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遗产都是依凭一定的载体得以呈现，得以传承。保护文化遗产，首先需要明确其载体的类别、性质和特点。文化遗产类型的多样性，也决定了载体的多样性，或者是文字、实物，或者是技艺、习俗。有些类型的文化遗产，其载体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比如建筑古迹、文化遗址，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完整呈现和完整意义，往往是与它们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的。中国古代建筑本来就极其重视与环境的和谐，后人既可从中了解古代建筑的材质、技术和风格，也可以领略传统的建筑理念，以致中国古人的自然观、文化观。
又比如中国的山川文化，通常集自然、建筑、宗教、金石、文学、绘画、雕塑于一体，并经过历代的积累，是传统历史文化的缩影。因此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落脚于文物本身，还要充分重视对其周边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如此，它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才不致损耗和流失。2010年8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人民网"文化论坛"中谈文化遗产保护，就专门针对那些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应考虑"外延拓展"。拓展的实质，就是从文物性景观扩大到环境性景观，在理论上，这是对文化遗产载体的多样性、有机性、整体性的明确；在实践上，则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需要各部门的协作和提升社会共识，尤其是在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大力开发旅游产业的今天。
在这方面，我们已有令人痛心的损失，也幸有正面的经验。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发现以后，更改了原来的城建规划，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在原址兴建了博物馆。原址建馆的意义，不限于对文物遗迹的保护和展示，更重要的是延续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保存了人们对于远古文明真实的空间感受，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遗址，一路行来，在空间距离上与蜀地史前文明的迁徙、繁衍叠合。原址建馆，对于后人感受文化遗产魅力的意义，是那种把全国各地的文物收集在一个博物馆进行展示的方式所不可比拟的。后者是关于文化传统的知识和凭证，已经被从它自身的历史中抽离出来，前者是这片土地上真实而感性的历史，是生命新陈代谢、文明兴衰演替的活剧。更为大众熟知的例子是苏州老城区的建筑限高。苏州园林世界闻名，景观作为它的载体，不仅集中了建筑、园艺等多种元素，周边的空间也被纳入其中，成为景观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建建筑的限高，其实质是对地平线的保护，对空间的保护。否则，苏州园林独特的"借景"设计将被破坏殆尽，借来的不是远山塔影，却是钢筋水泥的森林。而我们实在不需要多一座千篇一律林立着高楼、环绕着立交桥的都市，却太需要有一个五步一景的园林苏州。
在充分考虑到载体多样性、整体性的基础上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其实质是把文化遗产与产生它的自然时空、文化时空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这意味着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入。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建立在文物学的学理基础上，更应该纳入文化学的学理意识。
三、历史记忆与符号价值：文化遗产的意义增殖
文化遗产的形态与载体，虽然也并非是单一、静止和固定的，但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客体依赖性。即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技艺和民俗，它们的呈现和展示也是有形的。但文化遗产不仅由客体组成，负载于这些客体之上的意义，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意义是一种主观生产，是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感受与阐释，相对于客体部分，它更具灵活性、变化性。换言之，文化遗产既存在于物理层面，也存在于心理层面，二者构成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如果说对文化遗产的形态和载体应侧重于保护，那么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开发，则主要集中于意义生产，作用于心理层面。
文化遗产带给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历史记忆不等于历史本身，而是杂合着后来者的想象和评价，甚至负载着不同时代的价值冲突、观念交锋。而且，历史记忆是可以累加的，它既使某一特定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意义生产上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又可在既有的意义积累中辨认文化的脉络，辨认前人对待这一文化遗产的态度、方式和效果。因此，文化遗产的物理层面难以绝对避免损耗，但它的心理层面却可以持续增加容量。物质衰减与意义增殖，是文化遗产的一体两面。
确立历史记忆，塑造符号价值，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意义增殖的基本方式。当前，各地热衷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争抢名人故里，踊跃申遗，都是看中了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可能提升地方知名度，可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对文化遗产进行意义增殖的思路是对的，但具体选择的增殖方向，却大多流于狭隘和短视，和功利主义同流合污而缺乏文化品质。这样的意义生产，不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而是对文化遗产的掠夺，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剥蚀。
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既可能是在历史记忆中自发形成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引导，是一种主观的意义生产。对于后者，历史责任感应是首要的。在为文化遗产塑造符号价值的过程中，应优先考虑，什么样的意义内涵，能够展现和接续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因素，能够见证我们民族为生存、发展而付出的努力，能够沟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命感受，促成相互理解，能够体现文明的磨难、尊严和希望。这才意味着文化遗产的意义增殖，而不是沿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把文化遗产仅仅视为触发经济增值的工具。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给我们借鉴。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物以稀为贵，因而特别注重历史传统的保护，何况是对于莱克星顿这样的标志性地点。莱克星顿康科德河的北桥，是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附近不仅建有博物馆，每年的独立日，在北桥还有志愿者参与的表演，复原当时的场景。这种表演，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国家的历史记忆之中，使传统因进入当下生活而具有生命力。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北桥的一头有美国抵抗者的雕像，另一头则有英军士兵的墓碑，碑上镌刻着美国诗人洛威尔(Jams Russell Lowell) 的名句：
They came three thousand miles and died.
To keep the past upon its throne：
Unheard，beyond the ocean tide，
Their English mother made her moan.
博物馆、志愿者表演、塑像、墓碑和诗句，以多种载体留存美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有意识地把这一段历史和康科德的遗迹塑造成为极富美国特色的符号价值--普通民众自发反抗殖民统治的自由理念、乐观精神和英勇气概，以及超越利益和立场的对立而一视同仁地哀悼逝去的生命。这是美国社会宣扬的主流价值观，所以草根英雄在好莱坞影片中一再出现，所以弗吉尼亚校园惨案发生后，哀悼者向所有的死者表达悲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莱克星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文物保护、民众参与、节日庆典、国家记忆、地方名片彼此呼应，形成有机整体，形成一个活着的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融为一体，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感受也在这里融为一体。这个活着的传统，还塑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符号价值，而且，其中体现的价值观完全融入美国的国家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融入美国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的价值观。这个例子，可谓实现了对一个特定历史文化遗产最大限度的意义增殖。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心理现实对物理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符合价值的威力也越来越无法忽视，因此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探讨有必要深化对符号价值的认识，把文化遗产的意义增殖确立为保护、开发、激活文化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结语
任何理论的起点，都面对"是什么"的问题。从形态的双重性、载体的多样性和意义的可增殖性来看，文化遗产都应该被理解为活着的传统：要么是作为还处于生长演化状态的文化形式，要么是文物与环境的一体化，要么是物理层面已经尘埃落定但意义阐释空间还在不断延伸。文化遗产是具有生命力和生长性的事物，这一理念有助于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实践中探索新的出路，当然，这也要求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扩大自身的学理基础，在文化学的平台上整合并吸纳文物、考古、历史、文化地理、民俗、艺术、传播等一切相关学科的资源和智慧。
第五节 非物质遗产的审美规范性
四川大学傅其林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规范性主要体现在媒介符号形式、精神文化价值与历史性的传播制度方面。这种审美规范性形成了特定族群文化的心理结构的共性，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身份，是区域性个体生存的生命纽带。但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蕴含着文化政治学的选择，因而对其审美规范性的研究不应忽视审美的意识形态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规范性文化政治学
一
新世纪以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国政府层面和民间组织层面，乃至个人生活层面得到热烈地讨论，日益受到关注。但是，这一领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事实上，人们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切入这一新兴的领域的。斯库恩提(Ahmed Skounti)概括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主要视角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利弊难辨。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本身还有待深入探究，理论问题没有跟上实践经验的研究，一些激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但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效，反而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灾难性的破坏。此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规范性问题加以理论分析，探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深层性。
从2003年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文化遗产的知识与价值系统以及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关注的主要是精神、人类意识或者心灵层面，是特定文化中体现的"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与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具体领域是颇为广泛的，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与表达、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等，这涉及科学技术的知识遗产，更多的是包括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等样式，如传统戏剧、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文学等等。所以有学者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民俗文化或者民间文化。国外学者雷姆格鲁伯尔(Walter Leimgruber)说，民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就经常直接等同于非物质文化。属于知识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比较容易理解和辨析的，可以从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从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评价。
但是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审美文化领域，或者包括着审美的维度，蕴含人类的审美创造性，"遗产以惟一性的方式融合了审美的、伦理的和行政管理的关怀"。有学者认为，"在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人们主要涉及的是语言，还有音乐与舞蹈"。事实上在英国，美学已经成为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重要学科。而审美与美、文化、意义本身就是难以辨析的。这无疑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与理论的难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不能纯粹地依赖以往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话语与实践措施，不能仅仅依赖以往的政策与法律条文。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就需要深入的阐释，通过阐释来照亮其文化价值与文化语境。这样，文化理论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是必需的，本文提出的审美规范性问题也是从这个文化理论角度提出来的。可以说，审美规范性问题是从理论阐释的层面来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范畴。这个范畴试图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文化特性及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