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肖洛霍夫在50年代的中国文坛，并不只是被当做一种光荣的偶像而受到尊崇的。肖洛霍夫的一些文学见解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百花时代"的文学家们进行大胆的艺术追求的重要依据和参照之一。如1954年苏联第二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作家了解到，肖洛霍夫和支持他的奥维奇金在大会发言中对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进行尖锐抨击，对"过去的20年"中苏联文学的状况表示严重不满。中国作家一方面感到，"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难以想像"，另一方面又深受鼓舞。文艺理论家巴人的文章《论人情》在1957年1月号《新港》上发表后，受到某些人的批判。巴人随即又发表《以简代文--关于＜论人情＞的答复》一文，以肖洛霍夫的新作《一个人的遭遇》为例，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巴人写道："我对那篇小说主人公在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中和以后被俘时所表现的一种非常曲折的、但基本上是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到兴奋，但看到他战后妻子死亡，收留下一个孤儿作为自己的爱子的那段描写，我流泪了。在他那亲子之爱的追求中，正表现了他那伟大的人类的爱。"巴人还通过一位朋友之口，强调自己"在《论人情》中所企望于作家的，正是《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表现的。"不难看出，中国文学界显然是希望能够从肖洛霍夫那里，找到关于文学要表现人情和人性、要伸张人道主义的有力支撑。同样，在中国文学界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时，肖洛霍夫的某些作品也成为重要论据之一。如作家刘绍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缺乏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刘绍棠写道：
试问：葛里高利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什么呢？据说，葛里高利足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什么在人们心目中孟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那个把生命和一切献给葛里高利的婀克西妮亚，将给她安一个什么称号呢？好，算她是个反革命的追随分子吧，可是这个千秋万代不朽的婀克西妮亚，却影响着人民的品质和美德。……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
刘绍棠不仅从肖洛霍夫那里寻得自己的文学见解上的支撑，他的文学创作也直接受到肖洛霍夫的影响。他曾先后多次谈道："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对我影响最大"；"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外国现代作家中我最佩服的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他还说过，肖洛霍夫对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这位苏联作家教会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刘绍棠承认，在自己已小有成就、小有名气之后，曾一度发生创作危机，但后来"急中生智"，"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我的家乡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如他所说："肖洛霍夫的作品使我找到了如何扬长避短的创作道路一一写自己的家乡，因而自觉地致力乡土文学创作。"不过，刘绍棠对肖洛霍夫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夸赞的，他曾这样写道："我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并不盲目崇拜地视为尽善尽美。我想，肖洛霍夫如果能像阿·托尔斯泰那样精练文字，全书三部曲足矣。《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最为迷人，第四部是一座艺术高峰；第二部和第三部就显得塌陷，第二部尤甚。"刘绍棠把自己在创作主攻方向上的成功选择归功于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又从艺术结构和布局谋篇的角度对《静静的顿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读来令人信服，同时感叹于肖洛霍夫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渗入的深度。
同样显示出这一渗透深度的，还有周立波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959）。这部作品和《暴风骤雨》一样，也明显地受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的影响。可以说，《山乡巨变》的人物设置及其相互关系，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乃至一些重要的场面和细节描写，都比《暴风骤雨》更接近于肖洛霍夫的小说。例如，《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李月辉、陈大春三个形象，就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中的达维多夫、拉兹苗特诺夫、纳古尔诺夫之间有着一种对应关系，周立波笔下的亭面糊，则是又一个近似于舒卡尔老爹的形象。由此，我们仿佛听到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在中国当代文坛激起的又一次回响。
然而，这一回响似乎已是中苏关系蜜月期的一种尾声。自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即开始出现某些裂痕，其后更逐渐走向公开论战。中苏文学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60年，我国文艺界全面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正式认定"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这一变化，是中苏文学关系走向冷却的表征。从印年代初到文革爆发前，我国公开出版发行的苏联作家作品已大大减少，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切托夫等极少数作家的小说，以及少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期间问世的苏联当代作家的新作，理论批评方面的一些重要论著，当时在我国只是以所谓"黄皮书"（这一时期有关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一些装帧简陋的国外著作的译本）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限额发行。在这些"黄皮书"中，就有肖洛霍夫于1959年刚发表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以及对这部新作进行评介的文集《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两本书都于1961年在我国"内部发行"，前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者由世界文学社编印。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上，肖洛霍夫的名字却消失了。甚至连肖洛霍夫于196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重要消息，我国报刊也未予以报道。这种沉默与50年代的情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自1966年起，肖洛霍夫的名字重新在我国报刊露面，只不过是作为批判对象。《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吹鼓手》之类的文章，似乎给这位在其国内声名显赫的苏联作家定了性。大批判一开始集中在《一个人的遭遇》上，文革后期，《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未能幸免。1973年，肖洛霍夫新完成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部分章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在"内部"出版发行，同样引出一批批判文章。这样连篇累牍的批判，使得当时的一些读者无法认识肖洛霍夫作品的价值。女作家张抗抗后来回忆，她在文革中初次读完《静静的顿河》后，就立即认定该书"歌颂叛徒，是大毒草"，十几年以后她才明白自己错了。她写道：
后来严酷的生活实践使我逐渐懂得了葛里高利身上复杂丰富的人性同残酷的战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例子说明，在那个思想与行动都处于极端自相矛质的时代，我们一方面高举批判的旗帜，警惕着封资修毒素的便抽，而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吮吸着中外名著丰富的养料，受到了优厚的文学熏陶……这种潜移欢化的无形的影响，使任何人为的抵制显得毫无用处。
张抗抗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国文学已进人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及其理论成果，对极左思潮的痛切批判，改革开放格局的逐步形成，为中俄（苏）文学与文化关系注入了活水。但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那么快就恢复与苏联文学的密切关系，一开始还怀有深深的顾虑。直到1979年，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者们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出诸如"当代苏联文学与苏修文学"之间的区别、苏联当代文学研究是否是"禁区"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卷首往往还要加上一篇批判"苏修文学"的文字。当时对于肖洛霍夫的系统评介，还强调"他的文学活动受到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然而这一切很快就被对于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的认真研究和力求公正的评价所代替。《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顿河故事》等作品译本，也在经过重新校订后出版发行。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草婴独自翻译的8卷本《肖洛霍夫文集》，于9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为我国读者全面了解肖洛霍夫创作的全貌提供了条件。
1984年9月，我国首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在景色宜人的吉林市松花湖畔举行。这次讨论会由吉林大学中文系、外语系联合举办。来自全国19个省市近40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80余名代表，围绕肖洛霍夫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他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他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以及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随后的第二至第五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分别于1987年（长春），1990年（北京），1993年（贵阳），1995年（北京）召开。这几次会议主要就肖洛霍夫创作中的人道主义、他的作品的美学风格和他对后来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磋商。在我国，围绕一位外国作家举行如此多次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无论是在俄苏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现象既显示出肖洛霍夫在中国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又说明人们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存在着不少分歧，因此有充分对话和深入交流的必要。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学者的肖洛霍夫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年代。短短10年中，我国报刊就刊出有关肖洛霍夫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00余篇。苏联和西方在肖洛霍夫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也不时地被我国学者译介过来。孙美玲编选的《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和李树森所著《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两本书，则是这一时期我国肖洛霍夫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两项成果。其中，《肖洛霍夫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收集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苏联和各国批评家、作家关于肖洛霍夫的评论文字，肖洛霍夫本人谈及自己的文章、书信和讲话，并附有作家生平和创作年表。在该书"前言"中，编选者还着重对苏联评论界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肖洛霍夫的评价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另外，编选者孙美玲还为与此书几乎同时出版的《苏联文学史论文集》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肖洛霍夫的创作》，提供了关于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较为全面深入的评说。李树森的《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一书，则同第一、第二次全国肖洛霍夫学术讨论会密切相关。著者以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在认真梳理苏联、中国和西方诸国各主要评价观点的基础上，经由对肖洛霍夫作品文本的透辟分析，就作家的思想特点、创作倾向、艺术风格以及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内涵，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尽管人们不一定赞同著者的观点，但都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扎实而严谨。以上两位研究者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肖洛霍夫研究方面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成果。
肖洛霍夫的作品重新进人我国广大读者的接受视野，他的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再度得到确认，对于我国新时期文学摆脱极左文学思潮的缠绕，恢复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乃至将目光转向更宽阔的现代艺术世界，探索文学创作革新发展的新路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国当代作家白桦曾于1986年秋天赴俄罗斯访问了肖洛霍夫的故乡、顿河边上的维申斯克。在回国之后发表的《我梦中的顿河--肖洛霍夫故乡纪行》一文中，白桦联想到我国文学界在十年内乱中对肖洛霍夫的"愚蠢的批判"，联想到不久前还有人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今夜星光灿烂》是"《一个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义的作品"，在气愤之余，又感到"啼笑皆非"。他肯定：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把苏联军事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像《静静的顿河》一样，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位置，突出了在战争碾压下的血淋淋的人的心灵"。在这里，白桦是把肖洛霍夫的创作作为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的典范来加以推崇的。另一当代作家叶辛则从艺术上着眼，认为《静静的顿河》开头尤其精彩，有着"奠定全书人物性格命运的力量"，主人公葛里高利心地狭窄、粗野自信、摇摆不定，"和他的血液里蠢动着爷爷一辈的愚昧和野性是有关的"，和旧俄哥萨克的习性是有关的。王蒙特别佩服《静静的顿河》结尾处关于"天空一轮黑色的太阳"的描写。他说，"这就是写的感觉"，因为如果如实地写太阳，可以写火红的、橙黄的、苍白的，等等，但无论如何太阳成不了黑色的，。王蒙已将肖洛霍夫的这种写法与""意识流"中的写感觉"联系起来，虽然他是曾把《静静的顿河》放在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读懂读通它们，但未能完全如愿，有的硬是没有读下来，有的虽然读下来了却颇感茫然"的外国文学名著之列的。这一切又表明，中国作家是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接受肖洛霍夫的。80年代出现的两篇评论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和《有多少个评论家，就有多少个肖洛霍夫》，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993年，王蒙在他的《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一文中，道出了一个事实：时至5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无疑也包括肖洛霍夫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中国文学对肖洛霍夫的接受史，就不能不承认，除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曾为周立波、丁玲等中国现代作家所借鉴、《一个人的遭遇》曾对我国新时期军事题材文学产生过某些影响以外，肖洛霍夫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尽管受到我国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但很难说有哪一部中国小说是在它的影响和启发下写成的。而当蓝英年在他的《重读＜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文中指出，这部小说"绝非农业集体化的赞歌，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人祸"之一的农业集体化的真实记录"时，这是否意味着，包括周立波、丁玲等作家在内的中国读者，其实是在"误读"的前提下接受了影响？在我们读到索尔仁尼琴指责《一个人的遭遇》"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的文字时，我们是否会感到，我们其实没有真正读懂这部作品？
