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史学史上，古希腊人希罗多德被称为“史学之父”，休谟则说“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41]这两位几乎同时的历史学家对西方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难分轩轾。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世纪初希波战争的《历史》，以广阔的视野、求真的精神和华美的文笔赢得了盛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以批判的态度、细致的描述和审慎的记载而垂诸久远。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虽然比希罗多德仅晚生了二十五年左右，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理解却有很大不同。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学几乎进步了一百年。[42]
希罗多德保持了古希腊纪事家的写作传统，声称自己“是在报导人们所说的一切，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实是真实的”。[43]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史实上的错误，甚至把梭伦和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这两位生不同时的人，硬拉在一起进行了一场饶有兴趣的对话。根据他的声明，可以认为，希罗多德只是逸事传闻的忠实记录者，他没有对材料进行考订和批判。修昔底德则不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44]从忠实记录传闻到仔细考核史实，这是很大的进步，这是史学走向科学的开端，也是史学家与纪事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当然，修昔底德对史料的考核、批判还不能与后世史家相比。由于条件所限，他不可能接触档案、文献之类的原始材料，但他这种考核批判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因而他的著作比希罗多德的更为可信。
希罗多德力求报道传闻的写作目的，使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各种神话传说、街谈巷语、星象怪异，他对那种足以打动读者的奇妙故事津津乐道，如波斯王居鲁士死前神灵托梦之类。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很少有诸如此类的描写，他删除了一切他认为与战争无关的琐事，他立足于人事而蔑视天意，把人世间的成败归于人自身，而不像希罗多德那样把波斯的战败归于超自然的力量。[45]对其他史家乐于记载的伯里克利的私生活，他也只字未提。修昔底德不相信神谶，例如，阿波罗的神谶说：“住在皮拉斯基土地上的人，灾祸临头。”他评论道：“雅典遭到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不得不在此地居住……但是神谶中并没有提到战争。”[46]修昔底德还批评前辈散文编年史家“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47]修昔底德对传说也是摒之一旁的。对此，西方史学家J. W. 汤普森在赞叹之余，不无遗憾地说他“近于残忍地摒弃了希腊的传说”。[48]这恰恰说明了修昔底德严谨的科学态度。
希罗多德的著作视野广阔、内容丰富，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从第五卷开始才记述希波战争的情况，前面几卷泛论波斯帝国的扩张和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斯基泰亚等地的情况，其中埃及和斯基泰亚各占一卷。修昔底德的著作则紧紧围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进行叙述，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不给人以任何空隙，读来有一种整体感和连贯感。这种不枝不蔓、集中叙述的方法，是修昔底德批判精神的反映，也是史学的一大进步。英国史学家J. B.布瑞把“准确”（accurate）和“切题”（relevance）看作修昔底德的两大史学编纂原则，[49]但没有强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修昔底德集中于当代史，特别是集中于军事外交方面的内容，正是为了使他的著作能够真实、准确。修昔底德的集中叙述和希罗多德的包罗万象对后世的影响后人褒贬不一，对此我们下面要专门论述。
从以上诸点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史学方法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一开始便点明了他的写作动机，“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荣，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战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50]他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往事，还未能，也没有想去探求事件之间的关系，只能把它们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因而导致其著作缺乏整体感。然而，希罗多德著作中叙述希波战争的部分，确实描写生动，细致感人。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后人才把希罗多德尊为“史学之父”。修昔底德则比希罗多德大为进步，他是第一个力图揭示历史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的史学家，他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看作一个整体，并在写作中努力探求这场战争的因果关系。他认为，这场战争起因于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等其他各邦的嫉妒和恐惧，[51]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仅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些分析，虽然不尽全面，但在当时无疑是高人一筹的。
综上所述，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比前人有了巨大的进步。他的成就在于使史学在脱离文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曾说，修昔底德“写作历史的能力是最上乘的”。[52]
修昔底德是雅典文化的产儿
既然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生卒年代如此相近，那为什么历史学在修昔底德那儿，会有如此长足的进步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两人的生平、经历和所受的文化教育。
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尔那索斯，其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自幼便熟稔爱奥尼亚纪事家赫卡泰厄斯、戴奥尼修斯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成年之后，他又漫游各地，到过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色雷斯、斯基泰亚等地，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以外籍客民身份留居雅典，接触了雅典的文化。但几年之后，他便随雅典移民队离开雅典到了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里邑，并在那儿以著述终老。
修昔底德则完全是在雅典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有限的记载表明，他出生于雅典，父亲奥罗洛斯是雅典贵族。修昔底德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之后，他像大部分贵族子弟一样，凭借家族的地位、个人的才干而在社会上享有声望。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不久，他便成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公元前424年），但由于作战不利，旋即去职，被放逐至色雷斯。修昔底德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才能，在放逐期间得以发挥，写作了这部世界史学名著。
修昔底德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腊的内部极盛时代——伯里克利统治时期。这时，希腊的文化达到了鼎盛，而雅典则被誉为“希腊的学校”。当时许多杰出的诗人、艺术家、戏剧家、哲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可谓群星灿烂。政治上，雅典由于在希波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其扩张野心也随之扩大，它利用所控制的提洛同盟，图谋希腊的霸权。与此相适应，在城邦内部，统治者积极鼓励公民的各种欲望，民主精神也得到很大发展。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达，造成了人人都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风气。这种风气反映在哲学思想上，表现出一种从研究自然到研究人事的转折。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公元前5世纪中叶，商业贵族逐步排挤土地贵族，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展开了斗争。政治斗争的需要，迫使雅典人更注意政治、经济、地理、文法、修辞等人文科学的研究。[53]正如恩格斯所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54]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历史观的变化。也有人称这一时期为“希腊的启蒙时期”[55]。它在哲学上的代表是所谓智者派，也称诡辩派。这是一群传授知识，特别是方法、修辞的学者。他们在哲学上没有确定的主张，却有一个倾向，即用怀疑的态度对待传统，用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待以前哲学家所思考的世界本原问题，认为没有统一、可信的答案，轻视形而上学的思辨。他们用一种实用的态度研究人事，适应当时政治活动的需要，传授知识，训练口才，培养演说技巧。其中著名代表普罗塔哥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主张，抛弃了超自然因素，发展了一种近似人本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正确指出：“在伯里克利时代，诡辩学派、称得上哲学出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排斥了宗教。”[56]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工商业分工的推动，科学技术也随之日趋专门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希波克拉底，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使他成为“医学之父”。但更重要的是，希波克拉底代表了一种科学精神，他主张直接探求病情，给予每一个病症以冷静的临床分析，而把得病的所谓神秘起因的说法置之一旁。这种实验的、科学的精神，对后世影响巨大。再者，当时的戏剧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悲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激动和陶冶着雅典公民。
修昔底德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事历史写作的，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植根于希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沃土。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与智者派提出的大部分观点相一致。西方好些史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布瑞说：“他从这些思想家那儿获取了最大的经验，他懂得去考察和批判史实，摆脱了权威和习俗的偏见”。[57]而L. 罗斑则干脆说他是智者派的学生。[58]修昔底德受智者派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用怀疑的态度对待前辈和史学传统。他在著作一开始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时，就批评希罗多德、狄奥尼修斯等前辈史家，认为历史学不应取悦流俗，而应该描述历史真实。第二，从人事活动出发来叙述战争过程，他在著作中引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59]他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用以垂训将来。第三，写作中吸收了智者派的演说、修辞手法，而且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这些演说辞优美感人，交相辉映，足以体现当时高超的演说技巧和修辞手法，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如果说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与智者派的哲学观点相通，那么，他的批判主义的历史写作方法，则直接受到希波克拉底科学方法的影响。[60]修昔底德强调亲身经历，在写作过程中曾去西西里岛实地考察。他又认为，个人所闻有可能带来谬误，“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61]这种要求准确反映史实的史学方法，对后人有极大的影响。巴恩斯认为“准确运用史料正是真正历史著作的基础”，而19世纪的兰克所要求的也并没有超过公元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62]
修昔底德在写作中还吸收了希腊悲剧的发展成果。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充满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透过冷峻、朴实的叙述，而更富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通过阅读，我们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整个战争是几位政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酿成的一场悲剧，双方的人民则无可奈何地被他们驱使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西方史学家F. M. 康福德注意到了希腊悲剧对于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做了不适当的夸大。布瑞则较为正确地分析了这一影响，他认为修昔底德吸收悲剧的创作手法仅仅在方法论上有意义，正像他接受智者派高尔吉亚的修辞学一样。他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是希腊悲剧式的。[63]事实也确是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战争开始不久就进行撰写，修昔底德不可能在写作起始就对这场战争有一个经过构思的悲剧设计。他只是在写作时不知不觉地借鉴了悲剧家的笔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雅典文化对于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希罗多德虽然与他几乎同时，但在这些方面是远不及修昔底德的，就造成他们史学成就上的差异。但是，雅典文化对希罗多德也不是毫无影响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可以被明显地分作两部分，从这两部分的不同便能看出希罗多德本身的发展。前半部分涉及面很广，却不免有些杂乱，后半部分则专叙希波战争，颇有条理。有些史家据此推论：这后半部分是他来到雅典之后写的。这一推论已为大多数人接受。
总之，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各自生平、经历的不同，形成他们历史著作之间的距离，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雅典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大小。
修昔底德“主题狭隘”辨
许多西方史家在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总是不无遗憾地谈到它主题的狭隘，并且认为这是修昔底德的主要缺陷。这种观点也为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64]康福德认为，由于修昔底德忽略了文化、社会等其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他就不能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性质和背景。[65]这一问题可以说是评价修昔底德的关键，值得探讨。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战争以外的记述，这表现在：第一，全书除第一卷第一章回溯雅典的兴起，说明他的写作目的和方法以外，第二卷开始直至第八卷的猝然中断，整个都是围绕战争进程而写的；第二，书中很少出现与战争无关的人物，甚至连对他的著述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高尔吉亚、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等人也未提及，更不用说那些艺术家、戏剧家了，有些在书中发表大段演说辞的人物，也仅冠以“某某代表”而已；第三，对于那些作为重点叙述的人物，如伯里克利、克里昂、阿基达马斯、伯拉西达等，也不写他们的私人生活和性格，只写他们的战事活动；第四，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的高度繁荣，对其商业状况、伟大建筑不作详细描述，只是在确有必要时才简略地提及，如他为了讲雅典的开支，才提到雅典卫城正门鲁洛匹利亚的建筑，因为雅典娜女神雕像上的金叶可以一应急需，才谈到雅典娜女神的雕像，光荣希腊的著名建筑帕特农神庙，则根本没有提到。
从反映整个希腊社会历史的要求来衡量，修昔底德的著作是有欠缺的。但修昔底德并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家绍特韦尔在其所著《西洋史学史》中提出，修昔底德选择战争主题而不选择其他是一个很大缺陷，[66]这不能说是公允的。
修昔底德之所以选择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样一个题材，是因为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67]修昔底德这种看法，一方面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次战争中度过的，有关他本人的荣辱也是由这次战争带来的；另一方面，在古代，战争乃是人们“经常的职业”，[68]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在早期阶段，是很难与战争分开的，修昔底德选择战争作主题，没有什么可责备的。
那么，对于他的著述方法，又该怎样看呢？修昔底德写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不是希腊文化史或者社会史，他这样做是为了紧扣其战争主题。这种有目的的写作比起简单的纪事，是一大进步。事实上，正如巴恩斯所说：以修昔底德的史才而论，他若写文化史也不一定逊色。[69]
在古代缺乏文书档案材料的条件下，一位史学家如果要如实地反映史实，而不愿做一名传闻笔录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当代发生的事件。正如彼得·盖伊所说：“由于他（修昔底德）专心致志地只写当代史，范围不广，也就比较容易地达到了信史实录的要求。”[7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所描写的史实是能为大部分人接受的。[71]这说明，修昔底德不但提出了信史实录的要求，而且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的。这是他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
在历史著作题材的选择上，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希罗多德的《历史》，视野宏阔，万象森列，笔触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三洲。他所记载的事实，虽然不足全信，却能为后人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佐证。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着眼，希罗多德著作的价值无疑要比修昔底德的来得大。然而，希罗多德的这种治史态度，恰恰是修昔底德所不愿仿效的。因为这样做，必然要征引许多修昔底德本人无法考证的逸事传闻，违反了他真实可信的史学编纂原则。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把历史学分为三种类型，或者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凡是仅仅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付诸精神作品的，就是原始的历史学。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为其典型。由于“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般无二的”，“所以这种历史的内容不能有十分广大的范围”。[72]黑格尔把史学分成三种类型，不一定科学，但他却以一种敏锐的哲学家的目光，深刻地指出了历史学的发展同时代的关系。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还是很幼稚的，他们所写的历史都是其主观选择的产物。即便修昔底德能在主观上把题材放宽阔些，他还是无法写出一部又成系统、又较全面的历史著作来。希罗多德尽管眼光比他远大，但在历史编纂上却远逊于他。他们最大的局限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世界观点。[73]他们决不会把历史看成一个有规律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不可能注意到各种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总之，他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观念。
欧洲到了中世纪，这种情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严重。中古史家大都是僧侣、教士，他们把所谓“神圣的历史”与世俗的历史相对立，把世俗的历史置于从属的地位，人事活动成了宗教的注脚，比修昔底德大为倒退。
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文化等因素，但有意识地去掌握每一时期的一切活动方面，并指出其递嬗发展，还是从培根、维柯、赫尔德等人开始的。后两人因此被看成历史哲学的始祖。这时候，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产生这种历史哲学创造了前提。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74]
由此看出，历史学的发展首先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在修昔底德和李维的时代，“历史学首先被看作是对值得纪念的事件的记述”。[75]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简言之，造成修昔底德主题狭隘、集中叙述的史学方法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主观因素之外，比较重要的是时代局限。史学家都是自身时代的产儿。“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76]而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修昔底德的集中叙述相对希罗多德的有闻必录，无疑是个进步。
结语
承认修昔底德的时代性，肯定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并不排斥运用发展的眼光来指出其不足。在他以后的西方史学把修昔底德当成了一种模式，把史学局限在政治、军事的范围内。这种模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并且由兰克学派所发展而被奉为史学正统，它不仅把历史记载的内容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而且把这种活动归结为几位著名人物的意志和行动，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日益缩小，史学逐步陷进了死胡同。因此，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有一些史学家不满于此，发展了伏尔泰等人在近代初期提出的“文化史观”，甚至要“回到希罗多德去”，与兰克对立。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卡尔·兰普雷希特、英国的约翰·格林、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稍后又有美国的“新史学派”以及近来在西方史学中颇有影响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他们逐渐跳出了政治史、军事史的框子，开始注意到经济、社会和民众心理等因素，并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看法。
西方史学的发展表明，单从政治、军事角度来考察历史，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发展，更不能从中找出规律性，必然要加以突破。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与所谓正统史学相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德国人“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而英国人、法国人由于写了市民的商业史、社会史和工业史，才给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77]修昔底德史学方法受到后世的批评，说明它不能适应史学发展的要求，而在他基础上做了发展的兰克学派也不例外。
此外，修昔底德历史著作还有一些缺陷：没有较精确的纪年方法，只是以某年某个季节来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还忽略了某些重要史实，如公元前424年雅典提高盟邦贡税等情况，而这些事实是与那次战争密切相关的。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