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欧洲史学是以启蒙学派的历史观点为标志的。启蒙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尝试着用一种哲学观点贯穿其中，用以解释历史的进程。大致说来，启蒙史学家如伏尔泰等人，强调近代、当代史的重要性，而贬低中世纪历史的地位。[78]他们尽管突出了历史的进步观念，但却排斥了历史不断演化、连续的思想。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称，18世纪历史学是“在本质上非历史的”[79]。
18世纪启蒙史学或“哲学学派”的贡献在于：他们指出了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荒诞性，并加以猛烈批判。他们同时还强调用批判态度处理和搜集历史材料，以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是以能否用于现实来衡量的。在英国，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知识，特别是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17世纪的“博古学家”（Antiquarian）的努力更加强了这一传统。但对博古学家来说，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它们属于古典时代，而古典文化是值得后代人仰慕的。他们并不认为历史知识应该服务于现实。近代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显出其优点，博古学家的“崇古”思想受到了挑战，因而17世纪后期的英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80]这场争论本身并没有在当时分出胜负，但对博古学家来说，他们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和削弱。
无疑，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的这场争论为英国启蒙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学开始从单纯的好古、羡古转向运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启蒙史学轨道。这一转变在英国是以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1678—1751）的历史哲学和史学实践为标志的。
博林布鲁克的青年时代是在政治角逐中度过的，他21岁时便成为托利党的国会议员。1704年，他成为战争大臣。四年后由于辉格党执政，博林布鲁克失去了这一职位和议员的资格。但在1710年，随着托利党的重新当政，他又出任北方部国务大臣，当时年仅32岁。少年得志使得博林布鲁克有点忘乎所以，特别是在成功地签订《乌得勒支条约》，使得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获利之后，他野心膨胀，企图取代当时托利党领袖哈莱（Robert Harley）。计划失败以后，博林布鲁克又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余孽有所联系，这使他在1714年安娜女王去世、辉格党开始执政后，不敢在英国逗留。博林布鲁克在1715年逃到了法国。
政坛失意使得博林布鲁克非常沮丧，但却没有打消他企求政治上成功的念头。在流亡法国的最初几年中，他千方百计寻求机会。他一会儿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余党紧密联系，并一度出任他们的国务大臣；一会儿又转向发展与辉格党的关系，以求回国发展仕途。但总而言之，博林布鲁克在政治上并没有时来运转，他的机会主义作风反而使他背上了恶名。[81]
流亡法国并没有使博林布鲁克在政治上翻身，但却给他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机会。他在法国结识了一批学者，其中有伏尔泰、勒凡葛·德布伊（Levesque de Pouilly）、皮耶尔·阿莱瑞（Pierre Alary）等。他还加入了由阿莱瑞组织的一个学术俱乐部（Club de L'Entresol）。在俱乐部里，他们轮流提交论文供作讨论，博林布鲁克也曾写作一篇论文。[82]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主要得益于德布伊和阿莱瑞的指导，他们都是当时法国的知名学者，德布伊尤以对古代史料的精确知识和批判态度而著名。大致讲来，阿莱端培养了博林布鲁克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并指导他阅读了不少古典学术著作，而德布伊教导他持有一种审慎和批判态度来处理历史资料。同时，博林布鲁克还建立了与伏尔泰的友谊。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博林布鲁克称德布伊是他的“判断力”（Judgment） [83]。在博林布鲁克所读的历史书中，波里比阿（Polybius）、修昔底德和塔西佗（Tacitus）的古典著作占有相当比重，但他同时也读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圭昔亚狄尼（Guicciardini）的近代历史著作。对于历史和古典学术的潜心研究使博林布鲁克得到了精神上的补偿，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懊丧。[84]但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正是他在历史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成就，后人才没有忘却他的名字。
历史和政治——博林布鲁克的英国史研究
尽管博林布鲁克的历史教育已经使他大致掌握了历史学在当时的研究水准，也培养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但他初期的历史学实践却仍是服务于他对政治的热衷。1725年，英国政坛由辉格党控制，博林布鲁克见托利党大势已去，便向辉格党靠拢，被获准回英国。但是，博林布鲁克不久就发现，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是他重返政坛的障碍，于是他决定加入沃波尔的反对派，向沃波尔展开攻击。
1726年12月，博林布鲁克和沃波尔的反对派首领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出版了一份杂志，起名为《手艺人》（The Craftsman）。[85]从翌年1月起，博林布鲁克发表了24篇文章谈论他对英国史的看法，它们都以通信形式写给杂志编辑。这24封信后来被汇集成书，起名为《英国史散论》（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这是博林布鲁克的两部历史著作之一，其叙述始自萨克森时代，终于查理一世，是在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之前，近代英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但是，博林布鲁克写作此书的动机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史散论》的价值。
《英国史散论》的导论部分由最初的几封信构成，其中博林布鲁克集中阐述了他对英国史的总体认识。博林布鲁克认为，始自萨克森时代，英国便形成了一个比较民主的制度，国王、贵族和萨克森的自由民共同分享权利。[86]尽管以后有多次外族入侵，这种民主、自由的传统仍然得以保持下来。这种传统被博林布鲁克称为“自由的精神”。但是，他同时又指出，与“自由的精神”相对立，英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内讧的精神”。这两种“精神”的二元对立构成了英国历史的主线。具体说来，“自由的精神”体现了国家的利益，而“内讧的精神”则代表了个人的自私的利益。它们就像黑暗与光明那样势不两立。[87]
怎样保持“自由的精神”？博林布鲁克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保持权力的平衡和分立。而“内讧的精神”则表现为一种想打破这种权力制衡的企图。[88]博林布鲁克的这一思想在当时高人一头，影响很大。美国学者克勒米尼克（I. Kramnick）评论道，这后来已成为“英国奥古斯都时期政治论著中常见的提法”[89]。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想法也对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有所启发。可以想见，《手艺人》杂志的广泛发行使孟德斯鸠也成为其读者之一。[90]
在《英国史散论》中，博林布鲁克一再强调，“自由的精神”在某些历史时期，由于出现昏庸的君主和野心勃勃的大臣或首相，经常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这种“自由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制，而英国革命则是对这种“自由的精神”的重建。并且博林布鲁克暗示，到了1730年代，英国的政治又为野心家控制，那就是罗伯特·沃波尔。虽然他的《英国史散记》并没有写到这一时代，但他使用的明显的比附和讽刺的语气，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举例来说，在第十封信中，博林布鲁克抨击了国王亨利八世，特别是批评亨利误用野心家沃尔西（Wolsey）。在那个时代，“内讧的精神”占了上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则被抛在了脑后。[91]这里，每一个明眼的读者都清楚，博林布鲁克实际上是在攻击沃波尔和国王乔治二世。
《英国史散论》中此类以古喻今的段落，举不胜举。事实上，用华丽、谐谑、讽喻性的文章批评时政，是《手艺人》杂志的特点，也是它风行一时的原因。不过这样做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历史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可惜的是，这是博林布鲁克开始写作历史的动机之一。这无疑和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密切相关，但却有悖于博林布鲁克在法国所受到的历史教育。
博林布鲁克利用历史攻击政敌的明显例子，是他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作为一名著名的托利党人，博林布鲁克运用两种精神的二元对立来解释英国史，却明显地表明他接受了辉格史学的观点，唯一不同的是，他强调在他那个时代，英国“自由的精神”再次受到了威胁。辉格史学指出，英国革命重建了英国历史作为一种传统而存在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制度，这些博林布鲁克不仅同意，而且加以重点阐发。他对英国历史的辉格派解释，在后人看来，是为英国辉格史学奠定了基础，[92]但就博林布鲁克的学术生涯来看，这无疑是一大疵点。博林布鲁克为攫取政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做法，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的地位，而他变色龙似的政治态度，在当时并没有让他得益。
1735年，博林布鲁克反对沃波尔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沃波尔揭露博林布鲁克在流亡法国期间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余孽勾结，从而毁掉了博林布鲁克的声誉，这使沃波尔的反对派也抛弃了博林布鲁克。博林布鲁克在英国又一次无容身之地，他只能再次流亡法国。
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理论
博林布鲁克第二次流亡法国结束了他在政治上发展的可能性。以后，尽管他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念头，但直至去世，命运之神没有再向他招过手。
然而，第二次流亡却使博林布鲁克再次获得潜心钻研学问的机会。1735年至1736年初，博林布鲁克以书信的形式又写成了一部历史著作，题为《历史的研究和用处的通信》（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以下称《历史通信》）。与前一部《英国史散论》不同的是，这部历史理论著作反映了博林布鲁克对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观点，也代表了启蒙史学在英国的发展水平。[93]
《历史通信》一书共有八封信，据专家研究，该书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六封信专论历史学的理论和功用，第七、八封信则另成一部分，是博林布鲁克打算写一部当代英国史的提纲。这部书最后没有写成，仅剩这两封信留给后人。
毋庸多说，《历史通信》的主体部分是前六封信。这些信集中反映了博林布鲁克对当时历史研究的看法。他的看法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他对博古学家的批评。博林布鲁克认为，当时的英国被一种好古主义所笼罩，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如此。据博林布鲁克分析，历史研究在英国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这是因为历史研究者或是为名利所诱惑，迁就自己的欲望，或是过分追求细节，迂腐气十足。博林布鲁克用这四种倾向来概括当时历史领域的风气。[94]显然，他不满意历史研究在那时的状况，他力图为历史研究确立一个新的目标或者任务。
博林布鲁克认为，历史应像古希腊人狄奥尼修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s）。历史的功用就是为读者提供历史教训或事例，用以提醒世人。这就为历史研究确定了一种现实的功用，但与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哲学和伦理学相比，历史又有它的长处，表现为它能把过去和现实结合起来。[95]
下面来看博林布鲁克怎样具体阐述他的见解。博林布鲁克认为，历史研究的长处就是能为人们提供事例，而事例又可分为历史的和经历的两种，一种属于过去，一种则属于现在。他认为“历史是古代的作者，而经历则是现代的语言”。他用语言和作者的不可分的关系来阐述历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十分紧密的，但在两者中，经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历史孕育了人们基本的价值标准，但现代的人们并不仅仅是根据古人的要求来取舍事物；人们常常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重新界定这种标准，而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囫囵吞枣。[96]如果历史不与现实的经历相结合，历史研究就会像古史研究那样，埋首于故纸堆中不能自拔，这是没有价值的。博林布鲁克心目中的有用的历史，是那种能够用来增进人类智慧、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历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这是18世纪启蒙史学的主要论点，在当时的英国甚至欧洲都是一种新颖的见解。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曾把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现象，称为一种“新史学”[97]。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史学的时代，那么博林布鲁克对这种历史学的阐述是比较早又是较为系统的，他的许多观点直接为伏尔泰所接受，并通过伏尔泰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博林布鲁克和伏尔泰的关系，将在下面专门论及。
博林布鲁克历史理论的第二个部分是他的历史怀疑主义。这与他第一次流亡法国时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有关。博林布鲁克那时曾广泛地阅读古代的历史著作，但他发现那些历史著作并不都是信史，特别是当他掌握了历史批判方法以后。1721年博林布鲁克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决定放弃对古史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并不会有实在的成果。[98]
在《历史通信》中，博林布鲁克继续坚持古代史不可信的观点，他对此又进一步做了分析。博林布鲁克指出，古代的历史著作中隐藏有一种欺骗的风气，这首先存在于教会的历史中，各种教派因意见分歧而篡改历史。但以后这种风气又蔓延到其他历史的写作中，使得古代的历史著作普遍不甚可靠。[99]
博林布鲁克认为古史不可信的观点主要得益于他自己的研究，特别是根据他掌握的德布伊的历史批判方法。但他对这一观点的坚持则与他强调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论点相关。博林布鲁克因此提出，有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对现代史的研究。在《历史通信》中，他对现代史的概念作了界定。他认为15世纪以后的历史才是有意义的，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和以后的历史有联系。博林布鲁克写道：“15世纪前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革命，这些变化和革命不仅对一些国家的社会风俗和风气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对国家政策、教会和世俗社会都有很大影响。”[100]显然，在博林布鲁克眼中，现代史之所以有益，是因为它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密切的影响，这和他提倡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观点相一致。
博林布鲁克曾想写作一部现代英国史，从中贯彻他将历史和现实结合的理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能问世，我们只能从《历史通信》的第七、八封信中窥得一些轮廓。[101]虽然博林布鲁克没有能够写成一部英国现代史，以此来体现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构想，但他的《历史通信》一书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相似的努力，这可以从博林布鲁克写作此书的动机中看出。
根据菲利浦·希克斯（Philip Hicks）的研究，《历史通信》的写作有其政治背景，这是许多博林布鲁克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为研究这些政治背景，我们必须透过博林布鲁克的文字来探究他的思想和用意。
在《历史通信》的第一封信中，博林布鲁克交代了他写这些信的动机：“我对你要我跟你通信的题目想了很久，也曾用心思考过。我在这些天里已经开始将我的思想作了整理。我很乐意我有时间这样做。我有意将历史研究的必要的方法写下来。”[102]这些话表明，信是应对方要求写出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与博林布鲁克通信之人的背景，便可对《历史通信》的成书原因有更深的了解。
博林布鲁克写信的对象是科恩布瑞公爵（Lord Cornbury），比他年轻一辈，但科恩布瑞的家世不同一般，引起了博林布鲁克的兴趣。他是托利党的重要成员，他的表兄弟威廉·温德姆（William Wyndham）是沃波尔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科恩布瑞又与博林布鲁克的朋友波普、斯威夫特相交甚好，而后者都是英国当时有名的文化人士。同时，科恩布瑞又是17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勒伦顿（Clarendon）的重孙，而克勒伦顿是博林布鲁克崇拜并力图效仿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科恩布瑞代表了在博林布鲁克眼里一代年轻的政治家，是英国政坛的希望，也是博林布鲁克重新获取政治生命的希望。用博林布鲁克自己的话说：“我已经把眼光从老一代身上移到了年轻一代身上，我寄希望于他们，特别是你，我的公爵。”[103]至于博林布鲁克是否通过这些通信对科恩布瑞施加了影响，不得而知，但有资料证明，科恩布瑞确实读到了这些信。[104]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通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博林布鲁克企图利用历史结合现实的一种努力。这显示出博林布鲁克不仅倡导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而且身体力行，力求通过自己的历史学实践来实现这一目的。这也是他之所以崇拜克勒伦顿的原因。克勒伦顿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宫廷大臣。英国革命爆发后，他写作了《英国大叛乱史》一书，诋毁革命，为英国王室辩护。在当时，他的著作有一定影响。博林布鲁克与克勒伦顿不仅政治观点接近，而且都想运用历史来实施他们的政治主张。
不过，从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理论来看，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和注重现代史的看法，都直接体现了启蒙史学的真谛。这与他对克勒伦顿的崇拜有关系，但更是他在流亡法国期间与法国学者相交往的结果。博林布鲁克与启蒙学者，特别是与伏尔泰在思想上的联系，我们将在下面论述。
博林布鲁克与伏尔泰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博林布鲁克对博古学家的批判、对现代史的强调和对历史应用性的重视，都与当时法国启蒙史学家的观点相似。美国学者纳德尔因此把博林布鲁克称为那一时期史学家的代表。纳德尔把那一时期的欧洲史学概括为“榜样史学”，源出自博林布鲁克对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观的重申——“History as 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s”。[105]从这里可以看出，博林布鲁克对历史的理解与法国启蒙学者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博林布鲁克与伏尔泰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博林布鲁克史学在当时的影响及其与启蒙史学的联系。
博林布鲁克与伏尔泰的友谊开始于1723至1724年间，亦即博林布鲁克第一次流亡法国期间。当时博林布鲁克就十分看重伏尔泰，称之为他的“想象力”（Imagination）。博林布鲁克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住在塞纳河畔的一座小屋。我在这里已有七八天了。除了见我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之外，没见过任何人。我的‘判断力’有一个极好使的脑子，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为你介绍。我的‘想象力’就是伏尔泰，他说他会自己结识你。”[106]博林布鲁克的“判断力”指的是他的历史启蒙老师德布伊，这在上文已经提到。
显然，伏尔泰留给博林布鲁克一个极强烈的印象，这其中也自然会包括伏尔泰对历史的看法。不过，单单说博林布鲁克受到伏尔泰的影响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事实上伏尔泰也同样为博林布鲁克所吸引。美国学者克勒米尼克的研究揭示，许多文献证明，伏尔泰遇到博林布鲁克的时候，其钦佩心情并不亚于另一方。[107]
另一位学者哈特（Jeffrey Hart）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举出伏尔泰的一封信为例。伏尔泰在信中谈到他对博林布鲁克的印象：“我从这位杰出的英国人身上发现了所有有关英国的知识和所有法国的礼节。我从没听到一个外国人能将法语讲得如此生动和准确。这个人原来一直忙于从政和耽于享乐，但现在却企求获得一切知识。他不仅对古代埃及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且熟稔英国的历史。”[108]
博林布鲁克和伏尔泰之间的了解和钦敬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对方知识的仰慕，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观点看法的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历史理论问题的共同兴趣。纳德尔提供证据说，伏尔泰本人非常可能在博林布鲁克《历史通信》出版的当时就读过该书。博林布鲁克的传记作者西奇尔也持有相似的看法。[109]
对于他们相互之间观点的交流，法国学者D. J.弗莱彻（D. J.Fletcher）这样描述道：“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博林布鲁克和伏尔泰相互晤面频繁。如果说伏尔泰给予对方的是他聪颖的诗才，他们曾高声吟诵；博林布鲁克则以他的学术研究吸引住了对方。”在伏尔泰给友人的信中，他曾表达了对博林布鲁克历史知识和见解的仰慕。[110]从这一研究中可以看出，伏尔泰曾从博林布鲁克的研究中汲取了思想，这主要基于他们在1723至1724年的交往和切磋。
更重要的是，当博林布鲁克的《历史通信》译成法文，在1752年印行于法国时，伏尔泰曾写文章捍卫其观点，当时该书因诋毁教会史的可靠性而遭到许多人的围攻。这一时期，正是伏尔泰研究历史的主要时期。伏尔泰的行动并不出自偶然，而是基于对博林布鲁克历史思想的赞同和欣赏。[111]
博林布鲁克和伏尔泰之间的学术联系可见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历史学性质和意义的认同。这从伏尔泰对近代史的倡导和博林布鲁克的相似观点中可以明显观察到。上面的研究还显示，尽管伏尔泰的启蒙史学对后世影响巨大，但很有可能他从博林布鲁克那儿汲取了不少智慧。易言之，在形成启蒙史学的历史哲学上，博林布鲁克可以被视为先驱之一，这一称誉不能因为其历史著作本身的偏见和实用性而加以抹杀。更值得注意的是，博林布鲁克对古代史的摒弃是建立在他亲身研究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因为这些古代史著作没有提供可靠的史实，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对博古学家成果的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这些博古学家对古籍的整理和考证，博林布鲁克不会很快发现古籍中的错误。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他是鄙视博古学家的迷古、崇古态度的。
与伏尔泰的启蒙史学观点相比较，博林布鲁克的历史哲学也非与其完全契合。明显的例子是博林布鲁克尽管轻视古代史，但却没有像伏尔泰那样强调历史的进步性，特别是没有在哲学层次上突出和深化这一观念。他单单强调了古史的不可信，着眼点在历史学，而不是历史本身的演化。不过，启蒙史学的历史进步观点本身的作用是值得探究的题目。博林布鲁克对此的忽视可以被看作他的缺点，但也可看作是优点，因为他的做法更接近一位历史学家的态度。而简单地将历史进程作阶段划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只能表现出一种哲学的思辨。
博林布鲁克晚景十分凄凉，政治上复出无望，学术上无意潜心。他的《历史通信》写出后，只是由他朋友波普私下印刷了几本，在朋友间传阅。该书的正式出版是在博林布鲁克死后的第二年即1752年。博林布鲁克去世前的十年中，他的旧友波普、斯威夫特先后过世，甚至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离他而逝。孤苦失意的博林布鲁克最后因患癌症于1751年12月12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悲剧性生涯。
结语
显然，博林布鲁克的悲剧是就他个人而言的，对于后人来说，他所留下的历史思想无疑是一笔可贵的财富，从中不仅反映了英国历史研究在18世纪的发展，也显示出启蒙史学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有所遗憾的话，那就是博林布鲁克生前未能把他的观点作更系统的整理，使之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博林布鲁克对历史的研究只是欧洲史学沿革史上的一段插曲，其重要性在于它与启蒙史学的联系。毋庸多说，启蒙史学亦是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一段。历史的发展是绵延不绝的，历史学亦是如此，但是，并不是每一段的历史学都无可怀疑地朝着历史移动的方向运动，相反，每一时期的历史学都有其特点，常常是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所赋予，却并不一定为历史学发展的总体需要所规定。启蒙史学就是如此。在强调历史进步性、重视历史的实用性和现代性这一点上，它受到后来史学家的批评，因为启蒙史学并不朝着历史学的未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而移动。19世纪史学的发展证明，历史学家的专业化和历史方法的科学化体现了历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112]启蒙史学的某些特征却朝着古代史学回归，如它对历史实用性的重申等等。更明显的是，博林布鲁克复述了古希腊史家狄奥尼修斯“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的观点。这些都展示了启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也证明了写作此文的必要性。
启蒙史学的历史进步观念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又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产物。从思想史的发展来分析，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想界一直把古典文化奉为圭臬，但17世纪末叶以降，现实社会，特别是商业社会的形成，使得思想界人士不再满足于仅仅崇拜古典文化的态度，而倾向于认为现代胜于古代，这为启蒙史学提供了思想准备。本文开头提到的英国学术界的一场“古今”争论就是一个例子。通过历史进步观念的树立，近代社会的来临才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而近代社会的建立又为历史学在19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启蒙史学尽管有其非历史性，但它同时又为历史的演化提供了帮助。这就是历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但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原载《中西历史论辩集》，王晴佳、陈兼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第239—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