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汉语(3)

普通话同国语、华语是一回事吗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含义是“普通”和“共通”。1982年我国宪法更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贴》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

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如果在那里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那么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在那里用“国语”来称说汉语，那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里，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惟一的官方语言。

老舍与推广普通话

99年2月3日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百年诞辰。老舍先生生前积极支持我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1955年10月，老舍先生出席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作了题为《我拥护汉民族共同语的推行》的发言，热情支持推普。同年10月25日，老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再次对推普表示“热烈拥护”，并“希望北京市的话剧演员和歌剧演员……在推广普通话上起示范作用”。几天后（10月31日），老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力推广普通话》，又一次积极支持推普。1956年，老舍被任命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七个副主任之一。

老舍对推普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中说：“语言越一致，我们自己就团结得越好；兄弟民族的外国朋友学起来也越省事”，推广普通话“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有利于推普，老舍建议京剧道白更接近普通话、不分尖团。他在《拥护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里说：“若是把道白放自然一些，接近口语的音调，或者对于传播京音的普通话不无影响。……现在，演员已不严格地讲究辨别尖团，台下也不那么挑剔了，那么何不爽快也取消‘上口’的字呢。”这对于让更多的人听懂京剧、喜欢京剧具有积极意义。

从推普出发，老舍提出文学创作中要“少用土语方言”。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以前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可是，经验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表现力强吗？人家不懂！不懂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大力推广普通话》）与此同时，老舍又主张“选择地运用土语”。他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中举例说：“在‘蹲’和‘站’之外，还有个‘骑马蹲裆式’……是另一种姿态——半蹲半站。我们只能说‘骑马蹲裆式’别无办法。

我能够在北京的土语中找到这么一个字，我一定利用它，因为它具有足以形容既非‘蹲’又非‘站’的姿态的特殊能力。”老舍的两点主张不但有利于推普，而且有利于共同语从方言中吸收有独特的表现力的词语，丰富和发展汉民族共同语。

讲普通话是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影视报纸深入民间，书面语也随之日益向地方话靠近，尤其是地方报纸，方言土语更是一绝，仿佛不写本地言语便显示不出地方特色，便对不起当地民众，于是，各起炉灶，与正常的言语规范日益脱节，越发地地方“特色”起来。

在报纸等舆论工具的影响下，“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方言口语也大肆盛行，和普通话越来越疏远与隔绝，广东人说奥语，福建人说闽语，江西人说赣语……大家凑一块，却都干瞪眼，言语交际不通。于是，近年来又出现了什么粤语翻译，吴语翻译之类的人材。其实，这种现象完全可以避免！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的合作与交往离不开言语交际，言语交际的统一将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飞跃。在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语言的规范与统一更是不可缺少。

普通话在全国的推广，五、六十年代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到了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日渐深入的今在，我们却忽视了这项持久而有意义的工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语言的净化与规范，因此；推广普通话，已成为时代的需求！公民们，为了创造一个纯净的普通话语言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从自我、从现在、从身边做起吧！

方言误人的古训

近日有些空闲，读了些古书，其中有一本《郁离子》。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刘基，也就是帮助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那位鼎鼎大名的刘伯温，他写这本书时，还隐居山林。

该书“枸”一章中记述了春秋时期的一段往事：说是越国有个地区，也就是现在温州浙南一带，说话“火”“虎”不分，语音毫无差别。那时这一带没有陶工和铸工，不会制做砖瓦，房子都是用稻草搭盖的，因此火灾频繁，人民深受其苦，地方长官也为些大伤脑盘。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一个人到了北方的晋国，听说晋国有位降服猛虎的英雄，名叫冯妇。冯妇走到哪里，哪里的虎患就销声匿迹。这个人立即将此告诉了故乡的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听后大喜用十辆四匹马拉的车、两双玉佩、十对文锦作礼物，邀请冯妇。冯妇应邀而来，地方长官亲自到边界迎接，并与冯妇同车入城，安排他住在最好的寓所，奉为上宾。第二天，城中便发生火灾，城中人急忙去找冯妇。冯妇捋袖伸臂，跟着众人跑出寓所，可他搜寻了半天，也没看到老虎。这时大火逼近寓所，众人拥着冯妇扑向大火，结果火没扑灭，冯妇却被烧死了，那个推荐冯妇的人以欺官之罪下了大狱。

刘基在说完这段故事后评论说：冯妇死得太冤枉了，因为他到死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而我观后感到他死得的确冤枉，但死因很清楚，即为方言所误，由于“火”“虎”不分，当地人把这位打“虎”的英雄当成了灭“火”的英雄。

我过去曾以为，远古之时，因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人际往来极少，方言的危害并不严重。

而读了这则故事，才发现在春秋时期，方言的隔阂已经酿成了人命和官司。在科学与经济如此发达、人际往来如此频繁的今天，推广民族共同语，以方便人际交流，以便于现代设备的应用，不更显得十分迫切吗？

不会说普通话闹出的笑话

前不久，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市，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

一位山东籍的供销员来宁波市X公司洽谈业务，下榻于该公司附设的宾馆。宾馆经理十分殷勤，热情接待客人，主动向客人介绍本公司兴旺发达的两个基本原因：一靠机遇（宁波方言读音为jìnnǚ），二靠政策（宁波方音读jǐngchá），客人大吃一惊，心想：宁波虽说是沿海开放城市，但万万没想到竟开放到如此程度，经商竟会一靠“妓女”，二靠“警察”。靠“妓女”招徕和吸引四方来客，靠“警察”来维持社会秩序，以防争风吃醋，大打出手。如此看来，这里是个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想到这里，提起公文包就要开路，经理不知什么地方怠慢或得罪对方，赶快上前劝阻。客人说：“对不起，我从来不玩妓女，也怕警察来找麻烦。”经经理逐字分解说清后，客人才又重新坐下来继续攀谈。

客人说：“从报上看到‘世界东方大港’就出在你们宁波。”经理连忙应道：“对，对不过那是北仑区（宁波方音说成bùnéngqù），北仑港（“港”误读作“江”，又学用普通话，读成jiǎng音）。客人十分惊奇地问：“连李鹏总理都为它题过词，为什么‘不能去’、‘不能讲’？难道还保密，还要打介绍信才能去？”经理急忙分辩：“不是‘不能去’是北仑区，不是‘不能讲’，是北仑江（‘港’的误读）。不要介绍信，去去很方便（宁波方音把‘方便’说成fàngbì）。”

谁知经理越解释，客人却越胡涂，越有气，提高嗓门质问：“既然‘不能去’为什么又不是‘不能去’？不去就不去，还不许人家讲；不讲就不讲，为什么还骂人‘去放屁’？”

幸亏隔壁的女会计会讲普通话，加以翻译之后，才把事情搞清楚。两人都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编后话：上面这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笑话，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推广普通话是多么重要和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