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正在通向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即使在西方的未来学家眼中，人类的未来也是有希望的。阿尔文·托夫勒（Awin Toff l er）那本鼓动性很强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是一例。然而，这种历史进化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历史进化观念的确立也只是19世纪的产物。因此，探索一下这一过程，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面向未来，从而更好地把握住今天。
进步还是退化？——16世纪以前的历史思想
令我们稍觉诧异的是，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其历史思想却显得贫乏。尽管在公元前12至公元前8世纪，希腊就诞生了闻名于世的《荷马史诗》。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出现了被后人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但是，他们都没有对人类历史本身作出深刻的、哲理性的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是诗人赫西俄德的历史退化观念。在《工作与时令》的诗篇中，赫西俄德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和“黑铁时代”这样一个过程。
赫西俄德作为一位文学家对历史作出这样的解释，虽然显得过于伤感，却似乎可以原谅。然而，当时希腊的许多哲学家竟然也附和了他的这种说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人类世界是由神创造的，因此在起初是完美的，但却不是永恒的，而是存在腐朽的种子。人类历史经过了72000年，分两个阶段。在前36000年中，造物主仍然保持着他的控制，防止人类的不断退化。而在后36000年中，造物主的控制日渐松弛，人类也就不断堕落，最后陷于大混乱。在此之后，神再重新建造新的人类历史。[113]柏拉图的这种历史观尽管荒唐，却为当时许多大哲学家所信奉，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巨擘。因此，在希腊人眼中，人类是在不断腐败，而问题在于如何防止或减慢这种腐败的过程。如同我国古人“言必称尧舜”一样，希腊人也认为人类的起始时代，才是“黄金时代”。这种历史思想也影响了罗马人，诗人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曾经悲哀地唱道：“美好的世界随着时间一起流逝。”
那么，是否希腊人就没有历史进化思想了呢？也不尽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经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是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114]戏剧家埃斯库罗斯满怀激情地描绘了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使人类走向光明的动人事例。后期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反对历史退化理论的，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65）就相信知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增加。[115]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很少相信历史会不断退步，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年）继承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传统，摒弃了“黄金时代”和人类逐步衰退的说法。伊壁鸠鲁和他的学生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前55）等人坚持唯物主义，反对所谓造物主创造世界的荒谬观点，[116]但是，由于他们存在着浓厚的厌世、出世思想，伊壁鸠鲁派还是不敢相信人类会不断走向进步。
总而言之，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占上风的是人类不断腐败的历史退化思想，与之对立的历史进化思想只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地理环境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运用狭隘的历史经验对人类历史作出正确的预见之外，同时也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显然，在一个兵燹不断、兼并频繁、经济无法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不能建立起牢固的历史进化观念的。再有，希腊人对命运女神的崇拜，也使得他们倾向于历史退化或循环的观念。[117]
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思想是基督教教义。一般说来，在这些迷信、荒诞的教义和“天启”中，人们是无法找到进步观念的。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圣奥古斯丁曾在《上帝之城》中宣称：人类的历史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临近末日，基督教时代是其最后的阶段。然而，基督教会的产生只是标志尘世毁灭，却宣告了人类的再生：“一个古老的肉体的人的衰朽伴随着一个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人类只能在所谓“上帝之城”中才能得救。[118]奥古斯丁的这种历史哲学几乎统治了整个中世纪。即使到后期，在中世纪杰出的学者罗杰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0—约1292）的思想中，人们还是没有发现现世的人类进步观念。培根曾经激烈地反对过经院哲学，提倡运用实验手段来探究自然的奥秘，但他却相信知识的增加只会带来来世的幸福。[119]然而不管怎样，中世纪历史思想仍然带来了某种启示：它丢弃了希腊人的循环观念，并且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在基督教的引导之下走向天国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人类大一统的思想，无疑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着重系引者所加）[120]
历史进化思想的成型——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
文艺复兴运动开创了欧洲历史的崭新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大都重申或复述着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观念，因此在历史进化观念上没有重大突破，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便是一例。在《论李维》中，他阐述了历史循环的观念，认为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会重复出现。[121]这显然是古代的历史意识。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基督教的否定，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毕竟为近代历史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较为系统的历史进化思想已经开始在其中悄悄萌动了。
马基雅维里去世四十年之后，法国历史学家让·博丹出版了《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一书。尽管博丹着重于政治理论的研究，但在书中却有不少有关人类历史进程的论述。首先，博丹抛弃了流行于中世纪的所谓人类经过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四阶段的理论，也反对人类将面临末日审判的说法。他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出发，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南地区（即西亚和爱琴海地区）的民族领先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第三阶段是北欧各民族。每个时期约经历二千年。这一论点在以后启发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其次，博丹批判了所谓古代有“黄金时代”的说法，指出当今的时代远胜于古代。[122]这是近代历史进化思想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反映了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乐观主义信心。
博丹之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也为历史进化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培根坚定地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印刷术、火炮和罗盘的发明及运用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而征服自然则是人类增进知识的主要目的。[123]这样，培根就创造了历史进化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思想氛围，即把人类进步置于科技革新、知识扩展的基础之上。同时，培根还从科学文化发展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24]并在《新大西岛》中描绘了一个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
欧洲大陆在17世纪，是笛卡尔的时代，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开始全面控制思想意识领域的变革时代。无疑，这也为历史进化思想的传播准备了条件。首先，笛卡尔和培根推崇实践的哲学，使得许多人开始相信科学的力量，从而摆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盲目崇拜；其次，在笛卡尔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世生活的价值和知识的功用，在唯理论的旗帜下，笛卡尔鼓励人们诉诸理性，而不是依赖神意来增进知识；再次，在《世界论》一书中，笛卡尔强调了普遍自然规律的存在，这种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历史进化观念的成熟。这样，作为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的笛卡尔，同时也为历史进化思想的成型奠了基。
如果说笛卡尔用唯理论总结了人类以往的发展，他的追随者丰特内尔（Fontenelle，1657—1757）则把进步的思想扩展到人类的未来。丰特内尔指出：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并具有一定的规律。历史进化理论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尽管17世纪的思想家已经逐步树立了进化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主要讲的是知识、学术的进步；而到了18世纪，由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想的普及，思想家们的论述重点移到人本身的进化方面。圣皮埃尔教士（St. Pierre，1658—1743）力图证明，所谓古代的“黄金时代”只是“黑铁时代”，人类经过不断发展，已经进入了“紫铜时代”，即将进入“白银时代”。[125]他的理论不仅扭转了古希腊人的历史概念，更重要的是把人当作世界的中心，这是历史进化理论的新的含义。
启蒙运动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历史观的转变。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和伏尔泰的文化史观，都是近代历史学的奠基石。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的价值不是在于前人已论说过的地理环境能影响人们行为的那些陈言，而是在于它从一个角度探讨人类发展、道德完善的原因。伏尔泰也是如此，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希图揭示“人类精神的历史”，而不是叙述繁琐的历史事实；他们展现人类文明进化的脚步，指出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增长。从这一角度出发，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把人类文明分为四个繁荣时期，而他所生活的路易十四时代，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126]值得一提的是，以后以经济理论著名的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也有与伏尔泰等人相似的历史思想。在对于历史规律的研究方面，杜尔哥提出了比伏尔泰影响更宏大的观点。[127]
以上可以看出，在启蒙时代，历史进化思想已经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百科全书派对待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更促进了这一观念的普及。爱尔维修认为，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本身是可以被知识和政治制度所教化的，因此促使人类进步的方法在于改善人的社会环境——法律和国家制度。[128]霍尔巴赫从机械唯物主义出发，认为由于因果关系的作用，人类必将走向进步。[129]
终于，人类历史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枪声中迈出了巨大的进步步伐。法国大革命显示了历史潮流除旧布新的不可阻挡。大革命期间，孔多塞发展了百科全书派的历史进化思想，着重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分为十个阶段。孔多塞强调，仅仅指出历史进化这样一个事实还不够，还必须指明社会前进的方向。他认为在尚未到来的人类第十个发展阶段中，人们将做到真正平等。这显然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孔多塞的历史进化思想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130]
历史进化思想的各种表述——19世纪欧洲历史思想概览
如同列宁所说，法国大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31]尽管有英吉利海峡的阻隔，法国革命的思想还是使它的宿敌英国受到了震动。英国自近代以来，培根、洛克、霍布斯等人曾给予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以许多贡献，休谟、吉本的历史著作也已透露出对历史进步的信心，然而法国革命毕竟使这一思想得到了强化。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威廉·葛德文是一个突出例子。在号召人们主动进行社会的改革方面，葛德文无疑超过了孔多塞。同时，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也使人们增添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然而，正像法国革命之前也有卢梭诋毁文明的论著一样，此时英国也出现了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这些现象说明，思想意识虽然易于传播，却远不是千篇一律的。
法国革命对德国思想界的冲击远远超过了英国。革命前五年，赫尔德受到杜尔哥和孔多塞的启发，写成了《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他把人类历史比拟为自然现象，循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赫尔德还把人类的这种演化划为三个阶段，即“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及“哲学时代”，标志人类不断地走向成熟。[132]同一年，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也出版了《从世界性观点论通史》一书，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文明史。康德指出，历史中的个人都是按自身的需求行动的，但是他们都不自觉地推动着历史的进程，而思想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人们无意识行为的历史意义。但是康德却用了一个“决定因”的概念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这“决定因”在于人性本身所具有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对立，人类的进步正是在这两者的对立和调和中实现的。[133]康德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历史进步的动因，对后人也有启发。
在康德的历史观中，历史规律的观念不太明显，他着重从道德完善的角度指出人类的进化，与康德不太相同的是，费希特和黑格尔在法国革命揭示的“民主、自由”的感召下，则把历史解释为理性有规律地实现自身的过程。费希特把历史分成五个演进阶段，用以展现人类从本能走向理性的脚步，这种进步是必然的，学者的使命就是使理性实现。但费希特认为人类自由、理性的实现是可近不可及的。[134]
与费希特相反，黑格尔在他那部体大思精、包揽万象的《历史哲学》中自信地宣布，人类的自由已经在他这儿实现。然而，尽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却无疑是最为圆满的一种尝试。黑格尔把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种族沿革和人们意识的发展都糅合在他的体系中，也即是说，历史的进步体现在一切方面，同时又都在精神或理性的范畴中得以集中反映。譬如，从文明演进方面考虑，世界历史经过了从中国到印度，然后经过西亚到希腊、罗马，最后进入最高阶段——日耳曼世界，从政治制度的变迁着眼，世界历史则由东方专制、贵族寡头制到民主制，再归到日耳曼君主制；在文化意识方面，从艺术、宗教到哲学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135]黑格尔的这些概括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有时显得颇为可笑，不过他的理论毫无疑问在总结历史进化方面是超出前人的，尽管黑格尔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揭示所谓理性的发展阶段。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运用他们长于“反思”的头脑，给历史进化思想涂上了辩证的色彩，然而他们的唯心主义却使这一理论徘徊于思维领域，离开了人的活动本身，在这一点上反而与奥古斯丁相近了。
在法国历史上，大革命之后又有过君主制复辟的政治动荡，因此历史进化思想曾一度遭到攻击，夏多布里昂、波拿和德麦斯特留恋中世纪，诋毁大革命，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特征。但是，这一时期并不长，随着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被密芝勒译成法文，库赞介绍了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法国历史进化的理论很快找到了新的出发点。著名历史学家基佐运用历史进步思想讲授了《欧洲文明史》，他断言，文明就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唤醒人们心中的进步观念，是文明的基本内容。[136]
因此，尽管法国历史思想中出现过短暂的逆流，但历史进化观念并未被丢弃，相反，在以后得到了有力的发展。19世纪上半期，法国出现了三位力图把历史进化思想系统化、体系化的思想家，那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孔德。
恩格斯曾经说过：“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137]在傅立叶眼中，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前进发展过程，“社会运动反对停滞，而力求进步。”他还把人类社会分作四个阶段——童年、成长、衰落，凋谢，约有八万年，而社会前进的动力在于人的“情欲”（即物质财富和分配的曲折反映）。[138]这些论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圣西门是孔多塞的追随者，正像孔德是圣西门的追随者一样。然而，圣西门对孔多塞进行了改造，他力图运用科学方法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它变得真实、可信，而不是某种猜测。圣西门认为，历史总是在建设时期和革命或批判时期的相互更迭中前进的，所以，社会制度的摧毁和重建具有因果关系，是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研究历史便可帮助人们预测未来。[139]在圣西门看来，历史的进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了，重要的是须找出其中的规律。
圣西门的学说为他的学生所发展，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孔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实证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创始人的理论前提就是历史进化观念。1830年，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宣称：人类的知识经过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与之相对应，人类历史也经过了军事阶段、过渡阶段和科学—工业阶段。孔德把历史进步的动因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演变，并且像黑格尔一样，把他自身生活的时代看成历史的最高阶段，而在这一最高阶段中，人类的幸福和自由并未得到应有的考虑。孔德更关心的是社会的秩序。这些论点反映了孔德保守的政治观点，与即将来临的1848年革命的形势相对立，因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孔德之后，实证主义者约翰·穆勒和亨利·柏克尔等都相继在历史进化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论著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化思想在19世纪已深入人心。
历史进化和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对历史思想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法国大革命以前称为历史进化思想的萌动、成型时期，把大革命之后称为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时期，那么很明显，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则开辟了历史进化思想演变的第三个时期——巩固时期。可以这么说，19世纪中期以后，历史进化思想已经从一种学说演化成人们生活的信仰了。
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这样一种信念：循着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人类从肉体到精神都会逐步进化，走向完美。[140]由此，历史进化论者找到了有力的论据，他们把达尔文进化理论引进对社会的研究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与达尔文相交甚笃，互相尊重，进化观念在斯宾塞的理论中占据中心的位置。依他所见，任何现象都是总的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进化概括一切。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建立在下列论据上：第一，世上任何事物都是可变的，人也同样可变。人的无限的可变性便会使人本身达到完美；第二，人的罪恶主要是由人对环境的不适应所造成的，并不是永久的必然现象，因此，只要人不断改善自己，适应社会，罪恶就会消失，而人的进化就意味着人对环境的不间断的适应过程。[141]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结合了人种学、人类学甚至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影响甚巨。可是，他认为社会进化是平稳的、渐变的，因而严厉谴责革命改造，认为这样会破坏社会进化的自然规律。这显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
斯宾塞是第一个把进化论原则系统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之后，有不少人进行效仿，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借用了达尔文学说中“自然选择”“生存斗争”等概念，用以解释社会运动。首先表现为他们把社会冲突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如英国的华尔特·白哲特就认为，一些民族力图统治另一民族，而在民族内部一些社会集团力图统治其他集团，是主要的社会规律。奥地利的路德维希·龚普洛维奇也强调了冲突和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142]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往往忽视社会安定和团结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143]
是不是达尔文进化论只对上述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产生影响呢？显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达尔文学说的简单搬用，是把进化论庸俗化了的做法，而达尔文学说真正的影响，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
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欢欣的心情阅读和研究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1861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44]在《资本论》的行文中，马克思确实多次引用和赞扬了达尔文的研究成果。1873年，马克思还把《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赠送给了达尔文，认为《物种起源》给《资本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145]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得到证实。[146]
达尔文进化论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上面所举的只是两个例子。总而言之，历史进化思想以进化论为基础，在19世纪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和对未来社会的勾画，就是一个表现。然而，在资产阶级的理论中，历史进化观念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世界形势的恶化，西方历史思想中又泛起了悲观主义的论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综观历史进化思想在西方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作出三点总结：（一）历史进化思想受到人们历史观、世界观的限制，即它依赖于人本身的活动过程；（二）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受到时代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三）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与和缓程度也会对历史思想产生影响，反过来，历史进化和变革的理论会加速这一矛盾的激化，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感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历史进化思想能够使人增添对未来的信心，而在目前我国的改革浪潮中，这种信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