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家新从未踏上过俄罗斯的土地，而是曾到西方一些国家访问讲学，可是他的诗心却更接近俄罗斯。他在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诗人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首先是诗人对时代和民族之苦难的自觉承担。在他看来，这种主动地承担意识恰恰是中国诗人所缺乏的。1995年，王家新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难忘七八年前当我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所经历的战栗，我记下了书中这样的话："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人世间创造的无数伟大事物中的最后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已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什么？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默默的承担。"正是基于这种感慨，王家新才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写下了《瓦雷金诺叙事曲》（1989），《帕斯捷尔纳克》等蕴涵着深沉思考的诗篇。他所深情倾诉与歌咏的对象帕斯捷尔纳克，以"缄默"抗拒着世俗的喧哗，进人灵魂的孤独和忧伤之中，但绝不是逃避对时代的责任，绝不是从苦难中抽身，而是以一种把"苦难化作音乐"的勇气直面"冰雪"和"黑暗"，以"守望者"的姿态维护着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既是王家新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讴歌，也是他对自己作为诗人的"审判"和"检验"，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承担"意识的呼唤。
就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面而言，他也许远逊于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然而，他在当代中国知识者的心目中，却无疑占据着一个崇高的位置。这一点已经为20世纪末中国读书界的某些现象所证明。如人们所注意到的，1999年，《中华读书报》组织了一次面向全国读者的"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经典"的问卷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在人选的100部经典作品中，俄罗斯文学作品有5部，其中，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位居第一。如果说，这次调查活动的对象是普泛的，那么，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俄罗斯文艺》所组织的"我心目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讨论与评说活动，则较多地反映了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意见。从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可以发现《日瓦戈医生》被公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作品。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世纪的喧哗已然过去，中国读者渐渐沉静下来，回望自己的读书经历时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之所以深受中国读者的热爱与推崇，无疑是由于这位一度"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小说家，曾以他的诗意盎然的笔触抒写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吟咏过他们的追求与失望、幸福与苦难、困惑与梦想，发出了对时代的叩问。人们似乎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些"零散的抒情日记"中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能够与中国知识者有着如此深刻的精神关联的俄罗斯作家作品，毕竟是屈指可数的。
3.多元接受：肖洛霍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就个人命运而言，米·肖洛霍夫（1905～1984）可以说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幸运的作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不仅是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中唯一受到苏联官方承认的一位，而且拥有苏联科学院院士、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获得者等一系列重要头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享有殊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俄历史的巨变，不仅未使他的地位发生丝毫的动摇，反而似乎证明了他的创作具有某种超时代性。在西方各国，他也同样一直享有盛誉。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确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恐怕也因为他的思想和创作本身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他善于使用近年来常常为人们所谈起的"写作策略"，得以成功地在各种思想的对垒和意识形态的交锋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的言论和作品往往显示出为他的同时代作家所不具备的多样性、矛盾性，以至任何一种理解和阐释都可以从他自身的言说中找到支撑。他在中国的几乎是一帆风顺的命运（除开文革那个的特殊年代之外），也可以从他的言论和作品本身的复杂多样中获得某种解释。
肖洛霍夫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迷译过程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鲁迅193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夜雨。为广湘校《静静的顿河》毕。"同日，鲁迅还为这部译作写了一篇"后记"。《静静的顿河》的这个译本（原作第一卷的上半部），系贺非（原名赵广湘）根据德文译本转译而成，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收入"现代文艺丛书"出版，鲁迅的"后记"也印人此书中。鲁迅首先把德国评论家对肖洛霍夫的一些评说介绍过来，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作者是"那群直接出自民间，而保有他们的本源的俄国的诗人之一"，且已被认为是"新俄最有天才的作家们中的一个了"。鲁迅还写道："这一译本，即出于OlgaHalpern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坷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这是中国读书界认识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开始。
在贺非的译本之后，1939年上海光明书局又出版了赵询、黄一融合译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40年代末，同一出版社还开始出版发行金人所译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至50年代初出齐。肖洛霍夫的另一重要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则由周立波译出，于1936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部小说的节译本、改写本等，也有多种在我国正式出版。这期间，肖洛霍夫的一些短篇作品，也被陆续译介到我国来，或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被收入国内学人编选的文集（如《苏联名作家专集》等）中。鲁迅先生还亲自翻译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父亲》（即《有家庭的人》），将其收入他编选的苏联作家作品集《一天的工作》中。在该书的"后记"中，鲁迅除对肖洛霍夫其人作了简要的介绍之外，也给《父亲》以评说，指出这一短篇"所描写的也是内战时期，一个哥萨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儿女而杀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萨克，已经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见了戈理基（即高尔基--引者注）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诃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作为译者的鲁迅，在这里已经发现了肖洛霍夫早期短篇创作的某些基本特点。
除了肖洛霍夫作品的译者、研究者写过有关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评价方面的文章外，自？，0世纪30年代起，国外学者撰写的关于肖洛霍夫的社会与文学活动的报道、作家作品评论、访问记等，也大量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经由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工作者对肖洛霍夫作品的译介和评论，我国广大读者开始多方面地了解肖洛霍夫。1940年，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在重庆放映苏联影片《被开垦的处女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很多都保留着对肖洛霍夫作品的深刻印象。如冯亦代曾经谈道：抗战中，读苏联小说是一种时尚，对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我尤为爱好，"《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止读了一遍。"鲍昌则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46年穿越敌军平汉路封锁线时，上级命令高度"轻装"，他把几件防寒的衣服都丢了，却还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几本书留在挎包里。邵燕祥也曾深情地忆及40年代后期在北平学生的聚会上集体朗诵袁水拍写的诗《寄给顿河的向日葵》的情景。他还写道："那时候我们是把顿河、伏尔加河，以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都当做那片实验着一种新理想、新制度的土地的象征的。"这些知识分子关于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记忆，是与自己青春时代对于理想、信念的积极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从创作的角度看，肖洛霍夫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主要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肖洛霍夫的这部小说发表于1932年，描写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所谓"踏着生活的鲜明足迹"写成的。1935～1936年间，我国作家周立波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曾受到它的强烈感染。周立波本人后来在1946～1948年间曾参加了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以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译者，周立波在写他自己的这部作品时，明显地受到了肖洛霍夫小说的影响。从《暴风骤雨》的时代气息、情节安排、人物设置、悲喜剧交融的特色以及地方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来看，都可以发现这部小说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周立波看来，肖洛霍夫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人们是在"一种尽心尽力的生活的欢愉"中，"尽力地开拓着人类的将来"。周立波本人在描写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同样是如此看待眼前的历史变动的，因此他也力求像肖洛霍夫那样，"踏着生活的鲜明足迹"，尽快传达出这一运动在剧烈的矛盾冲突和艰苦的斗争中取得进展与胜利的历史过程。当然，如同肖洛霍夫那样，周立波也没有将这一过程简单化。他注意到，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每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一段悲惨的过去的插话"。人物的这种历史因袭的重负与他们的现时角色和自我意识之间形成某种反差，造成了作品悲喜剧交融的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周立波在他的《暴风骤雨》中所努力追求的。其次，从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上看，两部小说大致都是以现实的运动和事件本身的进程为基本线索，按照各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设置人物形象体系，集中描写诸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纠葛及其解决，从而显示出社会斗争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暴风骤雨》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几乎都可以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角色。周立波笔下的元茂屯的"车把式"老孙头，和肖洛霍夫作品中的格列米雅其村的舒卡尔老爹的形象，更可以说是一对带有各自民族特点的艺术上的孪生兄弟。最后，如果说肖洛霍夫在他的小说中使用了不少顿河哥萨克的土语方言，那么，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同样可以看到作者把我国东北地区的方言俗语引入了自己的作品。
毋庸赘言，《暴风骤雨》绝不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依样葫芦，两部作品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如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中，受党的委派到乡下来组织农民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坚持原则，襟怀坦白，又富有人情味，渴望友谊与爱情，曾一度陷人和路希卡·纳古尔诺娃的暧昧关系中，也有过麻痹松懈、意志消沉的时候。但这一形象正因此而显得真实可信，具有立体感。相比之下，《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长萧祥，就显得过于完美了些，似乎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弱点和不足。作家的本意可能是力图把他塑造成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者，但由于未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而使得这一形象不够丰满和可信。至于肖洛霍夫后来完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结尾处回旋着悲剧性的抒情音调，更不是最后呈现大团圆结局的《暴风骤雨》所具备的了。在这种差别背后，起重要作用的既有中俄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因素，也有两位作家审美意识的个性差异。
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丁玲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就在周立波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时，我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也几乎同时到华北农村参加了土改运动，并同样完成了一部描写这一运动的长篇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本人后来谈到，她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曾认真阅读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丁玲这部作品的形象体系的建构，对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的揭示，对众多人物的内心冲突和矛盾性格的刻画，都显示出肖洛霍夫小说的影响。但是，同《暴风骤雨》的作者一样，出于自觉配合实际斗争的意识，丁玲在这部小说中也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交叉及其在人物心理上的反映有所忽略，一些人物的性格带有类型化的特点。艺术上的这些不足，与处在当时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作家周立波和丁玲对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阅读理解有直接关系。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成为少数几部受到这一奖励的外国作品中的两部。这一现象不仅从一个方面说明肖洛霍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影响得到了肯定和赞扬，而且具有标志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正在向苏联文化逐渐靠拢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肖洛霍夫及其作品以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象征之一的身份，进一步驶入当时中国文化界、文学界并不宽阔的接受视野。从作品的翻译出版方面看，《静静的顿河》（1～4卷）的修订本，《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重校本，肖洛霍夫早期作品的汇集《顿河故事》，都于50年代在我国出版印行。肖洛霍夫的新作《人的命运》（旧译为《一个人的遭遇》），他的有关书信、文学谈话和会议发言等，也由我国译者及时地译介过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译文》等重要报刊，都曾分别发表过各国人士对肖洛霍夫的访问记。肖洛霍夫荣获列宁勋章、苏联文学界祝贺肖洛霍夫50寿辰的消息，我国新闻界都做过及时报道。在当时的各类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和我国研究者撰写的有关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评论。1955年，肖洛霍夫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刊登在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召开讨论会，专门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等三部苏联小说展开讨论；1958年，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在我国首次放映。这一切，似乎使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其他俄罗斯作家所未曾达到过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