
他是真的不再教我们了。
我对他的与我们交集的生活里最后的印象就是，某个午后他抱着我两胁估重填表，那天他说“这孩子得有五十斤吧。”
我天天喝豆浆，应该有五十斤把。
我们在1999年新学年的开始没多久我们成了无主的班级。
那段的空档持续了半个月，没人看管，整个班级弥漫着某种沮丧，就连老白也充满忏悔的表情，我们都知道，他撒了谎。
但在先生被打的那一刻，尽管他多次投予祈求我们言证的眼神，但一个孩子，或者一群孩子能做什么呢？我们在大人的争斗中早已不知所措。或许那天我们一群人都帮先生说话的话，会好些，起码他不会那么伤心。
可惜没有如果，他真的不会再来了。
我们的家大人都有不满，他们觉得我这大爷做事太过分，为了自己的那样的一孩子，打走了这么一好老师，牺牲了众多小朋友的利益，不仅不对，而且可恶。
因为我们这班小朋友都是在先生手里懂的事儿，涨的成绩。
先生离去后的空档期，某天校长提着一个大录音机和一对碰铃儿来我们班，叫我们打开音乐书，反复放了一首歌，还打着碰铃教唱，那歌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我还记得几句词：
“小雨，小雨，沙沙沙，沙沙沙；种子，种子，在说话，在说话；哎呦呦，我要发芽，哎呦呦，我要长大……”
还是他娘的不要长大的好。
音乐课过后没几天，一个头戴本山帽、手持柳树细棍的老头子，被校长带着来到了我们班，校长说这是我们的新老师。根据日后的遭遇，我决定管他叫老犊子。
老犊子是本行政村大河套源头那个营子教一二年级的老师，原本已经退休，他来实属没办法。
新课本发下来，课本上印的已经不是“五年制”的字样，显然，我们这拨儿人赶上了“六年制”的小学。
一开始，我们还心存幻想，以为老犊子如同先生那般亲切，然而现实赤裸裸的打了我们的脸。他拿来的那个棍简直就是我们噩梦。
丁点儿的错误，乱跑乱闹，哪怕答错一个问题，都要挨揍。挨揍还是轻的，每次考试完毕，他都要一个一个叫我们去，核对我们的错误，当然不是鼓励我们，而是用手拧着我们的脸蛋子，使劲拽几下子，说“还错不错，还错不错！”
由于这人长得很丑，脸上没有胡子，很像电视上的老太监，所以他拧我们脸说话的时候特别狰狞，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头那个男主。
没几天，先生用一年培育出来的团结活泼温暖的归属感，被他撕裂的一点儿没剩下。我们这些小朋友也在这种恐怖氛围中变得日渐冷漠起来，再也没有无忧无虑的欢笑声。
我对这老犊子最恶心的记忆，还不是这些。
前文说过，这个校区的教室紧挨着山根儿。教室房后的山坡上是男女厕所，女厕所在西，男厕在东，互不连通。上女厕所要从教室西侧的胡同子进去，爬上砖砌的陡台阶，才可以，男厕所也是这样。
虽然上去的路只有一条，但教室后头的小同子却能连接这两边还未上台阶的通路，我们常在这里藏猫儿。
自我上这个学校以来，这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凡是上厕所都要爬上台阶，在厕所里面拉尿，从未有人逾越半步，甚至我们追女同学的时候她们只要上了那台阶，我们就不敢前进半步。
某天午休，我们照理来学校玩耍，追跑打闹，我同桌不晓得跑到了那里，我就沿着房后的同子找他，等我从同子拐到男厕所台阶底下那个同子的时候，我看到了老犊子在哪儿尿尿，露着那个不可描述的部位，冲墙上画尿圈儿。
这是我记事儿以来头一次看到大人的那玩意和这样尿尿的姿势，而且还是我的老师。
恶心，恶心啊，连我一孩子都知道避开人。
一股子罪恶感从心头升起，在我的胃里蔓延，蔓延，燃烧。在我赶紧撤离现场之后，跑到花坛里，把中午吃的东西都吐了。
老犊子让这个班级充满不安全，我们随时可能被揍，所以都很害怕。后院的那哥俩成绩一落千丈，常常装脑袋疼请假，老犊子就让我送他俩回家。
狗子从本来班级讨厌的边缘，变成了红人，一下子窜了出来，代替了我班长长的位置。
一个小学低年级班主任的变动就像一个体制换了领导。这个体制的善良与否，取决于负责任领导的善良与否，这个体制中人性的形状，取决于他所赋予的这个体制的形状。
显然这个班现在的体制很不善良。
我们终究还是搬到了下院儿，这个低年级的校区卖给了大队，成了新的队部，我家边上的大队成了诊所。
我们在老犊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来了新教室。这教室原来是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地上铺着瓷砖，前后的黑板上写满了漂亮的手抄报，由于老犊子个忒矮，顶上的字他够不着，所以一整年黑板顶上都有红粉笔写的社论。
前些日子，知乎上有人问，你对岩里政男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把这个写了进去。
新的班级是个复合班，有学前班，有一年级，还有我们二年级。讲课的时候，一般都先讲二年级，再讲一年级和学前班。
由于这老头子不会讲自然，所以这门课就落到了另一个刚刚做完子宫切除手术会来的的女老师仙姑的身上。
这女老师是本班一位女同学的二姨，然而这不重要，她还是我爸和我叔小时候的老师。
所以我倒了霉了。她头一次上课就问我“你是不是某某家的孩子。”我说是。于是凡是她的课，她都让我站着，我还不敢问为什么，只能拿着书站着。
某个秋收完了的晚饭，我爷我奶，我叔我婶，全都在我家吃饭，大家就闲聊了我们家与仙姑的过节。
我叔说他上学的时候，仙姑常常用手薅孩子头发，并形成了一个习惯，于是我叔就回家把头刮个溜干净，仙姑那天下午刚好找他，当她举起惯性动作薅头发的时候，忽略了这秃头，于是一不小心把手卡什么地方了，还卡秃噜皮了，完事儿就坐椅子上特儿特儿哭。
我叔小时候与仙姑弟一个班，她弟特爱骂人，所以小朋友常揍他，我叔也没少打了他。
还有就是她教我爸的时候，我爸逃学跑了，她就来我家找，跟着我奶找了一圈，愣是没找到人，最后我奶和仙姑打开山芋窖的时候，发现我爸还在窖地向上瞭望……
合着我这是在替他们遭报应啊。大爷的。
但我回家从未提这事儿，不是害怕，是有先生的前车之鉴在。
过了半个学期，仙姑还是给我赐了座。
我们搬到下院没多久，由于三锅那个臭水平教不了三年级数学，所以得找个人，于是先生就回来帮三锅教三年级数学。我和我们班同学在操场和先生打过无数个照面，但他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们。
我知道，他伤心了。
我弟五岁了，然而他的五岁过的十分不顺利。
他常常生病，什么腮腺炎、脑膜炎几乎把能得的炎症得了一个遍。
1999年的冬天，我弟的腮腺炎反复发作，我爸妈把时髦的靠谱的药买了一遍。
当时电视上有个哈药六厂的“严迪”的广告，一盒十几二十几块钱，当时我爸都去买来给他吃。
那时候我弟弟成了小诊所的常客，从头孢打到青霉素，再打到病毒唑。他的屁股被打的跟筛子似的，在一个肿着的大包上，布满针眼儿。
今天我知道腮腺炎其实不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一直怀疑小诊所是为了赚钱诓了我们家。比如据我妈说，我小时候在那儿做青霉素皮试，结果是不能用青霉素来做消炎治疗。可是我吃过好几次青霉素V钾片和阿莫西林啥事都没有。
当然，我能理解，头孢毕竟比青霉素贵吗。
中秋节前后的某个午饭，由于秋收，我奶备了桌饭，叫大伙留下吃，那天桌上有很多啤酒，等大人都吃完后，屋子里满是烟酒和饭菜的味儿，我和表哥一人一罐儿，在桌上喝了起来，待及老太太发现，我俩已经脸红眼醉了。
那是我头一次喝酒。
今天我常常怀念那股家里筵席过后的满屋子的烟酒味儿，它是我记忆里家人团结和睦地象征。
很多时候，一想起那味儿，我就会想起那个年代和很多人吃喝的样子。
一起吃喝在1990年代最让人幸福。
1999年一款叫做“云湖”的啤酒为了促销，在啤酒盖儿上印了“壹角”、“贰角”和“伍角”的字，如果打开的盖子上印着这字，就等值于对应的钱数。那时候班里的孩子常常拿着瓶盖和各种毛票到教室房后的东墙角买零食。
墙后的商店是当年扒我裤子的那哥们他奶开的，对，她老头子和我爷是亲两姨弟，蛮近。
某天，我拿着六个瓶盖，在哪想买几包小零嘴，当时孩子很多吵吵闹闹，那老婆子估计也懵逼了，我把瓶盖地给她，说给我买什么什么，她应承下，等她去而再返的时候，我要东西她都没带。
我说“二奶奶我把钱给你了，六个瓶盖。”那一只眼的老婆子朝我瞪着一好眼和一瞎眼说“你哪儿给我！”我啥也没说就回了教室。
艹！老B真黑！
回家，把事儿说给了我奶奶，我奶觉得为了六毛钱找她太掉价，说黑了这六毛钱，丫也发不了大财，于是偷偷的找补给我一块钱。
那一年瓶盖成了我们特别重要的玩具。我们把没有金额的瓶盖攒起来，到学校当做溜溜球来弹。玩这个游戏首先得挖个坑，各人拿出自己的瓶盖，放坑里再弹出来。弹出来之后就能互相的撞，谁弹的准撞得多，他赢的瓶盖就多。
而后还有人了发明了把瓶盖砸成一个圆圆的饼，像磕宝那样扇，谁把对方的瓶盖扇翻过来，就赢得了他的瓶盖。
哪怕冬天结了冰，手冻的通红，我们也要在外头玩，就是有瘾。
没有手机的时代，真的是个好时代。
我是没少赢了这玩意，那时候放学，我的书包里总是一堆瓶盖，桄榔桄榔响，被我妈说傻。
学期期末老师们要在学校聚个餐，仙姑在我们班讲桌上，捏了一盖顶饺子，放在那，三锅趁着我爸爸来卖豆腐，割了五块钱的豆腐，没给钱。
毕竟我在那念书，你割块豆腐给我是应该的。
他们丫想白吃。
我交了学费、书费和学杂费，凭什么我家做出来的豆腐让你们白吃，凭什么？！
于是由于家大人无法出面去要钱，就交代了我去要。
好几个放学的傍晚，我追在三锅后头，在内心酝酿了好几遍要钱的话。
方案一：X老师，我爸说您上次割了五块钱豆腐，没给钱，让我来拿。
方案二：那个，那个，我爸说有五块钱豆腐账儿，让我拿回去。
方案三：我爸说上回学校赊了块豆腐，五块钱，让我管您这头拿。
我酝酿了好几天，我妈逼迫了好几天，终于在某个放学的路上，我说了出口，至于究竟咋说的我忘了。
三锅铁着脸，心说，吃你们块豆腐都这么心疼。我才不管，一副不给可不行的样子。
于是他让我去另一个老师那要。
我还未满9岁，哪里知道这是在踢皮球。就去了另一个老师家里。刚到人家屋里，那老师正坐在自家的圆桌儿上喝酒，我说了来由，他说你应该管三锅要。
我说三锅让我管你要的。他此刻心里也应该是，吃你块豆腐怎么了。
我不管，要不会账，我要挨骂的。
然而，他终究没给。
但我的要账还是起了效果，让丫逼们意识到这不是白吃的豆腐，于是在我爸某次出来的时候，校长给了钱。
因为这次要账我爸妈觉得我还得锻炼，于是在期末考完试的当天，我拿着抄好的账单，挨家挨户要账。
一开始我还挺拘束，要过了几家之后，我开始了自我解放。来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些个外面儿局气的话在我嘴里溜溜说了出来，那些当年上学路上我爸带我认识人和该呼叫的称谓，也都从我的甜嘴里出了来。
由于适逢腊月，要账的还是个孩子，所以大多数人都给了，没给钱的后来给我爸爸抵了黄豆。
那年电视台播出了任贤齐版的《神雕侠侣》，每集都会停顿一下用《伤心太平洋》的副歌做一个过渡画面，我当时觉得这个歌一点也不好听，甚至有些反感。
那年电视台还播出了郑伊健演的一个电视剧，我忘了名字，只记得女主被烧伤了，在快死的时候郑伊健演的男主给她戴上了戒指。男主和女主的婚礼上开直升飞机做婚车，别说直升飞机，当时我连火车都没做过几回。片尾曲是粤语，很好听，我现在还能哼唱，但不知道啥意思。
1999年在中华世纪坛的盛大晚会中结束，我弟弟的腮腺炎，我的怯懦，先生的遭遇，我二年级的首个学期，等等都在这一站下车。
期末我又考了第一，但我怎么都不开心。有时候我在被窝里常常希望这一切都未发生过，但发生了的事情无法改变。
只能变成亲切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