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根据中国人的判断，捍卫自己的权利的代价要高于维持现状的损失，那就很难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他们是不会为呼吁宣传所感动的。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国人知道积极与当地官府对抗是要面临焦虑、物质损失和可能的生命危险。他们选择忍受苦难，过着自己有把握的生活，而不是选择那些虚无缥缈的道路。
中国人和官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奇妙、有趣和复杂的研究课题。这种关系中存在许多明显而令人吃惊的矛盾之处，这种关系能够表明中国人民族特性中崭新而直接的方面。在商业领域，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更加小心谨慎、机灵敏锐、精打细算。他们对自己的实际和目的了如指掌，尽一切力量去追求利润。他会花半天的时间和商业伙伴吵得面红耳赤，就是为了零点一厘铜板的得失。但是中国人却年复一年，心甘情愿地向官府缴纳一打以上的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大家心中都明白，官府征收的每项税收都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数额，更不用说那些捐的了。他们对官府的腐败黑暗熟视无睹，没有丝毫的反抗与怨言。但如果一个邻居或者相交终身的朋友，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看来伤害了自己的人性或尊严，他一定会与他没完。我认识两兄弟。一次，因为弟弟没有称呼哥哥“敬爱的大哥”，而是直呼其名，两兄弟大吵了起来。实际上，两人都是官府残酷黑暗的压榨的牺牲者，但却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也没有丝毫的抱怨。
恭亲王府花园长廊这些案例不能解释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缺乏权利观念，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也不是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人感觉迟钝、头脑简单、缺乏勇气。他们也不是因为普遍害怕官府，畏惧惩罚而忍气吞声。的确，中国人在谈论及皇帝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但当话题转移到当地官员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和话语就变了。中国人非常随便地批评当地官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官员和他们一样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他们对地方官的褒奖和责备也看得很轻。中国人非常喜欢给当地官员起绰号。他们一般根据官员的说话、外表、举止的特征编造出非常恰当的一个或多个绰号。即使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不能避免这些“昵称”。在非正式场合，恭亲王被人们称为“六爷”，因为他是军机处领衔大臣，位列百官之首，同时也是前任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有时他被称为“鬼子六”，因为他被公认为对外友好，而外国人在中国通常被叫做“鬼子”。内阁中有一位成员，人们从不称呼他的真名或官职，而叫他“尺蠖”。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虫子。我一次还听到军机处的某位成员将皇帝称为“我们的老板”。
尽管充满了迷信的思想观念、特有的兴趣爱好，中国人本质上还是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很少沉浸于精神生活。他们更像是哲学家，而不是感性主义者，很少选择前途捉摸不定的道路。毫无疑问，民族性格中的这一特性在中国人忍受现实的或者潜在的不公平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温和的压榨剥削，中国人不会反抗，虽然他们确信反抗会带来好处，改善生活。如果根据中国人的判断，捍卫自己的权利的代价要高于维持现状的损失，那就很难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他们是不会为呼吁宣传所感动的。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国人知道积极与当地官府对抗是要面临焦虑、物质损失和可能的生命危险。他们选择忍受苦难，过着自己有把握的生活，而不是选择那些虚无缥缈的道路。
讨论官民关系时需要注意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官员们的法定俸禄都是明显严重不足的。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官员的俸禄还不足以使他们支付幕僚、书吏和其他辅助人员的工资。官员们雇用这些人是必须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华盛顿高贵的国务卿大人将所有工资都用来支付管家的报酬的窘态，再想象一下美国在欧洲使馆的外交代表中有几个人能完全靠外交津贴来维持大都市中的豪华生活，我们就能非常理解中国官员的难处。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允许官员中们从“养廉银”英文原文为“anti-extortion fund”--译者。中领取补贴。有时候，补贴是工资的二十到二十五倍。但是即使将工资和补贴加起来，也还不能支撑官员的排场和体面。
这个事实在中国是众所周知、被社会所认可的。从中还衍生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那就是每个官员都有权从他经手的公务中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好处。如果老百姓来打官司，当官的有权向双方索要小费；如果他负责征税，他从中截取一笔好处，留下一份皇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官员的津贴都是名义上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真正依靠管辖下的老百姓生活。这一做法在帝国的每一个地区都得到了承认。人们对此没有怨言，除非当官的索取的报酬数额太大，超过人们承受范围；或者官府要求人们承担完全不合理的义务。
1868年，曾国藩接见即将率中国外交使团出国的前美国公使蒲安臣等
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制度的罪恶非常明显，都不值得分析或者解释。但是中国人却看不到其中的腐败和黑暗。他们坚定地维护这一政治实践，将它看做是合理、务实的。
这套制度正在各级官员中间经历着改进和变革，从最低级的官员到皇帝眼前的红人都不例外。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人，他曾经代表中国出使外国许多年，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一次，他告诉我说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有一回要去拜访一名皇室成员。他的随从就带着一百两银子的礼物，送给王府的大门当值的官员。之后，他如果再去拜访这名皇室成员，给守门官的“礼物”就只要五十两了。他强调说，这是送礼的“行规”。每个官员求见皇室成员都要送礼，礼金的大小由拜访者的官职大小决定。他送的礼物是与他当时的官衔等级相一致的。
还有一名官员，他从外放任官的地方期满回京，向侍卫大臣们要求安排自己与皇帝的例行会面。他得知按照他的等级，通过侍卫求见皇帝要送的常规银子在五千两以上。这名官员为这笔银子而发愁，最后只能拿出一半。他的觐见要求被拒绝了，他也放弃了面圣的要求，尽管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失去了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仕途也随之终结了。作为一名严格律己、诚实正直的国家公仆--这样的人在中国还有很多--他没有也不可能筹措到这么大的一笔银子。
北京的一位顶级珠宝商一次向我展示了自己店里一百只油漆得光彩夺目、用丝绸包裹装饰的盒子。每只盒子都被分为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都刚好能装下一块十两银钿。它们已经被某个高级官员预订了，整装待发，只要主顾命令一下就马上装好银子。这是呈送给一位王爷的优雅别致的礼物--一万两白银。
这种收送礼物的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它在维持加强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方面拥有实践价值。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各级罪行可以通过交纳罚金来取代惩罚，但是司法过程中允许通过纳金来抵消一些并不严重的罪行。实际上大量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压榨罪犯尽可能多的金钱来私下结案。虽然这些钱有的时候被挪用花在了继续的公共事业之上，但是这些罚金从来就没有上缴到国库。在中国，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渎职或者失职行为有非常广泛的认证权力，可以采取罚金等惩罚方式。因此，一旦有反对他们的声音或者抱怨，一旦遇到困扰或者麻烦，下级官员就赶紧向负责官员送钱。如此一级一级类推。
不管这种制度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在正面的意义上，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那些有权收受罚金而又被上级官员监督负责的官员们尽心维护秩序，小心谨慎地统治百姓。如果地方官员明白--事实上他们都明白，如果压榨索取得太多，民怨沸腾，让总督、巡抚们知道了，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上级官员平分自己的所得。这样做，他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精明算计。与其榨取过多，不得不让上级官员拿走一半或者大部分所得，还不如只榨取这一数额的三分之二但却全都占为己有。同样的，如果官员玩忽职守，使得抱怨不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爆发出来，那么他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即使这些抱怨和不满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客观上站不住脚的也一样。下面就有一个非常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有一次，我向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旁边的衙门报告了一件盗窃案。有小偷进入了公使馆中国打字员的房间，偷走了银器装饰品，大约价值十五美元。衙门的捕快慷慨地保证一定尽快抓住盗贼，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事情不了了之。我也渐渐把这事给淡忘了。三个月后，又有盗贼进入了我的房间，偷走了值钱的财物。这次来的还是上次的捕快。我威胁要将这事情报告给北京城的九门提督，往上告。在压力下，捕快保证一定在20小时内将所有盗走的物品和盗贼都擒拿归案。他果然做到了。
几星期后，这位捕快要求与我见面。我答应了。他拿来了上次盗贼从打字员房间偷走的银器，一样不少地摆放在桌子上。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和惊讶之情。我们俩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它们给我惹了许多麻烦，让我赔了一大笔钱。如果您再向九门提督抱怨前警告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您追回来，避免自己的损失了。”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九门提督遇窃的事啊！”
“您肯定告诉他了，因为他对整件事情非常了解。”
“没有。我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或者其他事情在提督面前抱怨过你。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你不把闯入使馆的盗贼给抓获的话，我会上告；但是你的任务完成得让我们非常满意。加上失窃的东西价值也不高，我并不打算宣扬这件事情。实际上，我都把整件事情忘记得差不多了。”
“难道您就没有向九门提督提及盗窃案的点滴事情？”
“只是间接提到过。我当然要经常与提督会面。关于要怎么处理上次你抓到的那名盗贼的问题，我也和他商量。在谈话过程中，我称赞了你既敏捷又令人满意的办案。坦率地说，我告诉他我对此感到既惊讶又满意，因为之前我曾经委托你一件并不太重要的事情，但是你满口答应了，却没办好。”
“这不就清楚了嘛。提督大人让我去见他，告诉我您是怎么表扬我的行为的，接着逼我告诉他之前那件事情的全部情况。他罚了我一千两白银，还警告说如果我不能在一个月内将案件侦破，将物品交还给您，他就要再罚我一千两白银，并将我撤职查办。您再也不需要抱怨盗窃了，今后再也不会有盗贼来打扰公使馆了。”结果，使馆再也没有盗贼光顾了。
上述内容看起来是神奇的。世界很少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彻底的社会管理，也很少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监督和防范不公正、滥用职权和其他所有形式官僚主义的严密措施。制度的设计充满智慧。各种保护人民免于政府侵犯的制度设计精细、详尽无遗、面面俱到。各级官员都在公共压力下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建立之上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府。笔者曾经提到过中国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
的监察制度。监察制度独立维护人民的利益，监察官员的双眼时刻注视着每位官员们的言谈举止，不管他的官衔高低。同时在这一制度下，即使是最底层的个人也可以将他的冤屈不花分文、不受限制地直达天庭，呈送到皇帝面前。
接下去讨论的是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对官员任命的操作一方面体现了高度的智慧，也体现了许多中央政府要尽力预防的弊端。没有官员能够在自己出生的省份任职。他不能雇用任何亲戚担任任何职位，哪怕是最低微的职务。同时，他也不能与管辖下的女子结婚，或纳后者为妾。任何两个有类似表亲一样亲密关系的官员都不能在同一个省份任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人在一年内必须调离。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预防裙带关系导致的徇私舞弊和不公正现象。另一条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规则是一个职位三年任期。任期满后，官员就要被调到另外的相同职位上去。至少理论上说，根据该名官员的执政记录，给他安排或高或低的新官职。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除非是多数百姓的极力呼吁挽留，他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再干三年。整体上看，这条规则得到了忠实地执行。这个措施的目的就是预防官员与当地人建立强大的个人关系，或者上下串通腐败，影响官府的正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