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灭亡令人充满遗憾。
这一结局却又带着几分宿命，暗含着一种必然。
灾难、耻辱、丧国、臣服，始终是标注在历史书中改朝换代之际的主题词，一直被复制，然而宋元更帜，却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王朝更迭不同。纷繁扰攘的五代十国接管唐王朝，东晋之后“五胡乱华”开启的十六国时期，同样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与蒙元继统赵宋完全迥异的是，不管是匈奴、鲜卑，还是羯、羌、氐，他们本身就依附于中原文化而生长，所以从各自创立政权之初，就不自觉承袭了以中原农耕文化为治国理民的基本思路，立国之后更加不断学习、吸收、利用，因而中原的统治者尽管眼珠颜色不同，鼻梁高低有异，但高举的文化旗帜却一直没变，以儒学为正朔的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更改。
现在完全不同了。
蒙古，这个腾跃在马背上的民族，横跨欧亚大陆、蹄踏东西文明之后，又从遥远的漠北裹挟着血腥之风呼啸而来，最终成为中华大地的主宰。要知道，当某些人以褊狭的目光仰视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时，米兰·；昆德拉早已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为他复原：“一个蹄踏并奸污莱茵河文明的万古恶魔。”
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也曾且惊且畏地说过他们：“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所到之处，摧毁一切文明。”
由于蛮族入侵，使得在古希腊文明之前，在爱琴海已繁盛达两千年之久的克里特文明，自公元前一四五〇年后荡然无存。延宕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也会因蒙古人的粗暴入侵而毁于一旦吗？
我们不禁为中华文明的命运心里一紧。
谢天谢地，你来了。
这个“你”是一批儒家学者。他们使命在肩，道义自任，忍辱负重，俯身躬行，积极用自己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努力，一方面影响统治者，一方面引导大众，将已经割裂于江南并有可能被官方弃之的宋代理学弘扬在黄河以北。这才使得大雅传诵，弦歌不绝，文化血脉得以畅通无碍。
这中间最显眼的一位，就是吴澄。
一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早年曾居于草屋研经读典，程钜夫为其室题曰草庐，故而学者称其为草庐先生。
吴澄生于公元一二四九年，宋理宗淳祐九年。此时，距成吉思汗于公元一二〇六年建国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
四十多年中，蒙古人西侵南掠，四处征讨，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辽阔的亚欧大陆之间纵情驰骋，所向披靡。凶悍无敌的蒙古大军分四路挺进欧洲，一路屠城抢掠，一路蹂躏践踏，震惊了整个欧洲。乃致欧洲虔诚的天主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帝之罚，意大利、日耳曼、波希米亚及莱茵河流域等广大地区为此出现了“鞭挞派”，他们袒背执鞭，呼号于途，相互鞭打，血流沿街……希望以这种自虐的方式获得上帝的宽恕，避祸于蒙古人的野蛮入侵。
当年的北宋徽宗政府迷醉在女真人的谎话之中，妄图通过联金灭辽，然后可以恢复被辽国抢掠的北方失地。结果，公元一一二五年金灭辽后，金人随即入侵中原。公元一一二六年以北宋首都汴京被破，徽钦二帝北掳，赵构仓皇南逃为标志，北宋灭亡。
历史再次重复上演。场景还是那个场景，剧情仍是那个剧情，唯一改变的是演员。
公元一二二七年灭掉西夏之后，蒙古人开始南下，向对峙中的金朝与南宋亮出虎狼獠牙。旷日持久地与南宋对抗下，此时的金朝已经内力中空，更何况面对的是战无不胜的蒙古人，于是金哀宗完颜守绪提出与南宋互和，联合抗蒙。他提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也是为宋。”但南宋政府又中了蒙古人“灭金后将河南地归宋”的圈套，助蒙抗金。结果，与当年联金击辽后出现的一幕完全相同，灭金之后的蒙古人于公元一二三五年开始进兵犯宋。
就像鱼可以拒绝站立在陆地，但却无法选择在哪条河流里生存一样，吴澄就出生并成长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他是个聪明早慧且勤奋异常的孩子，《元史·吴澄列传》称他：“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宝祐六年，公元一二五八年，十岁的吴澄于偶然间接触到朱熹的《四书》章句，捧在手中，如获至宝。自此坚持诵习，反复揣研，体会其中义理，使得学业突飞猛进，大有进益。吴澄自道：“吾幼时习诗赋，未尽见朱子之书，益业进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岁偶于故书中得《大学》、《中庸》章句读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诵《大学》二十过者千余日，然后读《中庸》及诸经，则如破竹之势，略无凝滞矣。”
先读《大学》，最后读《中庸》，这正是朱熹教门人弟子阅读学习《四书》的递进次序，而十岁的吴澄竟然无师自通，暗合了朱晦庵的读书之法，真得叹其为读书种子了。
需要交代一下此时的文化背景。
公元一一九七年南宋宁宗时发生“庆元党禁”，直到宝庆三年，公元一二二七年时，宋理宗才下诏称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追赠朱熹为太师、国公。自此，朱熹著作才又重见天日，但被戕害的文化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因而朱熹的著作也没有迅速在民间普及。
这就是十岁的吴澄，于偶然间翻阅古书时才首次接触朱熹的原因。
公元一二六〇年，宋理宗宝祐八年，蒙古铁骑攻陷大马士革之后，停止了在埃及和非洲的扩张步伐。他们马头一转，蒙哥汗与其弟忽必烈亲率大军，大举进攻南宋。南宋右丞相贾似道与蒙古人私订和议，进而执掌朝政。
国势垂危，朝廷黑暗，烽烟四起，人心大乱，这都使得年轻的吴澄对科举之业深深绝望，无意于仕进。继之而起的是，潜心圣贤之学，力肩斯道，慨然以道统承继者自认。
这多么像韩愈、张载、陆九渊、朱熹等等先辈大师的少年立志。
嚣嚣乱世，民情汹汹，为使自己不受混乱而动荡的时局影响，不为外界所动，能始终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潜心学习，他写下了《敬铭》、《和铭》、《自修铭》、《自新铭》、《消人欲铭》、《长天理铭》、《克己铭》、《悔过铭》、《矫轻铭》、《警惰铭》等座右铭，置以座旁，醒目提示，借以自励。
年长之后，吴澄曾得意地向自己的学生讲述这些座右铭对他所产生的作用：“吾读《敬铭》，则使人心神收敛，百妄俱消，如在灵祠中，如立严师侧，凄凄乎似秋，而不觉足之重手之恭也；读《和铭》则使人心神怡旷，万境俱融，有弄月吟风情，有傍花随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
现代教育学认为，一个能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学生，一定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与自导能力，能够勤于学问，笃实品行，砥砺而进，跨越别人无法逾越的困难，创造他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
吴澄用他后来的学术成就验证了此话的确凿。
二
吴澄有个十分疼爱他的好爷爷，爷孙二人之间感情甚笃。
吴澄十六岁之前的启蒙教育，几乎全部来自这位慈祥的吴爷爷，然后就是通过书本自学，包括偶然阅读到朱熹《四书集注》中的部分章句，然后如遇神明，欣然有归。但是，他始终没有接触到正宗而系统的程朱之学，就更谈不上对之认真学习揣摩了。
公元一二六四年，宋理宗景定五年，坚持活到老考到老的吴爷爷前往抚州（今江西临川）参加乡试，而且还带着孙子吴澄。
这让人想起康熙年间的一位百岁老考生黄章，他在参加顺天府入闱秋试时，入场式搞得很像一场行为艺术。他让曾孙手提写有“百岁观场”的灯笼头前引路，自己在后面老态龙钟地颤巍巍跟进，甚是拉风。
吴爷爷没想吸引群众的眼球，他就是太喜欢孙子，大概只是想顺便带孙子见见世面，领略一下抚州的风光。
很不幸，吴老爷子再次落第。非常幸运的是，吴爷爷此行中领着孙子走进了抚州临汝书院，而著名的理学家程若庸此时就在临汝书院里担任山长。
《宋元学案》载：“程若庸，字逢原，休宁人，从双峰及沈毅斋贵瑶得朱子之学。淳祐间，聘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冯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复聘为山长。咸淳间，登进士，授武夷书院山长，累主师席，其从游者最盛，称徽庵先生。”其所著《性理字训讲义》、《太极洪范图说》，为学界所称颂。
程若庸之学受之于双峰先生饶鲁，饶鲁受学于勉斋先生黄榦，黄榦则不仅直接师承于朱熹，而且还是朱先生的乘龙快婿兼衣钵承继者。朱熹晚年病重时，曾面对自己的学生兼女婿黄榦，“深衣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如此，上自朱熹下至吴澄的一个道学传承谱系得以清晰续写。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说得很明白：“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
所以这偶然的一见，意义就非同寻常起来，对吴澄的一生影响深远。
如同当年何休见马融，程颐见胡瑗，登门拜见程若庸的吴澄，也是用他的才华让老师眼前一亮。
初生牛犊不惧虎。十六岁的吴澄在书院外等候程先生接见之时，细心观看程氏书写并悬挂于客厅四壁的励志之语，觉得其间有很多言论似乎与自己先前所理解的朱熹主张不完全相同。所以，一见面就问道：“如先生壁间之书，以大学为高明正大之学，然则小学乃卑小浅陋之学乎？”这种不乏稚嫩但颇有个人思考的一连串质疑，使程若庸立刻对面前的吴澄另眼相看，爱由心生：“吾处此久矣，未有如子能问者。吾有子……与子年相若，可同学为友。”
此前，吴澄虽然零星阅读了部分朱熹著作，但只有见到程若庸，才真正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程朱学说。听到程老师的讲解，吴澄犹如醍醐灌顶，原先自己所学的词赋章句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现在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
从此，吴澄登门入室为大儒程若庸的弟子，跟随程先生接受系统的理学教育，并与程钜夫开始相互切磋学问，彼此密切交往。
也正是在临汝，他又接受了另外一位当世大儒的学术培育与熏陶，此人是程绍开。
程绍开，字及甫，人称月岩先生，学术上主张调和朱陆，兼综二家。公元一二六八年中进士后任临汝教授。公元一二七五年后，他曾召集军民抗元卫乡，兵败后归里隐居，取《孟子》中“道一而已”之义，在乡里建起“道一书院”，内供朱熹、陆九渊二人塑像，以会合朱陆两家之说。之后，他又主讲于象山书院，在学界广有影响。
转易二师，受学二程，使得吴澄获益匪浅，学业突飞猛进。一方面他从程若庸那里获得程朱理学真传，一方面又从程绍开那里领受到陆九渊的心学，然后和会朱陆，深造自得。这注定了他今后兼揽二家，以程朱之学为本，以陆学为折中的学术特色。
公元一二六七年，十八岁的吴澄已经学有大成。他在此年作《道统图并叙》，梳理儒家道统承传脉络的同时，慨然以朱熹之后的道统接竹引泉者自认。他说：“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言辞之中，为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抱负溢泻而出。
他接着说：“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
这话听来很熟，在《大学章句序》中我们就曾听到过另外一个人曾用这样的口吻自命：“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那里是朱熹，他要接力二程。
这里是吴澄，他要续航朱熹。
三
公元一二七〇年，宋度宗咸淳六年，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次年，再赴京师参加省试，落第。从此，像伊川先生程颐一样，他与科场彻底告别。
尽管，历史还留给南宋朝廷仅剩一次举办科举考试的机会。但吴澄已经决意离开，再不回头。从写给友人的信札中已经表明，他要“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
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或失落之情，有的只是羁鸟归林的雀跃与欣喜，与举业完全诀别的他回到故乡，立刻开始整理多年来热衷而又无精力打理的理学探研心得随笔，纂定为一部《私录纲领》。
程若庸读完此书后大为震惊，为之欣然作跋：“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
这既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由衷赞赏，也是一位前辈学者对年轻学者的高度评价，更是一位儒学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专业认定。
吴澄很淡定。他筑起草屋数间，决心隐居乡间，不问世事，从此走上边研习圣贤经典，边聚众授徒，为世间传播真知的人生之路。为此，他以诸葛亮躬耕南阳，屏息静卧草堂以待时变，来隐喻自己的淡泊明志，心怀天下。他特意在草屋门两旁别出心裁地贴出一副对联：“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好友程钜夫因之为草屋题名——草庐。
然而，蒙古军队的铁蹄正铺天盖地由远及近而来，这间弱不禁风的草庐又将怎样抵御即将到来的灾难？
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蒙古国号为大元。意思是物之所本，事之所始，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大都大兴府（今北京）。在蒙古人的凌厉攻势下，南宋连连丢城失地，节节败退。公元一二七六年，蒙古大军分三路汇聚南宋首都临安。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奉命前往蒙古大营交涉时被扣留。二月南宋恭帝投降，恭帝与其生母全太后等人被北掳押至大都。
此后，益王赵昰即帝位，是为宋端宗。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与枢密副使张世杰一同拥戴端宗逃亡闽南。两年后，九岁的娃娃宋端宗死于亡命途中。六岁的赵昺继嗣而立，是为宋末帝。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二月，文天祥兵败海丰五坡岭后被俘，被押往元大都。次年，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走投无路之中，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七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南宋政权宣告破产。
此时，文天祥正被羁押赴北的途中，闻此噩耗，他立刻肝肠寸断，悲愤难抑地写下《哭崖山》：“宝藏如山席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氏存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如悟人间万法空。”
山河破碎，故国无觅！
又岂止是“孤臣血泪洒南风”的文太师一人深感悲伤与绝望呢？每一个痛失家园，沦为亡国奴的人，都会在心理上本能地对异族入侵者产生强烈的抵触与排斥情绪。
知识分子尤甚。他们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使他们秉持“春秋大义”，坚持“夏夷之辨”，倡导“忠孝节义”，因而恨更深，抗更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麓书院师生的抗元。当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岳麓书院山长尹谷带领学生寂然无动，安心读书。当元兵攻城之时，他们放下书本，毅然操起武器登城，与军民一同浴血奋战。城破之日，他们慷慨赴死，“多感激死义”，“死者什九”，尹谷先生则举家自焚以殉国。
南宋灭亡之后，士人阶层出现了一个如郑思肖那样的“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轻受别人恩”的自认前朝遗民群体。他们归隐山林不仕新朝，身食元粟但心系亡宋，或悲哭终生，或平居丧服，或遁入空门，或入山为道，以傲然而决绝的不合作态度来面对蒙元统治者。
吴澄就是其中忠实的一位。
但于他而言，还有更为重大的使命在身。在这以夷变夏的历史关口，力肩圣贤之道，扛负起文化与历史使命，强忍悲伤，以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责任，聚众授徒，传唱儒学，在这天崩地裂的乾坤倒转之时，在异族粗暴的马蹄践踏之下，在滚滚胡尘之中，为中华文化保留住血雍。
以遗民自居，创建书院与精舍，教授后进，表率天下，在元初已经成为士人的普遍选择。
参与兴学办教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布衣身份讲学，至死捍卫并怀念南宋，屡荐不起，坚决不与元政府合作；另一种是先以遗民身份于民间办学，随着时光将亡国之痛渐渐剥落之后，而走上书院山长、学政或教授的学官岗位，食其禄以施教。
他们抱着“异族之侵扰横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后学，勿以当前进取为功，而以潜藏待时为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剥穷必复之机，则于人心亦不无小补”的心理，认为自己虽为生计而不得不暂时隐于儒官，但却是在维系斯文，有功于圣贤一脉。
这一切都被忽必烈看在了眼里。他们在用武力征服中国之后，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先前为保卫南宋政权赴死力争，现在南宋政权虽然垮塌，他们放弃了武力对抗，但他们在心中怀念故国，尊王攘夷的思想仍异常高涨。
为了政体的长治久安，蒙元统治者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文化政策，反过头向被征服的民族讨教文化，以推崇理学来重新架设自己的社会上层建筑。因而，元统治者对各级书院包括民间书院普遍采取了支持政策。
于是，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仅此一例的意外个案。在经历连年战火与厮杀之后，于国家初定、改朝甫完之时，限于经济萧条、国力不济等影响，立国之初的书院一般都比较萧条，但呈现在元初的景象是书院异常兴盛。
吴澄，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书院，走进了他的心灵守卫之所，也走进了他的精神家园。
四。
到公元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吴澄过了十五载这样的时光。
十五年的光阴，能将当初一段刻骨铭心的情事风蚀为一盘散沙，也能将早年一起锥心的痛苦消磨得斑驳无色。这世界没有什么能经得住时光的经久打磨。
更何况，元世祖对中原知识分子及汉文化的持久倾心与衷心拥戴，也足以让这些人曾经势不两立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怒目相向的眼神，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置换为一种默然认可，乃至心下暗许的神情。
与魏孝文帝拓跋宏、清康熙帝玄烨这二位完全流淌着异族血液却对汉文化始终无比歆羡，完全持有拥抱姿态的有为之君相比，元世祖忽必烈也丝毫不逊色。
早在公元一二四四年，他尚为世子之时，就派遣赵璧、许国桢前往保州礼请金朝状元王谔来元，与之“朝夕相见，问对非一”，对其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之儒家之道心悦诚服。忽必烈当时就说：“我今虽未能即汗，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蒙哥即位之后，忽必烈掌管漠南地区，他积极网罗汉族士人，像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汉族精英纷纷前来投靠，这些人为他建立元朝，推行汉化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元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之后，他听从汉人刘秉忠建议，建元纪岁，完成从大蒙古国到元朝的政体嬗变。继之，按照汉族王朝的政府组织形式，在元设立中书省总政务，设枢密院掌兵权，设御史台管司法，并全面效仿并推行汉族王权管理国家的系列制度。
以武力征服了汉人，最终又在文化意义上拜汉人为师，被汉文化彻底征服。
公元一二八六年冬天，时任行台治书侍御史的程钜夫，奉元世祖之诏到江南搜访遗逸。
程钜夫不是别人，他就是程若庸之族子，吴澄十六岁时即结下深厚友谊的好友。据《元史·；程钜夫列传》载，因叔父程飞卿在南宋做建昌通判时，举城降元，程钜夫被作为人质而北上入元。起初，他被授为元朝宣武将军、管军千户，后来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后，对答之间，“帝大奇之”，随即升任翰林修撰，屡迁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
有两个人对忽必烈影响至深，他们用自己的学术才华首先打动忽必烈，进而向他鼓吹宣讲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最终使得忽必烈积极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尊重儒家大师，积极推行汉化政策。
一个是姚枢，另一个就是程钜夫。
姚枢在蒙古大军南下时，奉诏在战火之中抢救被屠戮之地的人才，寻“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儒学大师赵复就是在临投水自杀时，被他极力劝告，来到元朝首都燕京的。从此，“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姚枢后来成了赵复的学生，他在退隐苏门之后，承继赵复所传之学，传授生徒，“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是姚枢的继传，使北方的学者全面领受了程朱之学。
程钜夫，则是在元朝已经安定之后，提出搜访江南遗贤，得到忽必烈的激赏与赞同后，奉诏南下求贤。他跋山涉水辛勤走访，苦口婆心殷切劝导，赵孟藡、叶李、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一大批南方知名学者或从林下，或从深山络绎而出，纷纷走至燕京，“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
程钜夫的人才搜罗名单上应该早早就首先写下了两个人的名字：赵孟頫，吴澄。
令人想不到的是，本为赵氏宗族的赵孟頫欣然应允，来到元都燕京后，甚得元世祖青睐。其后官位亨通，一路做到吴兴郡公、集贤大学士、魏国公。
也令人想不到的是，闲居在抚州一个叫布水谷幽僻之地的吴澄，却坚决拒绝仕元，只是潜心撰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礼记》，做儒学的案头功夫。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于是说：“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
既然不再强求为官，只是一场免费旅游邀请，去去何妨？
那就走吧。次年春天吴澄抵达大都，好友程钜夫再次力劝他入仕，吴澄仍以母亲年老坚辞。
此时，同行的二十多位江南文士都留在了燕京，皆欣然被授以官职，享受起了元朝的荣华富贵。只有吴澄，在同行朋友“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的惋惜里，孑然归南。
回乡的途中，他会否回头遥望燕京，向吟出“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而深得元世祖赞许的此时任兵部郎中的赵孟頫，轻挑一下眉头，然后从鼻腔深深地“哼”一声呢？
五。
君自横行侬自淡，升沉不过一秋风。
吴澄再次回到他旧有的生活秩序之中，教书、读书、著书，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一晃，又是十五年！
此间，应宜黄吴东子之邀，前往义塾“明新堂”开课讲学，宣讲理学奥义。远近学子慕名前来求教者，络绎不绝。
深以朝廷不能笼络吴澄为憾，又深为钦佩吴澄学问的程钜夫再次上疏朝廷：“吴澄不愿仕，而所考《易》、《书》、《诗》、《春秋》、《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俱有成书，于世有益，宜取置国子监，令诸生经习，次第传之天下。”
忽必烈爽快地答应了。他没有以吴澄不仕本朝恼怒，而是听取程矩夫的建议，移命地方官员前往吴澄家中抄写书稿进呈，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他还下令地方政府对吴澄给予礼遇和优待。康熙后来对待坚不仕清的大儒黄宗羲如出一辙，他一定是在忽必烈这里找到了学习的模板。
作为一代大儒，吴澄早已闻名遐迩，他的学术声名此时响彻大江南北。
公元一二九五年，吴澄随意出游至龙兴西山。江西湖东道长官郝文获悉后，盛情迎吴澄入城，并安排吴澄在郡学讲授《易经》。郝文将自己一直悬而不解的《易经》疑难问题一一向吴澄请教，吴澄娓娓而答，深中肯綮，让郝文等在座学者叹服不尽。为此，郝文特地命人将这次解答全程笔录，编纂为一册《原理》，供学者传抄研习。
江西省元明善向来以文学自负，好辩难，喜胜伐，常常以其高深学问而使同座者理屈。听说吴澄前来讲学的消息后，不服气的他挖空心思找出《春秋》之中数十个问题，专门前来为难吴澄。吴澄则依方辩对，不假思索，随口对答，所答之清丽高妙，所言之深远刿切，远超过问者所期。
仿佛三国时郑玄走进袁绍的宴席，先是被不服气的河北诸公故意刁难，最后是举座惊服，如遇天人。元明善最后诚恳地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先生之学，程朱之学也，请执弟子礼终身！”
这就是大师，学渊如海，永远于不动声色之中笑纳百川。
与程钜夫诱骗吴澄至燕京整整隔了十五年，公元一三〇一年，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再次力荐吴澄。朝廷下诏任命吴澄为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吴澄闻听后立刻写信给董士选，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大多数人贪求功名的不屑，认为他们“舐痔尝粪，何所不至”，望董士选理解自己“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的心志，成全自己不仕的意愿。
但朝廷依然“敦遣”他赴京，被迫之下，吴澄只能磨磨蹭蹭上路。
脚步挪动得太慢了，当他走到京师时，吏部已经将原先授予他的官职另行安排给了早已对之垂涎良久的别人。
如此甚好。按捺住心中的窃喜，吴澄再次喜气洋洋地返乡。
回到抚州，又飞来官帽，这次是让他担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吴澄仍拒辞不赴。大德末年，江西行省再次催请他赴学职，先后派人前来礼请达十数次，邀请函与谢绝书相互往来达数十封，最后，吴澄仍坚持以病为由，稳坐家中。
公元一三〇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朝廷又以国子监丞之职诏命吴澄。这一次他没有拒绝，也许，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教导诸生，化其人为君子士大夫，易其俗为礼义廉耻，正与他续道统、传绝学的初衷完全一致吧，吴澄爽快答应了。
国子学因吴澄的到来顿时面貌大变，《吴澄年谱》记载道：“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
元仁宗即位后，吴澄任国子司业，刘赓担任国子祭酒，为吴澄的直接领导。面对学渊德高的吴澄，刘赓勉为其难地对大家说：“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吴澄则结合当年程朱教授之法，在国子监分设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在“道问学”中注重学生“尊德性”。此举却引来议论纷纷，反对者据此认为他所持的是陆学，有悖于程朱正宗理学，不适合居国子监师儒之职。
一个早在陆九渊、朱熹生年就已被当事者双方圆满解决的问题，此时却仍被尊朱抑陆的一帮腐儒拿来说事儿。面对这种东西，大师当然不屑与之辩解，更羞于与之为伍。那么，属于自己的选择就只有一条路：拂袖而走。
公元一三一二年吴澄辞职告归。国子监学生们听到消息后，集体追至通州河码头上恳请老师留下，朝廷也为此派遣特使前来阻止，然而大师去意已决，扬帆而去。
再见了，燕京。
一叶扁舟将吴澄送回故乡抚州，他又回到黄叶林下著书、幽静学院授徒的早年生活中。公元一三一七年，在江西行省官员的坚请之下，吴澄被迫同意主持元朝恢复科举制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朝廷又以集贤直学士之聘召命，北上途中，吴澄因病发而停留脚步。
公元一三二三年，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遣使礼聘吴澄。到达大都后，元英宗交给大儒吴澄的第一个任务却是为金书《佛经》作序。虽为皇帝所命，但力劈佛老向来是儒者的责任，怎么能抛弃所持道义而茫然听命呢？吴澄当即拒绝。次年，泰定帝即位，吴澄成为侍讲，为泰定帝讲《中庸》及《资治通鉴》。由于他讲解之中，“言温气和，经旨敷畅，颇得古人劝讲之体”，让皇帝倍感满意。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又被指定为写作者。完成之后，七十七岁的吴澄告老还乡，朝廷“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
晚岁归家却并不是为了醉心夕阳，颐养天年，而是要腾出时间，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学术事业。
他又一次回归到自己的经学研究之中。
杜甫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吴澄用自己的学术实践回应了这位活跃在大唐的诗圣。虽然吴澄并不看重作诗，也不以文辞为能事。继早年完成的《周易纂言》、《尚书纂言》之后，吴澄又在此时相继撰写《诗经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等书，完成了理学史上由南宋到元朝的学术嬗变，也为明代理学完成了重要的学术过渡。
他的研究方式近似于“北宋五子”，即在广泛阅读，穷究其理基础上，捡拾要髓，博采众长，然后本乎于心，“以己意论断”，最后发朱熹研究“五经”时留下的“未尽之意”。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建阳即朱熹，北溪则是陈淳，朱熹的高徒之一。
将吴澄认定为朱熹赓传，并远远超越那些朱门高徒，这个评价很中肯。
六。
其实，不管是黄百家评价其“非北溪诸人可及也”，还是国子监同僚指责其不适合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原因都是一个，那就是吴澄兼综朱陆、自为一家的独特草庐学术体系。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讲过：“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取道于朱，融合以陆，最终和会朱陆，这是吴澄的学术基本特征。
他认为理在气中，理是气的主宰。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主敬为要。与程朱一样，吴澄认为：“主于天理则坚，徇于人欲则柔。坚者，凡世间利害祸福、富贵贫贱举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则外物之诱仅如毫毛，而心已为之动矣。”“纯乎天理之实为诚，徇乎人欲之妄为不诚。惟能以天理胜人欲，一念不妄思，一事不妄行，仰无所愧，俯无所怍，庶几其诚乎！穷物理者，多不切于人伦日用；析经义者，亦无关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复如夫子之所以教，颜子之所以学者矣！”
但他又不全同于朱熹，他曾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故而，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再让他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学者工夫，则当先于用处著力，凡所应接，皆当主于一。主于一，则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处，自无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积久，无一事而不主一，则应接之处，心专无二。能如此，则事物未接之时，把捉得住，心能无适矣。若先于动处不能养其性，则于静时岂能存其心哉！”
在谈如何读《四书》时他讲道：“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在这里，他提出不能“徒诵习文句而已”，强调“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这就将朱熹的“道问学”与陆九渊的“尊德性”折中到了一处。“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堕此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
这些思想无疑大大超越了元朝同时代所有儒者的学术水准。
应该说，朱熹的学术能在元朝被立为官学，首先有赖于赵复被俘将程朱理学带到北地，后经姚枢传授，许衡、刘因等人发扬，最终才使得吴澄能一枝独秀，大放光明。
但赵复之学只是局限在朱熹理学的单调重复。将程朱之学参以陆氏心学，和会一处，统贯一家，最终使得理学发扬光大者却是吴澄。
因而可以说，他是两宋理学的总结者，同时也是明代理学的先导人。
公元一三三三年，元顺帝元统元年，吴澄以八十五岁高龄卒于家中。
在他身后，一个叫王阳明的儒生将在一百多年后的明朝，以一声嘹亮的啼哭呱呱坠地，他将用自己的努力将心学推至臻境，来回应并致敬躺倒在元末的大儒吴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