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两个随从史孔梁和丘据也跟着他流泪，说：“君主说的对呀！臣下依赖君主的俸禄生活，虽然吃的是粗米淡饭，乘的是瘦马旧车，也还不想死呢，何况君主如此富有，如此享福呢？”
这时只有站在一旁的大臣晏子在笑。齐景公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责问他：“寡人今日在这里忧伤，史孔梁和丘据都能体察寡人的心情，跟着寡人一起忧伤，为什么你却笑呢？”
晏子回答说：“假如贤明的君主能长久活在人间，那么太公与桓公将会长久活在人间；假如英勇的君主能长久活在人间，那么庄公、灵公将会长久活在人间。如果这些君主都还活在人间，君主您只能披着蓑笠、立在田间耕作土地了，怎么会身居君位而拥有国家呢？只因为前代的君主相继去世了，所以您才有可能得到国家，成为君主的呀。可是您却因为人都要死而忧伤，这不是很可笑吗？不仅如此，还有您手下的这两位大臣，见到君王办了可笑的事，不但不去矫正，反而逢迎献媚，跟着陇伤，这不是更可笑吗？”
景公听了很惭愧，举起酒杯自己罚了自己一杯，又罚了史孔梁和丘据各一杯。
齐景公忧死，是因为他怕丢失己有的国家。他没想到，正是因为人皆有死，他才得到了先王的国家。这种只见一面而不见另一面的思维方法自然会引人发笑。
按照晏子的观点，人皆有死给齐景公带来了可怕的前景，人皆有死也给齐景公带来了优越的现世。也就是说，齐景公之所以成了君主，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赐给的，齐景公之所以将要离开君位，也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决定的。齐景公做君主只不过是人皆有死这个规律展现的过程而已，它不为齐景公喜欢继承君位而不让先君去世，也不为齐景公担心离开君位而让景公长存。齐景公的忧伤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无用的。人不会永久活着，因此既不必为自己的在世而欣喜，也不必为自己的离世而忧伤。即来之则安之，将去之则顺之。
列子在《杨朱篇》中通过杨朱之口说出了一番生死的道理：
有一次，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请教杨朱说：“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特别珍惜自己的生命，特别爱护自己的身体，以此求取不死。
可以做到吗？”
杨朱说：“做不到。世上没有不死的道理。”
孟孙阳问：“以此求取长生可以做到吗？”
杨朱说：“做不到。世上没有长生的道理。生命不是通过珍惜就能不死的，身体不是通过爱护就能长久的。况且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长生不死呢？长生不死有什么好处呢？人的情欲与好恶，古代与今天是一样的；人的健康与疾病，古代与今天是一样的；世上的劳苦与欢乐，古代与今天是一样的；人世的变易与治乱，古代与今天是一样的。既然这些东西都听过了，都见过了，都经过了，为什么一定要再去听，再去看，再去经历呢？活一百年那已经是很令人厌烦的了，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还嫌不够，还想活得更长，那是多么累，多么苦啊！”
孟孙阳说：“照先生这么说，早死要比长生好了。如果真是这样，不是赴汤蹈火、身试锋利便可如愿以偿了吗？”
杨朱说；“世上的道理可不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呀！人既然已经生了下来，就放开任其生活下去，想要怎么样就让他去怎么样好了，一直等到死，才算了结。人将要死时，就放开任他去死，想要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好了，一直到他完全死去，才算终了。
因此，对待生死，没有什么不可放任的。是生是死，随它自然去吧，何必要管什么是早，什么是晚呢？”
这个故事首先讲人生必有死，这个道理前面的故事已经谈到了；其二是讲长生没有意义，那会很苦很累，暗含着死后可以得到休息，这在前面的故事中也有涉及；其三是讲，不必要追求长生，也不必要追求速死，是生是死随其自然，这是本故事的大旨，也是道家最基本的生死观。
“子贡倦学”的故事意义与此相近，但却有所侧重。
《天瑞篇》中说：
孔子的学生子贡感到学习太累了，想要休息一段时期，于是便向孔子请假。他说：“学生近日感到学习得非常疲倦，想要休息休息。请先生能够准许。”
孔子感到很奇怪，说：“人一旦来到世间便没有休息的地方。
你要休息那怎么可能呢？”
子贡说：“照先生的说法，学生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吗？”
孔子说：“有倒是有，那就请你看那旷野之中高高的、圆圆的坟墓，坟墓中那上宽下窄的棺材，那就是休息的地方。”
子贡听说后感叹着说：“真是伟大呀，这个死啊！君子认为那是休息，小人认为那是倒下了。”
孔子听子贡对死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很是赞赏，说：“子贡，你真是把人的生死看透了。现在的人只知道人生的快乐，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只知道人老的疲惫，不知道人老的安逸；只知道死是可恶的，不知道死是休息。齐国的大夫晏子说过一句话，他说：‘生活在古代的人不厌恶死。仁义的人以死为休息，不仁的人以死为倒下。’实际上，死是人的归宿。古人以死人为归人，意思是回到家的人；以活人为行人，意思是走在路上的人。走在路上的人不知道回家，那是抛弃家的人，将受到社会的谴责；而现在天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死，都抛弃家，人们却不知道谴责。一个人离乡背井，丢弃亲人，抛掉产业，游历四方而不回家，这是一种什么人呢？人们必定说他是狂荡的人。而另有一人重视贤才，自以为心灵手巧，所以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在那里追求名誉地位，到处张扬而不知收敛。这是一种什么人呢？人们必定说他是有智谋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都是不可取的，可是人们却褒一个而贬一个。只有圣人才知道如何正确地评价他们。
“子贡倦学”在以死为归的学说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死是一种休息，是一种快乐。之所以说它是快乐，主要是针对人生而言的。
因为人生在世总是处在不停地操劳之中，不得休息。为了求生，为了荣名，不停地奔波，无休止地奋争。这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煎熬。立足于此，死是这种痛苦和煎熬的解脱，所以是陕乐。
这种观点没有明显脱离生死随其自然的基本思路，但却发展了以生为苦、以生为累的思想，并对以死为归的思想表示赞许。
列子还在《杨朱篇》中表述了一种“生为暂来”的思想。
他说：
长沮子见杨朱每日无拘无束地活着，逢水喝水，逢食进食，无水亦不觅水，无食亦不求食，唯恐对他身体不好，于是劝杨朱好好保养，以求长生。杨朱不以为然，说：“有人愿意长寿。长寿有什么好处呢？活一百岁可以说是够长的了，一千个人中很难。有一个。可是你想一想，在这一生中，婴儿时期还不懂事，年老之时已经衰退，这两个要别人照顾的时期就占去了人生的将近一半。晚上睡着时无知无觉，白天有了知觉又忙忙碌碌地不得空闲，这样的日子又几乎占了一半。再加上病痛疾苦、忧虑疑惧，在人的一生中几乎又占了一半。算下来，在几十年中，真正无忧无虑、闲适自在的日子，大概没有几天。你说人活在世上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有人说是为了享受丰厚的物质、动听的音乐和悦目的美色。
可是物质并非时刻都能满足，声色并非可以长久赏玩，而且还得时刻注意法规的限制、名誉的好坏，往往为了一时的名声和死后的荣誉，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愿看的东西，不让自己的耳朵去听愿听的东西，注重自己心中的是非标准，放弃了自己当时能够享受到的快乐。这和囚禁在牢笼之中有什么区别呢？
“太古时期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知道，人生是暂时来到这个世界，人死是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那就随着自己的意愿去行动，不违背自然的需求。遇到愉悦的事情不回避，不受名誉好坏的束缚；放纵本性去生活，不限制对万物的喜好；不追求死后的荣名，也不触犯人间的刑法。至于名誉好坏、寿命长短，都不是自己所要考虑的事情。”
这个故事的归结点是不考虑名誉好坏、寿命长短，坦然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所以基本思想仍然属于顺随自然的范畴。
不过在表述的过程中，用否定人生快乐的方法去破除追求长寿的观念，因此显得颇有一些悲观厌世的情调。又用放任情性的方法去表述不违背自然的思想，因此显得略有一些纵欲的色彩。然而其宗旨却是随其自然，不加人意之束缚。
《力命篇》中表述了一种“人本无有”的思想：
魏国有一个名叫东门吴的人，很喜爱他的儿子。可是当他儿子不幸夭折之后，他却没有一点点忧伤的样子。他的管家觉得很奇怪，问他说：“先生爱儿子可以说是天下少有的了，可是现在您的儿子死了，却不见您悲哀和忧伤。这是为什么呢？”
东门吴回答说：“我原先本来就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悲哀和忧伤。现在儿子死了，不是与原先没有儿子一样吗？既然与原先没有儿子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悲哀和忧伤呢？”
这个故事是从人的演变来看待生死。认为人本来就不存在，死后也不存在，所以生前与死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生前与死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死后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哀伤了，因为他在生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哀伤。
生死随其自然，立足点在于人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说它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其意义有两点：其一是，人是自然而生的，也是自然而死的，非旦自然生死，而且既已出生则必然要死，因为这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既然如此，人在生死面前则是无可选择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则应抱有生死随其自然的态度，这是一种明智。
反之，明知生不可求而强求，明知死不可免而强免，明知未至死地而趋死，明知前有生路而不行，岂非自讨苦吃？岂非愚昧？其二是，人从无有而至有，又从存有而至无，处于无有之时无知无欲、无苦无乐，回归无有之地也会无知无欲、无苦无乐。既然如此，人生不值得追求，人死不必要回避。
客观一点说，这种观点是一种自然的观点，实在的观点，通达的观点，透彻的观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揭示了生死的真相，驱散了死界的迷雾，消除了对死的恐惧，进入了自若的境界，对人类有解除迷信，唤醒睡梦，启迪理智，脱俗归真的作用。
人们生活在世上，大都害怕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死将改变人生的一切，丢掉生时的家财，抛弃亲友与家人，割断情丝和爱恋，把人带人一个陌生的世界；因为生与死的中间隔着一个不可琢磨的分界线，是痛？是苦？是惊？是惧？谁都不知道，而别人临死时那种难受的样子却给人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因为死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人们全然不知道，加上一些鬼怪传说的渲染，那里十分可怕便成了一般人对死的心理预感。
不过怕有什么用呢？怕也得死，不怕也得死。既然如此，与其害怕，不如正视它，研究它，以顺随客观规律的态度对待它。
这是最正确的态度。之所以说它正确，是因为它是对人的生活和身心最为有益的态度。列子生死顺其自然的观点与这样的态度是基本吻合的。
死是必然要来临的，拒之亦来，迎之亦来，这是人生的客观规律。列子正是立足于此提出了拒之无用而迎之不必，未来之则安于生而既来之则安于死的观点。由此可见，列子的观点不是随意的妄言，它建立在了对生死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死是一种乐事，因为它是劳累之后的休息、烦恼之中的解脱，所以死不应拒之，亦不必惧之，随其自然而应之。列子这种观点不能说是科学的，因为死后无知无觉，既谈不上苦，也谈不上乐。然一而这种乐观的态度却扫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而且以劳累后的休息、烦恼之中的解脱作比喻，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也一无所有，人从无而变有，又由有而归无。据此列子提出生前无忧、死后亦无所沈的的观点。在这里，首先列子确立的前提是真实的、科学的，他客观地展示了人在生前死后的真实世界；其次他的眼光是深邃的，思维是非凡的，他把人的视野从有限的现世拓展到了不可目视的彼岸，将人的视角从人的生命体调整到了宇宙空间，使之具有了高度的洞察功能和透视功能。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脱俗的，显得那么沉静、泰然、洒脱、自在，一派圣哲风度，使人仰而观之。
由此我们说，列子生死随其自然的观点是中国古代的一面明镜，大可照亮人的心田，使人活得轻松，死得自然。
不过有些人并不同意这个结论，说列子的观点导向颓废、放纵、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列子讲述过几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在下面作一介绍，以供分析。
3.尽欢穷乐死则皆空
在列子讲述的故事中，的确有主张人生享乐的，但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并不是生死随其自然，而另有所主。请看“子产兄弟”和“端木散财”两个故事。
“子产兄弟”的故事出自《杨朱篇》。故事说：
春秋时期，郑国曾由子产执政。子产很有才能，只用了三年时间，便创造出了国治民安的局面，善者服其教化，恶者畏其刑法，邻近的诸侯也都心怀忧虑，怕郑国越来越强大。可是有一件事情总使子产放心不下，成为他担心而又束手无策的难题。这就是他的兄长公孙朝好酒，弟弟公孙穆好色。
在公孙朝的家里存放着千种好酒，已经是喝也喝不尽了，可是他还在大规模地酿造，酒糟堆放在那里像个小山。路经他家，离门口还有百步之远，就闻到了酒糟味，那个浓劲，呛人鼻喉。
说起公孙朝的喝酒来，那就更不用提了。酒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乐趣，除此之外，什么世道的安危、人间的吉凶、家境的盛衰、九族的亲疏、国家的存亡，一概不知，即使是水火兵刃危及他的生命，他也毫无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