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拉红河是一片平展的，荒芜的开阔地。开阔地上布满了草墩。草墩像碗口一般大小，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东北人形象地称呼这样的草墩叫“塔头”。塔头上长着一尺多高的野草，远处看上去是平的，走进去却是深一脚浅一脚。塔头形成的原因是地面水位太高，地表长期浸泡在水里。水涨水落，一鼓一收，地的表层就变得跌宕起伏。十一月之初，地面上的积水结了冰，冰还没有冻透，只冻成薄薄的一层，一脚踩上去就会陷进冰水里。
这片结满浮冰的塔头地正是我们的预设阵地。
我们在一个雨雪交加的黎明开进别拉红河。
安营扎寨后，由于水靴没有跟着运上来，我们没能立即投入作业，没有水靴谁都休想踏进那片沼泽一般的荒草地。
林参谋又折回福利屯镇找营部交涉，有去无回。
李东山和王旭文躲到一边嘀嘀咕咕。
等待的日子白白过去了四天。每天除了法定的“天天读”外几乎无事可做，王旭文带领大家在附近的泡子里抓鱼。有一次竟然抓到一只王八。王旭文把它举得老高，欢呼跳跃，看着手上的王八，嘴里叫唤着：“看呐！李东山！我抓住啦！李大连长呀！二斤多重啊！哈哈哈哈！”
王旭文在众人面前，肆无忌惮地戏弄李东山已经不止一次了。以致后来我们习以为常。我猜想，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这个故事决定了他们如今的微妙状态。
等到第四天晚上，全连突然紧急集合。王旭文宣布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决定：鉴于任务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再等待水靴，明早投入施工！
这个决定让我们大家既意外又紧张。我们很难想象：不穿水靴怎样踏进那片冰冷的沼泽里，踏进去又会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结果。
李东山接下来做了四十分钟的战前动员。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第一，战争的时间表掌握在苏军手里，他们如果发动战争还会等待我们穿上水靴吗？”
他侃侃而谈：“第二，按原计划我们已经推迟了四天，一旦打起仗来，我们就得顶着炮火施工，请大家想一想，那时流血与现在吃苦相比那个值得？我们应该怎样选择？”
他然后皱起眉头，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如果因为我们的迟缓而不能按时接通线路，我军将付出血的代价，不可估量的代价！我们将成为祖国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没错儿！照这么说，与那片冰水的搏斗不但是在所难免，而且是势在必行了。
他接着给我们解了一个谜：我们之所以等了四天，就是等待一个“小阳春”。黑龙江初冬的天气有个规律，叫“三温四寒”，意思是，在几天特别寒冷的天气后，往往会有几天的明显回暖。这几天回暖的天气就叫小阳春。小阳春风和日丽，温度要陡然提升5到8度。那么，明天即将开始一个小阳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李东山的表情就像诸葛亮一样，既能审时度势又能呼风唤雨。我们无不心悦诚服，跃跃欲试。
王旭文接着详细讲解施工的具体要求和要领：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挖坑，一共要挖600个坑，每个坑间隔50米，通讯1连已经将坑基位置用标桩插好，我们见到标桩就挖坑，长1.2米，宽1米，深1.5米，5天之内全部完成。每人每天只需挖1个坑，挖好后一定要跑着回到营房，中途不可停顿。这样做的意义是防止冻伤。
王旭文是讲话干脆利落的人，从不啰唆，但这次一反常态，对挖好坑后的要求强调了三遍之多，不厌其烦。
当太阳升起一竿子高到时候，我们在帐篷门口集合，除了背上枪弹之外，各自都带上脸盆和一把崭新的铁锹。炊事班烧了一大锅辣椒汤，每人灌了一壶，是那种扁圆形的、背在身上的军用水壶。
李东山所说的小阳春果然出现了。太阳照得暖洋洋的，天高云淡，没有一丝风。
约莫10点钟，王旭文看了一下表，脸色突然一变，铁板一块，高呼一声：“进入阵地！”
李东山跟着喊道：“祖国人民正在看着我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啦！”
我们一个个无比英勇地登上卡车。
卡车在一个用推土机推出的小道上吃力地前行，每50米停一次，放下一个单兵。放下去的人就向坑基目标搜索前进。他们很快就步履艰难，先是像走平衡木一样，然后竟手舞足蹈起来。
那位大脑袋刚一踏进水区就像触雷一般，转身往回跑。他跑了几步觉得不对头，又回转身体，左顾右盼。正好赶上后面的卡车经过，李东山从驾驶室伸出头来，冲他七荤八素地一通臭骂。大脑袋被骂得狼狈不堪，无可奈何地折返回去。
韩本五十六第43个下车，他走到水区时向我们高高举起双手，喊叫道：“永别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
洪飞站在车上对着他喊：“闭上你的狗嘴！”
车上的人哄笑起来。
第44名下车的人轮到我。
我没走出十步远就陷入塔头地带。一脚下去，积水就淹没了脚面。冰凉凉的水从脚踝涌入鞋袜，融会贯通。那双棉胶鞋在冰水的冲击下不堪一击，丑态百出。冰水迅速刺透了肌肤，刺入骨头，自下而上地传导，一直刺入心脏，彻骨生寒。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心慌意乱之时竟然也是左顾右盼。50米开外的战友也都形如垂死挣扎。哎哟喂！仁慈的上帝呀！敬爱的毛主席！
我定了定神，理智唤醒我：只有依靠意志了，别无选择。我扯过水壶，喝上一大口辣椒汤，深呼吸，用铁锹探路助行，千万不能摔倒。我顺应着牙齿打战的节拍剧烈地活动着脸颊，全神贯注向前看，向前进，一步又一步。
终于，我找到了属于我的那根标桩。
我再次豪饮辣椒汤，调整呼吸，开始挖坑。
一锹挖下去，一汪水就浮现出来。每一锹挖下去，身上的能量就像被消耗了一成。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每当一只脚抬起来蹬锹的时候，心脏就猛地一阵收缩，血液好像随着那只脚上渗漏下去的水，一起从身体中快速游离而出。每当那只脚重新踏到水里的时候，血液又好像猛烈地回流，凶狠地撞击心脏。周身血液这样大进大出的感觉让我痛苦不堪。我先是感到失重，然后是一阵恶心，跟着就是呕吐，筋疲力尽，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
左琳曾经对我说过：上天赋予人们的苦难其实是均等的，而人们在承受这些苦难的时候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忍，坚韧不拔，另一种是叫苦，叫苦不迭。结果，前一种人成为勇士，后一种人就成了懦夫。
想起左琳，就想起保尔、卓娅、舒拉……我于是开始放声朗诵那些气壮山河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随即，那些英雄的形象渐渐的呈现在眼前：红军穿着单衣翻越雪山，饥寒交迫；卓娅穿着单衣，赤着双脚，在冰天雪地里昂首挺胸；保尔穿着单衣在修建那条铁路……他们的事迹不可思议。说到底是信仰的力量支撑了他们。信仰支配着精神，精神战胜了艰难困苦。
想着，想着，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挖下去两尺深。我用挖出来的泥土叠成水坝，再用脸盆把坑里的水淘出去，接着往下挖。
正当埋头苦干的时候，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从我的侧后方传来：“注意右前方！”
我吓了一跳，转身一看，王旭文端着步枪，正以蹲姿向右前方瞄准。我顺势向右前方看去——哎呀！一只硕大的黑熊盘踞在离我们100米左右的草地上，正朝着我们看。
我急忙操枪，以坑基为掩体，向黑熊瞄准。
李东山曾给我们讲过打熊的经验：熊的皮毛无比坚厚，子弹很难打穿。只有等它走到你的跟前，站立起来，向你扑打的时候，你对准它胸前的一撮白毛射击，方能一枪将其制服。它胸前的一撮白毛是它全身唯一的薄弱环节。但这需要非凡的勇气，非常的镇定。
我暗暗向自己发问：我有用这样的方式射杀黑熊的勇气吗？我很快镇定下来，王旭文就在我的身后，他是个身经百战、浑身是胆的老兵，有他在，怕什么？用他的话说：怕个球！。
那只黑熊似乎看到了我们，又似乎没有看到，向我们走了几步，又折返回去，来来回回，扑朔迷离。经过10分钟的僵持，黑熊的态度依然不离不弃。
我已经感觉到了麻木，麻木从脚上开始，向小腿蔓延，丝丝洋洋的，一股不祥之兆闪过脑海。
王旭文在关键时刻发出指令。这条指令救了我一条性命。他命令道：“你继续挖坑，我监视它。”
我想立马站起来，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我把枪竖起来，双手紧紧握住枪身，用它支撑着躯体，一再挣扎，终于站起来。这时，浑身已经湿透，我赶紧活动腿脚，过了一阵子，麻木的感觉渐渐地舒缓，血液恢复了流通。
我不顾一切，继续埋头苦干。
……
“好了。”王旭文说。
我抬头看去，那只黑熊彻底调转身体，离我们而去。它走得慢条斯理，得意扬扬。
我松了一口大气。
王旭文向我竖了一下拇指。他起身，枪上肩，向另一个坑基走去，踏着冰水，整条棉裤腿都是湿的，一直湿到棉衣的下摆。他走得气宇轩昂，八面威风。
这一插曲在我心中发生了奇妙的效力。尤其王旭文向我竖起的那根拇指，让一股热烘烘的暖流在我身上升腾起来，几乎不再战栗，每一锹下去都掷地有声。我这时想起达雅，此刻她在干什么？怎样才能让她知道我的英雄壮举？还有左琳，她会为我而骄傲。
一个钟头过后，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是3000米长跑，返回营地。
这时候，全连人都开始往回跑，沿着那条推土机推出的小道。每个人的棉衣都是湿的，浸湿了的棉衣、棉裤上结成一层薄冰，薄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像一身盔甲。那身盔甲十分沉重。前面传过一道口令：将铁锹和脸盆扔掉。扔掉了铁锹和脸盆，我终于腾出两只手，可以端臂助跑，但腿却越来越没劲儿。辣椒汤已经喝光了，水壶空空如也，喉咙干痛。一个强烈的愿望骤然萌生：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儿，哪怕一分钟。但我清楚：这是绝对禁止的行为。王旭文曾经为此强调了三遍，喋喋不休。他说：一旦躺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他的话我信。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达雅正在营区等待我，我得去找她，像保尔一样，带着她走向一个神圣的理想！
李东山和邱胖子像两尊门神一样守在门口。他们强迫每一个跑进来的人脱光衣服，赤裸裸一丝不挂。我顾不上害羞，立马摆脱了那身盔甲的束缚，如释重负。
地上摆着一个大号水盆，盛满凉水，水上漂浮着冰块。我们用毛巾使劲儿的擦拭，由脚到腿，到腰，到胸。两个门神监督着我们每一个人，不把身体擦热谁都别想溜走。过了这道关，我们飞快地钻进被窝。炊事员送来滚热的姜汤，每人一大碗，畅快淋漓。
午餐虽然晚了点儿，但丰盛极了，江水炖江鱼，红烧猪蹄，每人分到两只，还有清炖萝卜，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一口气吃下四个。
饭后已经下午两点钟，补睡午觉，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下乡以来还没有这样舒坦过。我们睡觉的时候，炊事班的人乘着卡车将我们丢弃的铁锹和脸盆收敛回来，物归原主。
到了晚上，我们就开始烘干衣裤和鞋袜。
帐篷里支起两个汽油桶做成火炉，我们聚在炉子周围，用手支撑着湿漉漉的棉衣烘烤。这样的情形最适合倾诉，大家滔滔不绝地讲述各自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
洪飞说得最轻松，真像是“万水千山只等闲”。当然，他说到最后也承认：跑回来的时候就他妈的剩下一口气了。韩本五十六的体会跟我差不多，九死一生。但他无比自豪，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说不定今后我等之辈就是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大英雄。大脑袋却说：今天幸免于一死，明天再这样必死无疑。他说：得想个法子生病或受伤，以求死里逃生。洪飞吓唬他说：“现在是战场，临阵脱逃军法从事，李东山狠着呢，弄不好一枪毙了你丫的，扔出去喂狼。”
大脑袋听后吐了吐舌头，两只手在头上抓挠了好一阵子，表情极其痛苦。
讲着讲着就讲到谁是第一个跑回来的，谁是最后跑回来的。经过几番查证核实，黄半斤是第一个跑回来的，王旭文和罗立华、三排长杨三奎等三人是最后跑回来的。
杨三奎是王旭文点名要到6连的。王旭文一到职就急不可待地安排这位独自坚守汤汪河水坝的大恩人到6连当排长，刻不容缓。
杨三奎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在跑回来的路上要帮我背枪。他是6连的人，根本不认识我，可能是看到我的样子过于惨烈。我当然没有同意，我是王旭文都竖了大拇指的人。但我认为杨三奎绝对是好样的。他淳厚、诚恳、实实在在。
王旭文和李东山照顾全连行动，收工时二人明确分工，李东山先走，把住进入帐篷的关口，王旭文断后。
但杨三奎和罗立华并不是最后一个完成任务的。他们很快就挖完了，挖完之后就帮助排里的其他人，组织以强带弱，直到全排都完成任务，因此拖到最后。
相比之下，我那个排长黄半斤的革命觉悟最低，不过半斤而已，挖完就往回跑，根本不管自己的兵。于是，大家对他的控诉就成了议论的主题。他平素积怨太多。我和大家一样，举着衣服，遮住面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就在我们一边烤衣服，一边摆龙门阵的时候，李东山和王旭文策划了一个修改原计划的行动方案。
按照原计划，我们每人每天挖一个坑，得要五天完成。这个计划有两个风险：一个是如果小阳春提前结束，就会导致施工中断，后面的任务几乎无法完成。再一个是非战斗减员增加。像大脑袋那样的人已经出现。如果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在其后几天里，因为出工人数减少而打破原计划。五天未必能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