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
——亚里士多德
我不是在抱怨。第一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时，我很享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展示机会，尤其是它给我带来的小小曝光度，这让我变得更出名。毫无疑问，有时候，甚至我自己也有点过度吹嘘“车哲家”这个身份。我很喜欢这个身份，更不用说我接触到了某些知名“作者”，并享受到了他们撰写的故事带给我的“光环”。
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可很快我就觉得无聊了。我意识到“有些”记者想要（或者是打算）简单地复制一遍《自由人报》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他们向我提出的总是差不多的问题，甚至是那些皮埃尔·卡雷不久前才问过的问题：“你骑自行车时都想些什么？”“在你的自行车职业生涯中，哲学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将带什么书到环法自行车赛场？”“每个赛段后你还有时间阅读吗？”等等。
我理解，车手的日常生活和感受很吸引人。问题是，大部分的答案已经写在最初的那篇文章里了，这些采访我的记者可以很明确地在其中找到可以引用的内容。他们期待我给出不同的答案吗？在我要带到赛场的三本书里，根据我的想法和我对采访记者的感受，我当然可以将一本书放在另一本之前。但是总体来说，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有时候连措辞都一模一样。
人们常常将自行车运动员比作一台机器。事实上，只有在运动员面对相机和话筒的时候，这个比喻才有意义。面对某些流水线一般的提问时，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堕入机械行为主义的程式：采访过程中，根据已建立的个人算法，由什么样的问题导出什么样的回答。以前，电影做巡回宣传时，那些演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轶事，我还曾嘲笑他们。而现在，我能理解他们了。在这个过程中，娱乐媒体提供的都是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粗制滥造，甚至毫无个性的内容。
但我还是要说，我也曾经享受过环法自行车赛带来的曝光的好处。特别是，通过队报的重要人物、格拉塞出版社的作者菲利普·布吕内尔，我和格拉塞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第二天，我来到这家出版社与他们会面，他们提议我写一本书，并向我保证书的形式和内容都完全由我决定。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准确地说，我看到这是个机会，能让我跳出机械的逻辑和采访的算法，更细微地、更鲜明地来表达自己。
为什么写这本书？首先，是为了探讨大众看待运动员的方式，尤其是看待车手的方式。大众的看法常常让我觉得太过片面且极端。
如今，所有对体育赛事的展示都像一场盛大的嘉年华，我们这些运动员就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娱乐设施。让我再强调一遍，处在所有关注的中心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肯定有好处，也肯定有坏处：环法自行车赛期间，伴随着外界围绕运动员的躁动，有时候这场“7月的嘉年华”给人们一种“运动员只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的感觉，他们的价值被数量有限的陌生人决定了。
日默内在山上完成了一场盛大的冲刺？这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奥卡纳不走运，在一个曲折的斜坡上摔倒了？这是一名不擅长下坡的车手。费格农戴眼镜？这是车手中的学霸。无论是环法自行车赛还是一般的体育运动，人们都喜欢将运动员类型化、标签化、普遍化。
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运动员曝光在大众面前，他们的形象都遭到了歪曲。奇怪的是，有时候，很多运动员会无意识地按照人们给他们贴的标签来表现自己——那些标签成了恶毒的自动实现的预言——从而越来越贴近这种印象。为了确保自己作为出色运动员的地位，日默内应该在长时间内不断再现这种冲刺，直到最终失败的那一次；费格农应该向智者学习；奥卡纳，由于没有自信，变得不擅长下坡。就是在这样的引导下，观点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
最终，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戴着面具，把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展现的都是虚幻的东西，人们永远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真实。
我们要明确一点：我承认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自行车比赛本身，围绕着它的媒体的过度包装，参与到这项盛事中的众人，等等，只要所有人都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愿意被当成一个菜市场里的怪物，但要知道理由。粗暴的概括和成见中也包含一部分的真相，对此我并不完全否认。但要知道，那些只是部分真相而已。
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样描述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已，我们使用的这个“是”只是出于方便。因为与物品相反，人们并不“是”生下就定了型，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只有在某个人死亡后，人们才可以确切地说他“是”什么。人们不是生下来就是车手或者哲学家，又或者是车哲家；是在后天逐渐形成的。
一旦接受了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从身份中获得乐趣。扮演车哲家成为可能。一概而论的、具体化的，甚至是带有偏见的戏耍也成为可能。由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些东西：真相、问题、阐释和幽默……
在这几页中，有些读者可能认出了萨特或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某些思想的影子。事实上，贯穿这本书的正是哲学问题。对这个普遍晦涩的领域毫无了解的人不必害怕，认为萨特是一个车手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被拒之门外。尽管哲学总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但它也是一种游戏形式。这本书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