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活动的“幕后黑手”其实是几个心理学家，他们用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维持现状的动机有多么强大。约翰·哈蒙德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把这种心理称为“维持现状陷阱”（Status-Quo Trap），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维持现状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他们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是《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那么我们接下来试想一下，一个人的手里到底拿着的是马克杯还是巧克力，这个“现状”仅仅是几分钟前才随意形成的罢了，其影响力就已经如此之大，如果换成积年累月形成的“观念”，人们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和读书有关的事情，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对历史翻案文章深恶痛绝，他们还总是乐于怀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而读书人的态度则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个翻案话题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仔细检视文章作者的证据和逻辑，只要检视无误，大脑里的相应部件就会马上作出更新升级；“维持现状陷阱”于他们而言即便不是全然无存，至少所发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但所谓陷阱，只在少数时候才会对人们的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作为千万年演变下来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积极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读书人其实只是在用理性违逆天性罢了。
这也许是阅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造成的影响吧，因为读书越深入，就越是容易体会到我们的许多知识并不是得之于事实，而是从一些公认的假设当中推演出来的。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发现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来的假设，那么原来的结论自然也会随之修改。以史学为例，比较准确的表达方式大致是这样的：“根据某某史料，则……”看上去言之凿凿，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一种简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是：“若某某史料为真，则……”
所以，读书人的心里装着的往往不是一些确定的知识，而只是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罢了，这就导致他们心里那种不踏实的感觉要比其他人更强。一个不通文墨的乡下少年会用真诚而笃定的口吻说：“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个读书人的说法却很可能是这样的：“若现有史料为真，并且基本完善的话，那么岳飞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过，如果将来有新材料出现，我也会相应地修正我的看法。”假若现在发起一个投票，问大家在这两个人里喜欢谁、讨厌谁，结果一定毫无悬念。
现在，就让我们顺势把话题转移到岳飞的这个例子上来，上述读书人的说法之所以令人厌恶，显然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岳飞已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了，是一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符号，即便真有什么新材料出现，搞这种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要把我们的英雄一个个地毁掉不成？
可悲的是，读书人还真就会有这种掷玉毁珠的勇气和焚琴煮鹤的情调，对毫无意义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这正是他们的第二点反常之处。
03
一般所谓的“有意义”，时常同义于“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价值。但是，一个读书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时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反之亦然。读书人会有追问的习惯，会把问题逼到证据和逻辑的极限，不经意间就会使好奇心远远压倒了功利性。现在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如果真的发现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据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证明岳飞原来不那么光彩，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也许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类问题，新论调的说服力越强，大多数人往往反而越是加固原有的立场。是的，如果主动接受了新的论调，前后不一致的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最常见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继续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实上，这就是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经典的认知失谐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在岳飞的这个具体问题上，该理论的解决能力比之它的预测力与解释力似乎要逊色许多。
好在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是的，同类的并且更难解决的问题古人早就遇到过了。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前，在汉景帝的朝堂上，两位学者型的大臣正在争论着一个看似和时政毫无关系的纯学术问题，即商汤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坏。
商汤王和周武王分别是商、周两代的开国之君，向来被儒家知识分子尊为受命于天的万世楷模，谁能想到这时候会突然有人为之翻案，并且玩的是180度的大逆转呢。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黄生和辕固在汉景帝面前争执不休，黄生说：“帽子就算再破，也该戴在头上；鞋子就算再新，也只能穿在脚上。所以，夏桀王和商纣王虽然都是暴君，但毕竟是君上；商汤王和周武王就算再怎么圣明，原本都只是这两大暴君的臣子。君上有了错，臣子不但不去劝谏引导，反而造了反，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辕固反驳道：“照你这么说，本朝开国皇帝（刘邦）本来是秦朝的臣民，却起兵推翻了秦朝，难道他老人家也是乱臣贼子不成？”
看似一个简单的“纯学术”问题，实则大大关乎世道人心，更关乎刘氏政权的稳定性。但到底判定谁对谁错呢，这可真让汉景帝左右为难。如果支持黄生，就等于承认自家的汉王朝是祖上篡夺来的，其合法性马上就会轰然倒塌；可如果支持辕固，又等于给那些对朝廷心怀不满的人提供了作乱造反的理论依据。如果展开一场范围更大的讨论，让学者们自己辩出个所以然来，皇帝置身事外，这样好吗？不，所谓理越辩越明，无论最后是否真能辩出个所以然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辩论的过程只会使正反两方的观点中所包含的危害政权稳定性的毒素越发明朗起来，也越发深入人心。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不愧是缔造过“文景之治”的一代明君，汉景帝作出了一个高瞻远瞩、影响深远的结论：“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
这话如果再解释一下，意思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仅仅因为你没吃过马肝就认为你不配称为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学者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认为你不配称为学者。
如果继续阐释的话，汉景帝这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该打酱油的去打酱油，该回家吃饭的回家吃饭，纠缠这种问题有意义吗？
但是，一个读书人的（悄悄地）回答会是：管它有没有意义呢，反正很有意思。
相应地，汉景帝的支持者们也会抛出下一个观点：就算有意思，但这种问题会有结论吗？在一个明知没有结论的问题上花那么多的工夫，这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归根结蒂还是意义，是那个作为“功利性”的同义词的“意义”。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意义并不重要，没有结论也不重要，反正他们的心里早已经装满了没有意义、没有结论的东西。不必经过很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观点和知识常常是鲜明的、整体的、确定的，一个读书人则恰恰相反，是太多模糊的、散碎的、不确定的，这也正是接下来要谈的读书人的第三个反常之处。
04
读书人多少总会有一点博闻强识，记忆力常会被人夸赞。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读书较多的缘故吗？也许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即便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是绝大多数的餐厅服务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即便在非常忙碌的时候，也总是能够很清晰地记得那些尚未结账的顾客们的账单上的一些细节，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去，账单上的内容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太过平常的事情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注意力的问题罢了，但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格式塔心理学的前辈库尔特·卢因却小题大做地反复琢磨着这个场景，总觉得这事情的背后应该还有一点什么。
多年之后，卢因的弟子布鲁玛·塞加尼克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她给被试者们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解数学题，或者做个简单的手工模型，但她经常打断他们，让他们停下手里的活计，听从某个新的安排。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结束的时候，很多任务都不了了之。但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塞加尼克开始让大家回忆方才做过的那些任务，这才有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塞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当一个人着手完成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因为中途被打断而导致这件事没能完成，那么比之做完的事情，他对前者的记忆会比后者清晰一倍。
读书也有同样的问题，越是资深的读书人，大脑当中未完成的项目也就越多。比如我们读一部先秦时代的古籍，主要版本要看完，从古到今所有重要的乃至不太重要的注本、论著也要看完，相关的考古发现要跟进，学刊上的重要论文也要跟进，而读书每深入一步，增加的问题往往会比解决掉的问题更多，无解的问题也比有解的问题更多，思考总会山穷水尽，于是存疑、存疑，再存疑，许多问题都变成了顾客尚未结清的账单，相关的记忆始终不能闭合，塞加尼克效应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