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我们知道，早在南京留学期间，他就翻译并发表了《侠女奴》、《玉虫缘》等部分作品。在这些译作中，他常借助序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所谓“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周氏早期翻译思想的雏形。
东京留学期间，他更是推出了大量的译作，这其中不少为东欧及北欧国家和地区弱小民族或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移译一方面自然会产生不可小视的社会影响，而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他的翻译思想也为自己早期文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随后发生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当周作人以旗手的身份现身说法时，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译介的作品中的文学思想之于他先进的文学理念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如果说这一时期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论成就了他的文学理论家的地位，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他从前一期拓荒似的译介实践中所摄取的营养，而正是通过对异域文学作品的移译和借鉴，再加上自己独特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才使他成为当时一呼百应的文坛人物。
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整个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生活态度转向闲适，他在创作上开始追求闲适的小品文风格，而与此同时，他的翻译兴趣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周作人虽然没有完全忘记以前所选择的翻译目标，但兴趣的中心却主要转向了反映浓厚人情味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并深深地沉浸于代表东方民族人情美的描述日本先民生活的那种一如隔世的幽静画面以及反映西方民族审美特征的古希腊人的“人神合一”的神话世界里去了。可以这样说，从五四时期到解放前期，尽管周作人在创作和翻译上都处于低潮阶段，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翻译，而且对翻译的选择也一如既往地反映了他的创作乃至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变化的轨迹。
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周作人再一次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只是这一时期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异域文学作品的移译上，而几近放弃了让自己所以能够享誉文坛的文学创作。史料研究表明，此时的周作人显然更为重视翻译，他甚至把翻译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胜业”，乃至在多次修改的遗嘱中也一再提到自己的翻译。到了后期，周作人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我们很难解释他为何惟独钟情于翻译，也不易透析出翻译同他的生活与创作之间的种种关系，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周作人翻译了几百万字的日本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并且撰写了十余篇讨论翻译的文章。可以这样说，假如周作人能够称得起翻译大家的话，或者说假如他值得作为一位翻译家进行研究的话，这一时期至少是不能撇开不谈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周作人的一生中，翻译与创作是并重并举的，他的文学生涯以翻译始，又以翻译终，翻译影响了他的思想的雏形与发展，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作为文学家与思想理论家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将翻译家周作人作为研究对象，我们深信，这样的研究既能从一个侧面对周氏其人进行更为详细的剖析，为有关周作人的整体性探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从而使整个课题研究更加系统化，而且还能够将周作人这样一位主要享誉于创作的翻译家的另一面客观地展示给世人，这一方面能把周作人身后那些几将被淡忘的大量的译作以及他所提出的对目前翻译研究仍有借鉴作用的翻译理论挖掘出来，同时对于更为完整全面地了解周作人其人亦不乏助益。或者说，有关周作人与翻译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周氏综合性研究的整体把握，还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翻译史流变的反映，以及对于历史人物——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于时下的启示或借鉴作用的认识，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
然而，在有关周作人的整体研究中，尽管翻译研究目前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于近年来获得了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研究仍然局限在对于过程的概略性引介上，而并未针对某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条块性的展开与分析，因此我们认为，该课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鉴于此，作者拟以周作人与翻译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地就周氏的整个翻译活动、翻译对于他的世界观的影响与形成、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周氏翻译现象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究，以弥补周氏整体研究中所存在的环节上的缺失，同时还希望能从一个方面为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材料。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将运用以下3种方法对周氏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成就及其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梳理：
1.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周作人翻译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阐释与考问，尽量摆脱以往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偏见或偏执性评价，本着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从翻译活动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切入探讨，在承认其不足之处的同时，注重凸显翻译在周氏整个文学生涯中的特殊意义及其所体现的时代意义，藉以肯定对作为翻译家的周作人进行独立研究的可行性与重要价值。
2.文本分析的方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文本分析，主要是指根据需要对周作人的文论部分进行适当的引用和分析，而在翻译文本的取样性分析方面，作者的尝试则不甚充分。之所以如此，原因不一而足。我们知道，周作人在翻译中所用语言主要为古希腊语和日语（包括古日语），对作者而言，既有语言方面的障碍，勉强为之，恐有弄巧成拙之嫌。
3.点、线结合的方法。在本书中，每一章内容大都可以独立成篇，换句话说，各章基本上均以“点”的形式单独透视一个相对完整的问题。但总体观之，每一章节内容相互之间又不乏联系，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兼容的整体研究框架。如此一来，可明显看到一条主线贯穿于前后内容，这一思路一方面可以避免结构上过于死板，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势。此外还有一点，“点”、“线”结合的方法不甚强调时间与空间上的衔接性，否则即有可能落入叙事性很强的传记文体的窠臼。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汇整、分析各个时期有关周作人翻译研究的详细资料，在参考与借鉴的同时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继而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周作人这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指出不足与过失的同时肯定其于我国现代文学史及文学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翻译家研究的意义，在于讨论以翻译为依托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向现代化的嬗变过程中兼创作与翻译于一身的个人的表现与作用。（范伯群、朱栋霖，1993：45）2.汇总周作人各个时期的代表译作，尽可能对某些优秀译文进行尝试性文本分析，以印证周氏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的有效性。3.汇整周作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及翻译理论著述，通过文本对比与分析，从中窥见周氏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4.全面搜集与探讨内容相关的历史资料，试图从周作人整个人生发展轨迹中寻找翻译在其思想、创作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5.全面搜集相关材料，回顾、审视与展望周作人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以期为周作人翻译现象以及有关该现象的研究进行评价与定位。6.收集国内业已出版的与周作人翻译有关的报刊书籍，整理出较为全面完整的周作人译事年表，以期为日后周作人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撰写过程中，作者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关于周作人翻译活动不同时期的划分。我们知道，周氏享年80有余，文学创作与翻译生涯跨越近60载，而要对此进行精确的断代性划分，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鉴于此，本书沿袭了有关周作人研究中最常见的观点，也即把有关周氏翻译与创作的研究在时间划分上等同起来。研究表明，除个别时期外，周作人创作的黄金时期基本上也是他翻译的高潮时期，因而这样做是不乏一定理据的。
除此之外，如何对研究范围进行圈定也是作者遇到的难题之一。如上所述，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的时间很早，翻译活动几乎贯穿了一生，从《侠女奴》的付梓到《卢奇安对话集》的问世，其间历时半个多世纪，个中虽不乏高潮与低谷，但总体上似乎从未有过间断。如此一来，本书作者在研究范围上不得不面对两种选择：一是单纯运用编年史的线性研究方法对周作人整个翻译活动进行综述；二是运用点式研究方法将探讨重点集中于几个主题，如周氏的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等。经过思考，我们发现，依照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划定研究范围都有其一定的弊端，比如运用第一种方法很容易写成普通的人物传记，运用第二种方法则会导致整个研究结构上的紊乱。鉴于此，作者只有折中行事，即将两种方法整合起来，通过点与线的结合来确定研究范围，这样做同时兼顾了个别和一般，既可对相对独立的问题进行个案分析，又能使各章节内容融为一体，从而将所选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有机地整合起来。根据上述构想，本书拟将研究范围主要圈定在如下几个方面：1.翻译活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综合探讨；2.日本文学译介；3.希腊文学译介；4.弱小民族的文学译介；5.西欧文学译介；6.杂学思想体系；7.“周氏兄弟”翻译比较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根据这些线索进行耙梳，尽管无法排除挂一漏万的现象，大体上也应该能够对所探讨问题的方方面面加以廓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