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主是个罗锅，一个大字不识，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他在东北光复的前两年从山东一路逃荒要饭到东北，经高人指点，在黑龙江克山县落脚。他在日本开拓团的地边上开垦了一块荒地，起早贪黑，勤勤恳恳，收益丰厚。到后来，荒地的面积越开越大。他种不过来了，就捎信给山东老家，叫人过来一起种。老家的亲朋好友响应他的号召，来了五六家子人。来的人就租种他开的地。等到东北实行土改时，他就被正式划定为的地主。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他被克山农场雇佣为烧窑工。他的窑越烧越好，哪个农场需要就调到哪个农场去，都是临时工，最后还是汤河口农场5队把他转为正式工。土地主不知从何时起养成唉声叹气的毛病，整天咳声叹气。给他转为正式工时，郭信良书记找他谈话。他说：“唉，感谢啦！唉，俺呐，唉……”
受到这几个人的影响，六排那十几个老职工看上去都是灰头垢面、低眉垂首。从一、二排调整下来的人被安置到六排后，这个排的气氛就严重的沉重起来。
我正忙着领取装备和枪械的时候，毛子把他的被褥都卷到一张床单里，单薄的身体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包袱走出二排的帐篷，缓缓向六排那架新搭建的土窝棚走去。北风骤起，他被吹得晃晃悠悠、摇摇欲坠。
此情此景，那首“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诗句突然涌上心头，梗住我的喉咙。不一会儿，六排那边传来爆发般的哭声，哭声越来越大，响透整个营区，向无边无际的荒原肆无忌惮地扩散。
我一阵心寒，仔细听去，哭声不像是毛子的，再听下去，哭声不止是一个人的。
我的豪情壮志遭到哭声猛烈撞击。
六排窝棚里的哭声宣告了知青队伍的第一次分裂。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本应服从于同一个使命，无奈一道家庭出身的门槛将他们一分为二。
我的心也随之分裂了。因为毛子而分裂。毛子不但是我的中学同学，还是我的小学同学。他跟我受过一样的教育，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下乡以来一直跟我在一起。我们不但做的一样，想得也一样。可是，他因为一个俄罗斯外祖母而与我分道扬镳了。
毛子被划为另册完全是无辜的。他纯洁、热情、好学上进。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因为一个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受到惩罚。
我到六排去向毛子告别。我们默默无语。我不知道该怎样宽慰他，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才好。
武装连整装待发。我们在营区的空地上庄严地集合，运送我们的军用卡车严阵以待。
左琳把一只暖水袋插进我的背包里，嘱咐我：用它的时候一定要包上毛巾，免得烫着。然后，她转身回到送行的人群里。一股暖流荡遍我的全身，从头上热到脚底。我知道：那只暖水袋里装着一个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李东山振臂高呼：“出发！”
我们鱼贯登车。
天色暗淡下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叫做福利屯的小镇驻下。
福利屯离中苏边境线只有二三十里路，不到一千户人家，是方圆几十里的集贸中心。这时，小镇笼罩着战争的阴霾。我们进入镇子的时候正赶上防空演习，尖锐刺耳的防空警报把大街小巷扫得一干二净。警报一解除乌泱乌泱的人群就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惊恐万状。
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跑步前进，他们哗哗哗的步点儿把小镇子震得摇摇晃晃。一辆辆军用卡车罩着密不透风的苫布，苫布上挂满了用来伪装的松树枝叶，茂密的枝叶随着卡车的颠簸剧烈地颤抖着，张扬着，此起彼伏。
老百姓们顾不上看热闹。他们忙乎着各自的事儿，坚壁清野，往玻璃窗上贴纸条。纸条是用报纸剪裁的，一寸宽，每隔15公分贴上一条，斜着贴，再交叉贴，贴成一张网，纵横交错。
店铺都没开张，一律上了铺板，街上没有货摊，没有买卖，没有饭馆，没有作坊，城镇该有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没有，小镇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屯子。
我们在一个当地人称为大车店的旅馆里驻扎下来。大车店里满满当当住了两个连队。我们是一个，另外一个是112团派出的武装连，性质和任务跟我们一模一样。
林参谋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属于军区前线指挥部通讯营。通讯营的1连为现役部队，是专业的通信兵，已经上去了。他们的任务是测量，确定电线杆子的位置，在每一个确切的位置上打下标桩。我们是2连，任务是挖坑和竖杆子，按照1连留下的标桩挖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把电线杆子竖起来。112团那个连编为3连，他们负责挂线。
通讯营的营部就设在这个大车店里，占据了最好的两间砖瓦房，无论官兵清一色的现役军人，绿色的军装，红色的领章，在我们面前神气活现。我用非常羡慕的眼光向他们的阵容张望。望着望着，一张熟悉的脸孔突然间跳进我的视野。
那张脸是白净而细腻的，两道细长的眉毛呈八字形状布置在两只细长的，蛇一样的眼睛上方。细长鼻子的中间部位略微隆起，像一道凸起的山岗纵贯于一盘苍白清冷的盆地上。细长的嘴由两片薄薄的嘴唇严密地封闭起来。这副特别的面孔属于一个特别的人物。此人便是我同校同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余英明。
余英明同学一贯迈着沉稳的步伐行走在校园里。这样的步伐并非出自于他稳重、低调的生活态度，而是在掩盖着一个严峻事实——他有点跛脚。他还有个妹妹也在我们学校，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自然是比我们小一两岁。他们的爸爸是省军区的副司令员。余氏兄妹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夕光荣参军入伍了。按道理说，他们都不到十八周岁，不够入伍的年龄。但是，部队为他们这类子弟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兵”。于是，兄妹俩就穿起军装，以小兵的身份跟我们拜拜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军人是最时尚的职业，军装是最时髦的装束。穿起时装，走进时尚的行列，余氏兄妹在我们八百多毕业生中鹤立鸡群。
想不到我会在这种地方，在这种时候，意外地遇见了时尚人物。由于不想让时尚人物又意外地骄傲一次，我没有过去跟他打招呼。然而，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内心深处总是涌动着一股酸楚的潜流。
次日一早，赶上黄半斤当连值班员。他吹了哨子后就晃里晃荡地走到院子当中，操着尖溜溜的嗓门朝我们喊道：“快着点！站四排！站四排！”
正在这时，王旭文走过来。他听到黄半斤如此下达口令无比惊讶，一股火气直冲上来，瞪着眼珠子质问：“怎么喊口令呢？啥叫‘站四排’？”
老黄一时没了主张，不知错在哪里，充满委屈地反问：“那该咋说嘛？”
“四路纵队！”王旭文快疯了。
在一旁观光的营部同志们差点儿笑翻在地上。
因为在营部跟前丢了脸面，王旭文把我们好好的整训一番。我们都是青年学生，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受到过良好的军体教育，训练起来上路快，悟性高，一会儿的工夫就齐齐整整，然后又搞了些单兵训练。很快，我们的军容就像模像样了。
我们在整训结束时迎来了一个大人物。林参谋只介绍说是军区首长，没有说明他的具体职务、姓名等，可能出于战场保密的原因。首长操着纯粹的湖北土话，绘声绘色地讲了半个钟头。讲到兴致时，他把披在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扔到地上，挥舞着拳头。那只拳头白胖白胖的，就像一只小馒头。他的话我们竟然一句都没听懂，完全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林参谋带头鼓掌时，我们随声附和地拍了几巴掌，拍得无可奈何。更难堪的是讨论，李东山居然布置我们以班为单位讨论首长的讲话。我们无言以对，面面相觑。还是罗立华说了实话：“讲些啥子嘛？”
讨论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讨论给首长起个什么外号为宜，论来论去，决定叫“四不清”，即：身份不清、姓名不清、言语不清、目的不清。
“四不清”在漆黑的深夜，在卡车灯光的照耀下，在肆虐的雨雪中，挥动着他那只白白胖胖的小手，把我们送上开往别拉红河的雄关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